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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就业制度回顾
大学生就业制度回顾
大学毕业生就业是以整个社会大环境为依托，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晴雨表。
新中国建立之初，旧中国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基本是自谋职业。
新中国成立后，政治、经济制度的改变导致了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变化。
伴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逐步建立和健全了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以“统招、统包、统配”为特征的高校毕业生招生分配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毕业生的统配制度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从而引发了高校毕业生就业分配制度的改革问题。
仔细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间，大学毕业生就业已经历了以下制度的变迁，即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经历了几个不同发展阶段是：
“统包统分”（大学生就业由国家负责、按照计划统一分配）；“供需见面”（学校与用人单位通过计划内的供需见面，落实毕业生就业）；“双向选择”（在国家方针政策指导下，学生选报志愿，学校推荐，用人单位择优录用）；“自主创业”（学生自立基业，包括个人、集体、国家和社会的各项事业）。
具体发展过程为：
（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高等学校毕业生基本上是自谋职业。
（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新中国处于过度阶段，政府对于高校毕业生分配是说服他们服从分配，愿自谋职业者自行处理。
（3）1951——1966年间实行国家负责，按计划统一分配的“统包统分”。
这既能保证国家重点建设人才的需求，又能为边远地区输送大批毕业生；既有利于国家宏观调控人才流向，又有利于社会安定。
（4）1967——1978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根据国家规定，毕业生“社来社去”，原则上“哪里来哪里去，由原选送的部委，省市分配，国家只作少量调剂。
（5）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经济体制从单一计划经济体制向商品经济体制转变，中国的毕业生分配出现了“供需见面”模式。
1987年，教育部确定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愿山东海洋学院四所院校作为学校与用人单位“供需见面”的试点；1984年又增加了四川大学。
1984年中央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高校毕业生就业分配改革开始起步。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
“要改革大学生招生计划制度和毕业生分配制度。
改变高等学校全部按国家计划统一招生，毕业生全部由国家包下来分配的办法。
同时，教育部提出“扩大高等学校分配毕业生权限”。
即“一部分毕业生由国家直接安排，一部分毕业生在国家分配方针原则指导下，由学校与用人单位直接联系后提出分配建议，经主管部门审定，纳入国家计划。
”同时，在落实分配计划的办法上实行了“供需见面”，加强了学校与用人单位之间的联系，使分配计划尽可能科学合理且符合实际，
（6）1989年大学毕业生就业制度进一步改革，由“供需见面”到“双向选择”。
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的报告》和《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制度改革方案》明确了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标是：
在国家就业方针政策指导下，逐步实行毕业生自主择业，用人单位择优录用的“双向选择”制度。
自此，“双向选择”开始在全国高校中普遍推广实行，多种形式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开始逐步形成。
（7）1993年大学生毕业、就业制度由“双向选择”到“自主择业”。
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确定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目标为：
改革高校毕业生由国家安排就业，多数学生“自主择业”的就业制度。
另一方面，对现实与目标的实现之间有一个从1992年开始进行招生并轨到毕业生就业的过渡时期。
1998年起，对并轨后的毕业生，按照“国家宏观调控、学校推荐、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政策进行就业。
全国性、地区性和高等学校内的多种形式的招聘毕业生就业的市场活动蓬勃发展。
2000年教育部宣布毕业生“派遣证”改为“报道证”，标志着《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了过渡时期的结束。
（8）2000年至今大学毕业生就业制度由“自主择业”向“自主创业”转变。
2002年国办19号文件，对毕业生就业做出了新的规定，要求全国省会及省会以下的城市对毕业生就业的落户放开，取消了跨地区、跨部门就业的收费等一系列政策，为全体高等学校毕业生提供了同一起跑线上进行自主择业的可能。
“十五”期间，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以2002年国办19号文件为标志——进入了市场导向、国家宏观调控、学校推荐、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模式的，毕业生自主择业的制度改革新阶段。
（姜继红、刘文、曹殊《“十一五”期间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展望》《中国大学生就业》，2006年第6期。
）
1949年到1976年之间，中国实际已进行过辆次大型高等教育大众化运动。
第一次是“大跃进”时期，高等教育飞速扩张，高等学校如雨后春笋，甚至涌现出县办大学或院。
这批高校很多于“大跃进”结束后停办或降格。
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中后期，高等教育再次大规模扩张，高等学校再次大规模涌现。
虽然这两个时期建立或恢复的大学，个别在运动结束后成长为知名重点大学，但是，对中国教育文化与文化利益来说，这两次高等教育大众化运动负面影响远远大于正面影响。
第一章中国高等教育扩招概述
中国高等教育长期低速发展。
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建立，标志着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诞生，到1998年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98%。
建国50多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①超低速发展阶段；②低速发展阶段；③中速发展阶段；④高速发展阶段。
1、“超精英阶段”（1949——1992年）：
高等教育毛入学在3%以下。
从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出现以来，二0世纪7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十分缓慢，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始终处于世界最低国家的行列。
由于我国人口众多、人口受教育水平低下，实施以扫盲和扩大义务教育为重点的低层次教育和低层次人力资源开发。
高等教育发展速度很慢、规模很小，直到二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一直处于2%以下。
根据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世界教育报告》（1991、1993）统计，我国198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1.2%，1988年上升为1.6%，1990年为1.7%。
教育部发展计划司从全口径计称，199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也仅为3.4%。
我们称这一时期为“超精英阶段”，其特点是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增长仍在0.1个百分点左右。
2、准精英阶段（1993——1998年）：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5%提高到10%左右。
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我国高等教育迎来了一个加快发展的机遇。
1993年普通高校和成人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分别达到创纪录地253.6万和186.3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一跃进入5%，比1992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这一速度也是创纪录的。
此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以年均近1个百分点的速度提高，1998年达到9.8%。
3、前大众化阶段（1992——2002年）：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0%提高到15%。
从1999年高校扩招到2002年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速度最快和最好的时期。
这一时期，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年均超过10%，其中2001年接近20%的水平。
这一时期重要的标志是研究生规模的扩大，2002年在读研究生突破50万大关。
在校大学生数达到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1998年的9.8%增长到2002年的15%，至此，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世界公认的大众化阶段。
2005年在校大学生数230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1%，教育规模居世界第一。
中国人口规模与世界的1/5，是美国的4.6倍、英国的21.1倍、法国地21.4倍、韩国的26.2倍。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5%上升到15%，美国用了30年，英国用了25年，法国用了28年，日本用了23年，韩国用了24年，平均用了26年。
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5%提高到15%，仅用了10年的时间，中国高等教育实现了“大众梦”。
在一个有13亿人口的国家，走出一条高速度、高效益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这无论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还是对世界人口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节中国高等教育扩招的背景
2.1科教兴国战略是高等教育扩招的根本原因。
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保持低速发展状态，科技和教育制约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建设中的“两个根本性转变”，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立足民族复兴的根本大计，紧密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高瞻远瞩地把科技和教育摆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
1992年，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提出：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振兴经济首先要振兴科技。
只有坚定地推进科技进步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主动。
”1993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明确了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1995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并召开了全国科技大会。
江泽民同志代表党中央在大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
1996年3月，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确定了我国中长期教育发展目标和改革的总体思路，在这个文件中，首次把科教兴国战略确定为我国的一次基本国策。
1997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再次提出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大意义。
他指示：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要充分估量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巨大影响，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使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亿计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发挥我国巨大人力资源的优势，关系到21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
”1998年，第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结束，新任国务院总理朱嵘基向中外记者宣布：
科教兴国是本届政府的最大任务。
科教兴国战略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1998年12月24日，教育部公布《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计划》提出“到2000年，全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完善职业教育培训和继续教育制度，城乡新增劳动力和在职人员能够普通接受各种层次和形式的教育与培训；积极稳步发展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11%左右”，“到2010年在全面实现‘两基’目标的基础上，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有步骤地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全国人口受教育年限达到发展中国家先进水平，高等教育规模有较大发展，入学率接近15%，若干高校和一批重点学科进入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
1999年，全国学校开始扩招，至此高校扩招的序幕拉开了。
2．2居民对高等教育需求高涨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与发展取得很大进步，人们收入逐年增加，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市场经济逐渐完善，居民的消费需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们从家庭生活消费转向教育投资，特别是高等教育投资要求不断高涨。
另外，我国高等教育正处于精英教育阶段，居民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与高等教育的供给之间矛盾较为突出，扩大高等教育的供给以缓解高等教育的供需矛盾势在必行。
根据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一项调查表明，中国家庭愿将子女培养到小学毕业的占3.6%，初中毕业的占18.8%，高中毕业的占16.8%，中专毕业的占9.6%，大专毕业的占6.5%，大学毕业的占29.2%，研究生毕业的占3.1%，没有要求的占12.3%。
比例最高为培养到大学毕业，其次为初中和高中，根据这项调查，38.8%的家庭有高等教育的投资需求。
到20世纪90年代末，这一超势进一步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1999年5月底发布的信息，中国90%的家长希望子女能接受高等教育，69%的人表示为孩子上大学举债也在所不惜，81%的城市居民认为“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
”同样，1999年对城市居民的调查表明，在回答“存款的主要原因”时，居民首选“用于子女教育（64.1%），高于选择就医（51.4%），养生（46.2%）和购房（37.1%）的比例。
根据有关调查显示，中国家庭消费的排序中，教育消费排在第一、二位占到了被调查对象总数的68.8%，希望自己子女能接受高等教育的家长占到了被调查者总数的89.8%，其中希望本科教育的为47.6%，希望接受研究生教育和大专层教育的分别是28.4%和13.8%（辜胜阻、岳颖《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战略选择》，《高等教育》2001年第9期。
这些数字表明，接受高等教育，增强自身立足社会的竞争力已成人们的共识。
2．3经济发展水平为高等教育扩招
2.4扩大内需，缓解就业矛盾
1997年开始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金融和外贸受到很大的冲击。
我国采取的稳定汇率、稳定物价的政策虽然对抑制金融风暴的蔓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也造成了我国外贸出口增长速度下滑、经济增长减速。
1998年时任亚洲开发银行马主中国代表处的首席经济学汤敏博士，针对我国扩大内需的宏观导向，提出将扩大高校招生作为改善国内需求的建议。
按他的估算，扩大高校招生每年可增加1000亿左右的消费需求，同时可延迟每年近100万左右的新增劳动力进入市场，还可以缓解多年来中国高考“前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状况。
这似乎是一箭之雕的好事，以前虽然有人建议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但大都只是为了解决中国高等教育的需求问题。
建议很快得到了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政府主管部门1999年初拟定了招生计划比前一年增加20%，几个月后进一步增至47%。
由此，声势浩大的高校扩招拉开了序幕，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扩大内需的经济形势下，快速走上了大众化的道路。
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一直处于资源匮乏状态，由于存在资源总量开发不足以及资源配置失衡的局限，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根本无缘分享高等教育机会及其务。
高等教育扩招之时，还是我国实施产业结构调整和深化企业改革的重要时期。
调整和改革中出现大量企业职工下岗失业的现象，使社会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安置和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双重压力。
高校扩招在关键时刻能有效地减少扩招学生的即期就业需求，连续四年腾出就业岗位数百万个，有利于大大缓解社会就业和安置的矛盾，能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较为宽松的环境，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大意义，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赢得宝贵时间。
另外，高校扩招是正是政府机构改革的时期，扩招能减少就业需求，为政府实施机构改革分流富裕人员减少了分流安置的竞争压力。
高校扩招具有蓄水池的效果，起着调节就业市场供求关系的作用。
（罗明空周贵发《高校扩招与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上）《贵阳金筑大学学报》，2004年6月。
）
第三节中国高等教育扩招的现状
从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使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1999年普通本专科招生159.68万人，比上年增加51.32万人，比上年增长47.7%，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0.5%，2000年扩招继续进行，普遍高等学校招生220.61万人，比上年增加60.93万人，增长38.16%。
2001年高等学校的招生数规模继续快速增加，普遍高等教育招生268.28万人，比上年增加47.67万人，增长21.61%，经过连续四年的扩招，2002年在较大学生数达900多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1998年的9.8%增长到2002年的15%，我国高等教育跨入了大众化的门槛。
2005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19%。
1998——2005年，我国高校招生规模年均增长23.5%。
2005年，我国高校在校大学生数为230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1%，教育规模跃居世界第一。
高等教育扩招一方面满足了居民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减轻了高考的压力，但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迅速扩充为就业带来了巨大压力。
据教育部统计，从2002年开始，随着高校扩招的大学生陆续毕业，大学生的就业率在不断下降。
2002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145万人，6月初次就业率为64.7%，与2001年同时期相比下降了5个百分点。
2003年毕业生最后的就业率本科院校为70%，高职专科就业率为55%。
2004年大学毕业生为280万。
2004年9月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本科院校就业率为73%，高职专科学校就业率为61%。
2005年高校毕业生数为338万，截止2005年9月1日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为72.6%，实现就业人数245万，年底就业率为83%。
2006年高校毕业生数达到413万，比2005年多75万。
估计今后每年增量都在60万左右。
（中国教育招生网：
2006年大学生就业率与择业观调查。
2006-7-26）
教育部有关人士透露，2006年就业率保持在“不低于去年同期水平上”。
高等教育扩招带来的直接“不良”后果，就是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率总体呈下降趋势，2001-2005年期间的就业率90%、80%、70%、73%、和72.6%（星辰在线，2006年8月10日10：
11）同时，待业人数在逐年攀高，据教育部2001年的估算，2001年待业率为30%，约34万人；2002年预计37万人待业；2003年为52万人；2004年为69万人；2005年为79万人。
（蒋筑运《产业结构、专业结构与大学生就业问题》、《中国大学生就业》2006年第8期）随着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就业已日益成为制约高校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就业问题已成为社会问题。
第二章中国高等教育扩招的意义
第一节高等教育扩招体现了机遇机会均等
罗尔斯曾主张：
“在社会的所有部分，对每个具有相似动机和禀赋的人来说，都应当有大致平等的教育和成就前景。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73页。
其含义人与人之间动机和禀赋具有差异性，保证每个人受教育机会绝对平等是不可能的，教育机会的平等相对的平等。
《平等还是公正》《试论罗尔斯的教育哲学观》、《外国教育研究》2006年第3期）虽然人的自然资质的差异是影响教育机会绝对平等的因素，但不是影响教育机会相对平等的因素，影响教育机会相对平等的主要因素是社会因素，因此罗尔斯把接受教育看作是每个人的一项政治权利。
二战后，西方民主运动兴起，人们要求教育平等的呼声高涨。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出于公平的目的世界各国纷纷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其中所蕴涵的主要逻辑是，扩张削弱入学障碍，从而为那些先前不能接受教育的更多的人口提供更多的入学机会。
西方发达国家经过半个世纪的高等教育扩张，在这个世纪末普遍进入了大众化阶段。
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速度长期处于缓慢阶段，新中国成立后，高等教育在很长一段时期处于精英教育阶段，社会极少数享受国家的这一宝贵资源，“高等教育”更多作为部分人的“社会身份”、作为一种“精神财富”，它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是非常的有限。
绝大多数同龄被拒之在高等院校门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特别是在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
“通过多种形式发展高等教育，到2010年，我国同龄人口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要从现在的百分之提高到百分之十五左右”。
接着全国范围内扩大高校招生规模，高校出现了加快发展的局面。
2002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进入了世界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
高等教育进入了大众化，人们通过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公平录取来实现教育公平性。
在中国现实社会中，相当多的人，尤其是平民和社会弱势群体，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高等教育”更多地作为谋生和就业的一种准备而为居民个体所选择，高等学校摆脱了“象牙塔”的思维传统，平民意识、平等意识、职业意识和社会参与意识成为大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高等教育不仅具有很强的职业性，而且因为教育的内容与社会发展形成紧密的联系而演变成事实上的“物质财富”。
在我国中等以下教育中，教育民主和教育机会均等已基本实现，在高等教育中这两个问题正处于改进之中。
（曹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思考》《江苏高教》2002年第1期。
第2节高等教育扩招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
第3节高等教育扩招是人力资源开发的主要手段
第三章中国高等教育扩招与大学生就业难的关系
第一节高等教育扩招与大学生就业难的概述
第二节高等教育的适度问题
对于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张，目前学术界特别是高等教育界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提出了种中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是认为与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过快，外延规模超过了内涵质量的发展，造成高等教育的办学实际；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与国家经济发展速度相比，与现实的经济实力相比，中国高等教育的规模与发展速度不是快，而是不足、不够，远低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现有实力的应有水平。
根据西方教育经济学原理，教育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教育程度越高，人口资本含量越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越大。
同时经济增长会进一步推动就业的相应增长，经济增长与教育发展及就业增长之间往往成正相关的关系。
（武毅黄，王影）。
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表明，高等教育的规模是和经济发展状况高度相关的，如果高等教育发展过于超前或滞后，则对经济发展都不利。
（胡咏梅，薛海平《经济发展水平与高等教育规模的相关性研究》《高等教育》2004年4月（人大复印资料）
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普及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发展是与经济发展相关的。
据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对20世纪70年代的教育进行统计发现，人均GNP从200——300美元提高到5000美元以上时，高等教育入学率从1﹒6%上升到24﹒9%，我国教育工作者经过长时间研究，发现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与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增长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即当人均GNP低于1000美元时，高等教育一般处于精英阶段；当人均GNP在1000——3000美元之间时，高等教育开始向大众化转变，这一时期既是国家或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高速时期，也是国际公认的该国或地区经济调整时期；当人均GNP在12000美元以上时所有国家或地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均超过30%。
目前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还不是很高，但从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99年，年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达到8.9%。
预计，从2000年到2010年，中国的人均GNP将从不足800美元增加到1500美元，处于高等教育发展时期。
（张翠敏，孟瑞省《英美法日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研究及对我们的启示》，《河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根据十六大提出的奋斗目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与经济发展相应，中国的高等教育总规模是否比2000年翻两番呢？
厦门大学潘懋元教授指出，人才的培养与成长有一个周期，必须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速度有一个超前景；又因为教育的发展要受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所制约，超前只是适度的。
问题在于这个“度”如何掌握。
社会的发展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的指标通用GNP或GDP，如果GDP或GNP的年增长率为7%左右，那么高等学校招生的年增长率最好8%左右。
以次为“度”来看，近年来高等教育发展的速度，可以说，1997年以前发展过于缓慢，而1999年之后发展又过于迅速。
中国高校的扩招速度比较快，上世纪80年代初，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只超过1%，90年代初只有5%多一些，到1999年决定扩高等教育招生规模，也不超过10%，而目前，已达到21%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最近十年增长超过了10%。
2002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进入了世界公认的大众化阶段，比预计的提前了8年。
近几年来，扩招给高等教育带来的压力是明显的。
由于招生数量快速增加，高等教育投入增长跟不上规模发展，部分高校办学条件不足，高校生均师资、仪器设备、完小场地、教室、宿舍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另外高校毕业生就业面临较大压力，每年有几十万大学生待业。
扩招后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已引起了高层的重视。
2006年5月1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高等教育工作汇报。
会议强调，根据当前高校的实际情况，有必要适当控制招生增幅度，相对稳定招生。
高校招生规模的确定，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区别对待，不搞一刀切。
本次会议对高等教育今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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