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首义中部开花的内爆型革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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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首义中部开花的内爆型革命

武昌首义——中部开花的“内爆型”革命

武昌起义一声惊雷，震响祖国中部长空，触发了全国的辛亥革续命巨澜，从而推翻了延柞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赓二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创建了以孙中山为首的以共和为旗帜的南京临时政府，带来了全国各族人民争取民主的政治潮流。

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壮举，是中国近代的一次腾飞。

一武昌首义胜利的成因

　　武昌首义，革命在祖国中部开花。

此后，全国各省纷纷响应，象一条破船似的清王朝在绝望中挣扎了几下，终于沉没在辛亥革命的巨浪之中。

　　为什么辛亥革命在祖国中部的在武昌爆发？

有的说这是因为武汉为九省通衢，地理位置和经济地位重要；有的说功在新军的哗变；有的说武昌起义得益于瑞澂的出逃；有的说武昌起义爆发应归之子张之洞的治鄂，甚至要给张之洞在武昌树铜像。

这些说法或多或少涉及了一些事实，但有的失于偏狭，有的不无错舛。

其实，在武昌起义之前，革命派在华南、西南等地举行过十次起义，武昌起义较之这些起义，不同之点在于它取得了胜利。

这样，历史需要我们溯往深探的，不只是武昌为什么会爆发起义，而更在于武昌起义为什么能够取胜？

武昌起义的胜利，决非侥幸的偶然事件，其内因深藏于武汉地区的政治经济力量之中。

从武汉本身而言，直接的原因是：

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革命党人长期在武汉进行革命发动，革命思想深入人心；组织上造成了一种新的政治力量并最终掌握了颇大一部分新军武装，革命力量相对强大；革命党人选择了有利时机，进行了关键性的决战。

这一系列深刻的内部因素所凝集的历史合力，形成了武昌起义这一场埋葬清王朝的“地下核爆炸”。

同盟会的领导人曾发动过多次起义，但他们主要是从外部，如香港、越南等地临时输入革命力量，到广州、镇南关等地起义，这种外铄式的革命因缺乏“内在基础”，形成不了力量优势，均告失败。

同盟会、光复会领导人也曾运动革命，在内地积蓄革命力量。

但起义时，因内部因素不够深厚，莫不失败。

武昌起义则是一场内爆型的革命。

它是本地区厚积内部力量，在地表下形成熔岩，终于涌出地表，引起了火山爆发。

具体地说：

　　第一，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祖国中部造就了新的革命政治力量。

清朝末年，列强的经济渗透，洋务派的建厂开矿，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使武汉经济结构发生了遽变。

以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成和初步发展为基础，两湖地区在祖国内地当时巳成为革命思想传播较快较广的地区。

在上世纪末，张之洞督鄂时，在武汉地区大兴洋务，其根本立脚点乃以“忠孝为本”、“中学为体”，旨在维护和加固清政府的封建统治。

但他办厂矿、练新军、兴学堂和派遣留学生，却在客观上为武汉地区先进分子接触资本主义文明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湖北地区迅速地形成了一个数以万计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他们迥然不同于满口“子曰诗云”的旧式文人，他们探索新知识、新思想，不少人牢固地树立了“革命排满”、“民主共和”的政治思想，成为湖北地区革命政治力量中的骨干。

湖北留学生在1906年就达到一千三百多人（占全国四分之一），为全国之最。

其中不少人在海外沐浴欧风美雨，亲炙孙先生教诲，走上了革命道路。

　　湖北早期的革命者和进步分子，如吴禄贞、傅慈祥、戢元丞、刘成禺、李书城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和孙中山发生联系，有的人在日本或欧洲和孙中山的接触中，受到了民主革命思想的洗礼，对孙中山蹑而从之。

这些留学生以成百上千册的革命书刊，如《猛回头》、《警世钟》和《民报》播发在武汉，使广阔的江汉大地上形成了一股革命的思潮。

　　湖北的革命组织从早期的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到辛亥革命时的文学社、共进会，都受过孙中山的思想影响。

当1905年孙中山、黄兴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时，湖北留学生大批入会。

同盟会多次派人在湖北发展组织，并和湖北的日知会等团体建立密切联系。

　　湖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包括武装起义，也都受到孙中山的关注。

1899年孙中山和陆皓东从广东结伴北行，其目的就是要“北游京津，以窥清廷之虚实，深入武汉，以观长江之势。

”辛亥武昌首义前夕，孙中山正在美国为武汉发动起义筹款三十万元，但他募捐未果，武昌起义已发生了。

当他在美国科罗拉多典华城看到报纸上“武昌为革命党占领”时，马上赴欧洲从事外交活动，以争取国际上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和同情。

孙中山虽未亲历武昌首义，但他的革命思想构成了起义的灵魂。

正如张难先先生所云：

“热烈之志士时时有一中山先生印相，盘旋牢结于脑海，几欲破浪走海外从之……此实当日普遍情形。

”孙先生自己也说：

“武昌起事第一日，则揭橥吾名，称予命令而发难者。

”

　　第二，湖北革命党人长期楔入新军，联络会党，在秘密状况中掌握了相当实力的武装，为夺取胜利奠定了基础。

创建于1896年的湖北新军到辛亥时，总计一镇、一混成协，约一万五、六千人。

新军教习洋操，装配洋枪，本是巩固清政府在湖北统治的得力工具。

革命党人在长期流血的教训中，认识到掌握武装的重要，因此潜入新军，作艰苦的工作，发展革命力量。

1904年，革命组织科学补习所成员刘静庵、吕大森、张难先、曹亚伯、胡瑛等就从军入伍，后来“秀才当兵”、“留学生从军”亦大有人在。

革命党人进入新军后，宣传革命思想，发展革命组织，在辛亥革命前，秘密参加革命组织的革命党人和革命同情者占新军三分之一，达五、六千人之多。

武昌首义时最先发难的工程第八营，革命党人达一百多。

南湖炮队第八标、混成协辎重一队、工程一队等，革命党人都占有优势。

因此，湖北革命党人在革命时机来临时，就不是处于赤手空拳的窘境，而他们所具有的民主思想又使他们的行动高于旧军队的闹事和哗变。

他们是在革命思想的指引下，依靠手中的武器，充当了清王朝的掘墓人的。

　　第三，两湖地区阶级矛盾的激化推动革命党人看准革命时机，锐意犯难进击，自觉协同战斗，表现出历史创造者的主动性。

　　本世纪之初，两湖成为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尖锐地区。

人民群众不能照旧地生活下去，反抗斗争风起云涌。

1910年，两湖地区人民抗粮、抢米风潮多达五十多次。

革命党人越来越感触到在武汉为中心的两湖发动革命的紧迫性。

1911年春，黄兴直接领导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武装起义的重心北移。

武汉革命党人看准了时机，发挥了革命主动性，亟谋在长江中部发难。

这年秋天，武汉的两个革命组织共进会和文学社，在推翻清廷、实现共和的共同战斗目标下，实现了联合。

两组织开联合会于雄楚楼十号刘公宅，公推文学社首领蒋翌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共进会首领孙武为参谋长。

总指挥部设在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文学社总机关）内。

会上并议决派居正、杨玉如赴上海，敦请黄兴、宋教仁等人来汉主持大计。

当此时，四川保路风潮高涨，清廷决定派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率湖北新军第十六协之三十一标、三十二标入川镇压。

潜藏在新军中之革命分子将被调离湖北，这是不利于革命党的起义行动计划的。

于是在9月24日，两团体骨干六十多人又在胭脂巷召开大会，议定提前于旧历八月十五（即1911年10月6日）发动起义。

一时武汉三镇风传“中秋节杀靶子”，清朝湖广总督闻讯，加强戒备。

而革命的准备工作又未告竣，以致起义未能如期发动。

　　10月9日上午宝善里炸弹案发生后，敌人侦骑四出。

当天邓玉麟立即从汉口渡江至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机关，将宝善里十四号孙武被炸情况告知蒋翌武和刘复基等人，并表示今晚非起事不可，否则，明日又不知要牺牲多少同志。

蒋翌武当日才从岳州返汉，经过讨论后，他表示：

“再无别法，只有提前干，或可死中求生。

”于是在10月9日下午五时以总司令名义于小朝街八十五号发出了“本军今晚十时起义”的命令。

不料事泄，彭楚藩、刘复基等被捕，蒋翌武逃走。

起义命令未能顺利送到南湖炮队，南湖信炮未发，武昌城内外各营无法响应。

10月9日晚起事的计划便未能实现。

但小朝街八十五号机关所发出的起义命令，已把散布在武昌各标营的革命党人紧张地动员起来，他们盘马弯弓，执戈待命。

10月10日凌晨彭、刘、杨三烈士被杀害，革命党人迅速传递消息，相约发动起义。

当天傍晚工八营打响第一枪后，革命党人闻风响应，一起动作，形成了浩荡的革命大军。

　　在起义指挥部不健全、起义领导人不在现场、起义日期又多次变更的不利情况下，革命党人却相率应命，主动响应，高度地发挥出了革命首创精神，这是十分可贵的。

他们中大多均为不见经传的“个人物”，但就是他们勇敢地挑起了历史的重担，在首义的火光中闪现出高大的雄姿。

　　第四，不失时机地作出了攻打督署的正确战略决策，并全力以赴地克敌制胜。

当起义大火熊熊燃起时，清朝湖广总督瑞澂和清军第八镇统制张彪此时还依仗手中掌握三千人的军队、两千人的警察，妄图固守督署，作垂死挣扎。

在这个关键时刻，革命党人作出了攻坚摧敌的正确决策，决定向清廷在华中的首脑机关——督署发起总攻击。

　　10月10日晚十一点，进攻的战斗开始打响，民军虽因兵力不足，无功而返，但毫不气馁，决意继续进击。

晚十二时后，民军又发起进攻。

第三路之熊秉坤部，担任正面进攻，挺进至保安门正街，遇敌伏击，马荣、熊秉坤等组织敢死队百余人，力挫敌锋，一举攻夺保安门。

第一路民军攻势亦凌历，迅克紫阳桥，越过王府口，与敌激战于长街旁（临近督署）之大都司巷。

民军拚死占据大都司巷，逼敌退至督署东辕门。

此时南湖炮队已进城，并在中和门、蛇山上建立阵地，发炮袭击督署。

署中官役惊恐万状，多越墙而逃。

残余敌军固守督署辕门。

民军勇士王世龙取煤油、木柴，跃上钟鼓楼亭放火，火势大作，照亮督署前旗杆，民军炮队得以瞄准射击，轰毁督署房屋多处。

民军十余人冲进辕门，被守敌排枪所阻。

民军又一勇士纪鸿勋提煤油一桶，跃入督署厅旁放火。

火势燎及大堂，残敌见巢陷穴崩，作乌兽散。

总督瑞澂早已派人打穿督署后面围墙，仓皇出逃，登上楚豫号兵舰。

10月11日拂晓，民军通过竟夜苦战，占领了武昌全城。

从工程营发难，到此时还不过十二小时。

　　如果仅从人数对比来看，二三千人的革命军面对五千人的反动军队仍处于劣势。

但革命军奋力崛起，一鼓作气，而清军则猝不及防，军心涣散。

兵力、军心、民气及战略措施的正确等一系列因素。

使民军终于克敌制胜。

　　当然，当我们着力分析武昌首义胜利成因的直接因素时，切切不可忘记武昌起义的胜利不是孤立的，它是在全国革命时机成熟的广阔背景下取得的。

如果没有黄花岗起义和保路风潮所激荡起的革命运动的高潮，如果武昌起义得不到全国各省的应援，起义是不可能胜利的。

至于武昌首义战果的巩固，没有全国的支援更是不可想象的。

　　同时，起义也得益于武汉九省通衢和中原重镇的战略地位。

清代末世，武汉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工商业城市。

武汉的经济和交通等条件使它有利于革命力量的生长和革命力量的集结。

革命党人发难于此地，声播遐迩，在全国范围引起了强烈的震动。

　　综上所述，武昌首义的胜利是武汉地区和全国各省多种因素所形成的革命合力所造成的。

（关于武汉政治、经济地位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拙作《武汉近百年史》中已专节论述，此处不赘述。

）

二武昌首义的历史功勋

武昌起义在整个辛亥革命运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武昌首义摧毁了清政府在华中的统治中心。

如果说，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一次比较更完全意义上的民主革命，并形成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高潮，那么武昌首义则是掀起这个高潮的最猛烈的浪峰。

辛亥革命是以武昌起义为起点的，也是以武昌起义作为决定性的战役的。

这一起义来得快，来得猛，其胜利之速是历史上所罕见的。

起义伊始，就捣毁了清王朝在两湖的反动统治中心——湖广督署，一夜之间就光复了祖国中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武昌城。

这样就一举打破了清王朝的一统江山，给这个反动统治在腹心地区打破了一个大缺口。

　　武昌首义给清军以重创，消灭了清王朝大股有生力量。

首义的军事行动，包括起义战斗和稍后的阳夏战斗，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军的大会战，是整个辛亥革命链条中关系全局的战略性决战。

在首义战斗中，工八营发难之后，抢登楚望台，形成八路兵马响应的壮阔局面，组成了数千人的起义大军。

通过一夜的浴血苦战，打破了敌人几千重兵的防守。

紧接着，在清廷十万火急地先后以荫昌、袁世凯督师会剿武汉时，民军迅速扩编，开赴汉口江岸刘家庙前线，迎战沿京汉路南下的清军，夺得了首战告捷的胜利。

在清军源源增兵的不利形势下，民军奋勇抗击，在汉口三道桥、刘家庙、球场路、大智门、歆生路（江汉路）、张美之巷（民生路）、硚口、玉带门和汉阳蔡甸、三眼桥、琴断口、美娘山、仙女山、锅底山、扁担山、黑山龟山、四平山、梅子山、兵工厂等地发生激烈的争夺战。

汉口、汉阳虽在两个月的激战中失守，但战果很大，共杀伤清军在万人以上，并且最终保卫了武昌。

在战斗中，武汉人民同仇敌忾，奋起支前。

农民拿起扁担助战，工人和市民纷纷从军入伍，爱国的资本家如蔡辅卿（汉口商会会长）、李紫云（商会负责人）主动捐款，还组织商团配合民军作战，以大量粮米供应军需。

正是由于军民同心，协同作战，才给清军以迎头痛击。

　　武昌首义引起了全国响应。

全国各省纷纷脱离清王朝而独立，又支援了武昌首义，巩固了首义战果。

在武昌首义后十二天，湖南、陕西发生起义，宣市独立。

在一个多月中，江西，山西、云南、贵州、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上海、新疆都宣告独立，脱离清政府的统治。

独立后的湖南等省援军开赴武汉前线，直接支持了以武汉为主要战场的革命战争。

后来武汉战局恶比，江浙革命党人攻克南京，给岌岌可危的武昌局势带来了转机。

从全国革命广泛的政治联系上看，武昌起义的胜利不只是一种地域性、局部性的胜利，而是全国人民共同努力所创造出的英雄业绩，是全国革命运动发展中的一个大突破。

它反过来又推动了全国的革命。

　　武昌首义创建了湖北军政府，开共和立国之先声。

湖北军政府诞生在首义的硝烟之中。

它在初建时不啻为资产阶级共和政权的雏型。

军政府前期的实权掌握在革命派手中。

它宣布“称中国为中华民国”、“政权为五族共和”、“推倒满清政府”。

军政府颁布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宪法——《鄂州约法》，还宣布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司法独立、维护和发展工商业等进步政策。

所有这些都体现了革命民主精神，取得了人民拥护，也引起了各省的注视。

　　武昌首义也是对清廷进行总攻击的爆破口，给清王朝的覆灭和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创造了历史前提。

武昌首义和全国响应的风暴，使清政府摇摇欲坠。

当时宣统皇帝溥仪才六岁，由其父亲载沣以监国摄政王握政柄。

　　1911年12月6日，载沣在革命的压力和各种政治因素作用下再也混不下去了，只好辞掉监国务摄政王。

到1912年2月13日，清帝不得不正式退位，从此结束了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1912年1月1日。

从海外归来不久的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建立了南京临时政府，昭告了中华民国的成立。

南京临时政府作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虽然实际上只存在三个月，但其意义是深远的。

从此以后，共和国概念深入人心，想作皇帝的独夫民贼虽一再出现。

但无不以惨败而告终。

所有这些都是在武昌首义、全国响应的政治形势下形成的。

武昌首义打响了击落封建君主王冠的第一枪。

武昌首义的枪声既是清王朝灭亡的丧钟，也是报道共和政权即将诞生的礼炮声。

三武昌首义的经验教训

　　但是武昌起义创造的也不是一天云锦，它存在严重不足和缺陷所构成的斑斑阴痕，而且最终辛亥革命不能不归于失败。

　　无可讳言，武昌起义是存在事起仓促、布置不周的缺失的。

武汉的文学社、共进会图谋在武汉发难，将革命风暴中心从祖国南部转到长江中下游，这种决策是深具战略识见的。

　　但是联络工作并未完全就绪（黄兴此时尚在香港），湖北革命党人就决定八月十五日起义（1911年10月6日），而且一系列偶然事件又冲乱了预定的起义计划，打乱了起义的时间表。

而清吏的狂捕滥杀又成了一种剧毒的催化剂，把人人自危的革命党人“逼上梁山“。

因此10月10日，革命者乃仓猝起事。

许多人在论及这一起义时，指出“初无全算”，“仓促上阵”，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其实说得确当些，并非无通盘之全算，而是算而不同，或算而被打乱，及至事态紧迫，形成“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之势，只能匆忙发难。

　　同叶不能不看到，起义领导核心是不健全、不坚强的。

孙中山是同盟会的最高领导人，但此时正寄迹美国，不可能亲自来领导起义。

武汉革命党人决定请黄兴来汉主持大计是完全正确的，但黄兴滞留香港，黄兴未到而起义巳发生。

武汉地区文学社的领导人蒋翌武因小朝街八十五号机关被破坏，首义前一天走避京山。

共进会领导人孙武已在宝善里被炸伤，而躲在同志家中养伤。

这一来，不仅全国革命党人公认的孙、黄不能亲率义军，就是武汉地区革命党人蒋翌武、孙武亦不在起义火线上。

结果在工八营发难，占领楚望台时，成群龙无首之势，偶然中把吴兆麟（曾参加过日知会）请出当了起义军的临时总指挥。

到第二天成立湖北军政府时，由于黄兴未至，蒋翌武远遁，孙武负伤，刘公在汉口，无人为首。

革命党人中有一部分人原先就对新军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之“知兵”、“宽厚”、“重视知识分子”有好感，并在小范围中议论过黎在起义后出任都督，因此成立军政府时，拥黎为都督，而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则被推为民政总长。

这样一来，新成立之湖北军政府一方面象征新政权的诞生；另一方面，这个新政权一开始就为旧党所盘据，乃至革命党人大权旁落。

当然黎元洪、杨化龙任职军政府，对稳定起义后的武汉政局，号召本省和外省社会各阶层人士附从革命，以孤立清朝反动派，是起了一定积极作用的。

如果在革命党人有坚强的领导核心控握大政的前提下，争取和团结黎、汤一类上层人士归附革命，是完全必要的。

但在缺乏这种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的状态中，良莠不分地招纳过多的旧人员，特别是将黎、汤抬上军政府最高领导层，这就不能不包藏祸机了。

辛亥革命在武昌首胜，也将在武昌失败，于此已露端倪。

果然后来黎元洪利用都督之权，网罗旧党，疯狂镇压革命党人，把那些拥他上台的天真烂漫的革命者抛进血泊之中。

这一切表明，湖北军政府从它建立的那一天起，就包藏着严重的内部危机。

革命党人的首义是光荣的创举，但他们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又是软弱的、动摇的，易于和旧势力妥协，不可能把斗争进行到底。

　　教训的另一个方面是武昌起义后的历史变局中革命党人意志的消褪扣内部的分裂。

湖北的文学社、共进会发动起义时是具有首创精神和冒险犯难的牺牲精神的。

为了共谋大举，两组织捐弃前隙，实行联合。

但两者原先分途并进，暂时的联合很快瓦解。

在首义胜利后，两组织处于散乱状态，相互间又发生政争和权争。

孙武在密谋起义时是有功的，但起义后为了谋取权利，和黎元洪坑瀣一气，干了一些坏事和错事。

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中较普遍存在的“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情绪，这种情绪象流行病一般也浸染到武汉，不能不使武汉一部分革命党人形成可悲的停滞和倒退，革命党人相当普遍地表现出“排满革命”的局限性：

他们满足于清朝皇帝的退位，只要汉人当总统哪怕是袁世凯也行；对于国家的共和、富强丢在脑后，而兴之所至则在叙勋、授禄、上功劳簿，偃然高卧于名利场中。

一部分思想蜕化的革命党人如蔡汉卿等投黎之麾下，充当鹰犬。

另一些不肯附黎的革命党人则横遭迫害。

如蒋翌武就被逼走，张振武、祝制六遭杀害，大批革命党人遭到裁汰。

这种情状，蔡济民在《书愤》一诗中，入木三分地作了揭露：

“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黎元洪背离了革命党人推举他的意愿，成了革命的对立物。

在全国范围内，也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下，辛亥革命半途夭折。

独夫民贼袁世凯篡夺了政权，把整个国家又推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这是多么惨痛的历史教训。

　　至于湖北军政府在军事指挥上的失误；在施政中不能力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不能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切实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不能抵制和识破袁世凯的窃国阴谋，而且后来唯袁之命是从，如此等等，均为革命过程中所留下的深刻教训。

武昌起义的缺陷归根结底是暴露了领导这次革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政治上的软弱和动摇。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先天不足，具有政治上、经济上软弱的劣根性。

他们既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而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又因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存在联系，惧怕劳动人民，所以不可能将革命进行到底。

　　然而辛亥革命的悲剧性结局并不否定这次革命作为一块丰碑峙立在中国近代历史上。

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宏观历史看，由于它推翻了延亘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在清朝末年国家面临瓜分豆剖的险境时开共和立国之先声，其赫赫功业，永昭日月；耿耿浩气。

与世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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