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覆盖律模型与历史规律的寻求.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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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覆盖律模型与历史规律的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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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科学的思维和方法探究历史规律性问题、甚至历史认识的性质问题，是直到近代之后才出现的。

这要归功于意大利近代历史哲学家维柯（GiovanniB.Vico），是他引起人们对历史的兴趣与思考，虽然其同时代的学者并没有太在意他在其经典著作《新科学》中提出的、被誉为“发现真正的荷马”的新思想，因为那时候人们大多沉浸于近代自然科学日新月异的发展成果。

以历史认识为主要内容的历史哲学直到18-19世纪才由康德、赫尔德、黑格尔等人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归纳总结，此后历史哲学与历史学的研究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历史学、历史哲学从此有了自己专门的理论概念、研究规范和方法。

　　然而，当代历史哲学家对于这些理论规范的信心面临着历史研究科学范式与历史叙述化的走向抉择。

如安克斯密特（F.Ankersmit）所说:

“历史哲学是继续它的古典的认识论传统呢?

还是打算研究在这一部分所描述的各种哲学问题呢?

如果历史哲学满足在今后几年内在当代知识界甘当一个古怪的实证主义的守旧者，那么就让它停滞在认识论的水平上吧。

另一方面，如果历史哲学家有勇气摆脱他们自己的过去并以一种诚恳的心情，不仅准备对史学，而且还对目前争论中其他哲学学科中问题的更好的了解做出贡献，那么，他们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叙述主义者。

20世纪早期兴起的逻辑实证主义围绕科学研究的范式革命的讨论回应了这个问题。

其代表人物之一亨普尔（CarlHempel）在《普遍规律在历史中的作用》一文中，把“覆盖律”模型（CoveringLawModel缩写为CLM）推广到历史研究领域，用它来解决历史规律性探寻与解释的一般方法论问题，引起激烈的讨论。

这些讨论激发我们对此模型进行分析，对其困境进行反思，进而对历史规律的寻求可行路径进行探究。

这不仅有助于我们科学地理解中国悠久的历史，而且有助于我们正确地理解和发展唯物史观。

　　一、覆盖律模型及其影响

　　历史规律的寻求始终是人们、特别是具有学科忧患意识的历史学家的宿愿，这大概是亨普尔1942年发表的那篇科学哲学论文在历史学研究领域产生重大反响的原因之一。

他认为:

“覆盖律”模型不仅可以用来解释自然现象，也可以解释历史现象。

因为像解释自然科学现象一样，包括历史学在内的社会科学解释也希望有一个基于对行动和行动后果之间的必然关系的理性叙述，男压种有时被称为对独特事件（如1906年旧金山的地震或谋杀裘力斯·恺撒）的完全描述需要陈述在该事件发生的时期内涉及的空间或个别物体展示的所有特征。

这样的任务是永远不能完全完成的①。

通过这样一种让步性的说明，亨普尔试图排除绝对主义者对历史规律寻求努力的吹毛求疵，因为，绝对性要求总是过于理想化和绝对化，倾向于混淆无关紧要的要素与所考察的核心要素之间的区别，导致眉毛胡子一把抓的结果，最终一事无成。

在亨普尔看来，由于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中的普遍概念具有对研究对象同样的把握能力，普遍规律范式在历史与自然科学中一样有效。

　　据此，我们可以设想，物理学里的质点和质量假设的有效性完全可以启发、帮助我们在历史学中建立起类似的概念性假定;既然物理规律己被人们普遍接受，那么，历史学根据类似假定建立起来的规律性表述也可以具有普遍的说服力。

正是由于此文基于逻辑实证主义紧凑严谨的论证结构、清晰明快的形式，满足了历史研究者对历史中普遍规律寻求的取向，所以有关覆盖律模型的讨论及其产生的影响延续了几十年②。

　　历史学家对于亨普尔的覆盖律模型的看法，就像对于历史规律性问题一样众说纷纭。

威廉.德雷（WilliamDray）是典型的反对意见者，并在其《历史学中的规律和解释》中对亨普尔的覆盖律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德雷否认一般规律在历史认识中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他认为，在历史学的研究实践中，虽然人们确实偶尔提到一些普遍规律，并借助于规律相信自己对历史的解释，可是，混入历史解释的一般陈述最后都被证明是非普遍性的，在深究之前亨普尔模式的弱点就己经暴露出来了③。

在历史领域，贯彻普遍性的规律探寻意图时不能忽视其基础条件与原则立场，否则就会导致糟糕的结果放松科学原型的必要条件只是贪图便利，却放弃了原则。

一种理论，一开始就事先精心设计解释的基本意义，而不试图揭示本学科的从事者称作解释的东西是什么，它当然是建立在一种虚弱的基础上，一旦它面对使用上的困难，它就会放松自己的必要条件。

”

　　④在德雷看来，正是由于人类的行动原则与历史事实之间只有意向性的松散关系，要对人类行动进行规律性解释，就必然要求我们在重构历史事件的过程中进行弱化处理，因此，他拒绝规律与解释之间存在必然的关系。

假如要他在历史规律与历史解释之间进行选择的话，他一定选择后者，因为他认为，历史解释总是有效的，而且在我们的历史实践中还起着重要的作用，并实质性地支持着我们的历史思考。

德雷在批评亨普尔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有别于覆盖律的“合理解释”模式，并认为此模式“适用于某些（尽管还不是全部）历史学家试图用以使人类过去成为可以理解的现象的公认方式……历史解释的作用就在于指出:

历史人物的行动按照他们各自的信仰、目的和原则看来是适当的”⑤。

　　显然，德雷点到了历史事件不可能重复这个要害。

事实上，亨普尔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一方面，他认为，尽管历史学家通常只能提出近似于科学的解释，不过，只要他们用科学观念做指导，他们就纳入了科学解释的范畴。

另一方面，他又承认，即使在自然科学中，普遍规律和演绎关系常常也不得不给假设和归纳留下不确定性与各种可能性的地盘。

因为，所能获得的适当规律往往不是普遍的，而是统计学意义上的。

不过，在自然科学中，普遍规律和演绎关系给假设和归纳留下地盘是合理的，甚至在经济学中也有经济理性人的假定。

关于普遍性与统计规律，现代科学认为，即便“科学”的规律从根本上说也是统计学意义上的，而不是恒定的、普遍适用于任何尺度范围的，因此，把统计表现与普遍规律性对立起来是一种旧的思维定式。

　　对覆盖律模型寻求历史规律的支持者也大有人在，如莫顿·怀特（MortonWhite）与道宁（F.Down-ing）。

道宁认为，如果没有规律性的诉求，我们要对历史进行比较精确而完整的描述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历史学家通常只是在利用了规律性和历史事件连续性的假定之后，才把各种相互之间似乎并不必然相关的历史事件在意义的层面上相互关联起来。

维纳（P.Wiener）把历史规律看作是一种探寻历史的方法论，是历史理论中的一种规范方式。

当然，更多的人对覆盖律模型与历史规律进行了改造性的解读。

如哈默（C.Hammer）把历史解释划分为动态与静态两种模式，认为动态解释既抓住了自然科学的结构，又有历史解释，是一种更有效的方案，因为它把一系列的历史要素、条件、规律与统计法则的角色连结起来，构成一种有效的“实用解释”。

更有影响的是雷蒙·阿隆（RaymondAron），他并不完全否定规律性的存在，但他首先按照领域对规律性进行了划分，进而才认可有条件的规律。

在他看来，规律概念与因果关系不同，规律是某种更高力量的外在表现，而因果关系是一种产生效果的创造，因而是在规律之外的。

可以看出，这是一种试图克服双方争论的尝试。

他说我们可以把实证的概念看作被净化了的某种上帝观念的残余，但历史叙事背后也存在一个共同的假定:

包罗万象的社会历史是可以相互比较的。

归根结底，这是一种在人文社会学科领域日益流行的自然主义的态度。

虽然西方学者在具体理解历史规律性问题上存在许多差异，然而，他们许多人还是赞成把历史规律当作历史认识的某种理想追求或理论假设，否则，许多历史推论就难以进行下去。

　　二、覆盖律模型的困惑解析

　　尽管亨普尔对覆盖律模型的表述具有强烈的实证主义科学品质，但是，科学术语运用于强烈实践性的历史中时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问题，因为它们处理的对象从研究者的视角看来的确很不相同。

也就是说，不同的研究对象对应着不同的研究方法;科学中对事物进行对象化的处理方式难以简单地移植到对能动性的人类实践的规律性表述与解释中来。

两者之间存在根本的异质性。

正是由于这种异质性，在对历史规律性探寻中，覆盖律模型的运用遭遇到一些困难。

　　覆盖律模型的困难或问题首先表现在，亨普尔的历史解释及其对未来的预见都是在同一知识结构中进行的。

显然，他忽视了预测所包含的不确定性。

这种不确定性在历史领域简单地说，来源于两个部分:

其一是历史材料对于我们任何一个人当下时刻的历史认知能力和认知模式的异质性及其“溢出”，它与我们的当下实践一起不断地建构、重塑甚至修正我们对历史的认知模式和己有的认识;其二是超出当下思维能够自然地“惯性”把握的人类的主体能动性。

如果我们在一系列约定的前提条件下，抹去这种主体性自由的不确定性对所要考虑的相关要素的影响，那么，对于下一个时间段里按照同一规则运行的历史要素则根据连续性原则来推演，也就是说，与对既往的历史事件的解释在原理和操作上都是一样的。

虽然最终可能满足要求，但实际上，它不过是用历史材料对构想的普遍假设进行的验证。

换言之，在亨普尔的覆盖律模型中，无论是过去的时间，还是未来的时间，就时间本身而言都是同质的，实际上都是采用了自然的物理时间。

　　正是基于这种同质假定的时间理解，他就在这个历史规律性模型与自然科学中的模型之间建立起了基本性质上的等价关系，从而抹平了历史与科学的差异性，把自然科学领域的规律性移植到历史研究中。

然而，当涉及人类能动性的实践历程时，时间的本质或者对时间的理解则是一个复杂的哲学问题。

有关人类历史与未来的作为存在域而展开的时间与科学对象化的时间迥然不同，因为人们会不由自主地用日常的时间概念或实证科学的时间概念，或传统哲学的时间概念来理解它①。

　　其次表现在对未来的预见及其理论解释上。

波普尔在《历史主义的贫乏》中说，科学预测与历史预测之间固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区别，但仍有相通之处。

尽管总括性的历史预言几乎完全超出科学认识与科学方法所能覆盖的范围之外，而且，未来本身是我们的创造性结果，而不是我们之外的某种客观性要素，而我们作为主体的存在和主体的行为是不能依靠历史必然性规律来推演的。

但是，科学预测与历史预测之区别其实也可以理解为要素变动的周期性差异。

也就是说，在科学预测中，各种相关要素（譬如物理定律所描述的要素）的变化周期在我们看来非常长，所以这种变动对于相对短暂的人一生中的不同时间点上的体验来说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人的寿命与这个周期相比短得不可比拟），要素与人认知之间的交互作用对于认知本身的影响因素也可以忽略不计，因而，人们就会认为在当下与预测之间的时间段内是不变的。

但对于社会来说则不然，因其各种要素的变化捉摸不定，周期短而不规则，还有主体性的参与，使问题变得尤为复杂。

我们或许可以预测某个短时间段内的发展趋势。

如果在这个时间段内，主体参与的变化不大到超出稳定要素的作用范围，那么“客观”要素依然占据主导角色，这时我们就可以说在那个尺度上的趋势预测是有效的，就如同科学预测一样。

总而言之，我们不能排除在某个尺度上的一种规律可能性，不能排除某种限定条件下的预测现实性及其价值。

但问题不在于简单地判定未来预测的价值，我们必须面对的是如何寻找到有效的预测未来的方法，而这样的方法又高度依赖于我们对既往历史的把握，不管是结构性的历史解释，还是如年鉴学派那样在时间尺度上划分出不同的波段及其时间周期的表现层次。

正是因此，覆盖律模型由于缺乏行之有效的规律性探寻方法而不能被历史学家有效地运用，从而发挥出它的实质性作用。

有的时候方法决定成败，如果没有有效的方法，谈论规律性就像谈论上帝是否存在一样变成为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了。

　　作为黑格尔研究历史的三种基本方法之一，辩证法是把握历史的“哲学的方法”。

恰当地运用辩证法可以帮助我们透过历史外在现象和偶然联系的假象，从中找出历史发展的本质联系，从而把握其规律性②。

正是通过运用辩证法，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