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城市题材电影中的小人物形象.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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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城市题材电影中的小人物形象

近期城市题材电影中的小人物形象

　　[摘要]本文以小人物形象为切入点,研究近期城市题材电影。

虽然表现小人物的城市题材电影在以大片为主打的近期国产片中分量有限,但这小部分影片仍然在相当程度的艺术上呈现了小人物的生存状态,成为时代的写照。

与更早的第六代初期表现小人物的电影相比,近期城市电影中的小人物被表现得更加温情、幸福和有尊严,原因源自创作团队的观念、观众的需求以及现实小人物的处境状况。

总体上,此类电影还是缺乏精品,需要继续努力。

　　[关键词]城市题材;小人物;温情;梦想;尊严

　　大片是当下主打,国产大片多为古装武侠、献礼片,或谍战片、时装片,剧中人与现实众生关系不大。

与之相对,投资较少、贴近城市现实生活的电影显得黯淡。

　　讲述城市人梦想的破灭和实现、漂泊和驻足是电影从未中断的主题。

近期城市题材电影仍有执著于这样的讲述者,喃喃地诉说、大声地自嘲或庄严地宣告,是《夜店》《跳出去》《天堂凹》《二十四城记》《高兴》《耳朵大有福》《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疯狂的石头》《立春》等电影展示小人物的方式。

我们都是或曾经是小人物,虽然这一称呼不够理性,但让人心生共鸣。

　　其实,城市电影中的小人物在改变。

自2005年贾樟柯以《世界》从“地下”转移到“地上”这一标志性事件,越来越多的地下导演及在地下电影中得到较真实呈现的小人物转移到地上来。

这些见了天日的小人物呈现出和银幕前辈不一样的风采:

几乎祛除了文艺青年般的沉闷忧郁,也不是主旋律那般不乏刻意的阳光。

逆境中自嘲、蹒跚中坚定,近期小人物表现出较强的成长感,究竟是时代使电影人变得从容坚定还是现实小人物的生活就是如此?

　　一、活着:

疼痛与抚摸

　　“疼痛与抚摸”是河南作家张宇表现乡村女性的一部小说的名字,都市小人物现实生活一样充满疼痛。

早期第六代电影表现城市小人物的生存以疼痛为主,近期则多了温情的抚摸:

或自嘲地走出生活困境,如王大耳朵王抗美（《耳朵大有福》）;或者天性乐观,如刘高兴、五福（《高兴》）;或让岁月涤荡悲伤,留下纯粹的活着（《二十四城记》）。

　　“悲剧喜唱”是《耳朵大有福》《夜店》等释放温情的方式。

王抗美退休后的第一天遇到小卖部老板、电脑算命的姑娘、擦鞋店的妇女、车夫,还被骗到传销点……电影近乎自然地展示生活之流。

王抗美唱《长征组歌》无法逾过高音,隐喻居于社会底层中老年的尴尬处境:

退休了,仍然要应付各方压力,怎么办?

将《耳朵大有福》（2008）与同为范伟主演的《看车人的七月》（2003）比较:

同为隐忍的中年人,看车人杜红军选取了以暴制暴,落得蹲监狱的悲情结局;王大耳朵也有暴力发泄（找茬儿与人酣畅淋漓地打架）,但未致死或残,倒是获得了心灵的相对平静。

影片结尾于王抗美高唱《长征组歌》优美的声线,征服高音与闯生活难关合二为一。

《耳朵大有福》比《看车人的七月》给人更多温馨和希望。

　　《夜店》（2009）有强烈的无厘头风格。

单身中年女老板打麻将、养狗打发空虚,中年男倾心彩票,单相思青年男不敢表白,原本人物都陷入生活囹圄,直到发生讨债却遭遇歹徒的一夜。

然而,写实生活并不是导演想要的,《夜店》以悲、喜情景交替的方式结构,人物的命运和性格也是悲喜交织,如水哥生活的不幸与讨债的精明,讨债时的无情与公私分明,浓重的漫画色彩使观众沉浸于一连串的笑料,无暇思考人为什么这样生活,或是“80后”主创感受世界的方式先验决定了:

生活已然如此沉重,艺术何不让人快乐些?

　　《疯狂的石头》将“反剧正唱”用在表现有负面色彩的小人物方面。

对有负价值的小人物心怀同样甚至更多怜悯表现他们如何作恶特别是心理状态,恐怕没有人达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深度,他使“恶”色彩小人物的审美价值得到最充分的实现。

国产电影要抵达陀氏还有很长的路,但已有很大提升:

让窃贼成为主角,在表现罪行的同时没有忘记他们首先是人。

《疯狂的石头》掀开了国产片“艺术面前人人平等”新的一页。

　　为了表现生活的美好,电影有时刻意回避残忍。

电影《高兴》（2009）、《天堂凹》（2009）根据同名小说改编。

贾平凹的《高兴》和打工作家郭建勋的《天堂凹》有不少悲剧情节在电影中被删除了。

电影《高兴》五福没死,小说里五福永远不能返乡。

电影《天堂凹》结束时于德宝一家在深圳团圆,没有涉及小说里雪梅的死及春妹和德宝的婚姻。

作为献礼片,《天堂凹》用1981、1988、1990直到2000年编年体呈现深圳,但过于美化了打工生活。

小说打动读者的是深圳异乡人生活的艰难,但“露天洞房”等细节电影都没有。

20年前张良导演的《特区打工妹》也是为特区献礼的影片,该片至今只有极少人知道,即使当时反响也一般,与该片过于美化打工妹生活有关。

　　《天堂凹》是否重蹈《特区打工妹》覆辙定论尚早。

相比特区初建时期,今日打工族的待遇确有很大提高,为什么电影没能令人信服地呈现?

选安战军任导演,一定因为导演之前有《看车人的七月》《一年又一年》等表现小人物生存的优秀作品,但《天堂凹》即使在安导演的创作中也不突出,令人遗憾。

　　电影应对小人物心怀悲悯,但人为“被光明”不可取,特别在有小说原著的情况下。

历来文艺作品中受人喜爱的小人物,正是因为他们直接映现生活粗粝、真实的质感。

　　二、梦想:

彼岸并不遥远

　　与生活中的不顺和灾难相比,抚慰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梦想是电影人给予小人物更实在的礼物:

刘高兴的梦想（《高兴》）随着飞机上天尘埃落定;村姑彩凤在舞台上大放异彩（《跳出去》）;德宝、福林、雪梅实现了各自的深圳梦（《天堂凹》）。

此类梦想成真在之前的国产片特别是第六代导演早期的电影里极少呈现。

贾樟柯电影曾被评论界认为是广大不发达内地城镇的真实缩影,但片中小人物的期盼并非异想天开却难以实现:

小武（《小武》）想拥有爱情、友情、亲情成为泡影;《任逍遥》少年寻找更有意义的生活不得;小山要找个回家过年的同伴,这样卑微的梦也没能实现（《小山回家》）;《世界》看上去已半扎根于都市的小桃想和男友白头偕老看来也是虚幻。

　　为什么小人物梦想的结果前后差距如此之大?

　　原因一,电影人身份的改变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影响了对人物的看法。

艺术家是人物一定程度的上帝,创作者预设的人物命运影响接受者的看法。

导演是角色人生的幕后使者。

彼时新生代电影人是未走出青春期的自由知识分子、流浪艺术家、城市边缘人,又逢电影业处于谷底以及电影审查机制相对严格,青春期和艺术家的双重自怜作用,很多电影人自以为与那些漂在城市的忙乱人群无根本不同,还不如有城市户口的低收入人群。

灰色的处境和心境使得他们对都市小人物心有戚戚焉。

　　近期城市电影中的小人物多出自中年后的第六代或幸运的更年青一代。

国产电影票房有目共睹,所有电影人都可以期盼美好的明天。

这种乐观投射到小人物身上,就是无论他（她）怎样艰难支撑,都不剥夺其实现梦想的机会。

　　原因二,娱乐是观众不变的追求。

在与国产和进口大片的角逐中,总体偏写实、中小投资的城市现实题材电影难有炫目的视觉效果和铺张的宣传攻势。

多数观众是生活中的小人物,能引起他们的认同,获得好口碑是此类影片创作团队不二的选择。

　　原因三,或许是最重要的:

底层人的生存之痛受到关注,现实小人物得到官方和民间实际的帮助。

都市低收入人群、农民工等字眼不止现身艺术创作、媒体报道,也屡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电影中他们生活的美好也符合主旋律。

　　然而,对多数人来说,梦想只是梦想。

由此,近期城市题材电影中小人物的梦想有过快过早实现之嫌,创作的真诚不免打了折扣。

　　三、漂泊:

为了尊严的生活

　　生存的艰难和青春的迷茫是第六代早期电影中都市边缘人的特点,缘于青春的迷茫常压过生存之痛。

漂泊者身上集中了社会转型期的不适。

近期城市题材电影中的漂泊者主要是城市“候鸟”农民工（《泥鳅也是鱼》《苹果》）,是梦想不渝的小城艺术家（《立春》）。

　　要脸不要脸,男女泥鳅看法迥异。

女泥鳅拒绝了包工头男泥鳅的邀请,但在他去世后又倔强地帮其还债。

在新闻报道和文艺作品里,城市的诱惑让来自乡村的女性堕落,《泥鳅也是鱼》（2006）例外。

女泥鳅教育青年农民工时义正词严:

“你怎么这么小就不学好,你爹你妈养活你,是叫你长大了成个好人。

咱们这些人在外给人家打工干活,咱说个实在话,吃得多点少点、干的活重点轻点、拿的钱多点少点都没事,最要紧的咱得要个脸……”女泥鳅形象是否“高大全”暂且不论,从艺术角度看,女泥鳅是一个全新的农民工形象,她以善良、坚强、乐观、母性温暖着农民工群体,诠释乡村美德和农民工群体中的美好。

　　相对美化生存和文艺气息浓厚的农民工题材电影,《泥鳅也是鱼》朴实和较真实地表现了农民工的精神气质。

女泥鳅是农民工群体里的弱势（女性、中年、离婚）,支持其行为最重要的原因为两个字:

尊严!

尊严使女泥鳅形象很高大,也丰富了电影长廊中的农民工形象。

　　女泥鳅漂泊中执著追求为的是日常生活的尊严,《立春》（2007）中的王彩玲、黄四宝、胡老师不惜以生命维护的则是更高层次――为了梦想。

有评论道:

每个被感动的人都是王彩玲。

相比泥鳅们,王彩玲们和都市小人物更贴近。

这是一个讲述追梦者感伤旅程的故事,和一般人不同,这几个小城艺术青年的心始终生活在小城之外:

王彩玲梦想到北京、巴黎的歌剧院登台演出,黄四宝执著于报考中央美院,胡老师一心活在芭蕾世界,他们是心灵的漂泊者。

胡老师更以极端方式让自己进监狱彻底了断世俗。

王彩玲、胡老师等在北方小城格格不入、沦为笑柄或被欺侮的对象,叫人联想诸多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

俄罗斯文学史上有数个这样的小人物,在沉沉黑暗中拼力反抗,如奥斯特洛夫斯基写于19世纪中期的名剧《大雷雨》中的卡婕琳娜。

《立春》和《大雷雨》没有可比性,王彩玲和卡婕琳娜也不一样,但有一点相似:

她们对精神生活的要求远远超出周遭人群。

自命不凡的小人物还是小人物,但电影毕竟让小人物获得一定的提升。

影片结尾于王彩玲在华美的舞台上演唱心爱的歌剧,帮她兑现了一次想象中的出场,可见创作者对这个小人物的怜惜与尊重。

　　人们常用“时代的镜子”形容一部兼备艺术功力和内容概括力的作品。

综观近期国产片,还没有这样的“镜子”。

相比古装、间谍题材以及将注意力集中在中上层人士的电影,这些电影讲述的小人物故事有的发生在北京、上海这样的超大城市,有的发生在天津、武汉、西安、重庆等二线城市,还有的发生在安阳、开封等三线城市,在这些带有一定地域色彩的故事里,观众从中看到各地真实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资本说话的当下,一部城市小人物题材影片如一滴水很快消失于风起浪涌间,但很多水滴集合便能映现天空的光亮和阴霾,它们仍是一定程度的时代之镜。

　　[参考文献]

　　[1]佴荣本.笑与喜剧美学[M].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

　　[2]王岳川.消费社会中的精神生态困境――博德里亚后现代消费社会理论研究[J].北京大学学报,2002（04）.

　　[3]陈犀禾.当代电影理论新走向[M].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谢晓霞（1979―）,女,重庆人,博士,云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

影视艺术和新闻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