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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化借鉴促动制度创新

以文化借鉴促动制度创新

——晋商文化应用研究新探

（二）

范浩里

作为中国明清时代十大商帮之首的晋商群体，曾经是中国早期市场经济萌芽与发展的先行者、封建社会晚期企业制度变革创新的实践者、近代金融服务业开疆拓土的奠基者。

由他们创生、衍变和不断演进的商业文明，在中国近世经济发展史上足足兴盛了五个世纪。

从明初“开中制”兴起的官民盐粮交易，到康、雍、乾时代丝、瓷、烟、铁、皮毛等商品的市场拓展；从农产和手工作坊制品的坐地营销，到国内外贸易的集群式竞争；从长途贩运、誉满欧亚的“万里茶路”，到扎庄展市、独步华夏的“百年票号”。

其辉煌成就了三晋万千百姓创业创富的商业梦想，打造了诸如太汾帮、忻代帮、泽潞帮、临襄帮等“货通天下”的“货帮晋军”；在太汾商帮资本最为繁荣活跃的晋中，崛起了垄断中国金融汇兑业一个世纪的票号总部集聚区和“汇通天下”、扎庄国内外五百多座城镇、商埠的“票帮晋军”。

“货帮”与“票帮”的前后呼应、上下联动、左右咬合、协调共进，在中华大地上汇聚成一个气势磅礴、实力超群的“晋商军团”。

他们所创造的山西“海内最富”，曾经是中国近世以来社会发展中一个不可磨灭的历史文化标志。

恰恰也是这样一个庞大的商业集群，在经历了数百年崛起、兴盛之后，竟然从辉煌的巅峰坠入衰落、终结和断代的深深渊薮。

晋商近代以来的落寞和沉寂，承受着无限的痛惜和悲壮，经历了莫名的困惑和迷茫。

其中，若干矛盾纠结和逻辑悖论，至今仍让许多人说不明原委、道不清是非。

于是这便成了该研究领域专家、学者和业界精英们常常为之扼腕兴叹而又欲罢不忍的一个研究课题。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后不同历史时期的晋商研究史料中，追根溯源、实证探究之见不乏其例；人云亦云、枉断臆评之说亦不鲜见。

而真正从社会变革的层面研究晋商的历史变迁，并探寻其成败得失的因果关系者，则并不多见。

发端于晋商故里的晋商文化应用研究，试图将研究的重点放在晋商制度文化层面，把“劳资共创、激励兼容”作为晋商制度文化的本质和灵魂，并从丰富多彩的“晋商故事”与“研究文库”中，探寻晋商制度文化的创生轨迹、衍变特征和历史烟灭的真实原因。

通过文化反思、文化借鉴、文化变革，让晋商文化的应用研究跳出讲故事、看宅院、赏文存、兴旅游的器物文化定势，把晋商成败得失所承载的文化精髓和主流价值，运用于新时期变革转型实践之中。

从根本上推动“晋商文化复兴地”的建设。

一、“劳合”与“资合”共进共创的资本组织形式，是晋商制度文化创意中最具穿透力的一种组织型构方法。

在晋商的商业理念、商业行为、商业模式和商业成就中，商业管理制度的创举与传承，是最具决定意义的一种文化基因。

晋商经营管理实践中的“银股制”与“身股制”，源自于宋、元时期山西商业活动的诸多管理元素，成型、完善和普遍应用则在明朝中叶。

它的设计原理近似现代企业产权制度的基本骨架。

它的投资方式分为独资和合资两种，其责任形式均为出资人承担无限责任。

票号的资本分为“正本”和“副本”两种：

“正本”是出资人的合约投资，亦称“银股”或“财股”（只分红、不计息）；“副本”则由两部分组成：

一部分是东、掌和员工账期分红后提留的银两存入号内，亦称“统事”或“获本”（不分红、只计息）；另一部分则是股东的存款。

随着企业经营获利和“副本”的逐步积累，票号的资本愈益雄厚。

一般情况下，票号的资本积累多在数百万两白银，实力雄厚者资本规模则超过千万两之巨。

与财东合约投资形成的“银股制”相匹配的是经理人与员工的“身股制”，亦称“顶身股”。

这是晋商在票号专营前就独创的一种“人力资本股权制”。

“身股制”是晋商人力资源管理创新的核心内容，也是晋商制度安排中的“秘密武器”。

“顶身股”的大小，不仅标志着员工的个人能力、职业地位和绩效贡献，而且也是激励员工成就感、归属感的一种长效机制。

不少货号、票号员工“顶身股”的分红，可占到本号账期分红总额的50%以上，有的则高达70%。

这种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的协调与统一，不仅维持了晋商企业持久稳定的职业生态环境，而且延长了企业发展的生命周期。

即使用现代经济学的“激励相容理论”来评判，当代多数企业的激励制度，仍然达不到晋商前辈创立“人力资本股权制”时的设计水准。

翻阅晋商文化研究的史料和案例，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代财雄“四通天下”的商业成就，殊为可贵的是遮隐在商业成就背后的“核心竞争力”；而这种“力”，恰恰就是“劳动”与“资本”通过制度安排所形成的“向量合力”！

“劳合”与“资合”共进共创的公共理念和人格化产权，不仅能做到制度留人、制度激人、制度裕人，而且能够把“银股”和“身股”的有机匹配，融入账期（经营周期）分红制度。

既保证了企业短期效率与长期利益的一致性，也维护了劳动与资本激励兼容的一体性。

它的最大优势，就是把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和企业实现价值最大化的目标紧密地咬合在一起，从而达到人与物的统一、心与身的统一、质与量的统一、绩与效的统一、眼前实惠与最终权益的统一。

这在中国近现代企业制度文化史中堪称“经典”！

在明清十大商帮的资本组织形式中也属“唯一”！

与美国以“期权激励”为特征的人力资本制度相比，晋商的“人力资本股权制”提早出现了400年！

二、“专营”与“兼营”相依相济的商业运营模式，是晋商物质文化及其表达方式的基本特征。

晋商的资本组织形式决定其商业运营模式。

晋商在由“货帮”向“票帮”演进的过程中，逐步凸显出商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型的集群式发展轨迹和集团化运营特征：

这就是“专营”与“兼营”相依相济的商业运营模式。

票号财东作为资本投资人一般都是从“货号”起家，由兼而专，逐步发展成相关多元化的经营格局；而通过职业授权方式实现的产业细分，则多以专业化经营为主。

晋帮票号在全国560多个城镇、商埠及东亚国家展市扎庄而垄断汇兑业百年之久，既是其专营特色在市场竞争中的强势体现，又是与“过载店”、“批发商”相依相济的业务链接，并成为“专营”汇兑业对财东产业“兼营”的直接支撑。

在纵贯亚欧大陆的万里茶路上，无论是以榆次常家“大昇玉”为代表的晋商百多家专营茶庄，还是以拥有3000万两白银、16000峰骆驼为翘楚的“大盛魁”巨型跨国商团，都是这种专兼相宜、混合生长模式的典型表征。

他们对晋商产品链、组织链、价值链的形成和更大范围的产业链竞争，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晋商的商业模式演进和经营战略变迁，都是在产权制度的规范下运行的。

诸如“酌盈济虚、抽疲转快”的金融调拨制度；约定俗成、相沿成习的交易归标制度；当期“月清”后季“比期”（即予报后三月生意计划）的业务报告制度；巡视稽查、碍业立处的经营监管制度；花红存储、严明奖罚的损失赔偿制度等一系列运行规则，都是晋商物质管理文化的具体表达方式。

也是从资本保全、风险控制、防腐戒贪、净化经营环境角度所做出的制度安排、能力修炼和流程再造。

加之遍布全国城镇、商埠、水旱码头的同业商会、同乡会馆等商人组织，都为晋商金融资本的大跨度流动和商业信息的大范围交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环境和强势的网络支撑。

同时，也铸就了晋商在中国商业发展史上独具特色的商帮治理模式。

三、“信任”与“托管”分责共担的职业授权方式，是晋商责任文化引领的一种权利运行机制。

晋商“劳合”与“资合”共进共创的资本组织形式和专兼相济、混合生长的商业运营模式，决定着晋商企业的权利行使关系和职业授权方式。

在晋商“劳资一体、激励兼容”的制度文化中，有很多分权、授权的管理规则。

这些规则一般都是以信任托管和委托代理方式，来划分东、掌、伙三个层次的权利行使关系：

东家因信任而授权、掌柜因托管而尽责、伙计因激励而用心。

这种出资人、经营者和劳动者之间相互关联、相互支持、相互激励、相互制衡的“共同体”建设模式，是晋商制度文化的又一个重要特色。

晋商出资人和经营者的角色定位十分明确，分责共担的“两权分离”也非常彻底：

在履行既定准入程序基础上，一是财东全额出资（独资或合资），并对合约资本承担无限责任；二是出资人绝对拥有经营者选择与辞退的权力；三是以全权委托的方式授权经营，既不干预掌柜经营决策，也不参与企业管控过程。

财东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倘出于误而非故，致其损伤，亦励其前进”；掌柜则将个人的人格、才干和职业敬畏，与财东的资产绑在一起，忧勤惕励、铁腕运筹而不肯稍有疏忽。

实践证明，晋商创富数百年、基业传承数十代，既得益于“信任”与“托管”分责共担、授权经营的制度传承，又受惠于特定制度环境下频频崛起的“职业经理人”军团。

这批能力超群的高级职业经理人，以其“士魂商才”的深谋远虑和长期稳定的战略运筹，营造了可持续发展的经营环境，让“分责共担”的职业授权方式，成为晋商文化中一种难能可贵的制度基因和传承机制。

以这种权利关系和运作机制构建而成的商帮治理结构，具有简约、顺畅、快捷、高效的治理效果。

它对当今国企“政府主导型”治理结构、民企“家族主导型”治理结构的完善和提升，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四、“严培养”、“硬约束”与“强激励”兼容配套的人才开发范式，是晋商理念文化与人本思想的历史积淀。

晋商赖以支撑的“硬实力”是资本，而“软实力”保障则是人才；以财货资本拥有者向人力资本拥有者让渡资本经营收益的分配权，更是晋帮商业文明不断发展和进化的一种制度型动力。

以“商儒并重、义利谐调、育诚治信、进德修业”为主线而形成的晋商人才开发、培养范式，在文化内涵上凸显出三大特征：

一个是“严培养”。

苛刻的员工选拔与培训机制，贯穿了“举乡避亲”、“不用三爷”、“拔之寒素”、“敦行立品”等一系列择优培养理念。

从严格的入职笔试与面试的考录规矩，到判修养、论能力、试品行的“请进”程序；从三年学徒严酷的日常杂务训练，到读书（五经四书）、记账、抄录信函的业务技能体验；从行、立、坐、食、睡等五品的仪态养成，到内外贸生意交往中蒙、俄、日、朝语言的能力培训。

晋商学徒的初职培养和训练，从头到尾、善始善终、三年不懈、一气呵成；学不好随机淘汰，不“出徒”不能回家探亲。

从而让晋商的人生观、义利观、财货观、责任观从入职阶段就潜心入脑、身体力行。

这是山西商人心智素养与品格培育过程中最被看重的一项基础工程。

再一个是“硬约束”。

晋商企业从员工“请进”时，就建立了举乡避亲的担保与宗法约束机制；被保人行为不端，担保人要负连带责任。

在号规约束方面，除对员工个人品行操守和道德规范均有严格标准外，对号内人、财、物管理及业务程序约束也是一丝不苟：

如股东权利只能在“账期”行使，平时则不能干预号事，不能在号内食宿、借钱，也不能指拔店内伙计为自己家办事。

号内所有人员则不准携带属眷，不准在扎庄地结婚，不准挪用号内财物，不准兼营其他业务、不准在号内借、欠（钱）。

员工回乡探亲时先到总号报到，且不能到东家和掌柜家闲坐，更不准向东家、掌柜送礼。

员工打架斗殴、搬弄是非、结伙营私、推诿过失、不听调遣或有违嫖、赌、毒禁令者一律开除；而此号开除彼号概不敢录用的行规约束也相当严厉。

伤风败德者死后“不准进祖坟”的惯例，也成了冥冥中的一种无形约束。

这种对员工人格、品行的组织约束机制和监管措施，不分门户、不问私情，发挥了励贤护能和防腐倡廉的良好作用。

因此，晋商员工队伍中“不责而勤”、“不检而俭”的风气蔚然。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晋商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中的“强激励”。

他们在适才适用、“非实验无以知究竟”的用人方法中，“远则易欺，远使而观其忠；近则易狎，近使而观其敬；烦则难理，烦使而观其能；卒则难办，卒间而观其智；急则易爽，急期而观其信；财则易贪，委财而观其仁；危则易变，告危而观其节；久则易怠，班期两年而观其惰；杂处易淫，派往繁华而观其色”。

把这种以实践检验而量才任用的管理思维引入“强激励”的制度设计之中，并将员工“身股”和财东“银股”同步纳入企业财产权利的约束。

既对员工行为和利益有了长效化激励，也对企业经营风险进行了制度性分配：

职业经理和业务骨干在享受应支、津贴、伙食、衣资和婚丧大事随礼贺吊等基本待遇基础上，可据“身股”份额享受账期分红：

业绩增“身股”收益跟着涨，业绩减则账期分红同比降。

有的甚至在“花红”制度兑现时还需承担失察、失职的赔偿风险。

为使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和敬业有长效回报，顶身股员工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