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琦直面人生的理想主义者.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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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琦直面人生的理想主义者

赵琦：

直面人生的理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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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琦：

直面人生的理想主义者-幼教论文

赵琦：

直面人生的理想主义者

文本刊记者陈亚聪

9月10日，教师节，北京市海淀区现代艺术幼儿同收到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师德高尚照耀星光路，爱心品莹滋润桃李同”。

此外，还有一位已毕业两年的特需孩子家长发来了感谢信。

从2006年开始接收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孩子起，此类的锦旗或感谢信，园长赵琦已不记得收了多少。

1994年，即将大学毕业的赵琦到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做义工，第一次知道世界上有个“白闭症”群体。

她没想到，十年后，自己的儿子也成了“星星的孩子”，更没想到，20年后自己会成为一所幼儿园的同长，领着一群人探索融合教育。

教育，是唯一的出路

融合教育，就是帮助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在正常发展的孩子群体中接受幼儿同教育。

十年间，现代艺术幼儿同除了接收部分特需孩子进园接受融合教育，还为其他幼儿园和一些散居的特需孩子提供康复服务，至今已有160个孩子受惠。

在同接受融合教育的特需孩子中，85%可以升入普通小学，比如今年毕业的4个孩子。

有人说，“你看，儿子成就了你的事业”。

赵琦不爱听这种话，如果可能，她愿意用自己的一切，来换回儿子的健康。

但那是不可能的，白闭症是终身残疾，她只能选择勇敢地面对。

2004年，赵琦和先生结束了三年的援助非洲项目回国。

不久，他们发现两岁的儿子几乎不跟人沟通，如果要什么东西，就拉着人过去。

他们怀疑儿子就是报纸上说的白闭症。

可当时，就连赵琦的母亲，一位北京市儿童医院的儿科专家，都不了解自闭症是什么。

赵琦决定找个明白人给看看。

她找到一位刚从德国进修回来的神经内科专家，带着孩子请人家吃饭，说明了来意。

一顿饭结束后，专家说：

“这孩子肯定是白闭症，无药可医，只有教育。

”

赵琦的人生方向从此改变。

她辞去中央财经大学的教职，四处寻找适合儿子的康复机构。

家人担心她将来会有遗憾，她却说：

“孩子现在最需要我这个妈妈，错过他的最佳康复期，我才会遗憾。

”她白天带着孩子做康复训练，晚上哄孩子睡着后，自己去上培训班。

培训班的老师是现任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副院长的郭延庆，那时他刚从美国进修完白闭症的诊断和治疗方法，赵琦等20多个患儿家长就成了他的第一批学生。

康复机构离家60多公里，为了节约时间，赵琦把自己在安定门的房子租出去，再到通州、清河等地租房。

期间搬过三次家，直到2009年儿子上小学，才真正安定下来。

尽管如此，因为要在不同的康复机构之间奔波，赵琦还得时常驾车跑在高速路上。

有段时间，持续疲劳的她会不自觉地加大油门，等意识到危险时，车已蹿出去好远。

现在想起来，她仍然觉得心有余季。

接触过数百个特需儿童家庭后，现代艺术幼儿园研发部主任黄晶晶发现，白闭症孩子的家长大都会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

刚开始完全不接受孩子患病的事实；过段时间后，为寻医问药跑遍各大医院，而内心仍无法接受现实；当寻医问药无用后，才无奈转向教育。

可这条规律并没有在赵琦身上发生，“她好像一下子就蹦过去了”，格外冷静，迅速进入了寻求教育方法帮助孩子的阶段。

没有感情，我撑不过来

做了一年康复训练后，赵琦想让儿子正常入园，可没有一个幼儿园愿意接收。

2005年，赵琦卖掉父母给的婚房，接手了现代艺术幼儿同，一所只有37个孩子的民办幼儿园。

那时，她连幼儿园的运营成本、注册情况都没弄明白，只记得卖方把这里一顿狂夸，活像买的人捡了个大馅饼。

起初，赵琦觉得“咱一个大学教师来办幼儿同，肯定绰绰有余”，接手后却发现没那么简单，况且接手的还是个烫手山芋——从注册到装修，都存在各种问题。

花了三个月时间，赵琦摸清了幼儿园运营的基本情况，包括每个岗位的下作职责、存在的问题等。

可是，就在她准备一一解决时，园里的教师居然要集体辞职。

挨个沟通后，赵琦明白了：

教师丁资太低。

没顾得上核算成本，她当场许诺大家，3个月内每人月薪涨500元。

之后，赵琦开始跟教师一起重新收拾幼儿园。

“我们幼儿园每个角落、每个岗位有什么问题，我都知道，也都做过。

”回忆起那段日子，赵琦脸上带着微笑。

记得有次卫生间管道堵塞，脏物漂浮在溢出的水面上，她二话没说，第一个进去清理。

赵琦把家搬到幼儿园附近，每天早上第一个到园，晚上把孩子送回家安顿好，再回来丁作。

为了节省开支，她既当司机又当采购，经常利用午休时间开车去20公里以外的批发市场为幼儿同采购物品。

实在太网了，她就把车停在路边，打开双闪，在方向盘上趴一会儿。

那时，赵琦总感叹一天为啥这么短，好多事儿还没做就到夜里了。

赵琦把家人都拉来帮忙，先生“抱怨”：

“我从国企下了班，还要给你们私企干活，还不给开丁资！

”

3个月过去了，教师都留了下来。

直到今天，幼儿同还有4位那时留下的教职丁。

她们常说：

“我们那时挺灰心的，就是因为你才留下来。

”回想当时，赵琦也有些后怕：

“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如果当时教师真的都走了，我一时间去哪儿找那么多教师？

这个幼儿园肯定完了。

”

支撑起一所民办幼儿同，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赵琦很累，有时半夜看着儿子，忍不住痛哭。

可早上站在大门口，一群孩子喊着“赵妈妈”向幼儿同跑来时，她又开心起来。

就在她沉浸在孩子带来的慰藉中时，上天送来一份礼物：

儿子开口叫她“妈妈”了，那时儿子已四岁半。

尽管儿子发音并不清晰，赵琦还是”疯狂”地让他一遍又一遍地叫自己，并发短信给每一个认识的人。

所有事情都朝着乐观的方向发展：

2007年，幼儿园120个学位全部招满；2008年，被评为“海淀区幼儿同管理先进单位”；2009年，获得北京市第三批“学前儿童特殊教育示范基地”称号……这时，赵琦又面临着新选择：

儿子要上小学了，自己是不是该放弃幼儿同，专心陪伴儿子？

赵琦觉得对不住儿子，起初做融合教育是为了他，几年下来，却根本没时间管儿子，学到的专业知识也没时间用于给他做训练。

她先生曾说：

“如果你不做幼儿同，一心教育儿子，也许他会有更好的发展，至少比现在好。

”毕竟对于白闭症孩子，教一遍和十遍结果是截然不同的。

犹豫后，赵琦决定：

花钱请人陪儿子上小学，自己继续留在幼儿园。

“我走了，幼儿园的融合教育可能就此停止。

不是我做得多好，而是我更多地从一个母亲的角度出发，能感同身受。

”赵琦说自己不后悔，儿子像个天使，办幼儿园因他而起，如今却让这么多人受益。

想到这点，她就觉得宽慰。

专业，才是对孩子负责

赵琦认为，接收特需孩子，仅有爱心是远远不够的。

只有为孩子提供专业的服务，才是真正对他们负责，否则不如不收。

她记得多年前曾接待过一对母子，那是一个严重脑瘫的孩子，不能站立。

孩子趴在地上，眼睛瞅着门外的操场，那眼神，赵琦每次想起来，心都仿佛被扎了一下，“很难受”。

可最终，她还是送走了这对母子。

“那时我们没有任何帮助脑瘫儿童的专业方法。

接收了他，家长可能因为孩子有了去处，心里舒服点，但延误了康复时机，会害了孩子。

”赵琦明白，特需孩子最需要的是专业的康复训练。

回忆这段往事时，她的手下意识地握紧，语调上扬，语气里掩藏不住遗憾和难过。

为了给特需孩子提供有效的支持，幼儿同严格控制班额，坚持特需孩子与普通孩子1:

8的比例。

赵琦表示，这个比例在香港、台湾地区比较受推崇，既方便教师照顾，也不会让特需孩子有孤独感。

现代艺术幼儿园设有专门的特教部，共18人，其中10人为特教专业：

“身。

他们会承担个训丁作，每天下午负责为特需孩子进行一对一辅导。

取得进展后，孩子还可以参与小组游戏活动、数学思维逻辑训练、社交技巧辅导、音乐治疗、情绪管理等一系列个性课程。

2011年，为加强普教、特教沟通，资源教师岗位应运而生，每两个平行班配1名资源教师，如果班内特需孩子超过3人，那么每班配1名资源教师。

他们是同内的骨干力量，是普教、特教均精通的复合型人才。

此外，幼儿同还为每位特需孩子制订个别化教育计划（IndwiclualizeclEclucat/onalPlan，简称IEP），对其各方面能力进行测量、评估，并根据结果制定专属教育方案。

这一方案需要普教、特教、资源教师三方面定期观察、记录、评估，并及时调整。

采访时，《幼儿100》杂志记者见到一个孩子的档案夹，里面记录了症状、反应、各阶段的目标、发展情况等，厚达3厘米。

赵琦介绍，这仅仅是孩子IEP的资料记录，只是他在幼儿同各种教育资料的一小部分，她笑着说：

“我们幼儿同就是资料、档案夹多。

”

在融合教育起步较晚的中国，追求专业化并不是件容易事。

据了解，1981年颁布的《英国教育法》就提出了“一体化”的概念，允许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孩子进入普通学校。

1994年6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特殊需要教育大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融合教育”的概念。

可在我国，虽然20多年前就提出了“随班就读”的教育理念，却只针对学龄儿童。

直到2000年，北京才投入巨资依托幼儿园建设学前特殊教育基地，目前共有43个。

现代艺术幼儿园2006年开始接收特需孩子，探索融合教育。

那时，中国的融合教育刚刚起步，没多少可以借鉴的资料和经验。

难怪英国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的卡伦，邓恩教授评价幼儿园进行了“开创性的先驱丁作”。

用钱“砸”出来的专业化

中国学前教育学会秘书长王化敏曾问赵琦：

“融合教育为什么这么难？

”赵琦回答：

“因为这不仅需要资金，更需要大量专业的教师。

”

据了解，专业师资缺乏是从事融合教育的幼儿同和机构面临的共同难题。

作为北京首批特殊儿童随班就读示范基地之一，东城区分司厅幼儿园12年来也只招聘到一个特教专业教师。

今年，现代艺术幼儿同招聘了10个大专生，只有1个选择留下。

黄晶晶，品是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特殊教育专业的硕士，她说，我国培养的特殊教育教师整体数量不多，大都不在幼儿园丁作，民办同就更少了。

培养专业教师的任务往往落在单位身上，很多做融合教育的幼儿园都在为高校培养人才。

其实，我国特殊教育专业的发展历史也不长。

1986年，大陆高等院校第一个特殊教育专业诞生于北京师范大学，迄今全系共有8个专业教师，培养了400多名本科生。

特教专业人才培养数量严重不足，给融合教育实践带来了困难。

为了解决师资问题，幼儿园要求所有教师都参加特殊教育专业培训，包括保育员。

普教老师李冬梅说，自己要对班上特需孩子做的训练科目有基本了解，如语言康复训练的目标、评估体系、理论等，还得学习一些基本的辅助手段，如哪些环境创设能帮助特需孩子做知识架构。

现代艺术幼儿园每个月的人力成本大约占总支出的69%，除了薪资，还包括教师的培训支出。

赵琦表示，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以来，他们每年的教师培训资金为15万-20万元，如果碰到重要的国际培训项目，花费就更多。

除了海淀区教委组织的培训，现代艺术幼儿园会定期组织教师“走出去”，普通教师有机会去香港、台湾地区学习，管理层则可去英国、美国学习。

目前，幼儿同有3名教师正通过互联网学习美国特教课程，这套课程每年花费十万元，每周都要上课。

此外，幼儿园还给教师报销本科、研究生课程的进修费用。

“教育不是经验，教育是科学。

只有爱，没有专业，帮不了孩子。

”黄品品说。

她就曾到美国接受过专业培训。

有人间赵琦，这样的付出值得吗？

万一花巨资培养的教师走了怎么办？

赵琦觉得老师离开现代艺术幼儿园，能让更多人了解融合教育，这不是坏事。

在融合教育上舍得“砸”钱，是她一贯的原则。

幼儿同中的特训器具都是请香港协康会（儿童教育及福利机构，致力于特需儿童服务已51年）设计、制作、邮寄过来的。

仅一间个训室便投入30多万元，这还不包括后期损耗、维护等费用。

巨额的费用是赵琦无法回避的压力，除了把教委补贴的钱全部投入到师资培训和器材添置土，她尽可能地节省不必要的支出。

会议室还是十年前的老式窗户，现在想配纱窗都找不到合适的窗扇。

同长办公室位于三楼楼梯的拐角处，推门走进去，宽度不足2米，窗台上密密麻麻地摆着文件夹。

就是这样狭小的办公室，也是4人共用，除了4张1米左右的办公桌外，就只放得下1个1米多长的红色沙发。

见到记者进来，赵琦把沙发上的文件、书拨拉开，腾出一块能坐的地方。

别叫他们“特殊儿童”

分司厅幼儿同同长付春香曾说，做融合教育，普通家长接受与否也是同所的一大挑战。

赵琦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麻烦，她喜欢在问题发生前尽可能消除潜在的风险。

特需孩子进班融合前，需要半年到一年的观察、训练，直到孩子有了跟人相处的基本能力。

“如果说我们融合教育做得成功，就源于我们没有特别突出这件事，让大家在潜移默化中习惯、接受。

”开始，赵琦只是告诉普通家长，园内也接受特需孩子人同学习。

她不喜欢强化区别，更不喜欢把这些孩子叫作特殊儿童。

在她看来，这些孩子并不特殊，只是有时会有一些个性化需求，这很正常，生命本就多样。

就像一位妈妈所说：

“‘特殊儿童’这个概念是绝对不能给孩子灌输的。

孩子对社会的认知度没那么高时，你主动提出这个概念，只会让他认同。

”

如今，在现代艺术幼儿园，普通孩子不会因为帮了特需孩子而受表扬，有特需孩子班级的教师也取消了津贴，保育员也不会格外照顾这些孩子。

就连教师对孩子的期望值也变高了，不再单纯满足于孩子可以跟随班级就好，而是依据情况有些课业上的要求。

用一样的态度对待所有的孩子，是他们的主张。

赵琦发现，这样做特需孩子反而融合得更好了。

赵琦认为，生存在海淀区，是现代艺术幼儿园的幸运，无论是政府对融合教育的重视，还是普通家长对融合教育的接受程度，都是融合之路取得成功不可忽视的客观因素。

一位家长主动对特需孩子小默（化名）的家长说：

“我的孩子可以一直陪着你的孩子，从小班上到大班。

”小默妈妈特别感动：

“这比有人告诉我，你的孩子会好，更让我感动。

”之后，那位家长经常说自己忙，接不了孩子，让小默妈妈帮忙接一下，两个孩子有了很多相处、玩耍的时间。

赵琦觉得，这就是那位家长尽力所给的一种帮助。

这段友谊一直持续到孩子毕业。

用心，是不可憾动的原则

今年，在现代艺术幼儿园报名的特需孩子，仅海淀区户口的就有三四十个，可他们只能招收4个进入日托，工作日下午4点到8点，再接收几个非本同的进行个训，这远远无法满足家长的需求。

民办幼儿同灵活的机制，其实可以带来一些挣钱的机会。

如果赵琦肯增加几个名额，多做些个训，或者提高收费，幼儿同就会有一笔可观的收入。

但她不愿这么做，不想让海淀区唯一的民办普惠幼儿同消失，也不想让教师觉得自己是挣钱的丁具。

在她看来，教育，需要一群理想主义者，愿意单纯付出，不计利益。

用心做教育，一切从孩子出发，这是赵琦和她的团队一直坚守的理念，有时坚持到让人觉得有些“不近人情”。

特需孩子入园，必须具备残疾证、诊断证明等各种证明，否则绝不收。

幼儿园每个月会给家长提供免费培训，家长必须来，如果3次不来，幼儿园有权劝退孩子。

赵琦参加特需孩子家长会时总说：

“白闭症或其他残疾是一生的事儿，改变不了，我们也没这个本事。

”曾有人提醒她，这话太直白了。

赵琦却坚持这么说，她希望家长理性地看待孩子的隋况，每个人都可以对未来有一个很好的期许，但必须立足现实。

“做融合教育，家长一定要承认、要配合，否则就是浪费资源，害了孩子。

”

一位特需孩子家长说，幼儿同总用一根“线”牵着，让自己始终不放弃对孩子的引导。

今年，北京残联的专家给孩子做评估时，半开玩笑地说，孩子发展得很好，再努力一下，残疾证都可以不要了。

十年间，现代艺术幼儿园没有普通孩子因为融合教育而退同。

这里面，不乏院士、清华北大教授、海归等家庭的孩子，甚至有一个家庭的4个孩子，都从这里毕业。

有人纳闷，一所民办园居然如此招家长喜欢？

或许，重庆师范大学特殊教育专业副教授魏寿洪的话可以给出答案，“这里的人很用心”。

在北师大读博期间，魏寿洪曾在现代艺术幼儿同做论文选题，一待就是两年。

他记得，有时为了特需孩子的一个小问题，全体特教教师都要讨论好多次。

曾有个家长动过要把孩子转走的心思，可家里人反对：

“这个幼儿园对特需孩子都那么用心，更不用说对咱们的孩子了。

就在这儿，哪儿也不去。

”

对于症状较轻或没名额入园的特需孩子，赵琦同样会用心地给家长推荐图书、提供择同建议。

她曾接到一位家长的电话，对方告诉她：

“两年前报名时，没有名额，在电话里您告诉我读两本书《解开自闭症之谜》《游戏治疗》。

如今孩子上普通小学了，表现特别好。

当初若不是您，我真的就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

谢谢您！

”这让赵琦格外欣慰，也是她带领幼儿园走下去的动力。

采访快结束时，赵琦告诉《幼儿100》杂志记者，一直以来，自己最大的愿望都只有一个：

“在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可以把儿子的生活安顿好。

”这是赵琦作为一个母亲对幸福的诠释。

读完中学，白闭症患者通常无处可去，想到儿子的未来，她仍然无法释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