中国古代文论精华.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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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论精华
中国古代文论讲义（提纲）
第一讲绪论：
中国文论概况
一、文论（文学理论）的产生
人用文学和艺术来表现，用批评和理论来解释。
刘若愚说：
“所有文学和艺术试图表现不可表现者，所有的文学和艺术理论也试图解释不可解释者。
”（《中国文学理论》5页）
文学先于文论产生和发展。
文学产生并且有了相当的发展以后，要整理，于是出现了文论，就是对于文学的评论、批评。
整理，一面可以看出文学和其他学术（非文学）的不同，一面可以看出文学作品本身的“本同而末异”。
批评就得有眼光，有标准。
于是为批评的批评——批评的理论产生了。
批评的理论可以指导批评，同时对作家也有借鉴。
于是，批评变得有力量、有价值、有意义。
二、文论的演变
中国古代文论的发生演变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一是文学观念演进期（从先秦到南北朝，上古期，约2600年）；
一是文学观念复古期（从隋唐到宋，中古期，约700年）；
一是文学观念完成期（从元到清，近古期，约700年）。
上古期，论文的风气偏于“文”，重在从形式上去认识文学；
中古期论文的风气偏于“质”，重在从内容上去认识文学；
后一时期，是批评家试图建立一种完善的批评理论，使得批评言之有据，所以谓之完成期。
这是一个大概的轮廓。
可以再说详细一些。
1、文学观念演进期又可分为三个时期：
先秦为一期，
两汉为一期，
魏晋南北朝为一期。
先秦时所谓“文学”，是广义的文学观念，也是最初期的文学观念。
当时的“文学”是和学术不分的，文学兼有“文章”和“博学”两重含义。
孔子讲“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文，莫（大约）吾犹人也。
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
”（《论语》1-6、7-33）文，文献。
到了两汉，“文”和“学”分开来讲了。
人们把属于词章一类的作品（讲究形式与修辞）称之为“文”或“文章”，把含有学术意义的作品，称为“学”或“文学”。
班固批评屈原“露才扬己”“以离（罹，遭受）谗贼”，但“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
（《汉书艺文志》）虽说“文学”一词与今天的含义不同，但毕竟汉人对“文学”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到魏晋南北朝，人们对“文学”认识得更清了。
他们把学术分为“经学”、“史学”、“玄学”和“文学”数种。
文学的含义与今相同。
更进一步，他们把文学再细分为“文”与“笔”两类；
“文”是指情感的、美感的文学，
“笔”是指理智的、应用的文学。
即今人的纯文学与杂文学之分。
可以看出文学观念的演进。
2、文学观念复古期也分为两个阶段：
隋唐五代为第一期，
宋（主要是北宋）为第二期。
第一期尤其是唐人，批评六朝的“浮靡”文风，取消“文”、“笔”之分，反对骈俪，看轻讲藻饰、音节而言之无物的文章，以“笔”为“文”，重在内容，主张文以明道，标榜他们所作是以古圣贤为法的“古文”。
所以态度是复古的。
如陈子昂“文章道弊五百年矣。
汉魏风骨，晋宋莫传。
”“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
”（《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
李白《古风其一》：
“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
”
唐人主张明道，结果还是偏于学文；
到了北宋道学家那里，才完全重道轻文，主张文以载道，为道而作文，不是以“笔”为“文”，简直是以“学”为“文”。
所以到第二期又取消了汉代“学（文学）”与“文（文章）”的分别，“文章”和“博学”又合而为一了。
这两个时期为文学观念复古期。
3、完成期分三个时期：
第一期，南宋元金，是“明而未融”的时期。
第二期，明代，学风偏于文艺，批评偏于纯艺术，“空疏不学”成为时代病。
第三期，清代，学风与明代相反，不是偏胜，而是集大成。
清代学术的特殊在于，没有自己一代的特点，而兼有以前各代的特点。
如文学上，周秦以子称，楚人以骚称，汉人以赋称，魏晋六朝以骈文称，唐人以诗称，宋人以词称，元人以曲称，明人以小说、戏曲称，清人没有此外的特殊文学，却也没有一种不成为清代的文学。
清代的文学批评也是如此。
以前所有论诗论文的种种主张，清人没有不加以演绎而申述之的。
清代可谓文论极为发达的时代。
再之，清代学术有它特殊的风气，就是不喜空论，犹重实验。
实事求是，无征不信，是一般学者持守的信条。
三、中国古代文论的特点
1、批评文本的文学化
中国古代文论从先秦的子书，到汉代的序跋、书信等都具有文学化倾向。
魏晋南北朝更是批评文本的彻底文学化，刘勰的《文心雕龙》是骈体文、陆机的《文赋》是赋体。
唐代流行的是以诗论诗，杜甫《戏为六绝句》、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
宋代诗话大盛，欧阳修《六一诗话》开其风、严羽《沧浪诗话》收其尾。
明清流行小说、戏曲的点评，李贽、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是代表人物。
2、批评方式（话语）的诗性化
如比兴的方式。
人类最基本的思维方式。
《诗经》中常用的创作方法。
古人论理时也常用此法。
如《论语》中“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君子不器”、“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老子》中“上善若水”、“三十辅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
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
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11）。
《孟子》中“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庄子》中“庄周梦蝶”、河伯与海若的对话等。
骈偶的形式。
由自然之道启发的思维形式。
刘勰说，“造化赋形，支（肢）体必双”、“高下相须，自然成对”（《丽辞》）。
皋陶：
“罪疑惟轻，功疑惟重”。
益：
“满招损，谦受益。
”所以，骈偶不仅是一种文学形式，更是一种自然精神的美学体现。
刘勰《文心雕龙》、陆机《文赋》、曹丕《典论论文》是这方面的代表。
3、批评文体的泛体化
即先秦的序、跋，汉代的书信，唐的以诗论诗，宋的诗话，明清的点评等。
无定体，而无所不体。
四、中国古代文论史的研究及著作
最早的文论史著作应是1925年出版（东京弘文堂）的日本汉学家铃木虎雄的《支那诗论史》（包括《周汉诸家的诗说》、《魏晋南北朝的文学论》、《格调、神韵、性灵三诗说》三篇长篇论文）。
此书主要集中在诗论方面，很不完备。
1927年，陈中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出版。
时任（1921—1924）东南大学国文系教授的陈中凡主张“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
所谓科学的方法即由西方接受的现代科学研究方法。
七年后，1934年，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商务印书馆）、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世界书局）、罗根泽的《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人文书店）相继出版。
1943年，罗根泽的《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隋唐文学批评史》、《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出版。
1944年，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开明书店）、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册）》出版。
这几部著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奠定了基础和基本构架。
尤其是郭绍虞的治学方法特别值得研究与借鉴。
首先，把材料的搜集与观念的确立结合起来；其次，把文论现象与特定的思想文化环境结合起来；再次，特别注重汉语言文字的特性与中国文学之关系。
参考教材：
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张少康主编《中国历代文论精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李建中主编《中国古代文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刘若愚（美）《中国文学理论》（杜国清译）（1975年出版，1980年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
2007年9月2日
2009年5月6日
2011年2月21日
第二讲先秦文论概况
一、先秦文化思想对文论的影响。
先秦指夏（前2070—1600）到秦（前221—206）统一二千年的时间。
先秦文化思想指周初到战国末期（前11世纪到前3世纪）近800多年形成的文化思想。
周代的礼乐思想和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思想。
先秦的“文学”概念还属于广义的文学范畴，没有从文化、艺术里分离出来；这时的文论思想散见于经书和子书中，呈片段、零星状，不成系统。
周代的文化思想主要指礼和乐。
礼乐作为一种文化思想和礼仪制度，强调秩序与友爱，是用来调和不同阶级以及阶级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维护社会稳定，加强阶级统治的。
《周礼》：
“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
”这种关于乐礼功能的认识就属于文艺批评的范畴。
上古时期，乐的概念并不单指音乐，还包括诗和舞，诗、乐、舞三位一体。
最初，乐占主导地位。
后来，诗逐渐取代乐占据了中心地位。
《左传》记载的季札（吴王诸樊的弟弟）观乐（鲁襄公29年，公元前544年，孔子7岁），对于乐与政治关系的评论（乐是现实政治的反映）是中国批评史上第一篇比较完整的文学评论。
听了《周南》、《召南》，说：
“美哉！
始基（教化开始奠基）之矣，犹未也。
然勤而不怨矣。
”《郑》：
“美哉！
其细（音节琐碎）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
”观《大武》：
“美哉！
周之盛也，其若此乎？
”
后来，周室式微，礼乐崩坏，引起后世诸子对以乐为主的文艺的不同评价。
孔子是周文化的继承者。
他的理想是“克己复礼”。
但是，孔子的“礼”与周礼略有不同。
后者主张“礼不下庶人”，前者强调“齐之以礼”。
孔子对礼、乐、诗都非常重视，认为是培养君子的人格（“文质彬彬”），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
他对诗的特性与作用（“兴、观、群、怨”）有生动的论述，对后世文艺观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孟子继孔子之后，提出“与民同乐”的思想，阐述了文艺审美性质的心理基础。
老子虽然没有直接谈乐，但基于“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的社会现实，主张剔除“文化”，使人“复归于婴儿”。
他说：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
绝仁弃义，民复孝慈。
”
墨家主张“非乐”。
认为统治者喜好音乐，浪费财物，加重人民的负担，导致国家的灭亡。
这是对的。
但是墨子把文艺活动仅仅看作娱乐，所谓“乐以为乐也”，显然太狭隘。
他不了解文艺活动在社会活动中的积极作用。
所以，荀子批评他“蔽于用而不知文”。
韩非子认为文艺对社会秩序有破坏作用。
他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文学非所用，用之则乱法”。
又说，只要统治者以法治国，也可以“毕弋驰骋，撞钟舞女”。
又不否认文艺的娱乐功能。
可以看出，先秦诸子对于文艺的大致态度。
儒家对诗乐格外重视，尤其看重文艺的教化作用；墨、道从社会下层利益出发，否定文艺的积极意义，主张取消文艺；法家站在服务并取悦于统治者的立场，只承认文艺的娱乐功能。
二、先秦文论成就
1、文学观念的萌芽
2、以儒家诗论为核心的文论思想的初步形成
3、诗言志——中国古代文论的开山纲领
三、《尚书·尧典》中的文学观
1、《尚书》简介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史书，主要是记言的（《春秋》是记事的），是虞、夏、商、周几个王朝（2000多年）的历史文献汇编。
尚书，就是上古的史书。
汉代以前，《尚书》称为《书》，汉代今文学家始称为《尚书》（也称为书经，始于《荀子》）。
《尚书》有《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之分。
《今文尚书》是由秦代博士伏生传下来的。
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共28篇；最早用秦通行的小篆书写，后改用汉通行的隶书，到汉中后期古文（早于小篆的先秦和六国所用的大篆或籀文等字体）本出现后，被称为“今文三家”（伏生所传，西汉形成的欧阳氏学、大夏侯氏学、小夏侯氏学三家《尚书》）。
但经过历代学者考证，由孔子十一世孙孔安国家传本等七个《古文尚书》本均为伪造本。
只有西汉所传的28篇今文本内容是真的。
但据近人考证，《虞书》、《夏书》多是战国末年人托古之作；《商书》究竟是当时史官所记，还是周史官追记，然疑未可；《周书》多为当时史官所记。
所以，《今文尚书》也有真伪之分了。
2、《尚书》的论文思想（见教材27页）
《尧典》是舜帝给主管音乐的夔下的一道命令。
其中表达了先秦人的文学观念。
有两点最为重要，对后世文学观影响很大：
（1）诗的性质。
《尚书》的作者提出“诗言志”的命题。
强调诗是人的主观情志的抒发。
这里的“志”与情同，或者说，前者包含后者。
孔颖达在《礼记正义》里说，“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
”“诗言志”这种观点，反映了周人的文艺观。
司马迁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也。
”（《史记·太公自序》）《诗经》中已经有作品明确谈到作诗的目的。
如《陈风·墓门》讽刺陈国公子陈佗杀死桓公太子，自立为君：
“墓门有棘，斧以斯（砍）之。
夫也不良，国人知之。
知而不已，谁（唯）昔然矣。
墓门有梅，有鴞（猫头鹰）萃止。
夫也不良，歌以讯（指责）之。
讯予（子）不顾，颠倒（跌倒）思予。
”
《卷阿》：
“凤凰鸣矣，于彼高冈。
梧桐生矣，于彼朝阳。
莑莑（蓬）萋萋，雝雝喈喈。
君子之车，既庶且多。
君子之马，既闲（熟练）且弛。
矢诗不多，维以遂多。
”（陈诗歌颂周王的）
战国时诗人屈原也表达了这种观点。
《抽思》（抒写悲怨之情）：
“道思作颂（一路把哀思写成诗），聊以自救（自解悲伤）兮。
忧心不遂（不畅快），斯言谁告兮。
”
朱自清认为，“诗言志”是中国古文论“开山的纲领”（《诗言志辩序》），对后来的文学理影响深远。
汉代刘安《淮南子》里说“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
”。
“举重劝力”就是劳动者的“心志”。
后汉何休在《春秋公羊传》中说“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
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爱、恨、情、愁，都是人内心的情志，而人的情志与人的生活状态有关。
后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引了《尚书》“诗言志，歌永言”后，解释说，“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
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
”“诗言志”的“志”是人心所感发的“哀”与“乐”。
汉《毛诗序》阐述得更详备：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
（2）诗的效用，诗乐可以用来协和人神（神人以和），教育青年（教胄子），培养年轻人正直而温和、宽容而庄重、刚强而不苛刻，简易而不傲慢的品性。
后来儒家强调的温、良、恭、俭、让的品质，与此相同。
强调诗的教育作用这一点，对后来的文论影响颇大。
由于言志的诗能从思想感情上影响人并促进人的道德品性的形成，所以，中国传统“诗教”非常重视诗所言志的内涵与性质。
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思无邪”，到后来的“发乎情，止乎礼义”，到儒家提倡的温柔敦厚的诗教，把“诗言志”的“志”规定了一个严格的范围。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诗与歌的区别与联系。
“诗言志”是说，诗是表达人的情志的；“歌永言”则表明，歌是用拖长的声音，把“诗”唱出来。
当然这并不表明，诗与歌在这个时候是分离的。
但是，人们已经认识到诗与歌的区别，是毫无疑问的。
如上引班固的“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就是对“诗言志，歌永言”很好的阐释。
先秦时，诗与歌、舞、乐是不分的。
所以夔在教育贵族子弟时，是诗、歌、舞、乐并用的。
伴随着舞（百兽率舞）乐（击石拊石），人们有说（诗言志）有唱（歌永言），载歌载舞。
4、东西诗学比较。
与《尚书》时代略同的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德谟克里特（约前460——370）都认为诗歌创作是靠灵感和天才。
如德谟克里特在《著作残篇》里说：
“一位诗人以热情并在神圣的灵感下所作的一切诗句，当然是美的。
”灵感和天才是创作诗歌的重要而神秘的因素，但又不同于“诗言志”的“志”。
2009年5月7日
第三讲孔、孟的文论观（上）
一、孔子的文论观
孔子的文学观大部分表现在《论语》中。
《论语》是孔门弟子记录的孔子与他的弟子的对话。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他“信而好古”，开门设教。
他教学生什么呢？
《论语》：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先进》：
“文学（熟悉古代文献），子游、子夏。
”这里的“文”、“文学”是指古代的典籍，还没有把文学与学术（文章与博学）区别开来。
但是，从孔子对于《诗》、《书》等古代典籍的谈论中，大概可以看出他的主要的文学观念来。
1、兴、观、群、怨：
文学的审美与社会作用
《阳货》（17）：
子曰：
“小子何莫学夫诗？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一般认为，孔子在这里谈的是诗的社会作用，如“事父”“事君”，增长知识；但是，还应该看到兴、观、群、怨这组概念所涉及的诗歌欣赏的美感心理特点。
“兴”，孔安国注：
“引譬连类”（刘宝楠《论语集解》）；朱熹注：
“感发意志”、“托物兴辞”（《论语集注》）。
把这些解释联系起来，可以对兴有全面的了解。
“兴”有譬喻、类比，借物达意的意思，譬喻、类比、借用物象就是创造诗歌形象；其目的是使读者的精神感动奋发。
这种精神的感发，是和读者的想象与联想活动分不开的。
所以，孔子说的“兴”与后来作为创作手法之赋、比、兴的“兴”不同。
它是就诗的欣赏而言的。
“观”，郑玄的解释是“观风俗之盛衰”（刘宝楠《论语集解》），朱熹的解释是“考见得失”（《论语集注》）。
是说通过诗歌可以了解社会生活和政治风俗的情况。
也就是说诗歌的欣赏活动包含了人的认识活动。
如《左传》襄公29年关于季札观乐（诗）的记载，就是很好的例证。
他听了《郑》乐，说：
“美哉！
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
”听了《陈》乐，说：
“国无主，其能久乎？
”听了《齐》乐，说：
“美哉！
泱泱乎，大风也哉！
表东海者，其大公乎？
国未可量也。
”这些评论，表明他在诗乐欣赏中，看到了社会政治风俗的盛衰得失。
“观”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观志”。
从诗中看出诗人之志，以及诵诗人之志。
“群”，孔安国的解释是“群居相切磋”（刘宝楠《论语集解》），朱熹的解释是“和而不流”。
就是说，通过诗，可以使社会人群的思想得以沟通和交流，从而使社会保持和谐。
“切磋”，表明不同观点的商榷、交流，“和”是融和，“不流”是不同。
“群”的最终含义是“君子和而不同”。
“怨”，孔安国的解释是“怨刺上政”（刘宝楠《论语集解》），朱熹的解释是“怨而不怒”。
其实，怨并不限于“刺上政”，凡是对现实生活（政治风俗等）表示一种带有否定性情感的都属于“怨”。
清人黄宗羲已指出这一点。
“怨而不怒”是强调情感的控制，不要过分，要把握一个尺度。
这一点符合儒家“中庸”的哲学观和美学观。
孔子提出“兴”、“观”、“群”、“怨”的诗歌观，对于诗歌欣赏的心理特点作了深刻的分析。
其深刻性表现在以下两点：
第一、孔子认识到艺术欣赏活动的复杂性，它是多种因素、多种内容的统一。
“兴”、“观”、“群”、“怨”这四点不是割裂的，而是相互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
清代王夫之说：
“于所兴而可观，其兴也深；于所观而可兴，其观也审。
以其群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群，群乃益挚。
”（《草僵斋诗话》）在孔子看来，艺术鉴赏活动不单纯是感性活动，同时包含着理性活动的内容；艺术欣赏活动不单纯是认识活动，同时是情感活动；艺术欣赏活动不单纯是被动的接受，同时是主动的抒发；艺术欣赏活动不单纯是个人的活动，它在本质上社会性的活动。
这样联系起来理解孔子关于诗歌欣赏活动的观点，是比较全面而深刻的。
第二、孔子强调诗对人的精神的感发作用，从而把握住了艺术欣赏活动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
在“兴”、“观”、“群”、“怨”中，孔子把“兴”放在首位不是偶然的。
这表明孔子对“兴”的作用的重视，所以特别加以强调。
后世许多思想家、文论家都看到了这一点。
如王夫之说：
“诗言志，歌永言，非志即为诗，言即为歌也。
或可以兴，或不可以兴，其枢机在此。
”（《唐诗评论》）他把可不可以“兴”，看作是区别诗与非诗的根本的标准。
为什么？
他说：
“能兴即谓之豪杰。
兴者，性之生乎气者也。
拖沓委顺，当世之然而然，不然而不然，终日劳而不能度越于禄位田宅妻子之中，数米计薪，日益挫其志气，仰视天而不知其高，俯视地而不知其厚，虽觉如梦，虽视如盲，虽勤动其四体而心不灵，惟不兴故也。
圣人以诗教以荡涤其浊心，震其暮气，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于圣贤，此救人道于乱世之大权也。
”（《俟解》）朱熹笼统的说“兴”是“感发意志”，王夫之对“兴”的心理内容、心理特点（即社会功能）作了进一步的说明。
指出“兴”就是诗歌对人的灵魂起一种净化的作用（荡涤浊心），使人摆脱世俗物欲的羁绊，产生精神上的跃动、飞升，达到豪杰、圣贤的境界。
理解孔子这一文艺思想，就是在艺术欣赏时，首先要强调人的精神从总体上产生的感发、激励、净化和升华，而不是只指出某一局部的心理因素和社会功能。
这在中国美学史上是一个优良的传统。
其开创者是孔子。
2、文质彬彬：
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雍也》（6）：
子曰：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这是讲人的修养的。
“质”是指人内在的道德品质，“文”是指人的外在的修饰。
孔子认为，一个人缺乏文饰就显得粗野；一个人单有文饰而缺乏内在道德就显得虚浮。
只有“文”和“质”统一起来，才是一个君子。
“文”和“质”统一，也就是“美”和“善”的统一。
历代美学家、文艺批评家，把它引申为对于文艺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的理解，即要求文艺作品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反对“质胜文”（内容高于形式），“文胜质”（形式高于内容）这两种偏向。
根据这种“文”“质”（美善）统一的观点，孔子提出了他的文艺批评的标准。
3、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文学批评的标准
《八佾》（3）：
子曰：
“《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意思是说，艺术的情感必须是一种有节制的、有限度的情感。
它只引起人的心理、精神的活动，不能挑动人的生理的反应。
当然，这是从创作的角度说的（读者阅读是另一个角度）。
这种情感符合“礼”的规范，是审美情感。
孔子主张“放郑声”（《卫灵公》15），为什么？
因为“郑声淫”，即情感过分强烈，超过了一定限度，不合“礼”，不美了。
《为政》
（2）：
子曰：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思无邪’。
”刘宝楠《论语正义》认为是“归于正”。
“正”就是不过、不偏、不倚，就是“中”。
“思无邪”就是说，《诗》的情感符合“中和”之美。
“和”这个概念在孔子之前就有。
史伯（前806—前770）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声一无听，色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国语郑语》）。
“和”就是把性质不同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同”是把性质相同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史伯认为，只有不同的声、色、味的统一，才产生美。
否则，就没有美。
后来，齐国的晏婴（？
—前500）也区分过这两个概念。
他说：
“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
声亦如味。
一气（须气以动），二体（舞者有文、武），三类（风、雅、颂），四物（四方之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八方之风），九歌，以相成也。
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
君子听之，以平其心。
心平德和。
”“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
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
同之不可也如是。
”（《左传》昭公20年）
孔子继承了春秋时期“和”的美学思想，把它用之于文艺批评。
孔子的这一思想为后来的荀子所继承和发挥，对后世影响极大。
中国历史年表：
五帝：
前30世纪——前21世纪（黄帝——颛顼——帝喾——尧、舜）
夏：
前21世纪——前17世纪（400年）
商：
前17世纪——前11世纪（600年）
周：
前11世纪——前8世纪（西）——前5世纪（春秋）——前3世纪（战国）（800年）
秦：
前3世纪前221年——前206年（15年）
汉：
前3世纪末——后3世纪初前206年——公元25年（西）——220年（东）（446年）
三国：
3世纪初——3世纪末220年——280年（60年）
晋：
3世纪中——5世纪初265年——317年（西）——420年（155年）
南北朝：
5世纪初——6世纪末420年——589年（169年）
隋：
6世纪末——7世纪初581年——618年（37年）
唐：
7世纪初——10世纪初618年——907年（289年）
五代：
10世纪初——10世纪中后907年——960年（53年）
宋：
10世纪中后——13世纪后960年——1127年（北）——1279年（319年）
元：
13世纪初——14世纪中后1260年——1368年（108年）
明：
14世纪中后——17世纪中1368年——1644年（276年）
清：
17世纪初——20世纪初1616年——1911年（295年）
第三讲孔孟的文论观（提纲下）
二、孟子的文论观
孟子（前372—前289）是孔子之后儒家重要的思想家。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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