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是什么中国大学变成了什么上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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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是什么中国大学变成了什么上篇
大学是什么？
中国大学变成了什么？
（上篇）
附言：
近日，教育部减招计划引发抗议，抗议者提出教育平权要求。
但教育不公，只是中国教育的显形问题，它很刺眼，却不是中国教育的根本问题。
根本问题是违背教育中立原则，把教育政治工具化和意识形态阵地化。
沦为洗脑工程的教育，具有反教育性质。
这情况近年越发严重。
一百多年前英国史学家韦尔斯断言：
人类历史越来越成为教育与灾难之间的一场竞争。
韦尔斯这个断言，只有立基于教育正常功能才能成立。
中国当下教育，从学前教育到大学，乃至研究生阶段，在人的精神发育成长各阶段，都在把本应是避免和战胜灾难、跟灾难对决的教育变异成灾难的一部分。
大学现在更是一片肃杀之气，针对大学安身立命之本的颠覆越来越肆无忌惮，但很讽刺的是，官方把“创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喊得无比响亮。
九年前笔者曾就当时喊得很响亮的“建世界一流大学”写了一篇长文，我觉得这篇文章表达的看法，基本可以代表我现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略有不同的是，现在大学状况比那时更糟糕、更无希望。
2016-5-15
大学是什么？
中国大学变成了什么？
（上篇）正文：
围绕“21世纪的大学”这个话题，我国涌流出无数豪言壮语，最响亮的自然是“建世界一流大学”。
这个目标很好，若脚踏实地朝它努力，于国于民于正在或将要进大学学习的学子都是一大幸事。
然而，如果看看当下大学行状，看看还在继续采取的种种不智举措，漂亮言辞好似黑色幽默。
如果说当下中国大学病入膏肓，这个判断不为过。
它的衙门化、高耗低质，早就为人诟病。
尽管说起大话气壮如牛，在有公信力的世界大学排名中，却无一所能进入前200名，而且差距还在拉大。
腐败方面倒急起直追，各行业中后来居上成为重灾区。
腐败招数无奇不有——滥评职称、滥发文凭乃至卖文凭，教学科研质量评估中大规模造假，金钱打点、疏通关系之类学术外功夫在硕士博士授予权等纯学术事务上大派用场，为赚昧心钱收取高额教材回扣甚至与不法书商勾结用盗版教材糊弄学生，如此等等。
而如今没人认账但依然实施的所谓“教育产业化”①，使高等教育越来越排斥社会底层，越来越拉大城乡高等教育机会的差距……。
但这些显见的、直接触动社会公众神经的问题不过是由我国大学的根本问题衍生的，这个根本问题就是我国大学无所坚守，在损害大学品质的力量面前无原则无抵抗，随波逐流，从根本上背离了大学精神。
大学精神寓于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传统之中。
这些传统使大学在拥有朝向未来的巨大发展潜力的同时，又得以在发展过程中保持稳定流向而能始终作为向社会提供最具独创性贡献的智力权威机构立身于世。
我国大学要想回到健康发展轨道，需要重新认识久违了的大学传统精神，了解由这种精神所规导的发展走向，以此为据彻底反省。
一．使大学之为大学的独立、自治、学术自由大学在欧洲中世纪是作为师生行会诞生的。
与其他行会相同的是，成立目的在于维护自身利益；不同的是，不论学生或教师，都是为着知识探究的共同兴趣聚在一起的学者，他们要维护的最重要共同利益，是不受任何干预地进行知识的独立探究和传授。
为了这，在教权与王权竞相控制和拉拢大学的情势下，利用教会的庇护对抗世俗政权，又利用从世俗政权那里争得的特权对抗教权。
经历了为摆脱外来支配而进行的不懈斗争，大学最终成功地独立于教权与王权，代表着知识领域的最高权威而与信仰领域和世俗政治领域的权威并驾齐驱。
现代大学已经不像中世纪大学，仍然是完全由教师或学生进行管理，或者师生共同管理的自治社团。
随着大学功能、使命的扩展以及组织结构、人员构成日趋复杂，它的权力结构也趋多元。
但大学始终彰显着独立于宗教、世俗权力以及形形色色的政治、宗教派别和利益集团的自治机构性质，坚守着在早年争取自治特权的斗争中逐渐清晰的功能和角色定位——人类知识和价值的坚守者、传承者与创新、变革的推动者。
在现代大学复杂的人员构成中，直接承担着大学知识和价值的传承、创新功能的师生始终是主体；不论权力结构怎样多元，在学术这个核心事务上把关的只能是以学术为业的教师群体；至于知识传播、探索、创新所需的学术自由则在大学的价值体系中一直居于不可动摇的核心地位。
其中，独立法人的自治地位使大学能够有效对抗外在力量入侵，避免学术研究和教学的标准受宗教、政治或经济利益支配，这提供了学术不受干扰地按自身规律发展的必要条件。
不过，单凭自治地位，并不能确保学术按自身规律发展，不能保证大学成为产生知识和传播知识的基地——如果不同时贯彻学术自由原则的话。
知识和真理的进步只能在自由探索和自由辩论中实现，而学术自由意味着包括国家权力在内的任何学术外力量无权干涉知识或思想领域的问题。
所以，学术自由提供了进行知识和思想探究必不可少的中立空间，它使师生可以在不受限制的探索中向未知领域挺进，在自由讨论中对已有的知识或思想进行质疑、反思、验证、比较，在平等对话和交锋中对不同思想、信仰和观念的真理性成分和谬误成分进行辨析，并在这过程中发展智慧、谋求共识。
如果对学生来说，不拘的探索、自由的论辩、平等的对话一方面是他们精神和智力上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可以使其中有志成为“学术公民”的人受到从事学术研究的必要训练，那么，学术自由对于“一生都致力于发展新思想，阐述新观点”②的大学教师更加利益攸关，可以说，教师能否顺利履行自身职责，实现职业抱负，很大程度系于有无学术自由以及学术自由的大小。
但不论对学生还是教师，学术自由都保护和激扬了创造精神和反思精神。
而大学作为师生聚合地，学术自由在使她成为一个进行知识探究和精神反思的共同体之时，也成就了大学作为新知识、新思想的发源地在推进人类知识和智慧方面的独特贡献。
但学术自由不仅意味着知识和思想探索活动独立于种种外在力量，不仅意味着探索无禁区，同时还意味着对不同的甚至对立的思想、见解无所偏袒，意味着知识的真伪、思想的对错不由任何权威（无论这权威是个人、机构或组织）宣示，而只能通过自由辩论来呈现，还意味着即使被普遍认定为错误的思想也有存在权利，而这，应该是基于对人的认识能力局限性的承认——人类认识史上，此时视为错误的思想见解中可能含有前瞻性因素的情况决不少见——，何况，哪怕彻底的谬见，也可以使真理性认识在与它辩驳中受到砥砺而更趋成熟。
可见，学术自由与思想宽容犹如一币两面。
大学正是因了学术自由本质上的包容性，才成为不同思想、信仰、观念得以共存、对话、论争的中立平台；也因了学术自由对各种思想、见解的发展潜力和多种可能性的保护，大学才能成为知识进步和思想创新的前沿。
不仅如此，大学还因此成为培育青年人宽容、理性、尊重真相——哪怕真相令人不愉快——等素养的适宜土壤，有这种素养的人视界宽阔、心态开放，尊重人类精神和文化的多元性，热爱真理但不偏执，对与己相异的信仰、观念抱有同情的理解，在精神气质上与对他人对社会极具危险性的极端主义者判然有别。
学术自由对大学是如此重要，一旦背离，大学将丧失其作为知识探究和精神反思共同体的性质，丧失其开发知识、批判性发展知识的功能。
所以，大学在维护学术自由上跟争取机构自治一样，进行了持续的斗争和努力。
而大学精神就孕育、熔铸于这持续的斗争和努力之中，也直接包蕴在相辅相成的自治传统和学术自由传统之中——这就是独立精神、创造批判精神和理想主义精神。
它们体现在对知识的无私追求上；体现为坚信真理具有独立于任何社会派别、超脱于无论世俗的或宗教的利益、标准的权威性；也体现为，在批判性地重估知识文化遗产、审视社会价值和思想体系中保持和发展人类自由知识和人类价值。
有鉴于此，笔者曾在《大学之魂》中这样评价其意义：
大学精神使大学在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创造与毁灭两种力量无休止的冲突中代表了创造的力量；在人类追寻真理的过程中，大学既是人类在意识中进行伟大探险的先锋，也是世世代代人类赖以支撑的理想和精神价值的守护者。
二．从追求真理的民主机构到现代社会的民主基地在大学传统的价值谱系中，似乎并未包含民主，但它实际上却内蕴于自治传统和学术自由传统之中，是大学传统的内生价值。
即使民主未直接纳入大学用持续的斗争去捍卫的那些价值，它也自会从中体现或生发出来。
如果说自治传统使大学早在欧洲尚处于教会和世俗君主统治下的中世纪就已经通过教师、学生的自主管理在实践最重要的民主原则，那么，学术自由则使大学自身一开始就作为“追求真理的民主机构”而存在。
学术自由保护不同意见的平等存在和公开表达；鼓励人不服膺于权威而依靠独立判断得出结论；学术自由条件下特有的多种思想、观念并存和自由竞争局面锻炼人通过自由探索来选择和确立自己的信仰，通过辩论、交流解决分歧、求同存异。
所以如前所述，学术自由使大学成为培养独立、宽容、理性、善于提问、勇于反思等精神特质的沃土。
而这些恰恰是民主社会所需要的公民素养。
大学传统与民主之间的历史渊源不限于自治实践，也不限于学术自由氛围有利于培养民主素养，而是在此之外还有更广泛联系。
欧洲历史上，大学由于其自治地位，更由于其保存、传播及发展知识的巨大能力和由此获得的崇高声望，最终作为知识权威的代表而与教权、王权并立。
可以说这是欧洲权力多元的结构性因素之一，这种权力结构有利于宪政民主的成长。
而大学师生提问、质疑、表达异议的精神，甚至在人的思想和精神受到许多禁锢和约束的中世纪，就已经无所不触及。
在巴黎大学这个基督教世界的神学教育中心，师生不仅争论神学问题，而且争论现实问题。
即使在纯粹的神学争论中，理性精神也得到伸张和发展：
因为争论倚重的是讲理、是逻辑而不是强力，是说服而不是压服，是对话而不是灌输。
在现实方面，大学也不惮于在最尖锐的问题上发难。
例如1265年的复活节“随意提问”辩论会上的学生提问。
学生们就国王新近颁布的要臣民发誓保证在交易活动中不再用英镑的敕令，要求教师回答：
国王有这权力吗？
国王这样做是否对臣民使用“暴力”？
③——这针对国王在货币方面权力的尖锐质疑，已经直逼宪政的核心：
权力界限。
这种质疑一切的精神，使得权力合法性、权力界限、民众的权利等问题在欧洲历史上被反复提出，反复争论。
争论推动了相关认识的深入，不仅为宪政民主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准备，而且于无形中影响了社会大众的思想和心理。
然而，民主成为大学的自觉追求，应该说始于美国。
还在教育体系建立之初的殖民时期，民主冲动就在教育活动中强烈显现出来，教育成了使民众获得知识、获得自我管理能力的基本途径。
从大学看，这种冲动一方面表现在最大限度发挥了使大学与民主宪政有着天然联系的独立自治和自由辩论传统，另一方面则尽最大可能扩散知识，打破少数人对学问的垄断。
立国以来，教育的民主价值更加受到特殊重视。
教育成了培养合格公民以使这个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意愿共同体得以延续和发展的最重要手段。
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1790年1月8日国会讲话很有说服力地阐明了教育在维护自由和民主上的特殊功能。
他说：
“在任何国家，知识都是公众幸福的最可靠的基础。
在我们这样的国家中，社会舆论可以直接对政府的措施作出反应。
因此，有相应的知识水平是必不可少的。
知识可以多种方式维护自由宪法：
它可以使那些受托担任政府职务的人懂得，政府的每一重要目的都会得到民众通情达理的信任；它可以使民众珍视他们的权利；使他们能预见到并预防这些权利可能遭受侵犯；使他们懂得什么是压迫，什么是必须行使的合法权威；使他们懂得，什么是由于不顾他们的困难而加给他们的负担，什么是不可避免的社会需要带来的负担；使他们分清：
什么是自由精神，什么是无法无天……”他特别提请国会考虑，“通过资助现有的学院、筹建新的国立大学，或者其他有效办法”“促使这一理想目标的实现”。
④显然，在乔治.华盛顿心目中，对于开发民智，培养知晓自己的权利与义务并且有能力回应、批评、监督政府，捍卫自身权利、捍卫自由的生活方式的智慧公民来说，大学具有其他任何机构无法替代的独特作用。
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与宪政民主之间的天然联系使这种传统为进步人类所珍视和发扬，但也必定招致形形色色专制主义者、特别极权主义者的敌视和破坏。
英国史学家韦尔斯曾以霍亨索伦专制王朝为例，指出该王朝的最大罪恶是不断干预教育、篡改历史教导。
他说，“德意志有意用爱国雄辩来麻醉自己，故意使它长醉不醒”。
⑤可以认为，德国的军国主义化、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走向纳粹化，这个灾难性趋势早在霍亨索伦王朝通过干预和篡改而败坏整个国家的教育时已经开始了。
希特勒时期把教育败坏得更彻底，学术自由干脆被咒骂成“古老而邪恶”的（纳粹理论家罗森堡语），所以这个时期决不满足干预教育而是直接对教育实施全面控制，以至于“从儿童晓事之初，学校就应把目标定在教学生晓得什么是国家的主张”（罗森堡）。
在这种教育目标下，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根本没有立足之地。
独立自治和学术自由的丧失，使大学沦落为权力的附庸，充当起遮蔽真相、散布偏见的工具和批量生产极端分子和狂热党徒的场所，成为纳粹德国制造人类空前劫难的参与者。
如，纳粹刑法理论的产生就是大学助纣为虐、参与灾难制造的例证之一。
当戈培尔提出“纳粹的使命在于‘将1789年从德国历史中抹去’”，法学界迅速听命于此，群起攻击启蒙运动，致力于从法律思想中铲除人权、保护个人权利免受国家权力侵害、限制国家权力等在1789年以后得到传扬的自由主义要素，径直把刑法目的从“保护个人免受国家侵害的权利”改为“保护国家不受个人分割”，并完全模糊罪与非罪的界限，为大开杀戒作理论准备。
而这种为排除异己、屠杀无辜张目的纳粹刑法理论的本质特征，首先是在基尔大学法学院发展起来的。
⑥鉴于这样的事实，说大学充当了大屠杀帮凶，绝非妄言。
20世纪的历史教训从反面凸显了大学传统的宝贵。
如今，把在独立、自治和学术自由等古老传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民主价值纳入大学的基本价值之中，已是大学发展主流；自然地，把通过高等教育培养有能力参与和保卫民主的智慧公民作为使命，也成为许多国家大学坚定不移的追求。
可以说，这种发展走向一方面是包孕在大学既有的核心价值之内并受核心价值规导的，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大学对社会发展进程所提要求作出积极回应的杰出能力。
三．在摧折和诱惑中变异的中国大学中国大学起步很晚，但起点相当高。
迄今为止不过百来年历史的中国大学在20世纪上半叶便成功建立起国立、私立、教会学校等多种办学体制并存的多元格局。
但无论国立、私立或其他性质的大学，都共守着独立、自治、学术自由原则，确立起了相应传统，建构起了良好的大学文化。
在中国确立起来的大学传统和大学文化，与在欧洲有近千年发展历史的大学传统和文化完全接轨。
无论在追求知识和独立、批判创造精神方面，还是推动中国走向宪政民主上，中国大学都表现极为出色。
纵然内乱外患，办学条件极其艰苦，却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
我国在20世纪享誉国内外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大师几乎都在那个时期的大学受过教育并奠定了良好学术基础，这一事实证明了当年大学具备相当高的学术水准。
不仅如此，大学还以追求真理和自由的热忱成为推动中国宪政民主的重要力量。
遗憾的是，20世纪上半叶确立的传统在20世纪后半叶中断了。
随着大学全面改制和全面国有化，多种办学体制并存和良性竞争的局面不复存在；政治工具和意识形态阵地的定位则从根本上颠覆了大学传统的独立、自治、学术自由；反复掀起政治讨伐式批判，使大学赖以安身立命的传统成了“原罪”，学校和师生不得不被迫纷纷表态以示决裂，但学术冲动和自保需要的尖锐冲突又使学校和师生痛苦挣扎于求真与精神自残和作伪之间。
文革结束，中国历史翻开新一页。
大学师生充分利用了拨乱反正背景下相对自由的学术空间，为回归学术为中心的传统，重塑独立、自主、追求知识、追求真理的大学精神作了很大努力。
虽然二、三十年思想和学术断层使社会整体思维状况和整体学术水准低得令人难以置信，虽然当时还面临50年代以来设置的无数思想学术禁区——连“良心”、“尊严”、“自由”、“人性”、“人道”等词汇重新获得存在权利也需思想学术界作出持续努力、付出巨大代价——，但大学在思想启蒙、恢复常识和突破思想、学术禁区上表现了无畏精神，发挥了出色作用。
纵然那个阶段酝酿和提出的学术思想可能幼稚或粗疏，却为日后各学科的发展开了路，打下了基础。
最重要的是，大学发展的健康趋势已然出现。
可惜，良性发展势头连遭打击未能持续。
尽管80年代中期几次掀起针对人道主义及相关理念的政治讨伐都草草收场，但反复成为讨伐对象的是人类共同遵奉的价值，是文革后思想学术界努力恢复的常识，而且在打击思想学术必不可少的独立、执着、自由探索的同时，鼓励奉诏而动的依附性和见风使舵的投机性。
其间发出的信息很明确，它诱使不少人在尊重人类主流价值以及诚实探索与个人现实利益尖锐对峙的情况下作出趋利避害选择，这在思想学术界导致了并非由于学术原因而是学术之外原因的不正常分化。
但不管怎样，师生在恢复高考后竭力承接的大学传统的独立精神、批判精神和理想主义虽备受摧折，毕竟还表现顽强、尽力夹缝图存。
然而社会转轨时期五光十色的诱惑以及80年代末以来对大学重新加强控制，加剧了不正常分化。
最糟糕的是，对大学的重新严格控制过程中，即使在文革前也属辅助性、服务性的行政、后勤跟教学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倒置，使大学朝着行政化、衙门化急速蜕变。
教师群体在大学日趋边缘化，其中，那些坚信学术自由、秉持学术良知的学者本来就由于政治打压而大多处境艰难，行政化、衙门化的挤压使这部分学者的边缘化越发彻底。
学校大小事务甚至学术事务的决定权掌控在了任命产生的官员及各级行政部门手中，虽有学校设置了教授委员会，但不是充当摆设就是由官学一体的“教授”占据了主导地位——何谓“官学一体‘教授’”？
有些学校最近公示的所谓学术带头人和级别繁杂的突出贡献专家之类，就是绝妙标本：
大多是既不教也不授更不坐学术冷板凳但却坐拥教授头衔的校内党政官员——。
这批人深谙官场潜规则而不懂学术之道，擅长权学交易、热中如何使已到手的官衔学衔一路变大变高而无捍卫大学赖以生存的独立精神、学术自由的兴趣，对频频袭来种种伤害大学本质的力量特别来自权势的力量不仅毫无抵抗，而且极力迎合。
大学内部这种格局变化，与外部干预、入侵大学的力量一起从多方面改变了大学品质，以至90年代以来的十数年间，就整体而言，大学连挣扎过程都没有，就把精神丢了个一干二净。
（上篇以“精神回归之路才是希望之路”为题目刊发于《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4期）大学是什么？
中国大学变成了什么？
（下篇）
四．精神沦丧的大学行状1．赤裸裸的依附性和在权力面前的卑微诚然，中国大学机构不独立，这是一个并非单靠大学自身努力可以改变的现实。
问题是如今许多大学当局连独立意识都丧失殆尽。
任命产生的大学当局，越来越把自己定位成政府在大学的代理人和监管人。
把大学塑造成听从命令、不出状况的政府下属机构，就成了第一要务，所以习惯于对来自“上级”的“指令”闻风而动（“上级”二字加引号，乃因对大学这样的知识共同体或曰学者社会来说，无论与自身之外什么性质的机构之间存在上下级关系，都极其荒唐、极其可悲），特别涉及政治的或意识形态方面的指示，各校最是忙不迭地表态，当成中心任务层层贯彻，唯恐配合不紧密。
如果说文革前二三十年间大学缺独立性还是隐性的，现在已是赤裸裸的。
对大学的独立性造成最大伤害的就是弃自身探究知识和真理的使命而去接受外部指令、配合政治任务，并借教学活动来贯彻。
这种配合，使讲坛充斥大量毫无价值的课程。
不仅如此，还使大学背离知识探究的中立原则，向学生灌输政权偏好的思想体系。
这情况始自五十年代。
国家长期动用权力、财力等公共资源推行一种特定的外来学说，把这种学说从它产生的土壤中剥离出来，抬高到独尊地位，利用大学讲台系统灌输。
思想解放以来，经几代学人艰苦努力，受偏袒的学说虽仍然占据太多课时，但已经从作为膜拜对象的神坛上降了下来，逐渐向人类思想史上众多政治学说之一种的地位回归。
如果彻底回到这种位置，它自身本可以作为多元思想的一种，既能与其他思想之间构成竞争态势而对自身或别的思想潜在的危险倾向起到遏制作用，又能为社会提供多元的选择。
然而，据国内媒体报道，这种学说最近又从政治学下属的二级学科分离出来，被批准为一级学科。
与此同时，国家斥巨资实施“马克思主义”工程。
这一启动资金达2000万元的思想“工程”总共13本书，每书成本耗资百万元以上。
而13本书都将作为教材进入大学课堂。
这类意在精神灌输的课程90年代以来已经占过多课时，许多大学即使采取变通性安排，上这一揽子课程也几乎要耗掉整整一个学年。
学生交纳了很高费用，真正有知识含量的课程却要到第二学年才开始。
该“工程成果”进入大学，将挤占更多课时。
这还在其次。
真正严重的是此举势必使一种重新把马克思主义宗教化的非理性态度渗透在课程中。
参与其事的程恩富不就声称：
“马克思主义怎么会过时？
你提出的所有问题我都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给你解答。
”这种认为一种学说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可以解释万事万物、解决一切问题的愚蠢态度曾经使我国无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都与世界差距拉得非常大。
人们好不容易才通过思想解放触摸到理性精神，而今重新制造这种愚蠢，除了使我们这个民族继续远离理性精神，除了确保落后或贻笑大方，恐怕别无所获。
而大学在原本最该由自己纯粹根据如何帮助学生建立合理知识结构的需要来决定的课程设置上，去接受与这种需要相悖的安排，由此表明的依附性、下属性地位是相当可悲的。
如果说由接受指令表现出来的不独立尚有无奈之处，那么，而今大学在其他许多方面并非不得已的表现和作派，则显示了气质性的自甘沦落。
这里略举一二。
例如，不争大学的生存之本而争学校的行政级别，这在我国大学是普遍现象。
尽管无论给大学争来个部级省级什么的，其滑稽都不下于寺庙、道观顶了处级、厅局级官阶。
而大学争行政级别意味着双重沦落：
一方面与整个社会近一二十年间愈演愈荒唐的“官本位”臭味相投，另一方面是彻底弃独立性的典型表现。
这双重沦落还有更广泛表现。
前十来年，大学拉高官当挂名教授成风，似乎有高官挂名，大学便可身价百倍。
近年已经不满足于向高官奉送教授头衔，而是拼命拉来出任要职，一旦成功，就多了炫耀资本。
最近南方周末报道刚卸任的部长级官员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建院50周年之际受邀出任该院院长时，用了“双喜临门”一词，并津津乐道于人民大学的新闻学院与北大、清华的一样，都成为“部级学院”。
读到这则报道，不由想起克林顿卸任后竞争哈佛大学校长职务而落败的事。
按这里眼光，哈佛大学重学术背景而全然不看官位，简直笨得出奇。
然而，恰恰这种“笨”显示了哈佛大学十足的底气，也恰恰是我们的媒体、特别是大学于下意识间流露的以官为尊的心态泄露了我国大学的精神沦落已经到了大学要依仗官威来显身价的地步。
其实，如果高官有相应学术背景而又愿意弃官为学，受聘并无不可，但大学乐此不疲地去争枪高官、把争抢成功当喜事，这种趋附权势的心态就很卑微了。
说来好笑，这种趋附权势的心态让我忍不住想起两个月前（好像是10月11日）从央视二台“马斌读报”听到的“轶闻”：
某大学今年新生手册在介绍学校教师时有如下内容：
某教师长得如何帅，某教师声音又是如何有磁性。
这好似花街广告般的内容下作得有些离谱，可在我眼里，与权势调情并不比这好到哪里去。
不仅赤裸裸的趋权，也赤裸裸的趋钱。
90年代以来许多大学竞相争“聘”毫无学术背景的富豪当教授，这种闹剧突出表现了如今大学的趋钱性格。
除了向权力、金钱献媚，也向明星献媚。
聘演艺明星当教授早已成旧闻。
而数月前沸沸扬扬的刘翔免试读博，该与不该，姑且不论，真正表明大学滑得太远的是相关大学指派十几位教授上门授课。
莫说中国体育走的是一条与大众体育相背离的精英体育之路，这条路的实质是国家把夺取奖牌当目标，为此，用纳税人的钱集中资源于精英培养而忽视民众健身条件。
据有心人估算，平均一枚金牌，投入达7个亿。
这种情况下，取得再多金牌，价值都大打折扣。
而单从这件事暴露的滥用高等教育公共资源看，大学在教育公正问题上已经没了底线。
丧失独立，还有一特殊表现不能不提。
大学变异为政府下属机构，不断从政府接受指令。
这情况延伸到校内关系上，是前面提及的校内行政与教学的颠倒关系。
行政系统指挥和支配教学，90年代以来逐渐常态化。
庞大的、支配欲强烈的行政系统热中于制造出大量“工作”要求教师完成。
其中许多“工作”极其荒唐，干扰极大。
别的不说，仅只填写大量无意义表格，就令教师穷于应付。
一份科研成果表或者教学计划表，交叉重叠而又个个不甘寂寞的行政机构，会要求教师反复填写多次，弄得不堪其烦。
再加上由行政主导的各种“评估”、造假，本应从事创造性活动的师生陷入大量耗时耗神、于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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