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批评和批评女性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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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批评和批评女性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

女性批评与批评女性——清代闺秀的诗论

周兴陆

【内容提要】清代闺秀的诗论，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一个盲点。

本文以男性论者对女性诗歌的批评为参照系，考察清代女性的诗歌批评。

主要阐述三个问题：

一、女性如何采用重释儒家文化的策略，突破“女人无才便是德”观念的束缚，确证闺秀诗歌的合法性。

二、清代才女依然羁縻于“四德”之下，以“德”正“才”，敛“才”以合“德”。

论诗高标合乎“风人之旨”、“温柔敦厚”等原则，尊奉儒家诗教。

三、女性诗学参与主流诗学关于“性灵”和“学问”的讨论。

对“脂粉气”的规避，体现出在主流诗学中，女性的身份特征是遭否定的，女性论者的意识中也存在自我身份否定的现象。

而在晚近时期，这种现象出现转机。

【关键词】闺秀诗学性灵脂粉气

近些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显著发展，是传统女性的文学创作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女性文学创作的历史轨迹和特征愈益明晰，女性文学在整个古代文学史中的地位愈益得到确证。

然而，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除了一篇尚生疑窦的李清照<词论>之外，各种“批评史”、“文论选”之类著述中，尚难寻觅女性论者的身影。

是否闺秀女性对于文学理论问题集体噤声？

是否文学批评史上本来就没有女性的思想言说？

非也。

若认真翻阅清代女性诗文别集、总集，其中不乏女性的文学批评文字，且时有深刻睿智的见解。

本文立足于诗歌理论，以男性论者对女性诗歌的批评为参照系，考察清代女性的诗歌批评。

女性诗歌创作，代有其人。

然其进入文学批评论域，是有一个过程的。

宋代的诗话如《浩然斋雅谈》、《临汉隐居诗话》，仅有若干条论及女诗人；明初高棅的《唐诗品汇》，将“闺秀”、“女冠”列于“衲子”、“外夷”之后，备体而已，聊胜于无。

直到晚明，公安、竟陵性灵诗学重性情、标才慧、尚清趣的审美倾向才将诗学视角转向闺阁，先后有江盈科《闺秀诗评》、锺惺《名媛诗归》、刘士鏻《闺秀诗评》、赵世杰《古今女史诗集》等评选闺秀诗歌的著述。

发凡起例后，清代女性诗歌总集蔚然兴起。

出现了邹斯漪《诗媛八名家选》、王士禄《燃脂集》、陈维崧《妇人集》、胡孝思《名媛诗钞》、周之标《女中七才子兰咳二集》、陆昶《历朝名媛诗词》、袁枚《随园女弟子诗选》、蔡殿齐《国朝闺阁诗钞》等男性编纂的闺秀总集。

同时，女性编纂闺阁诗集也一时成风，出现了查昌鹓《学绣楼名媛诗选》，王玉映《名媛诗纬》，完颜恽珠《闺秀正始集、续集》，王谨《闺秀诗选》，骆绮兰《听秋馆闺中同人集》，秋蟾女史《伴月楼诗钞》等选本。

在诸多男性著者撰写《闺秀诗话》的同时，女性著者也开始撰述诗话，如沈善宝有《名媛诗话》十五卷，施淑仪有《国朝闺阁诗人征略》十卷补遗一卷等。

当然，女性诗论多局限于评论女性作家，但也有不少评论，突破了性别限制而纵论列代男女作者。

如嘉庆时期女作家熊琏的《澹仙诗话》四卷，论列诗人不限于闺阁，扩大到清代整个诗坛，对诗学基本问题也提出自己独立的认识。

女史汪端评选的《明三十家诗选》，是继钱谦益《列朝诗集》、朱彝尊《明诗综》、沈德潜《明诗别裁集》之后的一部重要的明诗选本，对明代重要诗人和诗作多给予评论。

此外，论诗诗、序跋、书信、笔记等文学批评体裁样式，在闺秀著述中大量存在。

可以这样说，女性诗论有独特的问题关注，形成了自己的话语场域，同时对男性主导的主流诗学问题作出自己的反应，并从而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妇女文学观。

一．“<国风><周南>冠四始，吟咏由来闺阁起”

——闺阁吟咏的合法性论证

男人学诗、作诗，似乎是天赋的权力和义务，是无须证明的。

而女性的文学表达权，却需要去努力争取。

中国传统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形成了多重的性别意识形态，剥夺女性的文学表达权力，压抑女性的艺术创造能力。

而女性文学意识的觉醒，则须从破除这种思想束缚和精神压抑开始。

对妇女艺术创造能力的压抑，与儒家思想意识形态的确立是同步的。

自汉代始就出现了女性尚德不尚才的观念，班昭《女诫》论“妇德”说：

“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

”尽管魏晋至唐代，对女性才情有不同程度的肯定，但是妇“德”之重要，远远高于“才”之上，至明代甚至出现“妇女无才便是德”的论调，“才”和“德”成了对立的关系。

这种“才德”观成为主流社会压抑女性创造才能的伦理依据。

黄本骥<茶香阁遗草序>忆其先兄花耘训诫女儿黄葆仪曰：

“女子之德，不在能诗，且能诗而享厚福者少。

”戒之勿学。

黄本骥也因为葆仪少亡而感慨“为女子者，固不必能诗，凡有才而欲享厚福者，皆当引吾兄之言以为戒”。

在黄本骥心中作祟的是女性“福慧无双”的观念，从这种观念推演出“闺阁能诗，率多薄命”（雷瑨《闺秀诗话》卷一）的宿命，据此而忌讳女子作诗。

甚至女性自身也接受这种观念而自我贬抑。

周浣月<与姊书>云：

陈眉公谓“女子无才便是德。

”吾姊娴笔墨，工诗文，可称绝世。

以妹言之，虽则绣虎嘉名，实非祥鸾本色，戒之慎之。

浣月姐姐擅长诗文，在妹妹看来，这不是女人的本分事，应该慎重戒除。

即使是一些擅长作诗、已驰骋才艺的女诗人，也难以摆脱主流观念的浸染，而遭遇内心矛盾的煎熬。

如季兰韵<读书>云：

“竹素性所耽，也知非妇职。

”梁兰漪自十三岁开始学诗涂鸦，然一生历尽坎坷，至晚年时决意弃砚废书，学仙学佛，毕此余生。

查昌鹓<学绣楼名媛诗选自序>云：

“至声韵之学，往往见猎心喜。

然不敏未尝能作，且以非女子事，辄不敢为。

”艺术创造作为人类的一种天生的心灵需求和才能，然而对于女性，这种才能却被世俗的观念压抑着。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同样，男权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支配性的主导观念，也主宰着女性的思想。

在这种观念下，女性是“只工刺绣不工诗”，身心局限在女红、酒食、井臼等琐务“本分”，艺术的天赋和才能多遭抑制而任其枯萎。

女性创作的勃兴，首先需要破除压抑女性才艺展现的种种男权文化观念。

这种思想动力一方面是来自于晚明的“性灵”文学精神对个性自我和本色性情的尊重。

江盈科撰《闺秀诗评》和锺惺编选《名媛诗归》无不是由于“性灵”文学思想的启示，另一方面是来自满族入主中原带来的新鲜的妇女观。

当汉族女诗人还不失矜持，猬缩于“无才便是德”的男权压迫下而慨叹“天地无情薄女流”时，满族女性则在更自由地享受创作的乐趣。

百保友兰<自嘲>云：

笑我诗成癖，推敲意自怡。

闲时吟弗辍，午夜卷仍披。

研露圈《周易》，焚香读《楚辞》。

何妨呼獭祭，乐此不曾疲。

佟佳福晋<自述歌>云：

“年来无事勉为歌，自笑无文语句多。

不是闺中闲弄笔，聊将心事记吟哦。

”轻松明快，不似汉族女子那么婉媚幽怨。

蒙古女诗人那逊兰保更是唱出“吟咏由来闺阁起”的响亮口号。

她的<题冰雪堂诗稿>云：

《国风》、《周南》冠四始，吟咏由来闺阁起。

漫言女子贵无才，从古诗人属女子。

诗人世每谓多穷，我道穷时诗乃工。

请看后世流传者，多在忧愁愤激中。

“与汉族社会相比,满族社会对女性的各种约束相对较弱,尤其是满族家庭的女儿,在家中养尊处优,并有相当的接受教育和出行社交的自由。

”清朝满、蒙联姻形成皇族阶层，其女性观对整个社会也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我们在清代关于闺阁诗歌的文献中，可以看到大量置疑、反抗“女子无才便是德”之类男权观念的理论文字。

吴文媛<女红余绪自序>曾说她年幼时祖父诫曰：

“不必墨舞而笔歌。

”但吴氏后来笔歌不辍,还吟到：

“试看巾帼刚强，偏多奇女子；漫道衣冠文绣，未许秀闺人。

”乾隆时期的女诗人王贞仪，是一位个性鲜明、富有思想的女诗论家，饱才情而崇气节，当时就被目为“闺中狂士”。

她在<上卜太夫人书>里说：

“其足异者，唯今世迂疏之士，动谓妇人女子不当以诵读吟咏为事。

夫同是人也，则同是心性，六经诸书皆教人以正性、明善、修身、齐家之学，而岂徒为男子辈设哉？

”又<德风亭初集自序>说:

“噫嘻，剑头一吷，聊用自娱，犹之鸟之鸣春，虫之语秋，言所欲言而已。

覆瓮无憾，登选非荣。

毁我誉我，不妨两任之。

”她<题女中丈夫图>为闺阁女子吐气，体现出清代的新型女性观：

“当时女杰徒闻名，每恨古人不见我。

……伏雌缩猬徒自惭，壮情往复怀芳姞。

……始信须眉等巾帼，谁言儿女不英雄。

”（《德风亭初集》卷十二）女性自我意识逐渐觉醒的思潮，至晚清时与外来思想文化合流，促成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

其中，女诗人和教育家施淑仪提出“女人亦具独立人格”的光辉思想。

清道光时期的女诗人恽珠编辑《国朝闺秀正始集》，因为黄道周、祁彪佳殉节明朝，故不录二人之妻蔡玉卿、商景兰诗。

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凡例》辩驳说：

不知著述乃个人之事，与夫无与。

两夫人能以文学美术传世，不为两公忠节所掩，正女界绝大光荣。

……恽氏当日未明男女平权之理，以为妇人从夫，自应不选；今既认女子亦具独立人格，故仍从甄录。

当然，由于传统封建意识形态的顽固力量，女性意识的逐步觉醒，既非一蹴而就，也非直线上升的，其中有曲折迂回，甚至有生命的代价，但总体趋势是前进的，女性的人格平等意识逐渐觉醒，女性的艺术创造意识日益自觉。

清代突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精神禁锢，解放女性的艺术创造潜力，从诗歌理论角度来说，男性、女性论者采取这样几方面的策略：

（一）．是“依经立论”，根据《诗经》中多女性篇章，来为女子创作正名。

自古以来，女子善怀，发为吟咏，圣人不删，足以确证女性诗歌的正当性。

这是当时正视和尊重女子创作的论者的共同认识，其中女诗人之“班头”袁枚所论颇具代表性。

《随园诗话补遗》卷一云：

俗称“女子不宜为诗”，陋哉言乎！

圣人以<关雎>、<葛覃>、<卷耳>冠《三百篇》之首，皆女子之诗。

又，袁枚<题骆佩香秋灯课女图>曰：

“后妃即是能诗者，何必男儿始读书。

”（《小仓山房诗集》卷三十四）同时如潘奕隽的<吴中女士诗钞序>，稍后如秦焕<名媛诗话序>、李国瑰<安徽名媛诗词征略序>等都以《诗经》收录大量女性诗歌为女性诗歌创作确立合理性依据，甚至得出“诗固妇女事也”的颠覆性结论。

同样，女性诗人也据此而维护才女抒发性灵、发挥才情的权力。

方静云有一绝句云：

“闲吟风雅啸余时，谁道诗非女子宜？

不解宣尼删订意，二<南>留得后妃诗。

”陈静宜<大江东去·题名媛诗话>吟云：

“灵气常锺闺阁内，《三百篇》多妇女。

”薛绍徽<题闽川闺秀诗话后>云：

“千古<关雎>是艳谈，闺闱吟咏更何惭。

”对此问题阐述最直接明了的，是王贞仪。

她在<陈宛玉女史吟香楼诗集序>里说：

<国风>之作，大抵妇人女子居其半。

太史采之，贡于天子，复择其至善者，以列于乐官，用之邦国，用之乡人，而行于天下。

<关雎>之美后妃，<葛覃>、<卷耳>之作于后妃，其它诸侯之夫人、大夫之妻，以及闾阎之闺阈，咸有篇什。

迄今读其诗，犹然想见其政教之隆兴出乎风化之贞淳，并有以见性情之温柔敦厚焉。

汉魏而降，名姝代不乏人，观其所存者，虽不能若乎古，而亦莫不发于情，止乎礼，盖风人之亚也。

（《德风亭初集》卷一）

尽管至道光年间，依然还有如陈光亨之类迂腐之士在埋没女子的才情，压抑女性的艺术天赋，依然有许许多多弱女子因此而束身女红，俯首酒浆；但是依经立论，肯定和张扬女性作诗的合法性，越来越成为时代的强音。

（二）.诗词亦属“妇言”，与儒家妇教所谓“四德”并不矛盾。

所谓“四德”，据《周礼·天官·九嫔》为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然班昭《女诫》论“妇言”曰：

“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

”似乎辩口利辞不如温顺木讷，附加了深重的束缚。

然清代的女性却巧妙地将“妇言”解释为诗词创作，将诗词创作纳入“四德”之内。

如嘉庆年间的甘立媃在<咏雪楼稿自序>里说：

“予幼从父受书，闻先大夫训词，以为‘妇德’首‘德’次即‘言’，‘言’非口舌出纳之谓。

人各有心，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则诗即‘妇言’之见端也。

”恽珠<闺秀正始集弁言>说：

“昔孔子删诗，不废闺房之作。

后世乡先生每谓妇人女子职司酒浆缝纫而已。

不知《周礼》九嫔掌妇学之法，‘妇德’之下，继以‘妇言’，‘言’固非辞章之谓，要不离乎辞章者近是。

则女子学诗，庸何伤乎？

”陈芸<小黛轩论诗诗叙>就说：

“方今世异，有识者咸言兴女学。

夫女学所尚，蚕绩、针黹、井臼、烹饪诸艺，是为妇功，皆妇女应有之事。

若妇德、妇言，舍诗文词外未由见，不于此是求，而求之幽渺夸诞之说，殆将并妇女柔顺之质皆付诸荒烟蔓草而湮没？

微特隳女学，坏女教，其弊诚有不堪设想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