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保障我国粮食和农产品安全问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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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保障我国粮食和农产品安全问题

关于保障我国粮食安全问题

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发展的古国，农业一直是我国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对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来说，立足国解决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供给问题，始终是几千年来我国要解决的头等大事。

　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中绝不可忽视农业现代化。

综合分析各方面情况，今后保持农产品供求平衡的任务将更加艰巨。

一方面，人口总量将继续增长，城镇化率和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将不断提高，农产品的工业用途不断拓宽，全社会对农产品需求会持续增长、质量安全要求不断提升。

另一方面，耕地和水资源紧缺、农业生产成本上涨、青壮年劳动力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等问题突出，农业稳定发展的难度越来越大。

同时，国际上农业丰歉、石油价格涨跌、投机资本炒作、货币汇率波动等对我国农产品市场供求和价格产生明显影响。

促进农业发展、保障粮食等农产品供给决非易事，根本出路在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建设，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一是坚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和水资源管理制度。

这些年我们在保护耕地方面态度坚决、措施严厉，但耕地每年仍以几百万亩的速度被占用。

今后一个时期，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保护耕地面临的压力会更大，必须坚决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在这个事关民族生存发展、子后代长远生计的问题上，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

要总结一些地方建立耕地保护补偿制度、加强耕地质量建设的成功经验，加快建立健全耕地保护和建设的长效机制。

同时，加大中低产田改造力度，不断提高高标准农田比重。

我国是一个淡水资源稀缺的国家，今后缺水问题会更加突出。

中央已对加强水利改革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要认真落实各项措施，严格实行用水总量控制、用水效率控制、水功能区限制纳污制度，突出加强农田水利等薄弱环节建设，大力发展节水农业，着力破除水资源紧缺对农业发展的制约。

　　二是毫不动摇地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

对这项制度，我们历来讲两句话。

讲稳定，是因为这项制度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农业生产特点、符合农民群众愿望，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

讲完善，是因为农业生产力在发展，农业生产关系必须不断地与之相适应。

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完善这项制度。

从收入分配看，开始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现在全都由农民自己支配。

从承包期限看，第一轮是15年不变，第二轮延长为30年不变，现在又进一步明确为长久不变。

从统分结合的关系看，过去的“统”单纯靠村组集体，现在靠农民合作和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的经营服务体系。

但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农业发展也面临新的挑战，主要是随着农村劳动力持续向外转移，一些地方农忙季节缺人手问题越来越突出、务农劳动力老龄化越来越明显、农业兼业化副业化越来越普遍。

“谁来种地”、“地怎么种”，日益成为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好的重大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要把握好三点：

第一，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各种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为农户提供低成本、便利化的生产经营服务。

第二，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鼓励和引导农户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将来农业经营形式会多样化，但家庭经营任何时候都是最基本的形式。

国家鼓励工商企业为农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不提倡工商企业大面积、长时间直接租种农户的土地。

第三，推进农业现代化和规模化，需要培养一代新型农民。

要加快发展农村职业教育，鼓励有文化和农业技能的青壮年农民留在农村。

这件事关系农业长远发展，要作为一项基础性重大工程来抓。

　　三是坚持不懈地推进农业科技进步。

我国农业发展到今天，已经到了更加依靠科技突破资源环境约束、实现持续稳定发展的新阶段，必须把农业科技摆上更突出的位置。

要大力增强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加强农业基础性、前沿性科学研究，抓好生物技术特别是优良品种培育，抢占农业高技术领域的制高点。

加快科研体制改革，推动资源整合，着力解决科技创新和农业生产脱节的问题。

加强农技推广体系建设，稳定和强化基层公益性农技推广机构，加快发展社会化农技服务组织，着力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

积极发展现代种业，加快培育一批育繁推一体化的大型种子企业。

适应农村劳动力结构出现的新变化，积极发展农机装备业，加大农机具购置补贴力度，全面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

四是持续加大农业支持保护力度。

建设现代农业离不开国家的支持保护。

这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农业比较效益低、容易出现萎缩有关，也与农业承载多种功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始终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作用有关。

我国农业已进入高成本时期，既要保障农民的经济利益、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又要考虑城镇中低收入者的承受能力，不断加大农业补贴力度是一项长期政策。

要继续加大财政支出、国家固定资产投资、土地出让收益和信贷资金对农业的投入。

　国际经验表明，一国对粮食安全的关注重点和政策目标会随着本国经济发展和国际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

　　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实施以我为主、立足国、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这是中央借鉴国际经验，适应国资源环境条件、粮食供求格局和国际贸易环境变化的新形势和新要求提出的方针。

　　我们看到，发达国家一般不存在突出的粮食数量或供给安全问题，对粮食安全的关注重点主要是粮食价格稳定和贫困人口的粮食安全。

对他们来说，更强调粮食的营养和价格的稳定。

人均农业生产资源稀缺的国家，除了对本国消费中关键的农产品（如大米和土豆等）实行高度保护以维持较高的自给率外，对其他农产品更注重通过国际贸易为本国居民提供充足和多样的食物供给。

　　两个重要关系和四个重点工作

　　而中国要构建和实施新形势下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要处理好两个重要关系：

一是在重视粮食数量的同时，更加注重品质和质量安全；二是在保障当期供给的同时，更加注重农业可持续发展。

　　当然，还要着重抓好四个重点工作：

　　一是要严守耕地保护红线。

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进一步完善耕地占补平衡政策，确保基本农田总量不减少、用途不改变、质量不下降。

　　二是要调动和保护好主产区农民种粮积极性和主产区政府抓粮积极性。

让农民种粮有利可图，让主产区抓粮可得实惠。

　　三是要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职责。

　　四是要高度重视节约粮食。

浪费惊人的现实要求节约粮食，着重解决收储、销售、加工过程中的粮食浪费问题，形成节约粮食的良好风尚。

　　如何保障粮食安全

　　那么如何保障粮食安全呢？

　　一是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挖掘潜力的主要途径是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规模经营。

推进土地规模经营，要注意适度和有序，实现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的同步增长。

　　政府的主要责任，一方面是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落户，为规模经营创造条件；另一方面是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发育农村土地市场，引导耕地向种粮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集中。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要持续推进农业技术进步和改善粮食基本生产条件。

　　二是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应改变不计环境成本追求粮食增产的做法，切实保护农业生态环境。

要制定科学严谨的重金属污染土地的种植标准，对污染严重、确实需要退出粮食耕作的地区，要建立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保证农民的就业和收入不受影响。

实施土地质量保护专项补贴制度，对自愿休耕、调整结构或限制化肥农药使用的农民，给予奖励补助。

　　三是要提高耕地质量和水平。

扩大测土配方施肥、土壤有机质提升试点等项目实施围。

大力推广保护性耕作技术，实施合理轮作和间作套种，减少农业耕作对土壤层的破坏。

鼓励和引导农民采用秸秆还田、种植绿肥、增施有机肥等土壤改良技术，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

以粮食主产区为重点，进行水、土、田、林、路综合治理，加大中低产田改造力度，提高稳产高产农田比例。

　　四是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田水利建设管护机制。

要深化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加快落实灌排工程运行维护经费财政补助政策。

通过以奖代补、先建后补等方式，探索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新机制。

　　五是加强农业科研攻关和技术推广。

以分子育种为重点，加强基础研究和生物技术开发；以农业物联网和精准装备为重点，建设农业全程信息化和机械化技术体系。

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育种创新体系，推进种业人才、资源、技术向企业流动，培育推广一批高产、优质、抗逆、适应机械化生产的突破性新品种。

强化农村基层公益性服务体系建设，支持发展农民合作社、专业服务公司、专业技术协会、农民经纪人、涉农企业等服务组织，发挥经营性服务组织作用，为农民从事粮食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低成本、便利化、全方位服务。

　　六是完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和市场调控体系。

国家启动目标价格，让市场供求来决定粮食价格。

2014年中央1号文件要求，启动东北和大豆目标价格补贴试点。

综合运用储备吞吐、进出口调节等手段，保障国粮食市场供应基本稳定。

完善中央储备粮管理体制，鼓励符合条件的多元市场主体参与粮食政策性收储。

　　另外还要合理利用国际资源和粮食市场。

研究制定国际贸易战略，加强进口规划指导，优化进口来源地布局，建立稳定可靠的粮食贸易关系。

加强进出境植物检验检疫，打击粮食走私行为，保障进口粮食质量安全和国产业安全。

加快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粮油等大型企业。

探索建立农产品国际贸易基金和海外农业发展基金。

　　七是强化粮食生产发展支持政策。

继续实行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政策，新增补贴向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产区倾斜。

在有条件的地方开展按实际粮食播种面积或产量对生产者补贴试点，提高补贴精准性、指向性。

建立利益补偿机制。

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支持地方开展耕地保护补偿。

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增加对商品粮生产大省和粮食生产大县的奖励补助，鼓励主销区通过多种方式到主产区投资建设粮食生产基地，承担完成国家粮食储备任务。

加大保险支持力度。

提高中央和省级财政对主要粮食作物保险的保费补贴比例。

　　（作者系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上半年，我国夏粮再获丰收，“菜篮子”产品市场供应充足；农民收入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农村改革扎实推进，农村各业运行平稳。

目前，我国正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事关农业农村发展的几个重大问题上，需要特别加强对学生的引导。

新世纪以来，虽然我国粮食生产保持“十连增”，但今后一个时期，粮食需求仍呈刚性增长，耕地、淡水等资源约束趋紧。

为此，中央提出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就是要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近年来，我国蔬菜、畜产品、水产品等监测合格率总体稳定在96%以上，总体来看，是有保障的。

之所以出现个别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我国农业生产主体小而散、数量庞大，经营方式落后、组织化标准化程度低，加上农产品种类多、生产周期长、产业链条长、开放度高，产地环境、生产过程、收购环节等都可能出现质量安全风险。

另一方面，我国基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能力薄弱，局部存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

为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今后将一手抓执法监管，一手抓农业标准化生产，从源头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部分农民外出打工，发展规模经营，都需要让土地流转起来。

需要强调的是，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不能脱离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应当与农民转移速度相适应，与当地农业技术装备水平相适应，与社会化服务能力相适应，不是规模越大越好，更不是进度越快越好。

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要尊重农民意愿，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不能强制推动，包办代替，搞一刀切。

■我国粮食消费消耗包括城乡居民直接消费的口粮、间接消费的饲料粮、工业用粮和种子用粮。

与国家粮食安全状况最直接相关的主要是口粮和饲料粮。

根据城乡居民粮食消费变化趋势及其食物消费结构，可以对2020年我国城乡居民口粮消费量和消费肉蛋奶水产品等动物源性食物所需要的饲料粮进行估计。

　　■受城乡人口结构变化和食物消费结构变化等因素影响，到2020年，我国城乡居民口粮消费量估计将下降到1.8亿吨以下水平。

另外，我国肉蛋奶水产品生产需要消耗的饲料粮总量，由目前的大约3亿吨增加到2020年的大约3.5亿吨到3.8亿吨。

如果再考虑到其他未估计的畜水产品消耗的饲料粮，到2020年我国饲料粮消耗总量可能超过4亿吨。

　　■从长期来看，当粮食价格波动可控，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已经使城乡居民人均口粮消费显著地缺乏价格弹性。

粮食价格对粮食消费影响基本上可以不考虑。

但是，粮食生产价格对粮食生产仍然具有重要作用。

　　□国祥

　　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新形势下“以我为主、立足国、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重申了新形势下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特别强调了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和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对新形势下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作出了全面部署。

　　那么，国粮食生产对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性怎样呢？

本文运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通过定量分析，估计出2020年我国居民直接和间接消费粮食量及其国生产对粮食消费需要的满足程度，评估国粮食生产对国家粮食安全保障状况，并提出了国家粮食安全风险及其管控的思路。

　　我国粮食增产潜力

　　2013年，我国粮食生产实现连续十年增产，总产量达到60194万吨，创历史新高。

如果按照每增加5000万吨作为一个台阶，标志着我国粮食生产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意味着我国6亿吨的粮食生产能力初步形成。

这是改革后我国粮食生产迈上的第6个台阶，这个台阶只经历了2年时间，表明我国粮食生产潜力得到了充分发挥。

我国粮食生产能力不断提高，与国家加大农业投入和实施粮食价格政策以及近年来我国自然灾害对粮食生产负面影响相对较轻等因素密切相关。

　　到2020年，我国粮食生产形势如何？

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能否实现“以我为主和立足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一般认为，我国粮食进一步增产难度很大。

这是否意味着我国未来7年粮食将无法实现增产？

　　实际上，要回答从2013年到2020年7年期间粮食生产形势，可以简单地分析7年移动平均粮食增产的来源，以此为基础对未来7年我国粮食增产潜力进行估算。

　　从2006年到2013年，我国粮食增产格局仍然呈现为粮食单产水平的提高和高产粮食品种结构的调整为主导。

比较播种面积扩大和单产水平提高两个来源，不难发现我国粮食单产水平提高的贡献连续多年相对较多。

从2006年到2013年，我国粮食播种面积由10496万公顷增加到11195万公顷，年均增长0.9%；单产由每公顷的4745公斤增加到5377公斤，年均增长1.8%，粮食单产年均增长率是播种面积年均增长率的2倍。

　　从2006年到2013年，我国粮食单产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粮食生产结构调整和粮食单产水平相对较高的玉米（2407,2.00,0.08%）和稻谷两种粮食作物生产扩大的结果。

分品种来看，稻谷、小麦和玉米三大主粮在粮食生产中地位进一步巩固，对粮食增产贡献最多。

从2006年到2013年，我国稻谷、小麦和玉米三大主要粮食作物产量由44179万吨增加到54274万吨，年均增长3%；三大主粮在粮食总产量中比重由88.7%上升到90.2%；三大主粮增产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达到97.2%。

　　特别地，近7年来我国玉米增产对粮食增产的贡献连续多年最多，玉米产量已经连续2年在粮食生产中位居首位。

从2006年到2013年，玉米产量由15160万吨增加到21773万吨，年均增长5.3%，在粮食总产量中比重由30.4%上升到36.2%；玉米增产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达到63.6%。

进一步地，玉米增产贡献多，一方面来源于需求动力，与我国食物消费结构变化和粮食消费结构变化相一致，玉米种植效益比较好，农民愿意扩大玉米种植；另一方面是我国玉米增产潜力的不断发挥，玉米优良品种和耕作方式的推广，以及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使玉米单产水平不断提高。

从2006年到2013年，我国玉米种植面积由2846.3万公顷增加到3612.3万公顷，年均增长3.5%；玉米单产由每公顷5326.3公斤增加到6027.7公斤，年均增长1.8%。

　　同时，稻谷增产贡献也相对较多。

从2006年到2013年，稻谷产量由18172万吨增加到20329万吨，年均增长1.6%，稻谷增产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达到20.8%。

近7年玉米和稻谷两种粮食作物增产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近85%。

　　未来7年我国粮食生产结构可能还会进一步调整，科技进步还会带来粮食单产水平的不断提高，粮食增产仍然会有潜力。

虽然我国粮食播种面积继续扩大的潜力不大，但是农业科技进步、高产创建围的扩大、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推进，粮食单产水平是具有提高的潜力。

在实际调查中了解到，同一地方不同经营主体生产粮食的单产水平存在着明显差异。

　　比较而言，规模化和专业化种粮的农户粮食单产水平明显要高。

笔者在和等地调研了解到，粮食种植大户的单产水平普遍地高于一般农户10%以上。

未来随着我国农村土地流转规模的扩大，新型粮食生产经营主体会越来越多，粮食单产水平总体上会趋于提高。

　　假定我国耕地保护到位，农民种粮积极性得到巩固，全国粮食播种面积不会下降，考虑我国粮食消费结构变化和玉米等单产提高潜力，按照粮食单产水平年均增长1.5%到2%估算，到2020年，粮食单产水平每公顷大约6000公斤到6200公斤，粮食总产量达到大约6.7亿吨到7亿吨水平。

　　我国城乡居民粮食消费估计

　　大致来看，我国粮食消费消耗包括城乡居民直接消费的口粮、间接消费的饲料粮、工业用粮和种子用粮。

与国家粮食安全状况最直接相关的主要是口粮和饲料粮。

根据城乡居民粮食消费变化趋势及其食物消费结构，可以对2020年我国城乡居民口粮消费量和消费肉蛋奶水产品等动物源性食物所需要的饲料粮进行估计。

　　1.城镇居民口粮消费估计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购买的粮食既没有呈现显著的增加态势，也没有呈现显著的减少态势，估计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购买的粮食数量基本饱和。

除2008年外，2001年到2012年期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购买的粮食量在80公斤左右波动，标准差低于2公斤。

　　2013年，我国城镇人口7.3亿，按照家庭人均购买成品粮换算成原粮，估计城镇居民家中人均消费口粮大约6800万吨。

考虑到城镇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变化，估计到2020年我国城镇居民按照城镇居民家庭人均购买成品粮75公斤到80公斤计算，折算成原粮人均购买大约86公斤到92公斤。

　　按照全国人口年均增长率大约0.5%，到2020年我国总人口估计大约14亿左右。

到2020年，城镇化率大约65%计算我国城镇人口大约9亿计算，城镇居民家庭购买成品粮大约6800万吨到7200万吨，折算成原粮大约为7800万吨到8300万吨。

　　随着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时间价值的上升，在外用餐机会总体上趋于增加，随之带来居民在外用餐直接消费口粮也趋于增加。

2005年到2012年期间，每年城镇居民在外用餐占食品消费支出的比重在20%到22%之间。

　　假定1992年以来我国城镇居民家中购买粮食数量减少是由于食物消费多样化（特别是动物源性食物消费增加）和在外用餐机会增加所导致的，估计2005年到2012年期间每年我国城镇居民在外用餐直接消费的口粮大约在20公斤到23公斤之间（2008年除外），换算成原粮大约在23公斤到27公斤之间。

按照2013年城镇人口7.3亿计算，估计城镇居民在外用餐直接消费的成品口粮大约在1500万吨到1700万吨之间，换算成原粮大约在1700万吨到2000万吨之间。

　　随着经济发展，我国城镇居民在外用餐的机会还将增加，在外用餐中直接消费的口粮将继续增加。

2020年，城镇居民在外用餐占食品消费支出比重估计在22%到25%之间，在外用餐直接消费的口粮估计在23公斤到25公斤之间，换算成原粮大约在27公斤到30公斤之间。

　　按照9亿城镇人口计算，2020年我国城镇居民在外用餐中直接消费的口粮（成品粮）总量大约2000万吨到2300万吨之间，换算成原粮大约2400万吨到2600万吨之间。

　　2.农村居民口粮消费量估计

　　近年来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口粮消费出现加快减少态势，2012年已经下降到大约164公斤。

按照农村居民人均口粮消费年均下降2%到3%之间计算，到2020年则下降到大约130公斤到140公斤之间。

　　2013年，我国农村人口大约6.3亿人，按照人均口粮160公斤计算，直接消费口粮大约1亿吨。

到2020年，按照全国总人口14亿和城镇人口9亿计算，农村人口大约5亿，农村居民口粮消费总量大约6500万吨到7000万吨之间。

　　3.城乡居民口粮消费量估计

　　综上所述，2013年我国城乡居民口粮消费量估计大约1.9亿吨。

受到城乡人口结构变化和食物消费结构变化等因素影响，到2020年，我国城乡居民口粮消费量估计将下降到1.8亿吨以下水平。

　　城乡居民口粮消费量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

从2013年到2020年，城镇居民口粮消费估计由8000多万吨增加到1亿多吨，而农村居民口粮消费由大约1亿吨下降到7000万吨以下水平。

　　值得说明的是，我国城乡人口结构、青壮年所占比重下降及其老年化社会对粮食消费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在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变化中，非粮消费对粮食消费的替代都对口粮消费产生影响。

动物源类食物和油脂消费对口粮消费的替代、蔬菜水果消费对粮食消费的替代、在外用餐对家中消费的替代；加工食物对原粮直接消费的替代，等等，都可能使城乡居民人均口粮消费减少。

还有我国粮食浪费控制与粮食节约如果能够取得一定实效，也会使城乡居民人均口粮消费减少。

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现状、隐患及解决思路

　　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是指“国家满足所有人以合理价格对粮食的直接消费和间接消费，并具备抵御各种粮食风险的能力”。

粮食安全历来是一国经济安全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对此十分关注，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粮食安全问题更加引人注目，在2003年10月国务院召开的农业和粮食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强调指出：

“在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可见粮食安全已成为我国在经济建设中的重中之重。

　　一、我国粮食安全发展的阶段

　　根据我国粮食生产的总体情况，建国以来，我国粮食安全状况大体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49－1978年。

处于起伏波动阶段，粮食总产量由1949年11320万吨增加到1957年的19500万吨。

人民生活有了较大改善。

但由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整个经济和生产遭到了很大挫折，1958－1978年21年间粮食总产仅增加11020万吨，平均每年仅增加500万吨左右，这一时期我国粮食生产长期在低水平波动，进展较为缓慢。

粮食安全处于较低水平。

　　第二阶段：

1979－1984年。

处于全面稳定发展阶段。

由于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调动了生产者积极性，粮食产量全面大幅度提高，进入了全面稳定发展阶段。

粮食总产由1978年的30520万吨提高到了1984年的40700万吨。

每年用于发展畜牧业的可统计的饲料粮，由上个阶段的3000多万吨，增加到7000多万吨，增加了一倍多。

使我国粮食安全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期间，1979年和1984年为丰收年，且前一年国家进口粮食数量较多，造成粮食供给量大于需求量，1979年粮食剩余768万吨，1984年更是达到了4279万吨。

　　第三阶段：

1985－1992年。

粮食生产的波动和徘徊期。

由于国家采取了抑止粮食生产的政策，农资价格连续上涨，居高不小，其涨幅大大超过粮食价格的上涨幅度，致使1985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比1984年减少了6000多万亩，粮食总产比1984年下降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