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振金声丝路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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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振金声丝路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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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人：

易华演讲时间：

二〇一五年五月演讲地点：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作者：

《光明日报》（2016年02月25日11版）

磨沟墓地出土金发箍毛瑞林提供

齐家坪遗址出土绿松石片邓聪摄

齐家坪遗址采集铜架邓聪摄

·前面的话·

　　玉崇拜在东亚至少可以追溯到八千年前的兴隆洼文化，是东方文化的象征；金崇拜在西亚亦可追溯到八千年前，是西方文化的标志。

四千年前东亚地区玉文化十分发达，被称为玉器时代；与此同时西亚及其附近地区金器数以万计，可称黄金时代。

夏代开始出现金器，标志着西方青铜游牧文化与东方定居农业文化进入碰撞与融合的新时代。

　　商代之前流行玉帛之礼，周代以后出现了金与丝织成的金锦。

金缕玉衣和金书玉册象征着东西文化的独特结晶。

　　通过丝绸之路进入东亚的金文化与东亚固有的玉崇拜，逐渐成了中国文化的双重象征。

昆仑山下盛产和田玉，温润光洁、贵重超群。

阿尔泰山蒙古语意为“金山”；“七十二条沟、沟沟有黄金”。

丝绸之路上有多处玉门关与金关，玉石与金属一直是丝路上流通的主要物质。

金，狭义指黄金，广义指金属可包括金、银、铜和铁；玉，狭义指软玉或真玉，广义指美石可包括绿松石、青金石、水晶和玛瑙。

玉振金声丝路开，金玉互动体现人类迁徙和东西文化的意义。

　　易华：

中国科学院理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博士，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

代表著《夷夏先后说》化解了中国民族与文化本土起源说与外来传播说的矛盾，《齐家华夏说》具体论证了华夏文明结晶形成的历程。

现正从事“东西文化交流与华夏文明形成”研究。

玉崇拜与玉石之路

　　青铜之路与金崇拜玉振金声“丝绸西输”与“黄金东来”

　　东亚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盛行玉崇拜，红山、良渚、齐家文化是中国玉文化三座高峰。

制作玉器可以就地取材，玉材也有可能来自远方。

张骞开通丝绸之路以前东西方确实已有交通，有人称之为史前丝绸之路，亦有人称之为玉石之路或青铜之路。

　　我先介绍一下中外知名学者的研究成果。

　　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日本珠宝学家近山晶就提出中国古代存在一条与丝绸之路并行的玉石之路。

20世纪70年代妇好墓中出土了七百多件玉器，大多是软玉，不少人联想到了新疆和田玉。

1994年，臧振发表“玉石之路初探”明确提出了“玉石之路”概念，大胆地将良渚、石峡文化玉器与西域联系起来，宣称玉石之路是丝绸之路的前身。

他认为，开通玉石之路的可能就是以玉为兵的黄帝族，同时，游牧在昆仑-祁连一带的月氏、塞人和羌人在玉石之路上也起了关键作用。

巫新华结合考古学和地理学对“玉石之路”进行了溯源；王仁湘将彩陶西进与玉石东来结合探索前丝绸之路。

1989年，杨伯达就注意到了玉石之路的存在，15年之后，他又对玉石之路网络进行了重新勾划：

从和田向东的“玉石之路”改称“昆山玉路”，距今6000年前后东北、东南和北方玉文化区分别形成了夷玉、越玉、鬼玉之路，夏、商、周三代又有“贡玉之路”，相互交流而形成玉石之路网络。

　　干福熹等综合利用三种无损分析方法判明了河南出土新石器时代至东周90余件玉器的质地，发现新石器时代至夏代河南透闪石型玉器很少而绿松石占绝大多数，商代开始透闪石激增并占据主体地位。

他们将玻璃和玉石之路结合探讨先秦硅酸质文物的中外文化和技术交流，认为透闪石可能来自昆仑山脉，而绿松石有可能来自更远的中亚或西亚。

俄罗斯考古学家库兹美娜系统研究了丝绸之路史前史；科米萨罗夫对俄罗斯考古学家发现的玉器进行梳理，特别指出中亚地区塞伊玛-图宾诺文化中流行玉环。

叶舒宪主编《玉成中国》总结了玉石之路研究的最新成果并探讨了玉兵文化。

有关玉石之路的具体途径正在探索之中，而开通时间亦存在广泛争议。

　　沿史前丝绸之路进入中原的不只是和田玉，还有玛瑙、绿松石和少量青金石、天河石和水晶。

玛瑙古称“赤玉”或“琼”。

公元前三千纪的印度河和两河流域流行蚀花肉红石髓珠，该类饰物及其制造技术在欧亚大陆广泛传播。

“肉红石髓”又称“红玉髓”或“光玉髓”，为世界各地常见的玉石品种。

　　玛瑙饰件最早见于西北齐家文化遗址或齐家文化层，亦见于新疆哈密、甘肃玉门火烧沟四坝文化遗址、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墓地夏家店下层文化和殷墟遗址。

青海同德宗日遗址出土文物23000多件，其中齐家文化层有47粒红玛瑙珠。

青海互助总寨墓地清理10座齐家文化墓，出土5粒红玛瑙珠。

甘肃大何庄齐家文化遗址发现2粒红玛瑙珠。

　　大约四千年前，红玛瑙珠与铜质和金质耳环、指环、手镯和臂钏等各种小型金属饰品几乎同时出现于中国北方地区。

新疆和甘青地区的红玛瑙珠，可以往西追溯到西亚和印度河流域，佩戴多彩珠管和金属饰件的装饰风尚并不源自东方，而来自欧亚草原地区偏好艳丽璀璨的身体装饰文化。

　　红玛瑙珠在韩城芮国梁带村遗址、曲沃晋侯墓地、平顶山应国墓地等处都有发现。

串饰主要分项饰、腰饰、腕饰；多有玉璜、束绢佩、盾形佩、兽面纹凤鸟纹梯形牌以及各种圆雕小动物蝉、蛹、鸟、龟等精致小雕件组串而成。

这些红玛瑙珠和动物塑像等带有异域风格的器物表明周代中国与中亚、南亚或西亚已有了深入的文化交流。

西周串饰组佩中，红色玛瑙珠和蓝色费昂思珠是当时礼乐制度完备时期的典型搭配，其穿缀方式较为复杂。

　　绿松石是一种雅俗共赏的玉石，可镶嵌于传统高档首饰，也可随心所欲地佩戴，故有万能宝石之称。

世界上各大文明古国都高度重视和崇尚绿松石。

金玉结合的代表作有埃及古墓中出土绿松石包金手镯和齐家二里头文化中绿松石铜牌。

绿松石与和田玉、岫岩玉、独山玉并称中国四大美玉。

　　中原地区裴李岗文化时代开始出现绿松石器，新石器时代晚期出土绿松石器最多的地区是黄河上游地区。

舞阳贾湖出土的绿松石不是来源于湖北郧县、陕西安康、安徽马鞍山的绿松石矿，而更可能来自河南淅川。

先秦黄河上游地区绿松石器可能部分来源于古代伊朗或新疆黑山岭古矿；东北地区的史前绿松石器很可能来源于西北地区，亦可能与新疆哈密、陕西白河绿松石矿有关。

　　汉代以前，西玉东输在历史文献中也有所反映。

传说，西王母曾向黄帝、尧、舜献环和玖。

《穆天子传》记载穆王西行见西王母：

“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

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好献锦组百纯……天子于是取玉三乘，玉器服物，于是载玉万只。

天子四日休群玉之山，乃命邢侯待攻玉者。

”《汉书·地理志》记载：

“临羌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仙海，盐池……”临羌一般认为在今青海湟源；宁夏海原亦曾有临羌。

西王母在甘肃、青海至新疆东部的可能性较大；中原王朝与西域地区的交流至迟在西周中期之初的穆王时期已经开始。

春秋战国时期，和田玉已为西域进献之宝。

《史记·赵世家》：

“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宝非王有已。

”《谏逐客书》：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

青铜之路与金崇拜

　　西亚及附近地区金崇拜源远流长，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及地中海周围地区均崇拜黄金，黄金制品是西方古代文明的象征。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东亚鲜有发现四千年前的黄金制品。

这种情况什么时代开始发生变化？

过程和结果如何？

　　关于玉石之路研究不少，但共识不多；例如开通的时间就难以统一，路线亦难以确定。

青铜之路研究人不多，其起始年代和走向却相对清楚。

2004年我明确提出并重新定义了青铜之路概念，论述了上古西东文化交流的概况：

青铜之路与丝绸之路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

青铜之路活跃于夏商周三代，几乎没有文字记载，主要是由西向东传播青铜与游牧文化。

丝绸之路繁忙于汉唐宋元时代，主要是由东向西传播丝绸与定居农业文化。

两者先后相继而方向相反，可以说是青铜之路诱发了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取代了青铜之路。

研究表明青铜技术的传播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与羊、羊毛、牛、牛奶、马、马车等技术的传播密切相关。

青铜之路形成和繁荣时期正是中原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关键阶段；中原文明的起源是多种因素碰撞交融与发展的结晶，与青铜之路有内在关联。

　　黄金是金属文化的象征，黄金制品的传播可以作为青铜之路的指示。

世界上最早的成批黄金制品见于公元前4500年左右，如黑海西岸保加利亚瓦尔纳红铜时代墓葬：

金手镯、耳环、冠饰、权杖和红铜斧、矛头同出，震惊世界。

三千多件金制品总重约六公斤，其中43号墓是衣冠冢，黏土面具眼、嘴、鼻和耳部有金器，出土黄金比当时世界上其他地区出土黄金制品总量还要多。

这是欧洲亦是上古世界黄金文化的代表。

　　约六千年前，埃及人就开始用天然金银合金做装饰品。

约五千年前，两河流域男女贵族开始带金饰，约4500年前，乌尔王朝时代发明了金链。

这些时间不一的黄金制品大多以耳环、项饰、手镯、指环、冠饰、垂饰、别针和胸针等饰件样式传承和传播。

　　欧亚草原南部纳马兹加文化青铜冶炼技术逐渐成熟，黄金崇拜日益隆重。

欧亚草原北部阿凡纳谢沃文化墓葬亦出土了一批用金、红铜、银、陨铁打制的耳环和手镯等人身饰物。

青铜时代晚期中亚草原安德罗诺沃文化对金、铜、锡的开采积极，流行金制首饰；其中管状金手镯用中空的细管制成，两端相扣类似榫卯结构。

费多罗沃类型流行螺旋状和喇叭口金耳环和手镯等人身饰物。

其中螺旋耳环是用贴覆金箔的红铜凹条环绕一圈半制成，最早见于红铜时代的环黑海地区，一直沿用到青铜时代晚期。

　　东亚最早的金器见于齐家文化、四坝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及商代文化墓葬。

最近新疆伊犁博尔塔拉州温泉县阿敦乔鲁遗址出土约４０００年前的包金耳环，进一步证实了金器由西向东传播的途径。

　　哈密天山北路遗址出土上千件青铜器，还有金鼻环、金耳环和银耳环。

小河墓地发现4位身披毛织斗篷，戴着金耳环、毛线绳项链的女性安睡在船棺中。

1976年，在河西走廊玉门火烧沟的遗址中出土了一批金鼻环、金耳环；齐家坪遗址亦出土过三件金鼻环。

印度带鼻环的习俗源远流长，齐家和四坝文化金鼻环似乎表明与印度河谷居民有某种文化联系。

　　甘南临潭磨沟齐家文化墓地出土的金发箍，是一千多座墓中正式发掘出土的唯一金器。

　　赤峰敖汉大甸子金耳环与同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北京平谷刘家河金饰相似。

是用金丝围成椭圆形，一端扁平，一端呈圆钝的尖状，缀于成年男性的左耳。

同样形状的铜耳环，该墓地共出26件，男女各半。

考古发现可以证实黄金制品作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典型遗物，并且是中国早期黄金制品的上限之一。

大甸子出土金器是草原黄金之路的直接物证，表明早在夏商之际，蒙古就出现了草原黄金之路。

　　1986年，三星堆遗址的一号、二号祭祀坑，出土了大量金、铜、玉、石、陶质遗物，其中金器近百件，有金权杖、金面罩、金叶，以及虎形、鱼形、圆形的金饰片，总重197.29克。

一些青铜人头像的脸部带着金面罩，双眉双眼皆镂空；可能与“黄金四目”的方相氏有关。

虎形金饰用金箔模压而成，长12厘米，昂首卷尾，动感强烈。

最为珍贵的是包金权杖，长142厘米，杖上端有镌刻鱼纹、鸟纹和人头图。

成都金沙村也出土过6件金制品，包括面罩、鱼纹带饰、四鸟绕日饰、蛙形饰和喇叭形器等，共重138克。

这些发现表明西南地区黄金比较流行。

　　夏商两代约一千年，中国境内出土黄金总共仅千克，却足以表明华夏金崇拜从无到有的过程。

美国学者艾玛·邦克（EmmaBunker）较早解答中国黄金之谜，她认为中原地区的黄金制品是从商代开始通过周边民族传播而来；经战国至秦汉，才成为财富与权威的象征。

东亚黄金制品始见于四千年前，夏商两代黄金制品分布范围主要在朝北部、西北部和偏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其次才是中原地区。

二里头遗址和妇好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和铜器，没有发现金器；表明金器还不是夏商王朝崇拜的重要对象。

玉振金声

　　周代特别是东周，黄金大量出现，至秦汉形成了玉振金声的局面。

英国学者杰西卡·罗森爵士较早注意到了金器加工技术对玉器制作的影响。

她认为，东周时期玉器的设计和制作有模仿源自中亚或西亚的黄金制品的迹象。

通过对黄金与美玉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中国古代农耕与畜牧集团在选取首饰材料上的明显差异：

农耕民族偏爱玉器，游牧民族酷爱金器；直到魏晋南北朝北方游牧民族大量进入中原后，黄金制品才成为中国的主要装饰品种。

　　其实春秋战国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