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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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论

《中国古代文论》精华笔记

本资料以郭绍虞、张少康的书为主，融合其他老师的。

对于中国古代文论，其实答题可以发挥的余地是很小的，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记忆是十分重要的。

古代文论的学习，首先要知道那些是重点、考点，条理要理清，考点要明晰，建立起史的框架（这是十分重要的啊），之后就容易了，只是记忆的问题了。

再次，就是要分析你所报考专业的出题特点。

一般来说，对于中国古代文论，有以下几种考试形式：

立案分析一：

例一：

填空：

“得意忘言”是（）的命题。

（厦门大学2001年文艺学试题）

例二：

写出作者：

1、《文赋》2、《辩骚》3、《二十四诗品》4、《宋元戏曲史》（华东师范大学2001年文艺理论试题）

例三：

写出提出者：

1、陶钧文思，贵在虚静

2、大音希声（华东师范大学2001年文艺理论试题）

这几种题型我称为小点题，就是要求注意一些小点出处的题目，这类题目我所见到的大致也只有这几类了。

对于这种题目，平时复习的时候就要注意，什么人，什么时代，写了什么书，里面有什么要注意的文章，文章里提出什么著名的观点，相对应的表述是怎样的。

这些方面掌握了，对于小点题，就没有问题了。

比如：

钟嵘，南朝齐梁时代著名诗论家，写《诗品》，专就五言诗而说，提出以下观点：

一、诗歌的本质是表达人的感情，“感物”说；

表述：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

……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

……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

非長歌何以騁其情？

故曰：

「詩可以群，可以怨。

」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

”

二、诗歌创作以自然为最高美学原则，提出“自然英旨”说、“直寻”说；

表述：

“顏延、謝莊，尤為繁密，於時化之。

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

近任昉、王元長等，詞不貴奇，競須新事。

爾來作者，寢以成俗。

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鸞補衲，蠹文已甚。

但自然英旨，罕直其人。

詞既失高，則宜加事義。

雖謝天才，且表學問，亦一理乎。

”

表述：

“「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

「高臺多悲風」，亦唯所見。

「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

「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

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

”

三、以怨愤为主要内容的风骨论（或者“风力”论）；

表述：

“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

四、钟嵘的“诗有三义”说；

表述：

“故詩有三義焉：

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

文已盡而義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

”

五、钟嵘的“滋味”论；

表述：

“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

”

六、钟嵘对历代五言诗人分为两个系统和三个等级的评价；

以《诗经》和《离骚》分别为其源头。

而《诗经》系统又分为《小雅》和《国风》两个支系。

又把诗人分成上、中、下三品，加以品评。

以上就是对于钟嵘应该掌握的小点，其中我加粗的地方，我认为是可能的考点，在平时看书的时候，要看那些点可能考，一个也不应该放过。

这样复习这一类的题目就没有问题了。

立案分析二：

例一：

名词解释：

1、滋味说

2、兴寄

3、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厦门大学2002年文艺学试题））

例二：

指出下面这一段话的出处并阐释其涵义：

子曰：

“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

子曰：

“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

”（华中师范大学2003文艺理论试题）

例三：

简答：

刘勰的知音论简说（南开大学2004年古代文学专业批评史试题）

这种题目我称为中点题，就是要答出文论的观点内容的题目，只是在前面的小点题的基础上，多了一个解释罢了。

只要解释清楚题目的内涵就可以了。

呵呵，也就是文言文表达的东东，要你用白话文所出来而已。

重点都掌握到了，就可以了，就怕你有遗漏的。

所以了解大概有那些考点很重要啊。

论坛上有一个《中国文学批评史学习方法》的帖子，虽然不是太全，但是也还不错，可以看看。

过些时候，我可能也会编一个。

立案分析三：

例一：

论述题：

儒家的文、道观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影响。

（南开大学1998年中国文学批评史试题）

例二：

实例分析题：

以下是《二十四诗品》“典雅”一则，请以此为例，具体说明《二十四诗品》文学批评的方法特点及其思想渊源和意义。

“玉壶买春，赏雨茅屋。

坐中佳士，左右修竹。

白云初晴，幽鸟相逐。

眠琴绿阴，上有飞瀑。

落花无言，人淡如菊。

书之岁华，其曰可读。

”（南开大学2001年中国文学批评史试题）

这种题目我称为大点题，就是你把书抱来也很难答好的题目，题目的面广，跨度大，综合要求高。

对于这种题目，在基础扎实的情况下，个人自由发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不过一般来说，非古代文论专业的学生，不会遇到这种题目的，考的常常是前两种题目。

答题中，如果你能答上你所看的一位著名学者著作中的观点，例如用上李泽厚《美的历程》中的话，老师会给你分数较高一些。

当然，如果是自己的一些观点也可以，但是如果你的观点和老师的观点相左，那你就麻烦了。

如果立论站不住脚，也很麻烦。

所以建议用你所学专业权威人士的著作比较好。

下面我将分历史时期来谈中国古代文论的考点。

中国古代文论概说

文学理论，是对文学本身发展规律的探讨和研究，细分之，则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即是对中国长达三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的文学特征、文学规律做理论上的研究探索。

文学的产生，实际上是人类思想感情的直接反映，“情动于中而发于外”便产生了文学。

文学理论发展的过程可以说是人类对自身思想认识不断深入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成为阐发、启迪自性的有力工具。

文学是心声的反映，“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心田之音流露于外则为言辞，对言辞的研究、运用、讲求多种表达方式则构成了文学。

言辞变化纵有多端，必要求能“达意”，能表达主体内在的情感因素和心灵活动。

在各时期的文学理论发展中，从《尚书·尧典》“诗言志”的雅正之气到《文心雕龙·神思》中“理在方寸”的洞察，从“真于性情、尚于作用”的意境到“存乎方寸之间”的心境，再到“绝假存真，最初一念之本心”的童心，每一时期都是以真心的探求为其本源，并成为联系各时期内在纽带。

文学是发展的，人们对自性的认识也不会停止它的脚步。

我们在研究文学理论的发过程进，不能因文学外在表现形式的多样性遮蔽了文学自身内在的本质。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发展，经过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金元和明清四个时期，分别是孕育产生期、发展期、成熟期和总结期，每个时期有其不同的特点，但就内在联系而言，皆为一直心是也。

《文心雕龙》讲“理在方寸”，从简单陈述到对个体的理性探索，再到体系建立，都是对心、对道的本体探索，继之的则是文学理论形式体系表达的多样化和文化本身的大众化趋势。

－、古代文论的孕育发生期——先秦两汉

先秦是古代文学理论的萌发期，孕育了以后文论发展的萌芽。

周制礼乐，中国古代的文化体制初具雏形，成为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准，成为规范、引导民众思想的典范。

周末诸候纷争，“礼崩乐坏”，引发各派的辩说，其中孕育了文学理论的重要思想。

儒家站在维护礼乐、重视其社会教化功用的立场，孔子删诗、书，定六经，以“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思想阐述“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等基本思想；孟子则从“我善养吾浩然正气”为出发点，阐述“知言养气”、“以意逆志”的思想；荀子更是在礼乐论上深化了孔孟思想，乐不仅是“人情所不免”，且“入人也深，化人也速”，重视其宣传教化作用。

道家虽主“无为”，排斥政治功利，反对形式，然其独特的思辨哲学却在主体精神弘扬、审美情操发挥、虚静自然之实、形神言意之辨上有独到的见解，对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创建发挥了重要作用。

老子“道法自然”的精神、“致虚极守静笃”的论述、庄子“得意而忘言”和“心斋”“坐忘”等思想，都为文学理论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自然、虚静成为文论的基本方法；墨家的“非乐”、法家的“尚质”“尚用”，虽有其时代特点，也从反面促进文学理论发展的方向。

应该说，在文学理论的孕育产生阶段，诗乐舞相通，文史哲不分，各种思想虽逐步萌生，却并不系统，文艺形式也不完备，但在理论体系的阐述上已能直抒其实，且成为后世文学理论发展的基石。

“言为心声”，文辞实为表达心意的最有效的工具和手段，对于语言文辞的作用，无论是儒道墨法，均知其非本质。

本在何处？

皆在心源。

尧典的诗言志、孔子的思无邪、孟子的浩然正气、老子内守虚静、庄子得意忘言，均在心体。

由心而发，体自然之法，察民众之情。

虽无体系表述，却为文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石。

统一六国的强秦在焚书、重法轻儒的政策下结束了它短暂的统治。

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政治稳定、人民安乐，大一统的局面促使了文化的复兴，文学理论的创作在总结先秦的基础上开始走向多样化，为后世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首先，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设五经博士，加强了对经典的研究。

《毛诗序》成为我国第一篇系统性的诗学论文，在先秦“诗言志”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文辞乐章是“感于物”而“发于心”，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在言志抒情上强调主体的感受力和感情色彩，并做出“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恰当限制，承认文学对于现实的依赖性。

《史记·太史公序》中的“意有所郁结，故述往事，思来者”亦是强调志与情的关系。

其次，在对先秦屈原《离骚》赋体的高度评价、总结和继承下，汉赋成为两汉的主要文学表达形式，司马相如、杨雄等都是杰出代表。

杨雄更是对文赋的靡丽浮华进行了批评，提出“讽谏”说，重视辞赋等文学形式的社会功用，不能“丽以淫”，而是要“丽以则”，形式之美与内容之实合一。

《汉书·艺文志》中“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即是对这一点的论述。

两汉时诗歌、辞赋、散文为主的文学创作的日趋繁荣，《史记》、《汉书》等独立史书著作的出现，《毛诗序》等诗学论文的出现，都表明两汉文学理论的逐渐丰富与完备。

但这一时期基本上是在继承先秦基础上的发展，包括对五经的研究。

经过了先秦两汉文学理论的孕育和准备，终于爆发出魏晋南北朝文论的辉煌成就，这都是在先前打下坚实基础的作用。

二、古代文论的发展期——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史上光辉灿烂的时期，自秦汉以降，政局动荡，儒学统治地位的没落和缺失带来了这一时期思想界开放的独特优势。

张扬立体个性，重视审美艺术的玄学兴起，以“举本统末”的思辨方法和对自然、虚静等观念的崇尚给文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和宽阔的视野；文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对文学创作的重视和各种文体的发展，这些都推动了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繁荣，促进了文学理论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理论的发展呈现出以下三个特征：

一是文学理论的逐步自觉时代。

该时期文学理论逐步脱离了先秦文史哲不分和两汉“发乎情，止乎礼仪”的文学特点，文学不依附于经学的独立性增强，用鲁迅先生评价《典论.论文》的话，“曹丕的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二是对审美特征认识的深化。

不仅仅讲求文采的华丽、构思的奇伟，更讲求声律的和谐，对文章及主体的审美特征更为重视；第三，在先秦两汉文学理论发展的基础上开始出现总结和反思，不仅在五言诗等专项领域有总结性著作出现，且初步建构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巨著也随之出现。

如标志着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的著作——曹丕的《典论.论文》，我国古代第一篇完整的创作论——陆机的《文赋》，第一部系统的诗歌理论著作——钟嵘的《诗品》，体在思深的文学理论巨著——刘勰的《文心雕龙》都出现在这一时期。

其中，初步建构起我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代表了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的最高成就，开始了全方位的对文学本质特征和文学创作的探讨。

《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分为总纲、文体论、创作论三个部分，在总结、比附前人成就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作者的基本文学观点，探讨各种文体的源流改变、写作原则，揭示文学创作和批评鉴赏的规律，初步建立起我国古代的文学理论体系。

刘勰运用玄学“举本统末”的思辨方法，在文学理论史上首次把道、德、文三者联系起来，《原道》开篇即称“文之为德也大矣！

”强调文为道的具体体现，为以后叙述“情为心发”提供了理论根基，又讲“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强调文以明道、文不离道的关系。

在《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中回顾、总结了古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为以后在文体论和创作论的具体展开做铺垫，从而构建起“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体系。

刘勰的认识离不开前人的探索和出现，我们试着从对《文心雕龙》创作特征的探讨中发现其中思想的共通处。

对文学本质特征的探讨

先秦文学依附于经学，并不能独立体现其自身价值。

魏晋南北朝开始从文学的抒情性、形象性、形式美等方面去思考把握文学的本质特征逐步走向独立。

刘勰总结了《诗经》以来历史上存在的两种创作倾向：

以《诗经》为代表的“为情而造文”和以辞赋为代表的“为文而造情”。

刘勰强调“情”在创作中心的主导地位，主张抒情言志，“情志”连用，宣扬理性化了的情感。

如《征圣》篇说：

“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附会》篇：

“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声气”，《熔裁》篇的“情理设位，文采行乎其中”，《情采》篇中讲“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等，都是强调述志抒情这一创作目的，而反对两汉以来辞赋作家“为文而造情的只运用藻饰等写作手法而缺失真情的行为，通过对文章情理、辞采关系的正确处理和运用增强对文学本质特征的把握。

以抒情性探讨为例。

先秦论诗只讲“诗言志”，以理性规范诗歌创作；两汉《毛诗序》开始提出“吟咏情性”，接触到诗歌的抒情特点，仍强调“诗表志之所之也”，然后才提“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魏晋时逐渐把情感因素提到突出地位，陆机《文赋》处处讲“情”，提出“诗言情而绮靡”，不再提“止乎礼仪”，钟嵘、萧纲等更是顺延这一趋势，越走越远。

清纪昀在《云林诗钞序》中批评说：

“知‘发乎情’而不必‘正乎礼仪’，自陆平原‘缘情’一语，引入歧途。

”批评这一趋势。

2、全方位展开对文学自身规律的探讨

先秦两汉的文学理论研究偏重于文学的本质和文学的教育、引导等社会功能，先秦时“文学”一词泛指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文章学术；两汉时辞赋、散文创作的日益繁荣使人们对文学的特征有了更深的认识，“文章”与“文学”逐步分野，对文学自身审美特征的认识，对文学作品的创作形式、情感特征、声律等各方面研究的逐渐深入，取得了重大成就。

（1）创作论

陆机《文赋》首次对文学整个创作的过程做了具体的描述，论及观察生活、酝酿构思、形象思维、谋篇布局和艺术灵感等一系列问题，虽然对“灵感”来源等问题涉及并不深入，但已是非常广泛。

刘勰是在前人基础上，《文心雕龙》用第二十六篇到第四十九篇的巨大篇幅系统深入地论及了创作中地形象构思（神思）、风格构成（风骨）、创作传统、继承革新（通变）、比兴手法、剪裁布局（定势）、辞采声律（情采、声律）、文思酝酿等创作过程中的各个环节，提出艺术想象、情理文采关系等问题，揭示文学创作的规律，为古代文论中的创作论研究奠定根基。

（2）文体论

先秦是文史哲不分，而自汉始，单篇文章日益增多，各类文章体裁也发展完备。

魏晋开始将文章进行分门别类，兴起编选总集之风，推动了文体论的研究。

先是魏文帝曹丕提出“四科八体”说，即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并简要指出其特征；陆机在《文赋》中进一步分类，提出“十体”说即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集大成者仍是《文心雕龙》的文体论，从《明诗》到《书记》整整二十篇对诠赋、颂赞等三十多种文体“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具体论述了各类文体的源流演变、名称含义及先秦到刘宋的各类代表作品，并总结出其写作特点及规律，通过大量的实证资料，对文体论进行了深入而完备的研究，也是《文心雕龙》“体大”的表现。

（3）风格论

曹丕开始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气为主”的命题，认为作者个人的气质个性影响作品的风格，把文体归纳为雅、理、实、丽四种风格，放到文学批评的首要地位。

《文心雕龙.体性》篇更是进一步把作品风格归纳为典雅、远奥、精细、显附、繁缛、壮丽、新奇和轻靡八种类型，并具体把形成作品风格的主观原因归为才、气、学、习四个方面，客观原因则在《定势》篇论述为“因情立体，即体成势”，强调顺应体裁确定写法，避免新奇和轻靡。

这些研究都表明魏晋南北朝在风格论研究上达到的程度。

（4）批评鉴赏

循汉魏品评人物的风气，这一时期的批评鉴赏开始深入到文学领域。

曹丕对文坛错误倾向的批评纠正，钟嵘对五言诗的总结品评都为刘勰提供了研究基础。

《文心雕龙》建立起系统的批评理论，在《宗经》篇针对两汉以来的浮靡之风提出了“六义”的批评标准，“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要求注重作品的思想内容，反对诡诞、浮夸，以宗经来纠正流弊。

在《知音》篇中指出了文学批评的传统痼疾，提出批评鉴赏的正确态度，即“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不以地位和偏好作为标准，而是以“务先博观”和提高批评者的“识照”能力来改善自身素质。

至于具体方法，刘勰提出位体、置辞、通变、奇正、事义、宫商的“六观”说，六观可以说是在提高自身基础上的考察评价作品的六个视角。

只有真正把握了作品的风格，才算的上是真正的“鉴赏家”和“批评家”。

“见异，唯知音耳！

”

上述四个方面外，《文心雕龙》还在文学发展论等方面做了独到的研究。

《文心雕龙》的妙境，《神思》中的八个字可以概括，“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秉心养性，运筹帷握，主能彻悟“理在方寸”的精妙。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反思的时代，开始总结两汉成就，批判浮艳文风，也是一个取得重大成就的时代，在总结批评中吸取前人的教训，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

其间的多数文学理论家既主张内容形式上的新变，又强调传统和文学的理性内容，既主张文学自身的独立性和规律探讨，又强调文学的理性内容和社会作用，以理性态度构架起时期的独特成就，为隋唐时期文学理论的发展成熟奠定了基础。

三、古代文论的成熟期——唐宋金元

经过先秦两汉的长期酝酿、魏晋南北朝的竞相发展，历史的车轮进入了中国社会、文化的高峰期，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成熟期。

唐自建立始就显示出它的大国气象：

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华，这种社会背景给文学理论自身的建设提供了广阔的生活空间；同时，在文化精神领域，这一时期，儒释道三家从分化走向互相的理解和融合，更是为文学理论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和生命力。

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的建设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南北文学的融合，这也是统一国家的要求。

北朝接近正统的儒家文学之外，魏晋南北朝注重审美特征的对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摸索和发展，也为其所接受。

魏征对南北朝文学的各自特征作了比较后提出一个建设性的构想，即“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其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

”主张两者长处的互相融合。

进入盛唐时期后，呈现出南北融合的一体化迹象，从此，“便于时用”与“宜于咏歌”便能相容了。

第二、儒释道三家文学美学思想的融合，互相吸收，为以后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有唐一代，是三教合一的时代，儒释道三家思想和谐相处，文人才子们对三家思想的深入研究和沟通融合，为文学理论自身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生命力。

诗学理论中著名的意境说的出现和深入探讨，即是这一特点的体现，它把历代出现的“言志”、“缘情”、“立象”等诗文观念以“真于性情”和“存于一心之间”有效地统一起来并融会贯通，成为中国诗歌体系建构中不可或缺的审美观念。

第三、社会价值与自身规律探讨的统一。

先秦两汉的文论从“诗言志”出发，注重其美刺、讽谏的社会功用和对正统伦理、文化思想的遵从；魏晋南北朝则更重文论的审美特征，重视文论的自身规律，甚至不再提“合乎礼仪”。

唐魏征提倡南北文学的融合，逐渐出现审美与社会功用相结合的新格局，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文学的功能和价值有了全面、完整的认识。

第四、诗、文理论分道发展，各自建立自己体系。

从诗、赋、文不分到文笔说（“无韵表笔也，有韵表文也”）再到诗与散文的分流，开始出现大量专门的诗论和文论的单篇文章或专著。

就以上特征的具体表现，我们分别论之。

四、诗学理论的成熟——意境说

唐代是我国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也是我国古代诗歌的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自唐初陈子昂提倡诗文复古，反对六朝雕琢浮艳的时弊开始，重内容、尚自然之风大盛，诗歌创作也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局面，为诗境说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根基。

第一，王昌龄在《诗格》中正式提出“诗有三境：

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

”并以自己的创作经验阐明了这一理论。

物境即所展示的境界，情境、意境则是审美境界的创造，两者有相通处，王昌龄更强调“身在意中”，强调“得其真”。

与“诗有三境”相应的“诗有三格”，（生思、感思、取思），是创造审美境界的构思方式，他强调“意高则格高”，强调诗意的深化和升华，这些构思理论对指导文学创作有普遍性意义。

诗境说的发明，使诗人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契合交融，把唐之前分散的“言志”、“缘情”、“物感”、“形似”、“意象”诸说熔于一炉，开辟了诗歌创作的新路，经王昌龄、释皎然、刘禹锡、司空图等的提倡，使诗境理论自唐以后成为中国传统诗学理论的核心。

第二，释皎然的《诗式》是唐的一部重要的论诗专著。

在前人的基础和自身独特经历与体悟指导下，对诗歌的意境说进行了更深入的阐述。

释皎然认为最好的诗应当是“真于性情，尚于作用，不顾词彩，而风流自然”，“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盖诗道之极也。

”要求作诗要抒情达意。

他还提出“假象见意”和“诗情缘境发”的命题，认为诗歌是通过描绘“境”来给人以无穷的遐想和回味空间。

这里的“境”是指既要求外观“气象氤氲”又要求内涵“意度盘礴”的意境，是作者精心构思的产物。

以此为基础，皎然把有无意境和意境创造的程度作为衡量诗歌作品优劣的主要艺术标准，重视“取境”，即“盖由先积精思，因神王而得”的巧妙构思。

释皎然继承王昌龄的意境说，更加丰富、系统、深刻地研究了诗歌意境理论，开创了诗歌理论的新局面，对形成独具特色的诗学做出了贡献，可以说是我国诗境说的真正奠基人。

第三，如果说王昌龄、释皎然是从内在要求境，刘禹锡和司空图则提供了意境说的另一个新角度。

刘禹锡吸收了道家“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的思想，并把它重新表述为“义得言丧”、“境生象外”，指出境为意中之境，使“象外说”成为诗学意境说的另一起点。

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中提出好诗经有“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味在咸酸之外”，从韵味的角度谈诗歌意境的创造。

即写作时要“直致所得”，即境会心；形象要“近而不浮”、“远而不尽”，以有限的语句形象表达无尽的韵味。

更进一步，他认为要达到诗的极境——全美，有知性不能把握的地方，即“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强调艺术的亲身体验。

意境说是唐朝诗学发展的重要成就，着重诗学的内在意境和规律。

此外，在诗歌的社会作用上，强调诗歌反映现实的呼声也一再兴起。

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原则即是对这种尚用思想的发展；他还提出“美刺兴比”的诗论标准，用美善刺恶的作品思想内容和“兴比”的艺术技巧相结合，发挥诗歌“补察时政”、“救济人病”、“泄导人情”的作用。

散文

诗歌之外，唐代古文运动的发展也是文学理论的主要部分。

韩愈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提倡继承先秦两汉的散文的优长，反对奢靡浮华的骈俪文，力辟佛老。

为纠正偏迷之风，倡导“文以明道”，即学习和写作的目的要放在“明道”上，“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

孜孜讫讫，死而后己”，要重振秦汉古文雄风，为社会之道服务。

对文学创作的动机，韩愈提出了“物不得其平则鸣”的思想。

“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

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个人的社会际遇是引发感情的排遣，著书立说、文学创作即是言鸣，并通过精读古籍成为善鸣者。

“不平则鸣”可以说是对司马迁“发愤著书”精神的继承，对后世文论影响巨大。

柳宗元与韩愈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都强调道与文的关系，但侧重不同。

韩愈强调“文以明道”的儒家之道，柳宗元则偏重于文章的现实内容，把“辅时及物”作为文章的根本任务。

强调要戒除轻心、色心、昏气、矜气，以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旁推交流”，吸引前人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