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新起点温耦州发展历史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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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新起点温耦州发展历史1

东方新起点

——第一次创业初步完成资本原始积累

走南闯北，拾遗补缺，小商品大市场——温州民谣

在中国的东南方，一颗熠熠生辉的明星升起来了。

它不依靠外资，也不依赖国家投资，靠开放政策和自己的双手，走了一条“自我投资，自我建设，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路子，把贫穷落后的农村建设成全国农村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闯出了一条致富新路。

成千上万的专家、学者、领导、外商赶来考察，无不对温州农村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感到惊愕。

温州模式，为我国广大农村提供可资借鉴的典范。

一、“逼”与“放”出来的路

温州，中国东海之滨的一颗绚丽的明珠。

它位于中国浙江省东南部，地处东经119度4分至121度12分，北纬27度4分至28度38分。

“控山带海，利兼水陆”，全市11783平方公里，海岸线长达355公里，大小岛屿150多个，故称：

“瓯居海中”。

温州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四季如春，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物产丰富，人杰地灵，是江南鱼米之乡，称之“温和之州”。

清朝诗人孙广图在《忆江南·温州好》一词中赞美：

“温州好，别是一乾坤！

宜雨宜晴天较远，不寒不燠气恒温，山色异朝昏”。

温州曾有过辉煌的历史，作为我国东南海疆的历史古城，温州人历来被誉为心灵手巧，富于创新，擅长工艺、善于经商。

北宋以来温州就是著名的手工业城市，产业灿若群星。

北宋咸平二年（公元999年），温州己成为商业发达的中国东南名镇，被朝廷辟为对外贸易口岸。

当时，温州的农产品为柑橘、蚕桑、茶叶、桐油、木材等都很丰富，陶瓷、造船、造纸、雕刻、漆品、刺绣、制伞、皮鞋、绫、绢、绸等手工业产品名闻全国。

温州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城乡商品经济繁荣。

北宋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温州知州杨蟠于有诗描写温州的繁荣称：

“一片繁荣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

将温州和“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美称的杭州来比拟，有过：

“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

如今不似升平日，犹生笙歌彻晓闻”的繁荣，温州成为“大商海船辐辏之地”。

元、明、清时，温州经济发展兴衰交替，相对停滞。

抗战期间，温州经济也曾一度出现畸形繁荣。

江西、福建、湖南、四川等省客商及采办军需物资人员汇集这里，温州港成为我国东南沿海唯一的对外口岸，1938年港口吞吐量达80多万吨，比战前的1930年增长了2倍多；1940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2707万元。

同时，也出现了一批新兴工商企业和服务行业。

但好景不长，接踵而来温州三次沦陷，工商业纷纷倒闭，工人大批失业，经济亏败惨重。

抗战胜利后到解放前夕，温州工商业一撅不振，加上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整个温州处在动荡不安，风雨飘摇之中。

1949年解放时，温州仅有小型私营工业企业、手工作坊369家，职工5000多人，现代工业基础十分薄弱。

1949年全地区总人口276.06万人，工农业总产值只有3.23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2.53亿元，工业总产值仅0.68亿元；港口吞吐量20.69万吨，仅为1938年的四分之一；中、小学校学生数分别只有0.39万人和11.15万人。

在经济萧条、百业凋零之中，1949年5月温州迎来了解放。

解放之后，温州与全国一样，经过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广大工农群众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生产力得到解放，国民经济得到迅速、稳健的恢复和发展。

到“一五”结束的1957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为8.26亿元，即比1949年增长1.56倍，年均递增12.45%；其中工业产值2.6亿元，即比1949年增长2.8倍，年均递增18.25%。

同时，温州港的吞吐量也由20.69万吨增加到167.46万吨，即增长7倍多，平均每年递增29.87%。

但从1957年到十年动乱长达20年的时间里，温州经济发展极为缓慢。

到1976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仅11.98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仅5.6亿元；财政收入3708万元，入不敷出。

从1957年到1976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均递增仅1.98%，工业总产值年均递增为4.12%,农业总产值总共才增长12.72%，年均递增只有0.6%。

工业总产值在1966—1976年期间，年均递增只有0.5%。

在十年动乱中，温州经济基本上处在停滞状态。

二十八年来温州经济发展缓慢、停滞，究其原因除长期以来受左倾错误的干扰和破坏外，有其特殊的客观原因。

群众概括为“四线”：

即50年代是“前线”（温州临近台湾，地处前线）,60年代是“火线”（文革中两派武斗，炮火连天）,70年代是“短线”（粉碎“四人帮”后因洋跃进而缩短战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政策，温州才有了“起跑线”，温州人民面对温州的实际：

人多地少（680万人口，人均仅有耕地0.41亩）；无大城市依托（远离杭州、上海，一面临海，三面隔江，交通不便）；国家投人少（由于“三线”,过去30年国家对温州的投资总额只有5.95亿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7）；集体经济薄弱（1957年前温州工农业总产值仅7.6亿元）的状况，市政府领导全市人民用足、用活、用好党的富民政策，逼出了一条“自我投资、自我建设、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路子。

在形成初期采用简单的、分散的、以外延扩大为主的数量增长式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以与温州手工业小城市的传统经济模式相复合，其经济运行方式以市场机制为核心，形成以家庭工业为基础，以专业市场为纽带，以个体私营经济为动力，以购销员队伍为骨干，以股份合作经济为导向的“走南闯北，拾遗补缺，小商品、大市场”的经济格局。

温州的这路子是怎样走出来的？

一是“逼”出来的。

因为温州农村人多地少，人均耕地不足半亩，劳动力大量过剩，而温州城市工业基础又比较薄弱，农村社队集体企业得不到大工业的有力支持和帮助，发展不快，这就逼着温州人千方百计找出路，谋生计，闯出了一条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商品生产新路子。

二是“放”出来的，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思想解放，政策放宽，为广大农民放开手脚，发展商品经济创造了广阔的天地。

这一“逼”一“放”，造成了喜人的形势、难得的机遇。

温州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敢于冲破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旧框框的束缚，从温州实际出发，走出了自己区域经济的新路子。

二、“走南闯北”走新路

面朝黄土背朝天，“锁”在小块土地上，从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农业生产，这是多少年代留传下来的农民形象。

但在温州，给人全新的印象是，大批农民打破旧格局走南闯北走新路，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走上了富裕道路。

温州素称“手工业名城”，温州人历来有心灵手巧之美誉。

历史传统对现实经济发展具有顽强的表现力及深刻影响。

温州从唐宋以来一直是我国东南部手工业，小工业名城，具有悠久、发达的家庭工商业发展历史，代代相承的工商业传统，使温州人具有经营工商业的独特优势。

早有史书记载，温州人“能握微资以自营殖”,”人小机巧”、“民以力胜”。

这就为改革后温州农村家庭工业和专业市场的迅速崛起提供了众多传统技术、工艺及心灵手巧的能工巧匠，造就了大批善察行情，经营有道的生意人，形成一支规模宏人的购销员队伍，改革开放初期号称十万大军，供销员队伍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壮大，1986年达14.7万人，如今已达100余万人“走南闯北”,“走遍全国”。

他们主要是两类人，一类是供销大军，他们来自千家万户，走了千山万水，讲了千言万语，用了千方万计，历经千辛万苦，挣了千金万银，为推销产品，联系业务，签订生产和经营商品合同，推销温州货，集散全国各种商品，繁荣温州市场作贡献。

另一类是用五把刀子走遍全国，即菜刀（饮食业）、剪刀（缝纫业）、劈刀（皮革业）、剃头刀（理发业）、螺丝刀（修理业），利用车、摊、担、棚，走街串巷，解决群众的“吃饭难”、“做衣难”、“修理难”的问题。

外地人说：

“高山峡谷有小城，有城就有温州人”，正是他们用“四千四万”精神，订来了千万份合同，购入了千万种产品，有效地解决了“买难卖难”的问题；正是他们，捕捉、收集和反馈经济、市场及技术信息，把市场“看不见的手”转化为有意识的调节机制，及时地组织和引导了当地生产；正是他们，像辛勤采蜜的“工蜂”，不断开发和寻找新的蜜源，使温州产品不断更新，产业结构不断调整。

这些走南闯北的温州人自己也积累了资金、学到了技术、沟通了信息，学会了经营，成为温州的第一代农民企业家。

目前，温州有“三个一百万”，即100万人从第一产业转向二、三产业，一百万外地人在温州打工，一百万温州人在全国各地当小老板。

据北京、天津、西安、昆明四个市的调查，温州人约有50多万人（北京20万，西安、昆明各10万人，天津6万人），他们主要经营服装鞋帽、低压电器、眼镜、灯具、小百货的经销批发和房地产开发经营、承包建筑安装等。

在这四个城市务工经商人员按原籍地划分，人数最多的是乐清市，大多经营低压电器、服装鞋帽；其次是永嘉县，主要经营机电阀门产品和钮扣小百货；再次是瑞安市，以经销眼镜等为主，此外瓯海、平阳、苍南等县区也占一定比例。

从各县（市、区）外出人员现今从事生产经营的行业、项目上，仍可看出我市当年“一乡一品”、“一县一市（场）”产业结构的深远影响。

从改革、开放、搞活以来陆续离土离乡，走出家门的这部分温州人，经过少则五六年，多则十来年甚至十七八年的走南闯北，市场拼搏，砒砺磨练，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经营成就，显示了温州人的价值。

1.出现了一批经营大户。

现在外出经商的温州人，已经不再是十多年前的走街串户弹棉郎、提篮叫卖小商贩和木工油漆等手工劳动者，大多数成为商场柜台的承包者，市场建设的领头人，开办工厂的企业主，或温州产品的批发商。

经营的方式从走千山万水的游击战，到安营扎寨的阵地战；经营的商品从单一品种到门类繁多的商品，以至走向资本经营；经营的场所从沿街马路小摊小贩进入大商厦、大市场，已渗入当地经济血脉，站住了脚根；大部分人由过去单枪匹马、飘泊不定到现在携妻带子、安居乐业，有了固定的处所，较为稳定的收人。

总之，已走出小打小闹的初级阶段，渐入成大器、做大事的佳境。

形成有一定规模、资本积累已达一定程度、产品质量已上一定档次的经营大户。

如由王伟鉴等八个乐清人股东组成的北京龙湫商贸有限公司，租赁位于木樨园的北京市水产局的用房，改造修建了有1700个摊位、16800平方米营业面积的商贸批发中心，自1995年5月开业以来，日均营业额达200万左右，年商品成交额逾七亿以上。

以乐清芙蓉人应泽从为董事长的天津“应大”皮革时装有限公司，其产品“应大”皮服获中国皮革工业协会颁发的“真皮标志产品”证书，获1993年、1994年全国畅销国产商品“金桥奖”、1995北京国际精品暨经贸洽谈会“金奖”，并成为天津市消费者协会推荐产品，年产值达5000万。

1978年到昆明，以推销汽车配件起步的乐清黄华人郑自逸，现在是昆明黄河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昆明繁华商业区环城南路一幢七层3300平方米的营业房兼写字楼——黄河大厦的所有者，并在昆明风景旅游区大观楼拥有13亩开发土地，等等。

这部分人是温籍外出人员中的佼佼者，虽然在外出人口中只占较小比例，但他们一般年龄较轻，文化较高，财力雄厚而又胆气非凡，因而无论在当地社会或温州乡亲中，都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他们发展的轨迹，对其他温州人产生了一定的示范导向作用。

2.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

温州人外出经商，在发展、壮大、致富自己的同时，对当地市场繁荣、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所做的贡献，随着温州人的到来给当地带来的可喜变化。

一是兴起了一批市场，搞活了流通。

许多城市的大市场，是在温州人的启动、参与之下蓬勃兴起并形成规模的。

如：

以温州人为主要经营者的天津兴业鞋帽市场，是天津最大的鞋帽市场，在华北以至三北地区均有较高知名度。

在北京，经营主体是温州人的“京温服装市场”年成交额达15亿元。

在西安郊区的李家村一带，平地冒出一个西安最大服装市场，号称“西安浙江超级服装城”，兴办这个市场的是江金波等6名乐清人。

而且，出现了更多的以温州人为主的专业街，如昆明市环城南路低压电器、机电阀门一条街，西安市文艺路服装一条街等。

体现了“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哪里没有市场，就有温州人去开拓”的状况。

二是增加了当地税费收入，富了一方百姓。

地处昆明五华区的螺蛳湾市场，是云南省最大的日用商品批发市场，其中70%是温州人在经营，螺蛳湾市场的税收占了该区个体税收的40%多。

在天津最繁华商业中心滨江道承租和平商厦经营的乐清人连良桂，把一个原先国营单位没经营好、外资投资租赁又没成功的大商厦起死回生，解决了原该单位230名在职、退休职工生活无着落问题，还吸收了当地500人劳动就业，年上交税收达100万元。

在温州人集聚较多的地方，当地居民出租临街店面和闲置房屋盘活，增加了当地群众的收人，以西安郊区李家村为例，几年前当地农民一间店面房月租金500元，温州人去开辟市场后，现在月租金则高达7000元。

三是促使了当地干部群众观念的转变，产生了带动、示范、辐射的效应。

温州人外出经商，不仅在所在地建起了有形的市场，搞活了流通，增加了财富，更重要的是带去了沿海地区的改革开放意识和市场经济观念，促进了当地干部群众的思想解放和观念转变，带动和引导当地一些闲散人员、富余人员走向市场。

陕西人自称是大钱不会赚，小钱不想赚，现在开始学习温州人的吃苦耐劳精神和仿效温州人的灵活经营作风了，当地反映说是温州人推动西安人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3.促使了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

农村商品经济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是从农业劳动力转移开始的。

目前农业劳动力转移主要有三种方式：

一是通过兼业利用农闲劳动时间；二是剩余劳动力脱离农业从事非农业生产；三是劳动力脱离农村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生产。

前两种转移方式，属于近年来常说的离土不离乡或乡土都不离的形式，虽然这也为农民带来非农收入，为农业投入要素商品化创造条件，使农村工商业吸收了大量农业劳动者，但是，离土不离乡的转移方式只适用于起飞准备的初期，这只是劳动力转移的一种初级形式，还没有实现农户从以自家生产、消费为目的转向为社会主义市场生产以盈利为目的的根本变革。

只有第三种转移方式，才能使剩余劳动力割断与土地的传统纽带，真正脱离土地，打破农村二元结构的模式，让农村生产力的要素与城市经济融为一体，从而使农业原始积累得以实现，农田规模得到扩大，走向城乡一体化的道路。

4.促进了市场的渗透与融合。

相对于全国市场来说，被称之为“小商品、大市场”的温州模式，是一种“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区域经济格局，最早充当沟通温州市场与各地市场的桥梁和纽俗的是10万购销大军，现在则发展为百万温州人直接跻身各地市场从事经营活动。

这么多人承包、租赁商场、柜台或门市部，使温州市场的触角直接伸向全国各地。

例如桥头钮扣市场，约有6000多人在全国各地的商场承包、租赁了1万多个柜台，专门经营桥头生产的钮扣等针头线脑之类小商品，市场占有率达78%。

柳市人则在全国各地的城市开办公司或承包、租赁门市部等，专营柳市低压电器，他们在外的经营柳市电器销售额在80%以上。

在各地一些市场包括全国首屈一指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的诞生过程中，温州商品占其60%，温州“客商”起到了市场开拓者或“助产婆”的作用。

所以说，活跃在各地市场的百万温州商人有力地促进了温州市场与全国市场的渗透与融合。

5.锻炼造就了一批经营能人。

据调查分析，外出经商人员的文化水平较低，中学文化程度的占25.7%，大中专文化程度为0.47%，小学文化程度占48.5%。

但是，他们与农民工、保姆等农村流动人口不同，都有自己独立经营的行业，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创业精神。

这些人经过一番经济场上的摔打之后，从中接触了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整体素质明显提高，具备了较强的经营能力、竞争能力和应变能力，特别是他们那丰富的社会阅历和经验，培养了他们处理人际关系的技能和敏锐地观察、捕捉市场信息的能力，以及多种经商技能。

一大批觉醒后的农民正在健康成长，一大批经营能人也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脱颖而出。

6.提高了整个社会的富裕文明程度。

由于这些外出经营户的辛勤劳作和努力拼搏，对温州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也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开辟了一条广阔的生财之道。

他们出去一人，致富一家，带动一片，为农村及贫困山区的脱贫致富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

若以每人年平均创利1万元计算，就等于为温州社会创造100亿的财富，真是涓涓细流，汇成湖泊。

这些经营户富了以后，把大量的钱用于在温州的消费，集资办教育，办公益事业，建设小城镇，带动温州市场的繁荣。

他们长时间生活经营在城市，城市的现代生活习惯、设施、文明通过他们扩展到了乡村，带来城乡差别的缩小，整个社会的富裕文明程度明显提高。

三、拾遗补缺办工业

温州农村正在悄悄进行一场工业革命，也产生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分工。

40%的农民从农业分离出来，走上工业及第三产业的道路，农民的收入90%来自工业，温州通过“拾遗补缺”发展家庭工业，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迅猛发展，其产品大多是一些大工厂、大企业不愿生产，但人民生活又必不可少的小商品，也是国家计划部门和国营企业难以满足人民群众五花八门、千变万化需求的商品，逐步实现了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从农业型结构到工业型结构的转变，为初步工业化积累了资金，为第二次创业奠定了基础。

“拾遗补缺”主要是二个方面：

一是拾遗。

收旧利废，发展再生行业——再生布、再生塑料、再生胶、再生毛……等等。

从城市、农村、工厂、家庭的破旧废料，垃圾变废为宝，重新清洗、分类、粉碎、加工、制作，如编织袋、塑料鞋、再生布等等。

当年平阳宜山就是从事再生土布、再生腈纶衫、儿童拼衫发展到地毯、花边、提花膨体纱。

二是补缺。

拾大工业，大企业，大工厂不能生产、不好生产、不愿生产的小五金、小电器、小配件、小钮扣……等，利用它们生产剩余的边角料、小块料、零星料、次品料等，进行再加工，以补大工业、大企业、大工厂产品之缺。

如乐清柳市的低压电器，永嘉的阀门、瑞安塘下的汽配等属于此类。

这种拾遗补缺，以生产资料家庭（个人）所有为基础，依靠家庭劳动力和少数雇工，以住房为生产场所进行工业生产经营活动。

形成了温州经济发展的一大景观：

“前店后厂，上厂下店”，外地来温州参观的同志反映说：

“电灯雪雪亮，机器隆隆响，婆媳调班到天亮，好像国营加工厂”。

改革开放初期温州农村家庭工业的基本形式有三种形态：

第一种是原始形态，农工兼营。

农户兼营工业，它有别于传统农业社会中普通存在的家庭工业，它是以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为基础，不仅是家庭自身的消费，而且主要是为市场需求而生产，它们充分利用家庭成员中的各种劳力和时间，“婆媳调班，男耕女织”，利用“早饭前，中午后，晚上闲”时间。

如苍南县宜山有三分之一农户拥有纺纱机、织布机，保持着土纺土织的传统，到1986年止全区25863户中，有23302户占90%农户，办起纺织业，形成了4个专业乡，58个专业村，他们拥有开花机、纺织机、织布机等大小机器33000多台，生产的产品有再生棉布、再生针织衣裤、拼料服装、花边商标，再生腈纶毯，兔、羊毛针织品，塑料编织袋等八大类，产值达1.6亿元。

第二种初级形态，家庭作坊。

在这一阶段，工业已成为家庭较为固定的、主要的生产项目，多数农户一般只在农忙时参加突击性农业劳动，部分农户则雇人耕种，或把地转包给其他农户。

家庭作坊的劳动力仍以家庭成员为主，一部分也雇少量帮工或带几个学徒；劳动工具仍以手工操作为主，辅之以简易机械，采用传统意义上的“能工巧匠”式的生产工艺，现代技术含量较少，主要生产低档次的日用小商品。

如当时的瑞安市塘下的松紧带和鞋带生产，设备和工艺都非常简单，家庭妇女和老人可以边干家务边看机器，形成与鞋革市场相配套的专业户、专业村。

第三种发达形态，家庭工场。

他们普遍采用多种机械，拥有一定的资本，进行初级分工，在供销、技术、管理等方面，根据技术和特长进行分工，专人负责，雇一定数量的帮工（主要是亲属）从事生产劳动，逐步形成了家庭企业。

这种家庭企业随着生产和市场的发展形成了联户企业（几户以劳动力和资金简单合伙，在家庭工场基础上松散联合）、雇工经营企业（雇工经营是经营者占有较多的生产资料并有一定的经营规模，一般雇用3—5个帮工）、股份企业（由若干个不同所有者以资金或实物入股，以股份名义集资组织起来的企业）。

据我们在1985年对31户家庭雇工经营大户调查，其中独资企业10个，合伙企业20个，公私联营企业1个。

共雇工1560人，平均每个企业雇工50人，最多一个企业雇工110人。

温州这种家庭工业，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形态向成熟形态发展，具有五大特点：

①设备简单。

原料大多利用大工厂的边角料、废旧料，不同国营工厂争原料，变废为宝；②小商品为主。

品种繁多，有钮扣、徽章、塑料、编织、标牌、塑革、拉链、服装等；③专业化生产。

有一定程度的分工协作，如再生纺织，分为拣原料（分颜色、质地）、开花、纺纱、编织、缝纫拷边等，被称为“小规模、大协作”即以家庭的小规模经营，进行专业化协作生产。

④产品周期短，产品变换迅速。

如宜山区产品的发展，就是从再生土布、再生腈纶衫、儿童拼衫发展到地毯、服装。

⑤以销定产。

从各地收集市场信息，按市场需要进行生产、资金产品周转快，效益好。

以1985年为例，全市农村工业产值16.6亿元，其中家庭工业产值占64.4%；在交通运输业中，个体完成货运量占全市总货运量的67.9%；在社会商品零售额中，个体工商业占27.5%，同国营和合作商店旗鼓相当，高于供销社商品零售额的8.8%。

这种“拾遗补缺”的家庭工业在发展农村的二、三产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加快了温州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缩小城乡差别，繁荣市场，为初步完成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作出了贡献。

四、跃出地平线

昔日，中国处在50美元以下的贫困线，温州农民人均收入1978年仅有113元（当时折合仅19美元），温州民间传流着民谣“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永嘉逃难，洞头贷款”，温州有三分之二的人处在贫困线之下，文成县有的农民卖儿卖女、典妻度日。

然而，仅仅10多年时间，历史长河中稍纵即逝的一瞬间，温州已崛起，她迈出了坚实步伐，人们都听到了它的轰鸣的足音。

10多年前，永嘉县的桥头镇是一个离104国道线4公里的小山城，现在成为世界东方第一钮扣城，多少红头发、黄头发慕名而来。

苍南县的龙港镇，原来是河道边不到50户人家的一个小渔村，已成为居集着12万人的经济强镇，龙港人骄傲地说：

“地图上找不到龙港，全中国都知道龙港”，成为中国第一座农民城。

仅仅只十几年时间，温州各项经济指标都已翻了5—6番，增长了几十倍（详见表1、2、3、4）

1995年与1978年比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2倍，工农业总产值增长41.7倍，特别是工业增长了64.7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35.1倍，居民人均收入比1981年增长15.9倍，农民人均收人增长24.8倍，城乡居民储蓄增长314.5倍。

在中国短短的十几年时间就实现了翻番，温州则更短些，而美国用了50年，日本在高速发展时期花了35年，韩国也用了17年。

显然，温州的发展速度是空前的。

群众用身边的变化事实——“吃、穿、住、行、用”形象地描绘了贫困面貌的变化：

吃：

蕃薯丝汤→两稀一干→四菜一汤；

吃粗粮→吃细粮→吃巧吃好；

大烟筒→大红鹰→大前门→大中华。

穿：

粗布宽衫→卡其的确凉→西装羊毛衫；

草鞋→布鞋→解放鞋→皮鞋；

住：

草房→平房→楼房→高楼大厦→花园别墅；

棕衣加破被→“三友”包被→毛毯鸭绒被。

行：

泥路→石子路→水泥路；

步行→自行车→本田王→小汽车。

用：

小四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大五件

（电冰箱、电视机、空调机、洗衣机、小汽车）

处处是“楼房一幢幢，房间红彤彤，脸上红葱葱，家家乐融融”。

群众深有感受地说“毛主席让人民站起来，邓小平让百姓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