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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论
绪论
一、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
（一）中国古代文论有其正确性与深刻性，但也有保守、落后的一面。
（二）中国古代文论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重视道德实践，强调文学的社会内容及其教化作用。
（三）中国古代文论的概念和范畴往往是抽象与具体、概括与体验的统一，其内涵既有确定性又有多义性。
（四）中国古代文论偏重于表现（抒情言志），发展为以意境说和教化说为两大支柱的文学理论体系，不同于西方偏重于再现（摹仿），发展为以典型说为核心的文学理论体系。
二、中国古代文论的表现形态
（一）散见于子书中的文论；
（二）诗话、词话；
（三）书信序跋；
（四）小说（含戏剧）评点；
（五）散见于诗、词、笔记、小说、戏剧、经传训诂，以及艺人谚语中的文论。
三、中国古代文论的历史分期
结合历史发展阶段特征和文学创作发展状况，分为五个时期：
（一）先秦——萌芽产生期；
（二）汉魏六朝——发展成熟期；
（三）唐宋金元——深入扩展期；
（四）明清——繁荣鼎盛期；
（五）近代——中西结合期。
第一编先秦时期文论
第一章概述
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文论的萌芽产生期。
其文论特点是：
1.此期文论不是纯粹的、单一的，而是大都体现在对总体文化的论述之中；
2.其萌芽和产生，与哲学、政治思想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3.此期的文学思想和艺术思想、文学理论批评与艺术理论批评，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4.此期文论已涉及到我国古代文论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为以后文论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一、中国古代文论的萌芽和“诗言志”的提出
（一）中国古代文论的萌芽
1.文论萌芽出现于创造文字之后
中国文学诞生于文字发明之前，而古代文论的萌芽则出现于创造文字之后。
文字创造要由直观模仿进而发展为指事、会意等“六书”中的其他方法，势必要借助于比喻、象征等手段。
这大约相当于后来诗歌中运用的“比兴”手法。
与文字创造相接近的是八卦的创造。
八卦的创造可能象征自然界的八种基本事物。
用一种抽象的符号来表示某种具体意思，从其象征作用来说，与文学创作中的“兴”也有相似之处。
2.《易经》：
最早较明确表现文论见解，如《易经》：
“君子以言有物，……言有序。
”这是后世文论中有关内容和形式基本要求的滥觞。
“言有物”即是要求文学创作必须有充实的内容；“言有序”即是要求文学创作要具备能正确表达内容的语言形式。
3.《诗经》：
有些诗人在表达作诗意图时，强调诗歌的美刺作用，认为文学作品应表现对现实生活的褒贬态度，对社会政治起积极干预作用。
如《魏风•葛屦》：
“维是褊心，是以为刺”；《小雅•四月》：
“君子作歌，维以告哀”。
4.《国语》、《左传》：
春秋时期出现的较正式的文论观点，主要保留在《国语》、《左传》等书中。
如献诗讽谏说、观诗知政说。
（二）“诗言志”的提出
“诗言志”作为一个理论概念提出来，最早大约是《左传》记载的襄公二十七年赵文子对叔向所说的“诗以言志”。
其后，《庄子•天下》：
“诗以道志”；《荀子•儒效》：
“《诗》言是其志也”。
需要指出：
《尚书•尧典》中所谓“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当为晚出，大约战国时写成，所记舜的话不可靠。
所谓“诗言志”，应当是指诗乃是人的思想、意愿、情感的表现，是人的心灵世界的呈现。
但先秦时期人们对“志”的理解较狭隘，所谓“志”主要指政治上的理想抱负，“赋诗言志”则是指借用或引申《诗经》中某些篇章来暗示自己某种政教怀抱。
到战国中期以后，“志”的含义逐渐扩大，其作为人的思想、意愿、情感的一般意义开始受到重视。
朱自清《诗言志辨序》称之为“开山的纲领”。
二、儒家的文学观
孔子孟子荀子
（一）孔子以“诗教”为核心的文学观
孔子的文学思想以“诗教”为核心，强调文学要为政治教化服务，认为文学是以仁义礼乐教化百姓的最好手段。
（二）孟子“与民同乐”的文学观及其文学批评方法论
孟子在“仁政”和“民本”思想的前提下，提出“与民同乐”的文艺美学思想；他对儒家文学思想的另一重大发展，是提出着名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P19、20）的文学批评方法。
所谓“以意逆志”，按赵岐注，意谓读者读诗，要以己之心设身处地地忖度诗人之心，方能得到诗的本旨，强调赏诗是一个“将心比心”的过程。
所谓“知人论世”，强调了解诗人的为人和所处的客观环境。
（三）荀子对儒家文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1.明道、言志、抒情相结合的文学观
荀子非常强调文学和社会政治、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认为文学是明道的，其所谓“道”的内涵也较之于孔子之道更丰富。
他还充分重视“言志”中的抒情因素，其《乐论》中一方面指出音乐也是“言志”的，另方面又强调音乐乃是人的感情的自然流露，就是说“志”既有思想因素，亦有感情因素。
2.强调文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乐论》最主要的贡献是提出了“音乐→人心→治道”的模式，即认为音乐可以感化人心，从而影响社会风尚，决定政治的治乱。
三、道家的文学观
道家文艺思想的基本特点是：
着眼于文艺的审美特性以及文艺的创作过程，特别是对文艺创造的主体修养问题，从心理、生理等方面作了多侧面、多角度的阐述，把理想的审美境界和道的境界统一起来，所以和儒家之注重文艺的外部规律不同，道家更多的是研究文艺的内部规律问题。
（一）老子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论
老子的文艺思想建立在以“自然之道”为中心的哲学本体论基础之上。
他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人的智慧与创造，主张“绝学”、“弃知”，对人为的文艺也持否定态度。
但实际上，老子并非不要文艺，而是要求一种完全摒弃人为而合乎天然的文艺，一种与道相合的美的境界：
1.从审美的角度对艺术创造客体提出“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标准。
认为最美的声音就是没有声音，最美的形象就是没有形象。
这是一切艺术和美的最高境界，这里没有任何人为痕迹与作用，完全符合于自然。
2.从心理角度对审美主体提出“虚静”的要求。
认为作为审美主体必须要有“致虚极，守静笃”的心理状态，使自己忘掉周围一切，也忘掉自身存在，这样就可以与物同化，而完全顺应自然规律。
为此他还提出“涤除玄览”的思想，即要求审美主体必须排除一切主客观因素的干扰，内心虚静，然后洞察宇宙，览知万物。
（二）庄子崇尚自然、反对人为的文艺美学思想，和“虚静”、“物化”、“得意忘言”的艺术创作论
第二章孔子
一、孔子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年鲁国（今山东曲阜）人。
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也是第一位重要的文学理论批评家。
二、孔子的文学观
孔子的文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对《诗经》的评论中，而以“诗教”为核心，即强调诗歌与政治教化之间的联系：
（一）重视文艺与道德修养、政治外交活动的关系
孔子在论述人的道德品质修养时，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P9）的基本原则。
认为修身必先学诗，使自己的立身行事严格遵循礼的规范，还要通过音乐的熏陶来改造自己的情性，改造自己的内心世界。
对文艺在政治、外交活动中的作用，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论语•子路》：
“子曰：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P10）
（二）提出“思无邪”的文学批评标准
《论语•为政》：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思无邪。
”（P7）所谓“无邪”即是“归于正”，孔子认为《诗经》各篇的内容都是合乎他的政治思想、伦理道德和审美标准的。
必须指出，“思无邪”说和《诗经》的实际内容存在矛盾，这是孔子思想矛盾的反映。
他既有保守落后一面又有积极进步一面，所以可以把《诗经》中不同思想内容的作品，都包容在他的“思无邪”之内。
从审美方面看，“思无邪”提倡一种“中和”之美。
“无邪”即是不过“正”，符合“中正”，也就是“中和”。
孔子赞美《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P8），即一种“中和”之美。
对文学作品来说，就是要求尽量做到委婉曲折，而不要过于直露。
（三）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提出着名的“兴观群怨”说
《论语•阳货》：
“子曰：
小子何莫学夫诗？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P11）孔子对诗歌的审美作用、认识作用、团结作用和干预现实、批评社会的作用等方面，都给予充分肯定。
“可以兴”指诗歌生动具体的艺术形象可以激发人的精神兴奋和情感波动，从吟诵与鉴赏中可以获得一种美的享受。
“可以观”不仅指观诗的客观内容，也指观诗人的主观意图，即针对当时盛行的“赋诗言志”，也可以观赋诗人之志。
他要求文艺能反映现实的真实状况，体现出现实主义的特征。
“可以群”指文学作品可以使人们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交流感情，加强团结。
“可以怨”的主体是指对现实不良政治的批判。
这是孔子思想中民主和进步因素的集中表现，也是他对古代献诗讽谏传统的理论概括和总结。
（四）在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上，主张美与善的统一、文与质的统一
《论语•八佾》：
“子谓《韶》：
尽美矣，又尽善也。
谓《武》：
尽美矣，未尽善也。
”（P8）认为歌颂舜的《韶》乐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而歌颂周武王的《武》乐则是“尽美”而“未尽善”。
可见他对于文艺作品的评判采取了审美评判和道德评判相统一的观点。
《论语•雍也》：
“子曰：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P9）这里“质”是指人的内在品格，“文”指人的外在仪表，“文质彬彬”是要求人既具备“仁”的品格，又有“礼”的文饰。
这种关于文质的论述，后来被运用到文学创作中，成为要求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的基本理论。
第三章庄子
一、庄子
庄子（约前369---前286），名周，战国中期宋国蒙城（今河南商丘）人。
曾为漆园吏。
《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载，楚威王“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被庄周拒绝。
后招收门徒，着书立说，继承发展老子学说，成为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庄学最富有艺术精神和艺术创造性，也最富有艺术生命力。
二、庄子的文艺思想和创作理论
（一）崇尚自然、反对人为的文艺美学思想
庄子哲学思想的核心是自然无为，反映在文艺美学方面，形成崇尚自然、反对人为的审美标准和艺术创作原则：
1.提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外篇•知北游》，P30），认为大自然存在着最高、最大之美，任何人工之美都无法与之相比。
这种自然之美又体现为朴素之美，所谓“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外篇•天道》，P27）。
2.崇尚自然朴素之美而否定人工雕琢或矫揉造作，并非简单地否定人为的艺术，关键在于创作主体的修养能否达到在精神上与“道”合一的问题。
《庄子》中所讲的一系列技艺创造故事，如庖丁解牛、轮扁凿轮、梓庆削木为鐻、津人操舟、吕梁丈夫蹈水、痀偻者承蜩等，无不贯穿着这样一种精神，即人的主观精神完全与自然同趣，那么他所创造的艺术也就是天然的艺术，与天工毫无二致。
3.庄子所理想的天然艺术境界，就是音乐上的“天籁”、“天乐”，绘画上的“解衣般礴”，文学上的出乎“言意之表”。
（1）在《齐物论》中他把声音之美分为三类：
人籁、地籁和天籁。
符合于“天籁”的音乐称为“天乐”，其特点是“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天地，包裹六极”（《天运》），即《老子》所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境界。
（2）绘画方面庄子欣赏“解衣般礴”式的画，《田子方》：
“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半。
有一史后至者，坦坦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
公使人视之，则解衣般礴，裸。
君曰：
‘可矣，是真画者也。
’”（P32）要求画家在主体精神上实现与道合一，这时画出的画就没有人工痕迹，而与自然相一致。
（3）在文学上，要求不受语言文字局限，而求之于“言意之表”，认为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妙理”。
《秋水》：
“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P33）
（二）“虚静”、“物化”、“得意忘言”的艺术创作论
1.从创作主体来说，必须具备“虚静”的精神状态。
所谓“虚静”，即要求人“无知无欲”、“绝圣弃知”，从而进入“大明”境界。
《人间世》：
“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
听止于耳，心止于符。
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
唯道集虚。
虚者，心斋也。
”，又，《大宗师》：
“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
”就是要废止人的感觉、知觉器官的作用，无知无欲，绝思绝虑，忘掉一切（包括自己）存在，抛弃一切知识，达到与道合一。
庄子强调创作主体必须离开人的一切利害关系，不受私欲杂念干扰，排除知识对它的奴役作用，只有这样才能自由地进行审美观照。
2.从创作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来说，必须要达到“物化”的状态。
所谓“物化”，即要求创作主体与客体完美地默契合一，物我不分，从而创作出化工造物般的艺术珍品。
《庄子》中所阐述的一系列有关技艺神化的寓言故事，如庖丁解牛等，都旨在昭示如何才能真正接近那微妙的自然规律和艺术规律。
这对于美的创造和艺术创造具有极其重要的启发指导意义。
3.从创作方法上说，则要努力做到“得意忘言”。
庄子认为言不尽意，但语言文字又不能完全废弃，它是表达思想内容的象征性符号，是暗示人们去领会“意”的一种工具。
《外物》篇：
“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P30）认为“言”的目的在“得意”，但“言”本身并非“意”，它可以帮助人们“得意”却不能尽意，所以必须“忘言”而后“得意”。
“得意忘言”是庄子解决言不尽意然而又要运用语言文字这一矛盾的基本方法。
第二编汉魏六朝时期文论
第一章概述
汉魏六朝是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和成熟时期。
此期约800年，经历两汉经学时代和魏晋南北朝玄学和佛学时代两个文化思想上不同的发展阶段。
这一历史时期的共同特点是：
文学理论批评的自觉发展，对文学的本质和特点进行了较深入探讨。
两汉经学时代的文论：
强调文学和政治教化的关系、文学的社会教育作用，侧重于探讨文学的外部规律。
儒家文艺思想的基本纲领就是“文学→人心→治道”的诗教公式，注重阐述文艺与现实、文艺与时代的关系，并明确提出美刺讽谏说。
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论：
摆脱了儒家经学的附庸地位，开始重视文学本身的创作和审美特征，注意对文学的艺术技巧的研究，侧重于探讨文学的内部规律。
道家文艺思想在此一时期有较大发展。
一、两汉经学时代的文论
（一）西汉前期的道家文学观与司马迁的“发愤着书”说
司马迁
西汉前期（汉武帝以前）黄老思想占有统治地位，文学思想上主要反映道家的观点，贾谊、刘安《淮南子》、司马迁等，都鲜明地表现了这种特点。
司马迁文学思想中最突出的是“发愤着书”说。
《报任少卿书》：
“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P38）提倡“发愤”着述，强调作家在逆境中也应当奋起而不应消沉，表现了极大的批判精神与战斗精神，是中国古代具有民主精神的进步文学观。
与之相联系的是，司马迁在《史记》的写作中体现了“不虚美，不隐恶”（班固《汉书》）的实录精神。
（二）封建正统文艺观的确立
汉武帝时代，先秦儒学经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的改造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汉代新的儒家文艺观也逐渐发展成为封建的正统文艺观。
新特点：
一方面保守性增强，批评性减弱，“温柔敦厚”的“诗教”成为文艺发展的桎梏，使文学变成儒家经学的附庸；另一方面也发展了先秦儒家文艺思想中科学、积极、进步的内容，如美刺讽谏说的明确提出，对“六义”（风、雅、颂、赋、比、兴）的阐述；对诗歌本质认识的深化，对文学的抒情性的充分论说；在文学和现实、文学和时代的关系问题上，班固提出“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论》）、何休提出“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公羊传解诂》）的观点；提出了文艺创作中的“物感”说，等等。
汉代儒家文艺思想具有代表性的纲领性着作是《礼记•乐记》和《毛诗序》：
1.《礼记•乐记》
《礼记•乐记》是中国古代重要的音乐美学着作，也是一部重要的文论着作。
其主要文艺观点：
1.音乐的本源在人心感物，提出“物→心→声→音→乐”的音乐本源论。
2.音乐对社会政治有重大的反作用，提出“声→音→乐→心→物（社会政治）”的音乐作用论。
音乐源于物又作用于物，这就是后来“文学→人心→治道”公式的由来。
3.关于音乐创作，强调音乐表现感情的特点，同时指出音乐创作必须有高度的真实性，应当是人的真实感情的自然流露。
2.《毛诗序》
《毛诗序》所提出的一些根本理论问题，成为两千多年来封建正统文艺纲领，影响极大。
其主要思想：
1.对诗歌本质的认识，提出情志统一说；
2.进一步强调诗歌的社会作用；
3.提出“六义”说。
（三）扬雄、班固的儒家文学观
西汉末年的扬雄和东汉初年的班固是儒家颇具代表性的重要思想家、文学家。
他们在对《楚辞》与汉赋的评论中反映了汉代儒家的文学观。
1.扬雄
扬雄文学思想的核心是倡导儒家的原道、征圣、宗经的原则，反映了把文学完全纳入封建礼教轨道的要求：
（1）在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论中，首先对屈原及其作品提出批评。
认为屈原缺乏儒家明哲保身的态度，不应对朝廷采取弃绝态度，自沉汨罗江；对屈原作品则认为它的浪漫主义内容不符合儒家经典。
但扬的评价中也有肯定、赞扬的方面，如《法言•吾子》：
“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
”这表现出对屈原评价中的思想矛盾。
（2）对汉赋早年喜爱并给予较高评价，晚年则多所批评甚至趋于否定。
主要是认为辞赋片面追求形式上的靡丽，而背离了儒家以内容为主导、形式为内容服务的传统原则。
2.班固
班固是汉代谶纬神学化的儒学的拥护者和宣传者。
其文论观点：
（1）对屈原及其作品给予异常激烈的批评。
认为屈原对上层统治者的批评违背了“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原则，同时还批评《离骚》中神话传说等浪漫主义内容，既不见经传又不合法度。
（2）对辞赋给予较高评价。
认为汉赋具有为汉帝国“润色鸿业”的意义，同时又具有“杼下情而通讽谕”和“宣上德而尽忠孝”的讽谏作用与教化作用。
（3）对《诗经》和汉代乐府诗的评论，着重论述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强调了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其《汉书•艺文志》论《诗经》时指出，诗歌可以反映社会风俗之盛衰，政治之得失；在对汉乐府诗歌的论述中，以“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概括其现实主义特征。
（四）王充等反传统的进步文艺观
东汉前期在儒家文艺思想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反传统的进步文艺思潮，而以桓谭、王充为最杰出的代表。
东汉时期谶纬神学盛行，强调天道主宰人事，君权神授，把封建统治者的一切言行措施都看作是神的意志的体现，要求百姓无条件服从。
这种宗教迷信必然招致反对，桓谭、王充等在批评神学迷信思想过程中，对先秦儒家传统有许多重大突破，其文艺思想也颇为新颖，富有生气。
（五）东汉后期王逸的儒家文论
王逸着有《楚辞章句》，他注释和评论《楚辞》的基本思想是：
随着经学对文学理论批评影响的不断深入，对《楚辞》作出符合于儒家思想的解释，并从这个角度给予充分肯定和赞扬。
对屈原的为人，王逸认为要“忠”于君上，就应当对其昏庸之处敢于直谏，即使“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也毫不犹豫。
在对屈原作品艺术特点的论述方面，王逸也认为它与《诗经》的特点相一致，所谓“依《诗》取兴，引类譬喻”；虽然是以比兴解释《离骚》，但实际上充分肯定了《离骚》的浪漫主义特征。
王逸重新确立了屈原及其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使之与《诗经》并驾齐驱，意义十分巨大。
二、玄学的兴起与魏晋南北朝文论的繁荣
（一）玄学的兴起与文学观念的变迁
魏晋时期，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发生动摇，儒家思想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
儒教衰落之际，玄学思想开始蓬勃发展起来，并且在魏晋南北朝的三、四百年间得以广泛流行。
所谓“玄学”，主要是用老庄思想糅合儒家经义，以代替衰微的两汉经学。
玄学家大都是所谓魏晋名士，他们不受名教束缚，放浪形骸，率性而行，任其自然，成为一时风气。
其重主体、重才性、重审美以及重个体人格、重精神自由等思想，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灌注了崭新活力。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嵇康）
思想的解放带来文学的解放，文学创作开始从儒家经学的桎梏中挣脱出来，获得较为自由的发展，文学观念也有了新变：
1.文学创作的主题从表现社会政治变为刻画个人内心世界。
如汉末的《古诗十九首》及建安文学。
这种变化反映在文学思想上就是从“言志”到“缘情”的变迁。
“缘情”说旨在突破儒家“礼义”之束缚，自由地抒发自己的感情，不再囿于儒家政教怀抱的“志”，而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愿望与要求。
2.特别强调要体现作家特殊的创作个性。
如三曹、七子、阮籍、嵇康、左思、陶渊明、谢灵运、鲍照等人作品中的个性都十分鲜明。
3.重视文学创作本身特点与规律的研究，对创作的审美特征提出更高要求。
这在此期一系列文论着述中都有反映。
（二）曹丕《典论•论文》的时代意义
曹丕的《典论•论文》从分析七子的创作特征出发，论及许多重要的文学理论问题，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它是由经学时代转向玄学时代在文论方面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一篇纲领性文献。
它宣告了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经学时代文学理论批评的暂时终结，和以玄学思想为主导的新的文学理论批评时期的开始。
（三）陆机《文赋》论文学的构思与创作
陆机的《文赋》第一次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文学创作的基本理论，中心论述以构思为主的创作过程，并十分强调灵感的作用；另外就是提出各类文体的特征及其艺术风格问题，其中“诗缘情而绮靡”的主张具有开一代风气的重大意义。
（四）沈约的永明声律论
沈约是南朝齐梁时期着名的史学家、文学家。
齐永明年间（483---493），沈约、谢朓、王融等发现“四声”，提出四声差别，并将其运用于文学创作之中，形成最初的诗歌声律，产生自觉追求这种声律之美的永明体诗歌。
《南齐书•陆厥传》：
“永明末，盛为文章。
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
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
声律论的基本内容是：
别四声，识宫商，求音律规范。
就是把汉字的读音区分为平、上、去、入四声，在诗句中四声有规则地相间变化，读起来形成抑扬顿挫、轻重缓急的音乐节奏感。
为此，作诗不仅有“四声”之规范，也有“八病”之避忌。
所谓“八病”即八种需要防止的声病：
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
主要是前四病。
（参见《南齐书•陆厥传》、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
沈约的声律论在我国诗论史上第一次较系统地揭示和总结了诗歌语言的音律规律问题，提出了规范化的运用要求，从而推进了古体诗向格律化近体诗的发展，加速了诗歌的格律规范化的进程。
但是，对格律的规范过细，会使诗歌创作受到很大的束缚；过分夸大声律的作用，也不免走向另一极端。
（五）刘勰的不朽巨着《文心雕龙》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部最杰出的着作。
它既是一部文学理论着作，也是一部文章学着作，又是一部文学史、各类文体的发展史，而且还是一部古典美学着作。
人们把对《文心雕龙》的研究称为“龙学”。
（六）钟嵘的诗论专着《诗品》
钟嵘的《诗品》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又一部重要着作，它和《文心雕龙》被后世学者誉为文论史上的“双星”。
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称赞《文心雕龙》是“体大而虑周”，褒美《诗品》是“思深而意远”。
《诗品》阐发了钟嵘的基本文学思想：
感情论、自然论、风骨论和滋味论。
第二章《毛诗序》
毛苌
《毛诗序》是附在《毛诗•关雎》题下的一篇序言；或认为序言开头几句为《小序》，其余大段文字为《大序》，故又称《诗大序》。
关于作者，历来众说纷纭。
考各家之说，大致可判定《毛诗序》为西汉（毛亨、毛苌之时）至东汉初（卫宏之时）儒者经师所作。
《毛诗序》总结了先秦儒家诗论的一些主要内容，同时按照汉代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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