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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软件市场分析

 

·用IT造一个大同世界

   今天金保工程对统一系统的追求,就像当年秦始皇统一度量衡。

此番IT工具标准化努力的背后也蕴含了打造和谐社会的诸多深意,问题的关键,是如何以更和谐的方式求和谐。

   今年9月,延安医疗保险经办处的文丰(化名)有点忙,不过很显然,更忙的是他的同事们。

不久前,延安市审计局进驻文丰的单位对大量的原始单据进行了审计。

“如果经常性的进行远程审计,我可能会忙一些。

但现在我们还没有跟审计局联网。

”在单位负责计算机中心管理的文丰谈到。

   延安医保部门所经历的审计风暴只是一场全国大风暴中的一缕微风。

此前不久,上海32亿社保资金遭挪用的事件被披露,举世为之瞩目。

随后,一场针对地方社保基金的审计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这次审计的主要内容是检查养老、医疗、失业等各项社保基金是否按照规定在银行开设了社保基金专用的账户,是否实行了“收支两条线”的管理,有没有设置小金库等。

   而目前,仅仅是地市级的社保中心中国就有近400家,很显然,这种审计的工作量是巨大的。

“现在计算机审计方兴未艾,但信息孤岛的问题太严重。

”一位审计署计算机中心人士表示,社保部门和审计部门没有联网,社保内部的联网和数据的集中也还没有完成。

显然,这对于开展计算机审计,尤其是远程审计殊为不利。

   然而,社保信息系统在保障社保基金安全方面的作用显然是有限的。

有消息显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正在酝酿建立信息披露制度,以提高社保基金运营管理的透明度,这当然需要IT系统的支持。

但社保基金的监管和运营权力不分的体制弊端则历来被认为是真正导致基金安全漏洞的渊薮。

据悉,一个更加独立的上海社保基金监督委员会目前正在组建之中。

   “基金监管仅仅是金保工程四大功能之一,金保工程的实施,对于社保基金的监管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当然,这要依赖于原始单据的基础作用。

如果原始单据不准,系统就难以得出正确的判断。

”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信息中心主任赵锡铭在接受采访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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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了,去周游

老了,去周游

   12月13日,赵锡铭将前往上海参加劳动保障部系统内部的一个信息化专题研讨会。

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对异地经办和异地结算进行研讨。

“比如现在很多在新疆退休的人返回上海原籍,投靠子女。

这些人参保、经办都在新疆,数据也在新疆,到上海之后怎么享受各种社保待遇?

”赵锡铭介绍道,这几年,由于没有完善的异地结算体系,异地的待遇享受都是通过两地劳动保障部门达成双方协议来实现的。

“这当然只能是一种过渡性的做法,这次会议就是要对这样一些类似城市的经验进行总结,探讨在技术上如何为异地业务的开展提供支持。

   显然,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人员的流动变得日益频繁。

而社保的异地支付和结算更成为一种很现实的业务经办需求。

有专家认为,实现这种异地经办的一种理想模式是由劳动保障部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异地清算中心,比如,某个在新疆参保的人退休后到上海领取了退休金,上海为其垫付的资金由清算中心拨还上海,而新疆则将资金偿付给清算中心。

   然而,要实现这样的经办需求,一个基本的条件就是实现各地社保系统的数据集中和联网。

此外,清算中心的软件当然还要跟各地的业务经办系统做接口。

   “在劳动保障部打算由部里开发的11个软件里头,现在没做的只有4个,其中有三个就是关于异地经办的系统。

还有一个是宏观决策的。

”赵锡铭介绍道,宏观决策系统的招标已经计划在明年第一季度启动,而异地结算系统也将在明年投入研发。

   然而,在目前各地社保政策,尤其是医保政策差异过大的情况下,也有些人认为这种异地结算似乎还显得很遥远。

“上海医保目录里的药品跟北京根本就不一样,还有享受医保待遇的人群,起付的金额差别都很大,这种想法怎么可能实现呢?

再说了,万一你在我北京先领了钱,回去之后说北京算错了,出现的问题谁来负责?

谁知道你上海的政策是怎么回事?

”承担北京医保系统建设维护的北京首都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信”)一位负责人摇着头,一副不可思议、像是听到了天方夜谭的神情。

   首信人士的看法也有一定道理,在社保所包含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大险种中,医疗的系统是最为复杂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覆盖的人群类别多、牵扯的部门广、各地的政策差异很大。

然而,让一个人老了之后能拿着一张社会保障卡周游全国不也正是金保工程建设希望达到的一种理想状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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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保”的进程

“金保”的进程

   “到现在,全国省级和地市级以上所建立的合乎规范的数据中心已经将近180个。

140多个城市开通了12333(社保公共服务电话)服务。

1.3亿参保人员的信息已经进入了部里的系统,在整个1.6亿的参保规模里达到了80%以上。

”赵锡铭熟练地道出这些业务数据。

看上去,赵对目前金保工程的进展还算满意。

简单来说,原定金保工程一期的主要任务包括建立中央―省―市三级统一的劳动保障数据中心以及相互联通的三级网络,并通过在各地应用统一的软件,以支持业务经办、公共服务、基金监管和宏观决策四大功能。

   从现实来看,相互联网的任务进展最为顺利。

“04年开始做全国联网。

当年就联了12个省,到去年32个省就跟中央联了。

其中20个省实现了与省内全部地市的联网。

”赵介绍到。

   而数据中心,尽管绝大部分地市都在建设,但有一些尚没有统一,或者是尚未达到劳动保障部的相关规范的要求。

劳动保障部的要求是希望数据中心的建设做到“设备集中、技术集中和数据集中”,因为这样才能最终实现“同人同城同库”。

“同人同城同库”的一个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减少数据出错概率,增加准确度。

比如,现在常见的问题是在同一个城市的某个人,其基础数据在不同的系统中可能出现相互差异。

   此外,对各个险种信息系统的整合,必然牵涉到对社会保险业务经办流程的重组,比如,一旦实现了社会保险五个险种的登记、申报、核定、年检、稽核工作在一个经办部门一次性办理。

将不仅能方便企业,提高经办效率,而且由于信息共享,核定和稽核互相制约,也将强化内部监控机制,堵住部分参保单位少报、瞒报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的漏洞,促进了社会保险基金的征收和监管。

   赵锡铭很清楚数据集中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比如天津市为建立符合金保工程要求的数据中心,曾集中对全市管理的社保数据进行了检查、核对、整理。

据悉,该项工作耗去了该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各经办机构业务人员6000多个工作日,足见其工作量之浩繁巨大。

但显然,参保人员规模在扩大,这项工作宜早不宜迟。

   然而,相对于数据中心的统一,软件的统一显得更加艰巨。

早在2000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信息中心就开发了社保核心平台,力图以统一软件促进社保信息化统一建设,但效果并不明显。

   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信息化领导小组副组长王东岩看来,只统一标准而不统一软件,难以推进业务规范化管理,难以保证业务流程的统一,难以实现全国联网和数据共享这一目标。

“部里已经下发文件明确要求各地新建的系统要使用全国统一的软件,已经投入运行但尚未使用统一软件的,要制定向统一软件升级的时间表,在系统升级时使用统一软件,这是没有条件可讲的。

”赵锡铭在接受采访时也谈到。

   目前,在劳动保障部的强力推动下,已有340多个统筹地区实施了社会保险核心平台软件。

不过所谓“统筹地区”,也包括了一些县级统筹的机构。

而据记者了解,目前被寄寓厚望的核心平台二版软件在大范围的推广中仍遇到了相当的阻力。

 

·用IT造一个大同世界

“统一”有多难

   “核二(核心平台二版)比核一(核心平台一版)更难推。

因为核二是三层的。

”长期从事社保信息化监理的秦禾(化名)谈到。

从两层的C/S到三层的C/S/S的变化,首先是增加了成本,毫无疑问,增加应用服务器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很多情况下还必须用小型机。

   此外,三层架构软件的上线一般都是跟随着集中数据中心的项目一起进行,而建立更大的新的数据中心也需要一笔不菲的成本。

此外,项目管理的成本也提高了,三层架构开发的工作量是两层远不能比拟的。

“没有几个技术大拿来管这种项目,很难做好。

”秦禾称。

另外,三层系统的维护对技术的要求也更高。

“两层的系统,计算机中心的人员大多都能自己直接修改代码,而三层里头,不管是PB(PowerBuilder)、Java,还是BEA的中间件和Oracle的数据库,自己来维护是不太可能的。

以前两层的时候,一个地市的养老系统投资大多两三百万,而现在动辄两三千万。

   不过东软股份副总裁兼社保事业部总经理徐洪利认为,尽管有一些其他的外围费用,而且三层系统所涉及的数据核对、整合和业务流程的梳理确实增加了工作量,但核二和核一之间十倍的投资差距也多少有些夸张。

徐认为,单纯计算IT系统的投入,差距应该不超过三倍。

   但毕竟,一些向核心平台二版迁移的地方社保部门感到,成本和项目质量控制的效果和预期出现了明显的差距。

据悉,现在,北京、上海,及广东所属社保信息化起步早的城市并没有把系统迁移到核心平台上,当然,部分原因是其主要的系统在核心平台开发之前就已经上线,且运行平稳。

而一部分中小城市则因为成本考虑,也没有统一到核心平台上来。

比如,延安医保的系统就还是多年前由北大青鸟开发,而目前,北大青鸟的业务重心已转移到劳动就业系统,社保业务已很少涉及。

   记者在劳动部网站所公布的劳动保障信息系统统一应用软件前台技术支持商名单里看到,北大青鸟仅获得了劳动力市场管理信息系统方面的资格认证。

而在劳动部认证的11家核心平台和15家劳动99三版软件的技术支持商名单里,排在前三位的东软、银海和华南咨询则正是参与两版核心平台研发的主要三家公司。

   事实上,劳动部的核心平台二版和劳动99软件均是委托一家名为利博赛的公司研发。

而利博赛公司的三大股东则正是东软、银海和华南资讯。

   利博赛公司的另一个名称是“核心平台研究院”,该名称在业内至今仍被广为接受。

该研究院是在2000年劳动部组织开发的核心平台一版发布后不久成立,当时参与研发的主要公司还只有东软、银海和华南资讯,而2003年发布的核心平台二版的研发,则加入了清华同方、创智集团和北京长天,此外,IBM、BEA和Oracle等公司也参与提供了相关的顾问和技术支持。

   很显然,利博赛公司的地位在业内颇为特殊。

据了解,其最初由劳动部高层推动成立时的定位只是社保相关软件的研发和技术支持。

不过,在婉拒了记者的约访后,有劳动保障部信息中心任职背景的公司董事长胡伟伟还是在电话中证实,利博赛正在加快向市场化的转型。

   据记者了解,利博赛目前主要的业务除了完成劳动部委托的软件研发任务,就是各地金保工程项目的咨询和监理。

有业内人士称,其监理业务已差不多占据了国内市场的一半。

而目前,某地的社保信息化项目是否能称得上是基于统一的核心平台建设,利博赛的结论仍被认为最具权威价值。

   有业内人士认为,这事实上也暴露了核心平台所面临的隐忧,与其说是一个成熟的软件产品,不如说核心平台更多的只是规范了一个软件架构、相关的库表结构和接口标准。

中国的社保政策处在不断变化之中,而且各地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社保政策的差异也很大。

“有政策的差异,就必须要做本地化,不可能使用完全相同的软件。

”对于这样的现实劳动保障部其实也已经认可。

问题是,本地化开发达到怎样的程度还能算得上是基于了统一的核心平台?

现在看来,这个标准正在模糊化。

   “即便是用核心平台二版,工作量能节省50%已经很不错了。

”华南资讯负责社保的欧跃龙表示。

事实上,本地化工作量大的不足正是核心平台从一版到二版希望解决的问题。

因为本地化开发的量越大,不仅意味着相关方案商要承担更大的成本,而且也意味着对于“统一软件”目标的偏离。

   事实上,劳动部的相关规范和标准被突破的例子已经所在多有。

即便是一些参与核心平台研发,在遵守核心平台规范方面做得较好的公司,在具体的项目中也不可能完全按照核心平台的要求来实施。

“这里面其实也有一个标准本身需要完善的问题。

”秦禾举例说,比如系统基本信息里有个个人标识码。

核心平台规定必须是字符型的,但实际经验是,数字型更适应系统需要。

计算机辨认数字显然更容易。

“这应该是当时制定相关规范时考虑得不太成熟的地方。

”秦禾认为。

   某市一位熟悉技术的劳动局信息中心负责人对上述看法表示认同,“在数据指标体系中,基本信息和结果信息是应该尽量规范,但过程信息应该允许差异的存在,就是那些信息记载方式中所涉及的算法,比如方法库中所应用的一些技术,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公司的特色和竞争力所在。

”该人士补充道。

   无疑,核心平台中所涉及的各种标准也需要进行维护和改进。

但据记者了解,这种持续的维护机制尚未建立。

看上去,和劳动部共同拥有核心平台二版产权的利博赛是较合适承担这种标准维护工作的公司。

但劳动部并没有与包括利博赛在内的其他公司或机构签订此类相关协议,利博赛与劳动部的合作目前仅限于具体的委托研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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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保”背后的市场重塑

“金保”背后的市场重塑

   不论遇到了多大的阻力,可以肯定的是,核心平台的推广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社保信息化的市场格局。

   有着深厚地方政府背景的北京北控伟仕软件公司早在九十年代中期就开始涉足社保行业,承接过东北一些省份和北京、天津等地的养老保险系统,但在2000年东软参与劳动部核心平台研发并在社保市场发力后,该公司的市场阵地开始陆续为东软所接手。

今天,北控伟仕的市场已基本局限于北京,主要是养老、失业、工伤和生育的一部分,而北京医保的系统则由北京首信开发。

   北控伟仕的例子首先说明,是否参与核心平台的研发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司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事实上,清华同方和长天科技正是在参与核心平台二版研发之后的近三四年才开始在市场上崭露头角,而东软、银海和华南资讯也正是在参与两版核心平台的研发后开始逐渐巩固自己作为市场第一梯队的地位。

其中,在核心平台研发中贡献了最主要力量的东软更是已经领先其他竞争者,而且发展势头迅猛。

“传统的优势市场主要在东北和华北,现在,我们在华东和华南也有了很不错的发展。

”徐洪利谈到,其中,在整个广东省,东软的市场份额已达到20%~30%,这使得长期在广东社保信息化领域占据40%以上份额的华南资讯在家门口也感到了阵阵寒意。

   更现实的利害在于,除了参与过核心平台研发的六家厂商,其他获得劳动部认证的方案商均需要为购买核心平台技术而支付一笔不菲的费用――据内部人士透露,浙大网新为此支付的费用是200万。

此外,参与相关技术培训也需要相应的投入。

“劳动部规定了所有参与金保项目建设的公司都必须有三个经培训合格的持证工程师,而且每个工程师不能同时承担两个以上的项目。

”徐洪利介绍道。

不过他同时表示,参与培训并取得工程师证书东软也并没有享受免费待遇。

   显然,由于受宏观政策影响和地方政策差异,社保系统的本地化开发和后续系统维护的工作量往往都很艰巨,因此,参与核心平台研发的深度和对其技术规范的熟悉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方案商们项目实施的质量和成本。

   当然,对市场更具决定性影响的是,劳动部强制推行核心平台以及没有获得前台技术支持商认证的公司将没有资格参加新的金保工程招标等硬性政策的出台。

这些规定就像是一道铁门槛,将那些没有进入前台技术支持商官方名单的公司拦在了市场大门之外。

   一些已有的市场参与者不得不先后采取了“投靠”入围者的策略。

此前在广州市场做的不错的尚南科技将社保业务卖给了华南资讯,与此类似,浙大网新则收购了当地的恩普。

当然,从另一个层面来看,这种本地消化式的收购也折射了社保市场上依然存在的地方壁垒。

   “社保信息化市场为什么成长不出大型方案商?

”曾有业内人士如此设问。

   或许市场格局本身就是答案。

华南资讯的势力范围在广东及其周边省市,四川银海则盘踞西南市场,福建实达拿下了绝大部分的福建市场和内蒙古,浙大网新则主要靠浙江的市场生存,不过,这种“诸侯”式的市场格局近年似乎已经有所改观。

据悉,2006年,东软在整个社保信息化市场上的份额已经高达60%。

   “目前,社保的很多政策差异主要体现在省与省之间,市场的诸侯格局其实也符合国内的这一现实。

(前台技术支持商)名单的敲定应该已经是一个相互妥协的结果。

”有分析人士如此评价,“很明显,几个统筹压力小一些的省份都有自己当地的IT公司入围。

所谓统筹,以前叫‘共济’,就是让小的贴老的,让富的贴穷的。

那些富有的省份当然希望有更能领会‘地方政策’的公司来给自己做系统。

”而此种评论背后的潜台词则是,经济发达的地区都希望以种种本地化的政策将富余的基金留在本地,而不是“统筹”到其他地区。

   此外,国家政策的频繁调整某种程度上也抑制了方案商们的自由生长。

“一版实施的工作量还小一些,二版的工作量确实很大。

而且,现在很多客户要求一年、两年,甚至三年内因为政策调整而升级软件的免费服务,这种免费服务期太长了!

在这个行业要赚钱确实很不容易。

”徐洪利感慨道。

和很多同行所感受到的情形相同,社保行业的用户对于服务的需求其实很高,但为服务付费的意识并不强。

   社保方案商的圈子里曾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

“都说不变了,又来文件了;总算学会了,又说不对了。

”而影响方案商的政策变化是多层面的,既有宏观层面的大调整,比如社保覆盖人群从城市到农村的调整,也有劳动部有关金保工程实施政策的调整,更有各地地方政府对于中央的统一政策所作的各自不同的解读。

   “整体来看,养老的政策基本上已经定型了,这几年都没有太大的调整。

医保相对复杂一些。

”首信人士如此总结,“医保光覆盖的人群就要分上十类,此外,还有药品、诊疗和服务设施的不同,都牵涉到支付比例的差异,其中,北京这边药品就分了上百种。

   而且,医保是实时帐户,需要每年对支付情况进行审核、清算。

而现在,各地对医保药品、诊疗和服务设施的目录并没有统一。

“哪些药在上海能报,哪些在北京能报,差别很大。

而全国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药品目录,这个目录只能由卫生部,而不是劳动部来制定。

”首信人士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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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与IT,谁统一谁

业务与IT,谁统一谁

   然而,从市场层面看,近年来,正是医保的项目反而颇受青睐,据说也更容易赚钱。

今年,首信跟北京劳动局医保中心商量了一种关于医保软件升级的“班车”制度。

“目前我们做北京医保也5年了,出了60多个版本。

以前,每个很小的变化都推出一个版本。

但现在,我们要求用户每个月15号前把下一季度关于软件改进和升级的需求全部锁定。

这种做法的主要目的还不在成本节省上,而是在应用效果的控制上。

以前往往一个版本还没有测试完成,新的需求又提出来了,这样会影响软件整体的质量。

”首信人士介绍。

   而各地对于医保更舍得投入,或许正因为医保实时支付的特点。

与此不同的是,尽管各地养老保险的个人帐户出现大量空帐,但由于新人享受养老保险待遇都在数十年退休以后,因此,不存在实时支付和结算的压力。

而医保,每一个投保人的帐户都可能随时要满足支取的需要。

“病人拿着一个单子到医保中心去核对,说你算错了。

有时候,往往医保中心的人都算不清楚,而请首信的技术人员过去,却能让病人心服口服。

”首信人士因此认为,对于社保领域的方案商而言,相对于IT技术,熟悉社保业务显得更加重要。

   此外,在金额较大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系统之外,失业保险系统的单子近年竞争也激烈起来,“失业的项目如果要与劳动99结合的话也会复杂一些。

而工伤和生育的系统则更为简单,因为只牵涉到待遇计算和事后报销。

不过,随着核心平台的普及,单险种的单子已大大减少,‘五保合一’的单子会越来越多。

”某业内人士认为。

   此外,社保卡的发放近年也显出了一派蓬勃发展的势头。

“很多地方的卡收费达到20元一张,但老百姓购买还很积极,大家手上有张卡才觉得自己真的有了保障,心里踏实。

”秦禾总结说。

社保卡系统建设中的市场机会显然相当可观。

但其中的市场大小,产业链上的利益格局会如何划分,也无不取决于政策的一举一动。

   有人提出将社保卡和第二代身份证合一的建议,但这无疑涉及到和公安部系统进行信息共享的问题,能否实现将取决于更高层的意志。

   而社保卡要最终体现一卡走遍全国的应用价值,无疑也需要异地经办政策的统一。

在东软徐洪利看来,统一软件的价值正体现在异地业务的开展方面。

“社保卡如果不用一个通讯标准,不对相关的数据结构、数据串进行统一是不行的。

如果不基于核心平台,只是单纯地在不同的系统之间做接口,我认为真正的跨地区应用是很难实现的,比如实时性可能就会很差。

”徐洪利谈到。

   然而,统一的软件不可能等待各地的政策都统一后再开始研发,这或许正是金保工程作为劳动保障部“一号工程”的价值所在。

“IT也不是完全那么被动了,现在,各级劳动部门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大多会在执行前一两个月跟自己的信息中心碰一下需求,根据信息部门的建议调整政策执行的时间和方式。

”徐洪利称。

   12月1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老龄事业的发展》白皮书。

其中显示,2004年底,我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为1.43亿,到2026年将达到3亿,并将于2030年开始面临老龄化的严峻考验,届时的老年抚养比将超过50%。

很显然,正如有关专家所说,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是,我们的国情是在富裕起来之前提前遭遇了老龄化的考验。

而更大的国情还在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不仅带来了对于“老人”(1998年养老保险改革前退休者)和“中人”(1998年前参加工作,1998年后退休并享受养老保险待遇者)的隐性负债问题,也使得中国的社会保障政策经历了短期内的巨变。

   而对于投身社保信息化的方案商们来说。

贴近政府以贴近政策的走向似乎已成为把握未来的必由之路。

问题是,在中央利益和地方利益的微妙平衡中,是该更多的贴近作为用户主体的地方政府,还是该更多地贴近中央。

近年来,新一代领导人强化中央意志的迹象日益明显,上海社保大案的查处也不难从这一角度加以解读。

对此,集成商们如何在金保工程带来的利益格局的调整中把握机会亦或可有所启示。

   不过,多方利益和力量的平衡终究是个动态交互的过程。

中国的决策者在不断的改革实践中正在熟谙进行更广泛的利益调和和妥协的施政机制。

金保工程对统一系统的追求,就像秦始皇当年统一度量衡一样,工具标准化的价值长远来看大多是积极的,况且社保事业的背后本身还蕴含了追求大同世界,或曰“建设和谐社会”的美好理想,而问题的关键,是如何以更和谐的方式求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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