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权对中国的重要性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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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权对中国的重要性研究

在改造运动中的所有知识分子都来自于资产阶级教育，因此在运动过程中只能用“贴标签”、“污名化”的方式来往自己脸上泼墨，对自身过往进行严厉的批判，肃清自己来源于资产阶级的教育和思想。

统观所有的批判文章与检讨文章，都是对知名知识分子的“污名化”，表明他们作为中国知识界的代表人物，对祖国和人民并没有什么贡献，反而不过是助桀为虐、为虎作伥。

这种在改造运动中贴政治标签、对知识分子进行“污名化”的话语行为现象，在知识分子的批判与检讨中俯拾即是，并经过数十年的运用与沉淀，在文革中形成形态完备、自成系统的污名化体系。

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很多知识分子和领导者被扣上“反动文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文阀”、“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帮分子”等政治帽子，被赋予的这些污名成为将知识分子和领导者推向死地的工具。

吴宓先生在文革时期就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封建买办的糟粕加资产阶级的洋破烂”、“美帝国主义忠实走狗”、“蒋匪帮的鹰犬”、“买办文人”、“封建保垒”、“蒋匪帮反动政权的吹鼓手、卫道士”、“封建主义的污泥浊水”、“豺狼”、“杂种”、“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死敌”、“蒋介石的文化打手”、“反革命分子”、“最大的现行反革命”等标签。

此前给胡适先生扣上的政治标签页多达二三十种。

在进行政治倾向批判时，批判者大多都会用到的言论包括“走狗”、“反动派”、“资产阶级”、“民族叛徒”、“反革命”、“政治阴谋家”、“恶犬”等。

2.毛治下的“污名化”特征

与阶级出身相联系。

如前所述，在毛泽东所建构的革命知识话语体系里，“阶级”知识话语体系中的最为关键的压迫性话语就是可以通过政治标签和道德判断来对社会个体进行衡量，由此，毛治下的“污名”与“阶级出身论”勾连起来，在“污名化”过程中最为常见的压迫性话语就是针对阶级出身。

具体而言，在毛泽东的知识话语建构中，作为无产阶级的农民工人是在所有社会阶级中位于道德的制高点，是神圣的阶级；而“官僚买办”、“封建地主”、“资产阶级”则是与无产阶级相悖的阶级，属于压迫者的角色，因此需要无产阶级对其进行批判改造。

这也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将阶级作为针对性污名的主要原因，比如通常给知识分子扣上“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豢养的反动分子”、“封建地主与买办资产阶级的混血儿”等等帽子，一旦知识分子身上的标签带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等色彩，也就意味着作为压迫者必然受到批评改造。

与“反革命”相关联。

在毛泽东知识话语体系中革命作为其中激进有力的政治话语，在对批判者进行“污名化”过程中，革命激进主义和政治标签相互推动，相互激化，“政治和命名的激进性相互推进，互相影响。

”因此，“反革命”作为当时一个极为重要的政治标签，往往比“阶级出身”要来得更为严重和暴力，处于政治权力斗争中心的各个权力主体都以“革命者”自居，而立场不同的对手则属于“反革命”。

“反革命罪”首次出现在1927年的《反革命治罪条例》中，“反革命罪”作为法律中的刑事罪名出现在法律条例中，这也是国共首次合作时出台的法律。

“反革命罪”的废除是在1997年，历时70多年，到1999年正式从宪法中废除，这次期间，反革命罪是加之在知识分子和部分领导者身上最普遍和最严厉的罪名。

在毛治下的政治运动中，加在部分领导者和知识分子身上的“反革命”标签包括“反革命野心家”、“漏网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反革命吹鼓手”、“暗藏反革命”、“反革命子女”、“历史反革命”、“反革命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反革命破坏分子”、“反革命教唆分子”、“包庇反革命分子”、“窝藏反革命分子”、“串通反革命分子”、“同情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小喽啰”、“反革命集团首要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等，一旦被贴上了“反革命”的“污名”，便意味着人生堕入万劫不复之地，成为了社会主体政治上最危险、道德上最罪恶、性质上罪无可恕的敌人。

与道德卑下相关联。

在毛治下的“污名化”过程中，从道德层面出发，给被批判者赋予道德判断上的政治标签，批判者给对手予以人格和道德上的批判和辱骂，以道德至高者的身份破坏和谩骂对手的名誉，使那些受批判的知识分子在道德上等同于一个堕落者，接受批判自是理所当然。

或者说，根本上而言，“污名”本身就具有一定的道德判断色彩，带有道德指向倾向，道德判断和政治压迫是“污名化”过程中不可分离的两个层面。

当对知识分子群体进行等“污名化”之后，批判者位于道德的制高点，而全面否定知识分子的道德人格，对其学术研究、政治倾向、政治思想都贴上不道德的标签，从而让民众认为知识分子所从事的科研学术、政治思想都是完全错误的，不符合道德标准，应当予以否定和批判。

从道德层面出发对知识分子进行人格和道德上的否定，进而对知识分子的全部态度和行为加以批判，这种模式在中国传统政治斗争中屡见不鲜，这是利用新的意识形态进行包装之后的表现，只是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价值理念代替了传统的儒家思想体系。

在中国泛道德化的德性知识话语中，政治本身蕴含着道德性，政治斗争中涉及到的政治思想、道路和政策上都带有一定的道德性，从而所有的政治问题都可以转化为道德问题进行分析和评判。

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就是通过对他们的道德人格进行否定批判，从而全面否定他们关于政治的一切思想行为，包括政治态度、思想及学术、话语及一切。

可以说，“污名化”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又不断发展，经历了升级、创生到质变的过程。

比如在对胡风的政治标签就依次经历了从“宗派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反革命集团”这几个阶段：

“他们从过去的明火执仗的革命党演变到现在反革命队伍，在这部分人中大多数存在严重的思想问题，他们依托的队伍可能是国民党特务、反动军官、帝国主义、共产党叛徒、托洛茨基分子等，因此这些人形成的队伍就成为了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组织，是地下的独立王国”（毛泽东批语）。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对刘少奇的批判就从原来的路线错误、机会主义发展到后来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然后依次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叛徒、内奸、工贼”、“资产阶级司令部总头目”。

从批语中可以看出在批判的过程中依次经历的批判焦点为思想、路线和反革命，实现了从内部矛盾向敌我矛盾的转变升级。

所以一旦被贴上政治标签就意味着成为人民的敌人，需要内改造和整肃，随着污名的转变升级，批判方式从“批判的武器”向“武器的批判”转型，在批判过程中利用国家司法暴力对对手进行打击批判。

在“反右派”运动中，所有被扣上“右派”帽子的人都要接受劳改和政治歧视，“右派”数量超过了55万人次。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反革命”、“走资派”、“政治阴谋家”、“苏修”等标签广泛使用，此时的“污名化”政治，已经完全演化成为话语的暴政了。

第三节“异化的话语”——语言暴力

与批判中的“污名化”相连接的，便是话语中的语言暴力现象，隐含其中的话语逻辑便是：

批判对象“污名化”的结果，是有理由对其采取暴力行为，这种暴力行为并不局限于身体暴力，而且同时还会对被批判者进行语言暴力、道德暴力和精神暴力。

语言暴力是指使用语言对人进行人身攻击和人格侮辱，是暴力现象在语言上的表现形式。

自从上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之间，中国出现的“五四”白话文运动是我国首次语言革命，这次革命直接改变了传统的文言文写作方式，采用白话文进行文学作品和文化作品的撰写，但是在这一语言革命中也形成了一种附加产品，这就是由传统知识分子的“雅语”向民众“俗语”转换过程中所产生的语言暴力。

这种话语方式直接暴力、极具攻击性，以“像匕首、像投枪”一样“刺向敌人的心脏”的杂文写作方式，经由鲁迅、瞿秋白等人指导下的左翼文艺运动的发扬，被毛泽东正式确立为“革命”斗争的“武器”。

毛泽东曾说：

“革命是一种以暴制暴的运动方式，不是写作吃饭、绣花绘画那种雅事，行为上也不会从容恭检，需要用暴烈的手段推翻另外的阶级”，因此在革命过程中势必会有暴力的语言来维护革命的进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出文学艺术以作为武装革命的一种手段方式，进而同化“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这两个概念，将语言也作为武装革命中的一种有力武器。

在这种类似于战争语言的话语风格指导下，话语暴力不仅具有侵略性，而且有着惊人的传染性，正如“孤立的他可能是个有教养的个人，但在群体中他却变成了野蛮人”一样，思想改造运动中的群众用粗暴的语言“批评”知识分子，而检讨中的知识分子们也使用粗暴的语言来批判自己，在批判双方的“传——受”互动下，改造中的运动话语不断暴力升级。

诸如“美帝国主义的哈巴狗”、“野心家”、“政治阴谋家”、“走卒”、“民族败类”、“奴才”、“社会主义顽固堡垒”等，这些话语的运用者，主要是当时高校知识分子们及部分学生，他们经过短时期的学习与改造，已经显示出对革命知识话语体系的熟练熟稔。

当他们采取粗暴激烈的语言进行批评或自我批评时，其目的是明确的，即誓与“旧我”划清界限的决心，这也就形成了知识分子出现集体语言转向现象的原因。

对于革命过程中出现的语言暴力现象，朱学勤先生曾通过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指出：

“道德逻辑之所以可以代替政治逻辑，最关键的原因就是在道德逻辑中其具备了语言暴力这一武器。

……上世纪语言哲学研究结果表明，语言可以起到表述思想观点的作用，同时还可以捉杀思维，具有一定软性暴力作用。

因此有这样的语言论断：

『不是我们说语言，而是语言说我们』。

所以在革命过程中的异议者被杀死之前实际上已经被语言暴力所杀。

”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语言暴力与法国大革命如出一辙，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出现的各项政治运动都积极泛滥的使用了语言暴力这一革命武器，自由主义精英知识分子们，再一次被淹死在群众磅礴的唾沫中。

可以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的语言暴力现象是作为“武器的批判”的话语与暴力／权力构成有机整体，实现了权力话语和话语权力的一体化，并开始与毛治下的历次政治批判运动相伴相生——社会运动如果没有语言暴力其影响力就会受到制约，而如果没有社会批判运动，语言暴力也不会如此广泛的被使用，因此，从五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起，在民众中出现了诸多口号，包括“踩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打倒”、“斗倒”、“批倒”、“斗臭”、“批臭”、“油炸”等，使得文革语言与逻辑己然浮于言表。

十年文革中那种横扫一切的大字报文风和造反派语言，正是发端于此，最终成为全民语言，将语言暴力推向灾难性的颠峰。

进一步而言，语言暴力使政治运动的走向出现了改变，其产生的后果也极为严重，对毛时期以及当今中国的话语，都具有很重要的影响作用。

比如当时的红卫兵提出的大量口号大部分都来自于领导者发表的大批判文章。

“红卫兵所张贴的大字报、喊出的口号都是来源于他们的前辈、领导。

这些人使用这类语言的区别在于红卫兵的语言来源于教育，而前辈们使用这些语言则主要是因为具有人格上的劣根性。

红卫兵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这些语言教育。

”而长远来看，毛时期的暴力革命话语在当代中国并没有消失，它或隐或显地出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报刊、文艺作品，尤其是网络之上，当人们面对网路上迅速繁殖的“脏词大爆炸”时，而大多数人却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对毛时期的阶级斗争思维的反映，这不能不让人对整个社会的话语建构与文化建设感到担忧，因为——暴力语言可以是文化爆破的炸药，却绝不是文化建构的水泥。

第四节先知的语言与个人崇拜

阅读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批评与检讨文章，可以从中总结出一个问题，在这些批判文章中大部分都是罗列和化用了马克思主义原理和马列教条，但是极少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等的著作，其中应用最广泛的缺失毛泽东、斯大林、列宁等的语录。

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批判文章中只有金岳霖、田余庆等极少一部分人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少数著作，包括《资本论》（第一卷）、《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等。

但是在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批判文章中对毛泽东、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和言论则有大幅引用，比如毛泽东的《毛泽东选集》、《矛盾论》、《整顿党的作风》、《实践论》等；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级阶段》、《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列宁文选》、《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