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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诗词中的民本思想

范仲淹诗词中的民本思想

时间:

2012-03-21作者:

卢荻来源:

《范仲淹研究文集》第5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

北宋名臣范仲淹长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吸取其精华,以人为本的理念深深植根于思想之中。

他寒微之时,便立下“利泽生民”的雄心壮志,不能为良相,便愿作良医,上安社稷,下利生民。

日后,他矢志不渝,从政时始终把利泽生民摆在首要位置,忧国忧民,兼济天下,经世致用,关爱苍生,因此,成为宋朝士大夫的代表人物之一。

范仲淹民本思想的核心是为民,它包含着重民、爱民、养民、顺民、济民以及乐民等基本要素。

范公的民本思想,在他的上书奏议中有大量的阐述,而在他的诗词中也有所反映。

本文就其诗词中的民本思想作一梳理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民唯邦本,重民爱民

范仲淹诗词中民本思想的基本要素之一是重民、爱民。

我国“以人为本”的观念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

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管仲最先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概念。

其他一些古代思想家也都对民本思想作过论述。

我国先哲认为:

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国为君之本”,君由民立,国由民兴,故《尚书》说:

“民可近,不可下;民唯邦本,本固邦宁。

”而孟子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他说: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苟子则提出“民水君舟”之论。

他说: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

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范仲淹继承了儒家民唯邦本的思想,在《上执政书》中提出的首项改革建议,便是安邦本,措施是举县令,择郡长,以救民弊。

他认为民富才能国强,民安才能邦固。

县令、郡守直接统治当地百姓,其得其失,与人民切身利益休戚相关。

因此,他主张裁减几百名不称职的县令,降黜和惩罚那些老迈懦弱、贪赃枉法的知州、通判,挑选任用一批较为精明强干的官员,以澄清地方政治,“为国家磐固基本”。

范仲淹认为,民众是社会经济、国家政治生活中最根本、最基础性的要素。

因此在《君以民为体赋》中,提出君为民设,“君育黎庶,如彼身体”。

君应“正四民而似正四支”,“调百姓而如调百脉”,“爱民则因其根本,为体则厚其养育”。

“谓民之爱也,莫先乎四体;谓国之保也,莫大乎群黎。

”君应视民为肌体,而君则为肌体上之发肤,不能因发肤而毁本体。

他还提出,人主“当用天下心为心”,“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

他深刻认识到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道理,并且以管子提出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为依据,撰写《政在顺民心赋》。

强调:

君以民为体,政在顺人心。

明主施政,应“顺民心而平和”。

他说,“政者为民而设,民者惟政是平,违之则事悖,顺之则教兴”,“布政从民者,黎元克信;驱民从政者,群心不循。

思柔远而能迩,必去逆而效顺”。

他主张“政为民而设”,处处以民为本,围绕“为民”来制定治国方略。

范仲淹在《周人》一诗中阐述了国家兴废关键是否顺天意得民心的道理。

诗云:

斧钺为藩忍内侵,商人涂炭奈何深?

不烦鱼火明天意,自有诸侯八百心。

诗中揭示:

商纣失道,昏乱暴虐,涂炭生灵,周武王顺天意民心,率师到盟津,准备伐纣,大得人心,八百诸侯不期而会。

过了两年,武王率诸侯共讨暴君,消灭商纣。

范仲淹民本思想在《四民诗》中作了充分的阐述,既表现了对农工商的同情,也反映了当时上层社会的腐败,极力主张加以纠正。

他建议皇帝效法先王:

“前王诏多士,咸以德为先。

道从仁义广,名由忠孝全。

”“国俗俭且淳,人足而家给。

”“先王教百_丁,作为天下器。

”“尝闻商者云,转货赖斯民。

远近日中合,有无天下均。

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

在《四民诗·士》中,范仲淹将士、仕共论。

士、仕作为统治阶层,在社会发展中起着主导的作用。

但北宋前期,社会道德沦丧,士风、官风腐败,因此,范仲淹慨然发出感叹:

“此道(仁义之道)日以疏,善恶何茫然(不辨)”,并且激切指斥士人,“学者忽其本,仕者浮于职,节义为空言,功名思苟得。

”范仲淹对此深感忧虑,认为士风败坏,长此下去,人们行为失去准则,将会导致“天下无所劝,赏罚几乎息”,“六经无光辉,反如日月蚀。

大道岂复兴,此弊何时抑?

末路竞驰骋,浇风扬羽翼”。

他指出这种种现象,无疑给时人起警示的作用。

他批评世人听信术士异端邪说,将士风的堕落“归诸命与天”。

以天意来推诿自身的责任,以至于“听幽不听明,言命不言德”。

范仲淹此诗,旨在警示士人要以德为先,极力提倡恢复儒家关于仁义忠孝的道德规范。

上层建筑中士风、官风的腐败,必然加深对农T商平民阶层的压迫与剥削。

为此,范仲淹在《四民诗》中作了充分的揭露,并对平民百姓表示深切的同情。

其《农》诗云:

“伤哉田桑人,常悲大弦急。

一夫耕几垄?

游堕如云集。

一蚕吐几丝?

罗绮如山人。

太平不自存,凶荒亦何及?

神农与后稷,有灵应为泣。

”其《工》诗云:

“竭我百家产,崇尔一室居。

四海竞如此,金碧照万里。

”其《商》诗云:

“经界变阡陌,吾商苦悲辛。

四民无常籍,茫茫伪与真,游者窃吾利,坠者乱吾伦。

……吾商则何罪,君子耻为邻。

”这三首诗,都说明了农、工、商在为豪门贵族和官僚阶层忙碌服务,供其享受,自己辛苦劳动,所得无几。

豪贵们不知节俭,范仲淹不禁发出呐喊,为百姓说话:

“可甚佛老徒,不取慈俭书。

”“可堪贵与富,侈态日日新。

万里奉绮罗,九陌资埃尘。

《四民诗》一方面针砭时弊,痛斥官僚贵族骄奢淫逸之风,批评“学者忽其本,仕者浮于职,节义为空言,功名思苟得”的侥幸心态,另一方面对日夜辛劳,不得温饱的农民、手工业者和长年累月颠沛奔波的商人表示关爱之情。

此诗是范仲淹对人生百态的感悟,它对现实作了入木三分的揭露,不啻是天外的惊雷警钟,给世人无尽的警示与震撼。

除《四民诗》外,范仲淹在曲折坎坷的人生旅途中还写下不少重民、爱民的诗词。

景祜元年(1034),范仲淹被贬谪睦州,当他所乘之船航行到淮上时,遇到了狂风的袭击,有诗云:

圣宋非强楚,清淮异汨罗。

平生仗忠信,皎䆴出沒多。

舟楫颠危甚,蛟鼋出没多。

斜阳幸无事,沽酒听渔歌。

妻子休相咎,劳生险自多。

商人岂有罪,同我在风波。

一樟危如叶,傍观亦损神。

他时在平地,无怱险中人。

在狂风的袭击下,范仲淹全家随时都有葬身鱼腹的危险,可他心中想的却是“商人岂有罪,同我在风波”。

“他时在平地,无忽险中人”。

其爱民、忧民之情,实是感人至深。

清初诗评家吴乔认为,范仲淹和杜甫诗歌所表现的人格极为相似。

他指出,范仲淹这首诗“直是杜诗。

余谓是子美之人,方可作子美之诗,于希文验之矣。

”诗中体现了一种由己及人的仁人之心。

在睦州期间,范仲淹还写了一首情节非常感人的长篇叙事诗《和葛闳寺丞接花歌》:

江城有卒老且贫,憔悴抱关良苦辛。

中途得罪情多故,刻木在前何敢诉?

窜来江外知几年,骨肉无音雁空度。

北人情况异南人,萧洒溪山苦无趣,

子规啼处血为花,黄梅熟时雨如雾。

多愁多恨信伤人,今年不及去年身,

目昏耳重精力减,复有乡心难具陈。

…….

这首诗如泣似诉地叙述了一位原为花吏的老卒的不幸身世,并联系作者自己的遭遇,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社会一些腐败黑暗现象。

诗中的老卒原在御苑当花吏,以高超的接花之术,赢得了“白银红锦满牙床”,原打算“一心岁岁供春职”,却不料命运蹇足,“中途得罪”天子而“窜来江外”,骨肉分离,多年音讯全无。

由于愁恨交加,贫穷潦倒,故形容憔悴,目昏耳重,身体日差。

作者听罢老卒悲诉,不禁为之叹息不已。

范仲淹在贬守苏州期间,写了一首寓意非常深刻的五绝《江上渔者》: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关。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这首古诗形象鲜明而富哲理,描写了劳动人民的辛苦和勇敢,同时用对比方式揭示了剥削者与劳动者生活地位对立的社会现实,表达了作者对长年累月不畏风险的渔民表示深切的民情,提醒人们注意:

生活中的一切享受,都来自百姓的辛勤劳作。

此诗立意和唐代李绅《悯农》之一“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有异工同曲之妙。

诗人把自己对人生的关怀和“先忧后乐”的胸襟与情怀,含蓄地展现在“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之中。

从康定元年(1040)起,范仲淹担任西帅。

在戎马倥惚之中,他曾写下了不少反映西北边塞寒苦、将士英勇抗敌的诗词。

《渔家傲·秋思》,就是其中的一首: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

四面边声连角起。

千幛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

羌管悠悠霜满地。

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据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一记载:

“范文正公守边日,作《渔家傲》乐歌数阕,皆以‘塞下秋来’为首句,颇述边镇之苦,欧阳公尝呼为穷塞主之词。

词的上阕写景,下阕以抒情为主,浊酒一杯难浇离家万里的乡愁。

在干戈未息、壮志未酬、欲归不能的情形下,将军愁绪万千,唯有借酒消愁。

深夜里,羌笛悠悠,银霜满地,他实在难以成寐。

备尝军旅辛劳的将军,久戍边城,已生白发,而广大征夫远离家乡,思念亲人,不禁暗地伤心落泪。

在这首词里,范仲淹一方面表达了自己决心抗击西夏侵略者的英雄气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思念家乡的愁绪以及征夫生活的艰苦。

“将军白发征夫泪”一句,苍凉悲壮,慷慨生哀。

范仲淹爱兵怜兵,关心士卒生活疾苦,他认为:

“自古将帅与士旅同其安乐,则可共其忧患,而为国家之用。

故士未饮而不敢言渴,士未食而不敢言饥。

”因此,他在生活上与士卒同甘共苦,在作战中注意将士安危。

他爱惜生灵,认为战争关系到生死存亡之道,“大军一动,万命所悬,而乃置于度外,仲淹不见其可”。

于是采取以守为主,攻守结合的战略战术,既有效地抵御西夏的入侵,保卫了边疆,又保护了广大将士和边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范仲淹在知邓州期间,有《和李光化秋咏四首》,其《晚》诗云:

“晚色动边思,去年犹未归。

戍楼人已冷,目断望征衣。

”此诗描写了诗人的边关情思,秋天的晚色使他不禁想起了戍边的将士和城楼。

范仲淹知杭州时,应好友韩琦之邀,作《阅古堂诗》,其中写道:

“仆思宝元初,叛羌弄千镡。

王师生太平,苦战诚未禁。

赤子喂犬彘,塞翁泪涔涔。

中原固为辱,天子动宸襟。

乃命公与仆,联使御外侵。

历历革前弊,拳拳扫妖裎。

二十四万兵,抚之若青衿。

”此诗依旧表露出重民、爱民的情怀。

范仲淹还有一首《书酒家壁》诗云:

“当罐一曲《竹枝歌》,肠断江南奈尔何。

游子未归春又老,夜来风雨落花多。

’,此诗写远方游子听到凄婉感伤的《竹枝歌》,不禁“肠断江南”。

眼看春老难归,加上夜来风雨,落英缤纷,难免触景生晴,从而引发一抹离乡思乡的情愁。

二、善政养民,必先务农

范仲淹诗词中民本思想的基本要素之二是养民、顺民、济民。

我国先秦思想家民本思想以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为归宿,强调治国为政者的首要任务是富以养民。

范仲淹继承这一养民理念,其《王者无外赋》云:

“宅六合而化……育兆民而道。

,’他认为既要养民,就得重谷。

其《稼穑惟宝赋》云:

“谓养民而可取,必重谷而无舍。

惟农是务,诚天下之本欤!

”他推动以澄清吏治、重视民生为主要内容的庆历新政,其理论依据来源于他清晰而又牢固的儒家民本思想与仁政理念。

他提出的十项改革措施中,“厚农桑’’和“减徭役”两项是直接关系到民生问题的。

在解释“厚农桑”时,他引用《尚书》“德惟善政,政在养民’’为依据,开宗明义地指出:

“圣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养民;养民之政,必先务农。

农政既修则衣食足,衣食足则爱肤体,爱肤体则畏刑罚,畏刑罚则寇盗白息,祸乱不兴。

是圣人之德发于善政,天下之化起于农亩。

”在范仲淹看来,最好的治国方略,其要义在于养民,以民为本;而养民之法,在于重农、厚农。

简言之,治理国家,政治上以民为本,经济上以农为本。

首先,在善政方面,范仲淹强调,“政必顺民,荡荡洽大同之化;礼皆从俗,熙熙无不获之人。

当其治国牧民,代天作主”。

皇帝和政府官员要关心平民百姓,要“审民之好恶,察政之否臧。

有疾苦必为之去,有灾害必为之防”。

”其《上汉谣》诗亦云:

愿天赐吾君,如天千万春。

明与日月久,恩将雨露均。

帝力何可见?

物情自欣欣。

人复不言天,天亦不伤人。

天人两相忘,逍遥何有乡。

吾当饮且歌,不知羲与黄。

范仲淹十分推崇古代推行仁政、德泽及民的贤守循吏。

其《河朔吟》云:

太平燕赵许闲游,三十从知壮士羞。

敢话诗书为上将,犹怜仁义对诸侯。

子房帷幄方无事,李牧耕桑合有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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