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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成功可以复制
《我的成功可以复制》
作者：
唐骏胡腾
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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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唐骏：
1962年，出生于江苏常州。
1980年，考入北京邮电学院。
1985年，赴日本名古屋大学留学五年。
1990年，赴美国继续留学生涯，获得计算机学博士学位。
在此期间开始创业生涯，先后创办了三家公司。
1994年，加入微软公司，1995年起担任微软总部WindowsNT开发部门的高级经理。
1997年，回国于上海筹建微软大中华区技术支持中心（即上海微软），任总经理。
此后四年内，该中心先后升级为微软亚洲技术中心和微软全球技术中心。
2002年3月，出任微软中国公司总裁。
并获得微软中国公司终身荣誉总裁。
2004年2月，加入盛大公司任总裁。
2008年4月，卸任盛大网络总裁。
直至今日，加盟新华都集团总裁兼CEO。
胡腾：
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曾供职于中央电视台，为多部历史纪录片撰稿；著有《中国大宅第》等。
中信出版社、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签约作者。
序：
我的成功为什么可以复制
2008年4月15日，北京饭店。
我加盟新华都集团的新闻发布会。
两百多家媒体齐聚一堂，新华都集团董事长陈发树手捧聘书，我此前任职的盛大也派代表出席祝贺。
熟悉的红地毯，熟悉的闪光灯，熟悉的媒体朋友的面孔。
在此前的职业生涯中，我代表所服务的公司经历了无数次大小发布会。
其中还有两次发布会完全以我为主角，2002年3月我出任微软中国公司总裁，2004年2月我以终身荣誉总裁身份离开微软出任盛大公司总裁，那更是我职业生涯的难忘时刻。
因此，我对这样的场面绝不陌生。
不过，今天的意义有所不同。
因为，此次发布会是以我个人的名义召开的。
今天，是属于我自己的。
发出邀请的每份邮件、每条短信、每个电话都出于我自己之手。
应邀前来的媒体记者，都是我的朋友，我能叫出绝大多数人的名字。
在这些媒体朋友中，很多人伴随我在盛大的4年，一直对我进行跟踪报道，还有不少人于5年前我尚在微软中国公司任总裁时采访过我，更有人甚至在10年前我刚回国创建微软大中华区技术支持中心时就开始关注我。
今天不是发布会，而是朋友的聚会，我一直这么想。
“昨晚我失眠了。
”
我的开场白就这样开始了。
这无论如何不像一场如此正式隆重的发布会应该说的第一句话，但我说来十分自然。
这是对台下这些多年来关心我的朋友的倾诉，更仿佛是我四十多年的人生走到此时此刻不得不说的话。
在场的这些媒体朋友应该都很熟悉我的官方履历：
1962年，出生于江苏常州。
1980年，考入北京邮电学院。
1985年，赴日本名古屋大学留学5年。
1990年，赴美国继续留学生涯，获得计算机学博士学位。
在此期间开始创业，先后创办了3家公司。
1994年，加入微软公司，1995年起担任微软总部WindowsNT开发部门的高级经理。
1997年，回国于上海筹建微软大中华区技术支持中心（即上海微软），任总经理。
此后4年内，该中心先后升级为微软亚洲技术中心和微软全球技术中心。
2002年3月，出任微软中国公司总裁，并获得微软中国公司终身荣誉总裁。
2004年2月，加入盛大公司任总裁。
2008年4月，卸任盛大网络总裁。
直至今日，加盟新华都集团任总裁兼CEO。
在这样一张内容不可谓不精彩的丰富的履历表背后，自然有很多激动人心的成功瞬间：
第一次乘飞机出国那天，因为兴奋难抑凌晨4点就起了床。
从日本来到美国后，发明风行一时的卡拉OK计分器，被三星公司以8万美元买断专利，因此获得职业生涯的第一桶金。
加入微软8个月后，就因为提出Windows多语言版本开发系统的全新模式而升任高级经理。
在东京的一次微软新产品发布会上，第一次有了和比尔·盖茨面谈的机会，我用3分钟的时间讲述了自己的奋斗故事，盖茨不禁动容。
2002年来到亚特兰大参加微软的万人全球高峰会议，意外地发现我提出的管理理念—“让他人变得伟大”竟成为大会的主题，从此成为微软公认的企业文化。
出任微软中国公司总裁后的40岁生日，微软CEO史蒂夫·鲍尔默亲自为我祝贺生日，并称我为“一个伟大的人物”。
率领盛大成功登陆纳斯达克市场后，陈天桥为我开庆功会，进入盛大后一直低调行事的我第一次在盛大管理层前发表意气风发的演说。
以盛大公司总裁的身份重新回到微软总部，与比尔·盖茨、孙正义进行合作谈判，盖茨高度认可我对于互联网产业的独特理解，竟然当面委婉地建议我重回微软……昨天夜里，凡此种种场景，皆如电光火石一般，在难以入眠时掠过我的眼前。
但在辗转反侧之际，让我回忆得更多的，却不是人生旅途里这些成功的瞬间，而是那些刻骨铭心的失败或挫折，甚至其中的细节都一一纷至沓来：
2005年底至2006年初，是我在盛大，甚至是我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时候。
当时盛大处在相当低迷的状态，员工对前途开始产生怀疑，媒体也纷纷议论盛大已经走下坡路了。
盛大的股价跌到了12美元，而我的期权价是11美元，基本没有了价值。
媒体质疑我为什么还不离开盛大，是不是无处可去了。
在美国的父母打电话对我说：
你回美国来吧，你又不是老板，你又不缺钱，还受那么大的委屈，有必要吗？
我也不禁一次次问我自己：
我究竟是不是在受苦？
我是为了什么在受苦？
2003年8月，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微软总部突然对大中华区进行人事调动，原摩托罗拉中国区总裁陈永正空降微软。
他随后重新设置微软中国区的管理架构，把市场、财政等最大块的“蛋糕”圈到他的直接管理之下。
媒体开始变得无比热闹，我又成为了自己绝不愿意成为的焦点。
职业要求我保持沉默，以保证公司形象和利益不受损失。
有关公司、陈永正以及我自己的未来，我只能闭口不谈。
在承受着巨大心理压力的同时，我苦苦思索：
怎样才可以改变现状，重新找回激情？
1994年底，我狠下心放弃了自己一手在洛杉矶创办的3家小公司，以普通程序员身份加入微软。
前往西雅图微软总部面试时，我一路幻想着进入微软后自己和比尔·盖茨言谈甚欢的场面，当我对微软人事部的招聘经理说面试后想见盖茨一面时，他像看外星人一样看着我，然后告诉我根本不可能。
此后我第一次目睹盖茨本人，是在一座巨大体育场里举行的年度员工大会上，我坐在上万名同事之中，从几百米之外远远看见了他。
那是我职业生涯初期最艰难的转型期，作为一个新人，我在工作上没一样比得过我的同事。
每个周末的日子，我都在办公室里苦读Windows的技术书籍，同时近乎绝望地想着：
在优秀人才扎堆的微软，是不是永远没有我的出头之日？
1984年，大四时的我为了获取公派留学的资格，毅然换专业考研，在经过近一年的奋战后，我取得全校总分第一的考研成绩。
就在以为出国名额毫无问题时，我却在公布出国学生名单的布告里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名字。
来到研究生处，那里的老师告诉我，因为我在大学期间没有获得一次三好学生，按照规定不能出国。
这都是因为大学前三年的我高傲、冷漠、毫无团队观念，还缺乏与人沟通的技巧，所以根本得不到老师和同学的认可。
同学校方面的交涉完全无效后，我痛心不已又追悔莫及，莫非我的前途就这样断送在自己手里？
……
为什么在这个职业生涯重要转折点的前夜，我对艰难时分的记忆远多于对辉煌时刻的品味？
也许是因为我自己本是一个非常普通而简单的人，我的人生没有奇遇，也不曾走过任何捷径。
在我看来，成功固然让人欣喜，但失败和挫折更让人难忘，真正成功的人是那些可以跨越失败和挫折的人。
就是在这个失眠之夜，我第一次认真地产生了写一本书的念头。
我希望在这本书里，通过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我对于这些经历的思考，把我跨越失败和挫折的经验与读者分享。
我大学毕业后又先后留学日本和美国，在学校里待的时间很长，因此有着很重的校园情结。
成为职业经理人后，我在业余时间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给大学生作演讲。
经常有学生朋友来问我，不知自己未来的前途在何处，人生的方向一片迷茫。
当我回国领导上海微软时，手下的很多员工都是初入职场的年轻人，他们把我当做父亲看待www奇Qisuu書com网，渴望从我这里得到帮助，甚至希望我指点他们的人生道路。
其实，15岁的我、25岁的我，甚至35岁的我何尝不是一样困惑、彷徨和迷茫？
因此，这本书的读者，就是那些曾和我一般渴望成功，却找不到成功之道的朋友。
我是一个天生激情，也特别崇尚激情的人。
成功的人生的确需要激情，但更需要掌控和保持激情的技巧。
人生如果是一场长跑，激情就像火种，我们需要用一把质地优良的火炬，穿越风雨，经历霜雪，把火种保护到终点。
我希望自己的这本书可以帮助更多的朋友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把火炬。
很多人问我：
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我可以给出一个简明的答案：
简单＋勤奋。
做人简单，做事勤奋。
这就是我的那把火炬的核心成分。
为什么我说我的成功可以复制？
那是因为世间万事万物的运转，大到宇宙，小至一花一果，其实都遵循若干非常简明的规则。
只要掌握这些规则，就可以不断加以复制，就像我们儿时玩过的万花筒，创造出缤纷多彩的人生内容。
如果我可以成功，你为什么不可以？
盖婚房：
生平第一个大项目
（1）
那是一个冰冷得不堪回首的冬天。
我13岁，正在常州市第七中学读初中一年级，却莫名其妙地成了建筑工地的童工。
我被指派的任务是搜罗打地基所用的碎砖石。
京杭大运河从我出生的常州城畔流过，南来北往的货船于水面逶迤穿梭，那是这条财富通道自千年以前就有的景象。
我却在大运河的水底发现了属于我的财富—这里是全常州城碎砖石最多最集中的地方，取之不竭，又完全免费。
每天早晨，我推一辆小翻斗车来到运河边，拿簸箕从堤岸下到水边挑拣合适的砖石。
它们埋于刺骨冰凉的河水淤泥中，两只手使劲抠才能抠起来。
日后我虽然长到一米八多的个头，可以在我自己组建的业余篮球队打前锋位置，但那时却又瘦又小。
有些河段没有从堤岸下到河道的石梯，我只得奋力把盛满碎砖石的簸箕举过头顶，才能勉强放上一人多高的堤岸，然后自己再爬上去把砖石倒进小车里。
寒风瑟瑟中，簸箕缝隙里还总有冰冷的河水流出来，沿着手臂灌进袖管，一直渗到贴身的衣服上。
我苦不堪言，却又无人可以诉说。
事情要从当年秋天说起。
一日，父母突然把我和哥哥叫到跟前，说家里要自己动手盖房子。
父亲告诉我们，自打比我年长三岁的哥哥出生以后，家里就开始拼命攒钱，十几年下来，已积蓄了总数达2800元的一笔巨资。
“地终于批下来了，给你们每人盖一间瓦房，长大后娶媳妇用。
”父亲如此说道。
我生于1962年6月。
父亲是常州灯芯绒印染厂的一名科级干部，母亲是常州东风印染厂的工人。
除了哥哥之外，我还有个比我小8岁的弟弟。
我们一家5口人住在常州城中一个小弄堂的旧平房里，两个小房间加在一起30多平方米，连卫生间也没有。
常州城不大，走大约1公里就到了城乡交界处，新房子的建筑工地位于那里。
因为在城里弄到块地盖房子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我父亲花了无数心血，用了各种办法打擦边球，终于打通关节在郊区拿到一小块地。
这个过程长达数年，其中的人情关系异常复杂。
其重点是，父亲的一个朋友是他所在的工厂里级别较高的干部，此人又和这块地所在的大队党支部书记颇有些交情。
正好父亲的这位朋友也想自己盖房子，父亲便央求他找大队书记将两家的地并在一处批了下来。
感悟之一：
循规蹈矩难以成事
父亲当时无论如何也要盖房子的决心和毅力，对我影响巨大。
20年后，我放弃了自己创办的3家小公司加入微软，从最底层的程序员做起。
当年和我同期进入微软的一批软件工程师，10年后很多人仍旧在老位子上埋头苦干着。
而我不是带着只做技术的想法进入微软的，我一直在寻找时机进入管理层和决策层，成为在更高层次上掌握自己命运的人。
而我也的确做到了。
我觉得自己在微软有两步走得很对：
一是从一名普通工程师晋升到部门经理；二是在适当的时机当上了微软中国区总裁。
回顾我在微软的职业道路，
我不承认自己幸运，因为在微软，没有任何利益是可以依靠幸运获得的。
如果要探究这其中的所谓成功秘诀，我想就是因为父亲教会我的道理：
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变通的。
一种方法不行，还可以用很多别的方法。
循规蹈矩、墨守成规难以成事。
开家庭会议的那天，父亲还给我们算了这项唐家头号工程的成本。
按当时的市价，盖两间房子需要4000元左右。
父亲已把我家在泰兴老家的房子用780元钱的价格卖给我的伯父，再加上现有的2800元积蓄，余下的缺口，就要靠我们自己在建筑材料上精打细算。
我这才恍然大悟，为什么我家的日子总是过得紧紧巴巴。
当时父母每月的工资收入分别是62元和42元。
对这两个数字我印象极深，因为他们拿了十多年这样的工资，没什么变动。
从我记事起，父母的生活习惯已如苦行僧一般省吃俭用。
我家所在的弄堂里有几十户人家，收入水平都大致相仿，但人人皆知唯有我家的日子过得最为寒酸。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夏天最热的时候，我连短袖衫也没有。
唯一的一件长袖衬衣，也是我哥哥穿过的，我把袖管往上一撸就变成短袖衫。
父亲告诉我们，从现在开始不要去上课，全力以赴开始盖房子。
那时我哥哥正上高一，建筑工地上的活儿需要力气，由父亲和哥哥去干。
因为要还父亲朋友在批地一事上的人情，我家主动提出，帮他家把地基也一并打好。
给我的分工，就是到外面去捡碎砖头，以做两家地基之用。
两家房的地基约需500车翻斗车的碎砖头，父亲给我定的指标是一年完成。
每天推完一车回家，我就在墙上写“正”字计数。
整整一年，我心里一直在默念“还有××车”。
那个目标像一座被云雾包裹着的山，看上去触手可及，却似乎永远也走不到跟前。
父亲朋友家房子的开工日期是早已确定好的。
母亲因此非常着急，天天_促我说：
怎么这么慢？
捡完一天石头回家，我累得趴在桌子沿上休息，等下班后的母亲给我做饭。
通常她饭还没端上桌，我已经睡着了。
母亲把我弄醒吃完饭，我立即上床倒头就睡，也不管身上全是泥啊土啊。
因为家里没有可洗澡的地方。
夏天时还好，可以拎桶水在屋子外面冲一下了事，冬天时就无法可想。
很多年后，母亲还爱跟我讲起当时的情景。
盖婚房：
生平第一个大项目
（2）
感悟之二：
人生还有什么不能承受
这段经历也让我心态变得很好。
现在我经常告诫自己：
小时候就是这么过来的，什么苦我都吃过，人生还有什么不能承受？
归根到底，人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也没有什么不能失去的。
2005年底至2006年初，是我在盛大，甚至是我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时候。
当时盛大处于极其低迷的状态。
这时候，几乎所有的职业经理人都会离开。
因为职业经理人自然该“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公司走下坡的时候唐骏还不走，别人会怀疑你是不是没地方去，只能窝在盛大？
我当时想，一定要顶住，一定要坚持，一定要为中国的职业经理人争口气。
那时候我没走，不单是一个职业选择，还是一桩有寄托的事情。
那时，我第一次在心底明确了：
我的追求是做中国职业经理人的标杆，职业经理人就是我的事业。
为了这样的追求和事业，受苦亦是享乐。
捡碎砖石的最佳地点在京杭大运河，可去运河的那条路也是去我学校的必经之道。
每天都会遇上背着书包打打闹闹去上学的同学，推着翻斗车灰头土脸的我简直无地自容。
别人总是在指指点点，“哎，那不是唐骏吗？
”还有更甚者，一路跟在我身后不怀好意地高喊：
“唐骏，加油！
”而最难堪的时刻，则是撞上我对之暗生情愫的那个女孩子。
她是我的同班同学，也是学校里的运动员，皮肤白白的，在那时的我眼中，她简直像童话里的小公主一般可爱。
吃再多的苦我都可以忍耐，就是无法忍受被她撞见我干苦力的模样。
在那一瞬间，一切美好幻想都破灭了，人生就像我拉着的那车碎砖石，丑陋、冰冷，而且毫无意义。
忍无可忍的我，向父母提出去别的地方捡石头。
他们同意了。
可那也导致工作效率的直线下降，在别的地方辛苦找寻一天，往往连三分之一车也装不满。
眼见规定的日期一天天临近，我只好硬着头皮再回到大运河边去。
为了结束这样的日子，我向父母提出了抗议：
“我不要房子了”，“我长大不娶媳妇”，诸如此类。
当种种借口都明显不起效果之后，我干脆假装生病，卧床不起。
那天，我看见母亲下班回来做好饭，就推着我的翻斗车出去捡砖头了。
过了很久她才回来，乌黑的头发上弄了一层白灰，面容疲惫不堪。
但她依然走到我的床前，帮我掖了掖被子。
那一夜，我没有睡着。
第二天，我对母亲说，我的病已经好了。
一年之后，捡砖石的任务终于完成，分派给我的活儿稍稍少了些。
我也因此有机会偶尔去学校上课。
但依然没有像样的衣服穿，因为父母要把尽量多的余钱都用在盖房工程上。
那时我最好的也是唯一的一件新衣，是父亲工厂里发给他的一件蓝色翻领工作服。
房子竣工后，也许是作为一种奖励，父亲把这件衣服给了我。
我对它异常珍惜，从初三穿到高二（我读书时高中是两年制），到北京去上大学时还带着它。
这段盖房子的经历，对我而言是磨炼，更是苦难。
那时我正处于情窦初开、视面子为世间第一要务的年纪，却被迫每天承受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
我刚刚成长起来的自尊心受到了重创。
感悟之三：
战略现实、战术浪漫
我对自己如今性格的评价是：
战略的现实主义者，战术的浪漫主义者。
我看问题通常以三年为周期，这三年中的战略目标我非常清楚。
制定了目标后，就用各种浪漫的方法来实现。
我反对实现方法的庸俗，在我看来那就是战术上的低级。
我要让实现目标的每个过程都很享受。
很多人好奇于我的思路。
对于这个问题，我年轻时就想得很清楚了。
当时父母为了一个遥远的目标，让整个家庭付出了太惨重的代价。
换了我在那个年代做同样的事，我绝对不会通过这种方法来实现。
其实这也是很多公司和职场人的通病：
战略上理想化、浪漫化，而战术上很苦、很累。
其结果往往是徒劳无功。
所以，
我现在作任何计划，工作也好，生活也好，从来不超过三年。
人生是一段充满变数的旅途，现在就跟自己说很久之后如何如何，反而是一种阻碍。
我推着翻斗车往来于大运河岸的那一年，是1975年，中国正处在旧时代未去、新时代将临的前夜。
那一年，日后将成为我生命中贵人的几位人士，比尔·盖茨20岁，史蒂夫·鲍尔默19岁，陈发树15岁，陈天桥2岁。
那时盖茨和鲍尔默正在哈佛念大学，是桥牌桌上的好友。
盖茨已经和他的中学同学保罗·艾伦一起创办了一家叫做微软的小公司，就在这一年，他终于决定从哈佛退学开始全力创业。
鲍尔默则孜孜不倦于他的几个初期管理角色—哈佛橄榄球队经理，《红色哈佛报》编辑，以男生为会员的“狐狸俱乐部”的组织人。
生于闽南茶叶之乡安溪的陈发树，那时刚初中毕业，在他生活的村子里有一口大家赖以饮水的古井，多年后他告诉我这是他把新华都集团的Logo设计成“井”字的原因。
而陈天桥，此刻在浙江一个小山村里应该正蹒跚学步，谁也没看出来这个小男孩日后会一度登临中国富豪榜的榜首。
不过，就此时而言，无论对于身处的历史时代，还是上述人物，我均一无所知。
每日我面对大运河缓缓流淌的河水，只觉眼前风景无限萧瑟。
第一次遭遇“办公室政治”
（1）
快乐童年的结束：
第一次遭遇“办公室政治”
我出生时之名并不是骏马的骏，而是竞赛的竞。
说来有趣，父亲是根据他的工作经历给我们兄弟起名字的。
我哥哥叫唐政，是因为他出生的那一年我父亲开始从政，从一个普通工人变成厂里的团委宣传干部。
我叫唐竞，则是父亲为了纪念他从团委调到生产竞赛办公室当主任。
到了我弟弟出生时，因为前面已接连两个男孩，母亲特别希望能有个女孩，结果却又是一个男孩，所以我弟弟就叫唐余，多余的余。
在常州话里，“骏”和“竞”发音相同，很多人把竞误读成骏，后来就慢慢沿用了下来。
等到我上常州市东方红第一小学，需要换户口本时，也就正式改为我现在的名字—唐骏。
我读小学时，按照正常的工作时间，父母本该5点就下班，但却每每到晚上9点才回来。
这是因为他们都特别喜欢加班的缘故，每多做一个小时就有一毛钱的加班费。
父母不在家，家务活全都包在哥哥和我身上。
弟弟出生时我8岁，我给他洗了3年尿布。
等父母回到家时，我们3个小孩子往往已经睡着了。
我母亲是个非常勤劳，也很会持家的人。
加完班回家后，她还要把第二天的饭菜烧好。
通常是一盘青菜，母亲炒好往桌上一放，我和哥哥中午和晚上放学回来热一下就吃。
母亲十天半个月才会买一次肉，烧好了捞一勺出来放在青菜里，这样吃起来有点肉味。
这样的日子，是我童年最幸福的时光。
到现在为止，我最爱吃的两道菜依然是青菜和红烧肉。
在我眼中，这两道菜实在美味，总觉得没吃过瘾。
后来在微软时，所有熟悉我的员工都知道我这个爱好。
家境的确艰辛，但我的童年记忆倒也不乏亮色。
我最快乐的时光是小学阶段。
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我都是班长，后来又被选为大队长。
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我家所住的弄堂，我从周围人的眼睛里经常看到的都是肯定和喜爱的神情。
邻居们还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巧巧头”，常州话意即聪明的孩子。
甚至还在小学一年级，我就有了人生的第一次辉煌体验。
那时正值“文革”的高潮期，经常有各种群众集会，批“四旧”啊，抓革命促生产啊，学习毛著啊，无不声势浩大、群情激昂。
有一次区里的几所小学集中开会，场地借的是某工厂的食堂，大家带个小凳子浩浩荡荡地去了，可以容纳上千人的空间里坐得满满当当。
为了体现“文化革命”的深入人心，我居然也被选为发言代表之一。
轮到我发言了，我个子太矮，垫了个垫子也爬不上主席台，最后被别人抱了上去。
那时候认得的字还很少，演讲稿是老师写好后让我一句句背下来的。
我依着记忆讲得头头是道，中间还不忘做了些手势。
即使在弄堂里一同玩耍的小朋友中间，我也是焦点人物。
大运河边有个东郊公园，虽然离我们住的弄堂远了点，但因为公园里有假山，正是捉迷藏的好地方，我们经常一放学就往那里跑。
那时候公园一张门票要两分钱，我们没钱，就沿着公园河边的栏杆走，总能找到可以钻进去的地方。
在那里，我的组织能力第一次得到施展的空间。
通常捉迷藏游戏的规则是一个人抓很多人，我觉得缺乏吸引力，于是提出新的玩法。
比如把小伙伴抽签分成三到四组，然后大家比赛，看哪组被抓的人少。
我喜欢在游戏中加入竞争机制，有了竞争，游戏就变得更有意思，因此所有小朋友都特别喜欢跟我一起玩。
无论是鹦鹉学舌的演讲，还是对于游戏规则的创新，以及被小朋友们簇拥着的感觉，在这些大人们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中，我却生平第一次拥有了空前的自信和满足。
也许是因为之后所吃的苦头太多，在记忆中，我甚至觉得，读小学时的每天都是很快乐的。
但我的黄金时代在刚升入初中时就结束了。
小学毕业时我不但是班长还是全校的大队长，按照常理，到了初中也该一路直升。
我就读的中学是常州市第七中学，还没有正式开学，我就被女班主任老师找去学校谈话。
我以为老师是要给我布置新学期班长的工作职责，但事实却和我的设想完全不一样。
那天，整个办公室就她一个人，空荡荡的。
她客客气气地让我坐下，然后告诉我，新学期我的职务不是班长，而是体育委员。
我想我的脸瞬间就涨红了，不知何时竟站了起来，几乎是用一种气急败坏的口吻质问老师为何不让我当班长。
那一天，去学校的途中，我脑子里幻想着被老师委以重任的场景，耳中只感觉蝉蛙的和声是大自然中何其美妙的奏乐。
归家的路上，我才发现，原来这夏去秋来时节的蝉鸣蛙噪，竟何等让人心烦意乱。
老师的解释理由是为了培养我，为了我在将来的社会中能上能下，按当时的时髦说法是“一颗红心，两手准备”。
事实真相当然不是如此。
后来我终于了解到被“暗算”的原因：
我的班主任当时谈了一个男朋友，也是学校里的老师兼团委书记。
我哥哥那时读高一，和我在同一所中学，他也是班长，并且颇受他的班主任喜爱。
偏偏这位团委书记和我哥哥的班主任关系不佳。
这一连串的因果关系，导致我的班主任用这种“特殊照顾”的方式对待我。
这颇有点像现代公司里的人事斗争。
第一次在“办公室政治”的暗战中受到如此打压，我的心情一落千丈。
功课不好好学了，上课时也开始和同桌讲话。
过去我是监督别人不许上课讲话的，如今我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很多年后，我回常州七中参加同学聚会，又见到了当年的班主任老师。
谈及往事，她告诉我说，那时她是第一年做班主任，据她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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