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贴标签的资本主义之争及其对中国的启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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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贴标签的资本主义之争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乱贴标签的资本主义之争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评英国《经济学家》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特别报道

余斌、张伟

2013-03-2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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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评论》２０１２年７月第３卷第３期

　　内容摘要：

发达国家的媒体给本国的寡头资本主义贴上自由资本主义的标签，同时给新兴国家同样的寡头资本主义的做法如扶持本国私有大企业贴上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制造自由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之争的假象，并以战争相威胁，以求诱使和迫使新兴国家重走新自由主义道路，以便向新兴国家转嫁经济危机，维持旧的国际经济秩序。

他们同时还给中国贴上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

但是，既然他们认为，界定21世纪的战争不会发生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而将发生在不同版本的资本主义之间。

那么，中国应当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将国有企业重新更名为全民所有企业，并加强与其他同样受到打压的金砖国家的市场联盟，以市场换市场，携手促进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关键词：

国家资本主义寡头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全民所有制企业

　　英国《经济学家》周刊于2012年1月21日以特别报道的形式刊登了一组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文章。

这组逻辑混乱、以反国家资本主义为主题的文章其实构成了新自由主义的一曲哀歌，反映了发达国家国际垄断的寡头资本主义在新兴国家民族的复兴和崛起面前不甘失落的矛盾心态。

毕竟，西方大型跨国公司过去一直处于攻势，而如今他们不得不要面对新兴国家特别是金砖国家不断涌现的、具有强大竞争力的挑战者，其垄断地位和垄断利益开始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威胁。

西方决策者也发现，随着新兴国家在多边机制中扮演更积极角色，西方影响力被稀释了。

　　一

（一）主义之争还是国家之争？

　　这组文章将中国、俄罗斯、巴西、沙特、阿联酋等新兴世界国家贴上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并将其视为一个准联盟——国家资本主义阵营，而将“富国世界”即西方发达国家贴上“自由资本主义”标签，相应地划入“自由资本主义阵营”，并将这两个“阵营”对立起来，称国家资本主义是自由资本主义遇到了迄今为止最强大的敌人。

文章将自由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作为两种不同的资本主义，并将自由资本主义预设为“好的”资本主义，而国家资本主义则是“坏的”资本主义，自由资本主义由此获得某种道德上的优越性。

　　然而，自由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样的资本主义？

一般认为，自由资本主义脱胎于封建社会，是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资产阶级为摆脱封建地主、教会的统治和束缚而提出的以自由放任、自由竞争、自由市场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

当资产阶级成为一国的统治阶级后，资产阶级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人身依附关系，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取消了封建的行会制度，实行了统一的度量衡和货币制度，以促进国内市场自由竞争的发展。

这时期的资产阶级以消灭封建主义、为自身自由发展开辟道路为主要目的，提出了自由放任、自由竞争和自由市场的口号。

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必然引起生产集中，生产集中到一定程度又必然走向垄断，各主要行业都被一个或少数几个巨型企业控制，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

一般认为，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发达国家都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自由资本主义只能在其历史中寻觅踪影。

英刊将自由资本主义的标签贴在西方发达国家上，无异于刻舟求剑。

　　而国家资本主义是资本与国家政权相结合、由国家掌握和控制经济的一种资本主义。

在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国家是资产阶级掌握和控制经济以巩固和获得经济利益的工具，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必然是国家资本主义。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就揭露，为了把因圈地运动而失地的农民赶进资本家的工厂，并压低工资，新兴的资产阶级曾经需要并运用了国家权力。

15世纪末和整个16世纪，整个西欧的政府都颁布了惩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

英国政府曾经规定，身强力壮的流浪者要遭到鞭打和监禁。

如果在流浪时第二次被捕，就要再受鞭打并被割去半只耳朵；如果第三次被捕，就要被当作重罪犯和社会的敌人处死。

血腥的法律一直延续到18世纪，历经数百年之久，才迫使工人阶级的祖先习惯于资本主义制度所必需的工厂纪律。

自那以后，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自由”工人才“自愿”地，也就是说，才在社会条件的逼迫下，按照自己的日常生活资料的价格出卖自己一生的全部劳动时间，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本身。

不仅如此，从14世纪起的400多年里，西欧的政府只规定了工资的最高限度，并常常颁布降低工资的法令，以便把工资强制地限制在有利于资本家赚钱的界限内，直到19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规定最低工资反而成为必要，从而使得那些规定最高工资的法律成为可笑的反常的东西为止。

[1]P843~850

　　因此，所谓的自由资本主义其实也是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并不是同一范畴的概念，更不是一个与自由资本主义相对的概念。

与自由资本主义相对的概念是垄断资本主义。

而垄断资本主义更加离不开国家政权的运用，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垄断资本主义借助国家政权掠夺世界市场的典型例子。

　　由此可见，所谓自由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之争的骰子是假造的。

文章通过乱贴标签的方法将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冲突和竞争偷偷替换为国家资本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和竞争。

其实质是在国际经济旧秩序中处于中心的国家反对处于外围的国家的崛起，以求诱使和迫使新兴国家重走新自由主义道路，瓦解新兴国家的大型国有和民族企业，以便向新兴国家转嫁经济危机，维持旧的国际经济秩序。

（二）“国家资本主义”：

发达国家的专利？

　　英刊承认，国家资本主义的历史几乎与资本主义一样长，每一个崛起的大国都曾依赖国家政府来推动增长或至少保护脆弱的行业，就连英国这个自由贸易思想的熔炉都曾成立庞大的国企——东印度公司。

“新兴国家一直在利用国家的权力来推动增长：

想想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和韩国，19世纪70年代的德国，甚或独立战争后的美国”。

“在二战之后干涉不仅成为常识而且成为文明的标志。

欧洲人建立了工业强国和福利国家。

亚洲人将大量的资源投向大型国企”。

　　英刊一方面承认政府和国企在西方国家崛起中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对新兴国家采取的“国家资本主义”措施进行怀疑和攻击，意欲“劝阻”新兴国家放弃“国家资本主义”道路，认为其“在某些领域是奏效的（例如基础建设），而在另一些领域则不能奏效（例如消费品）。

同样，国家资本主义在某一阶段可以起到促进作用而在另一阶段则阻碍发展，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助力西方国家崛起的“国家资本主义”到了新兴国家怎么就会损害“它们自己的消费者”和“它们自己国家的整体竞争力”呢？

　　实际上，英刊承认新兴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是非常成功的，但为了反对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不得不强行找出一些反对的理由即所谓的“致命缺陷”。

一是委托—代理问题。

但正如英刊自己所说，“这种问题与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的尖锐”。

实际上，委托—代理问题是资本主义所有企业的固有缺陷，困扰西方经济学界很长时间，并构成信息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但事至今日，西方经济学界仍然解决不了这个委托—代理问题。

如果因为“委托—代理问题”而要放弃国家资本主义，那么所有的资本主义都同样应当放弃。

二是腐败问题，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往往加强腐败，“占统治地位的小圈子不仅拥有政府工具，而且可以支配深厚的公司资源”。

其实腐败问题可以归结于“委托—代理”问题，腐败其实就是代理人利用委托人的授权谋私利，因此腐败也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固有的缺陷。

从美国腐败的历史上看，最严重的腐败时期恰是在其自由资本主义最为成熟的阶段。

　　既然英刊认为新兴国家“国家资本主义”创新能力不足、缺乏效率，会损害“它们国家自己的整体竞争力”，西方国家就没有必要对新兴国家怀有恐惧；既然国家资本主义者“玩我们的游戏”即学习西方会使他们成为“自我淘汰”的统治阶层，与这些国家资本主义者相处也就不应该成为西方国家“一个巨大的挑战”。

没有创新、没有效率的经济自然就会走向衰弱，新兴国家依靠什么“越来越强大”？

又怎么可能“走向全球成为世界新的主宰”？

又如何获得“在意识形态领域越来越大的优势”？

怎么可能会“鼓励西方出现效仿者”，使得西方国家向新兴国家学习？

　　这些自相矛盾的说辞暴露出国际垄断资本对新兴国家崛起那种焦虑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态。

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通过加强国家干预，以更好地组织和利用本国社会经济资源，是新兴国家抵御西方国家垄断资本对本国剥削和扩张的有效措施。

西方媒体唱衰“国家资本主义”的根本目的在于希望新兴国家走向“自由资本主义”，通过私有化和散沙化来肢解新兴国家的国有企业和较大的民族私有企业，把大鱼变成小鱼和虾米便于其鲸吞，以减少国际垄断资本的竞争对手。

通过减少国家干预以便国际垄断资本能够在新兴国家更加“自由”活动——自由地去垄断，自由地去剥夺。

　　反过来，英刊虽然貌似公允地承认由西方发达国家构成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国有企业总值近2万亿美元，员工有600万人，但英刊却没有同样批评这些国有企业。

同样地，英刊在提到那些享有各自政府或公开或秘密的巨大支持的私营企业时，只点了中国几家企业的名，却没有同样点美国波音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的名。

英刊更是有意漠视了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制造各种贸易壁垒，如纺织品配额等，限制其他国家的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的典型国家资本主义的行为。

　　（三）国有企业：

新兴国家崛起的引擎还是绊脚石？

　　由于国有企业是新兴国家组织本国社会经济资源抵抗西方掠夺的主要形式，所以英刊反对“国家资本主义”首先就是要为反对国有企业。

英刊给国有企业开列的第一宗罪就是缺乏创新。

不过英刊在这里只有一个干巴巴的结论，并没有提供关于国有企业为什么缺乏创新的说明，文中列举很多例子倒是说明了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

如铁路方面英刊提到“对于那些习惯了英国破败不堪的铁路系统的游客来说，从北京到上海的高铁旅行简直是一次意外的发现”；在电信方面英刊承认“中国的移动电话网络是全球最大的，但该网络的电话断线量和无信号区域面积都比美国少”。

这些成就无不是国有企业领衔进行集合创新的成果。

英刊武断地认为新兴国家“追求自主创新到头来可能会分散企业的强项”，并将中国的珠三角地区那些“虽然不大但专业化程度很高的市场的小型企业”，作为中国的“优势”，认为“如果能够充分利用这些优势，中国将能获得更多的成绩”。

由此可见，英刊之所以毫无根据地说国企缺乏创新能力只是希望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世界继续作为西方发达国家简单的生产和加工基地，新兴国家就不要努力去搞创新了，使得西方国家能够继续垄断科技，保持对新兴国家绝对的科技优势。

试想，如果新兴国家既有与西方国家媲美的创新能力，又有强大的生产加工能力，西方国家的优势将荡然无存，又靠什么剥削新兴国家？

英刊对国企创新能力的质疑倒是透露出西方国家对新兴国家创新能力提升表现出的恐惧。

　　英刊给国有企业开列的第二宗罪就是缺乏效率。

文中多处提到国有企业效率低的所谓研究结果：

“有显著的证据显示，国有企业相比私有企业的竞争对手来说不仅创新能力更低，而且劳动生产率也更低。

之前的研究也显示，从完全私有一步步转变为完全国有，每一步都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递减。

2005年经合组织的一份报告指出私有企业的总的要素生产率为国有企业的两倍。

同年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发现，政府持有少数股份的企业相比政府全资控股的企业生产率要高70%”。

尽管如此，英刊又认为，“国有公司和私有公司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

‘私有’公司的佼佼者——如电信业巨头华为公司——曾多次得到政府的援助。

因此，我们很难精确计算国有部门与私有部门的生产率到底有多高。

”

　　在这里，英刊提到国有企业的“生产率虽然低，却不影响它们获得高额的利润”，并将高额的利润归结于垄断。

但是，欧美跨国公司的高额利润无一不是来自垄断。

如航空市场中具有国际垄断地位的波音公司，由于很少有哪国政府对其垄断行为进行规制，因此它就能够获得垄断利润，于是导致中国需要出口一亿件服装才能换回一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