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发展劳务经济 增加农民收入.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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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发展劳务经济增加农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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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筑物顶安装天线，箱体可固定在楼顶女儿墙内立面上。

安装位置应选择无日光直晒或直晒时间较短的位置。

进入防水箱的全部线缆需做防水弯，或采用下走线方式

1）线缆布放的一般要求（线缆包括信号线、电源线）

设备安装位置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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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频同轴电缆应避免与强电高压管道和消防管道一起布放走线，确保无强电、强磁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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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区域的井道、楼板、墙壁等不得渗水

2、会数，会读，会写100以内的数，在具体情境中把握数的相对大小关系，能够运用数进行表达和交流，体会数与日常生活的密切联系。

经过同一直线上的三点不能作圆.

18发展劳务经济增加农民收入

劳务输出是通过有序转移富余劳动力创造经济社会效益的一种有效形式。

扩大劳务输出，发展劳务经济，对于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实现县十二次党代会确定的奋斗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良好的开端××县共有人口20.75万人，乡村人口18.64万人，占全县人口的89.83%。

由于山大沟深，自然条件极差，75%以上的行政村分布在山上，经济、文化、交通和信息比较滞后，全县有城乡富余劳动力5.2万人，其中农村富余劳动力有4.8万人。

经过近几年来有效的组织和引导，劳务输出工作已有了良好的起步。

据人事劳动部门统计，2003年全县劳务输出2.82万人，大约挣回现金1.12亿元。

据统计部门的农村住房记帐监测和农村住房贫困监测调查统计，在农民纯收入中，人均外出打工收入达599.70元，贡献率为38.97%。

2004年，经过组织动员，全县劳务输出4.01万人，劳务输出的途径除一小部分分布在本省的中小城市和邻省湖北的十堰市外，大部分涌向广州、东莞、深圳、北京、上海、天津等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山西、河南也有分布。

实践已证明，劳务输出是增加农民收入最有效、最直接的途径。

一个以劳务输出、富民强县的新兴产业正在兴起。

存在的问题目前，我们劳务输出的“蛋糕”做的还不够大，工作中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缺乏统一组织管理。

绝大部分民工通过熟人介绍带出或三三两两结伙外出找活干。

这种自发无序的劳务输出存在很大的盲目性，有的出去后没有找到工作，又只好踏上返乡之路。

就业稳定性差，合法效益保护难，容易引发各种问题，给劳务输出工作的健康推进带来负面效应。

二是劳务输出素质不高。

据了解，××今年近4万人的外出务工群体中，有专业技术职称证书和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仅有4121人，仅占劳务输出总人数的10.29%，其余都是初中以下文化，还有相当一部分仅有小学文化甚至有的没有文化。

因而在务工工种上呈现出劳力型多，技能型少；普通杂工多，专业技工少；粗糙加工行业多，科技精细行业少。

三是自主创业能力不强。

由于缺乏信息、技术和资金，除少数外出务工人员自己办饮食业、服务业、经销小商店和搞些小工程外，大多数均是被动就业，在外年农民、下岗职工为对象，认真实施培训计划，使外出务工人员既具备基本权益保护、法律法规知识、城市生活常识、寻找就业岗位等方面的知识，又具备外出务工实用技术和职业技能，提高劳务就业率，逐步使劳务输出由劳力型向技能型转变，由单一型向复合型转变。

实现“外出务工一个人，致富创业一个家”、“带出一批人，发展一个村”的创业飞跃。

4、设处建站，搞好劳务信息采集发布。

在太原、东莞、北京等我县劳务输出密集地区或城市设立劳务输出办事处或工作站，负责对重点劳务输出基地的劳务市场开发，协助做好本县人员的安置，协助解决外出务工人员的劳资纠纷、权益保障等实际困难。

并组织动员外出务工“能人”回乡创业，建设家乡。

要高度重视省内外劳务市场信息收集、分析、筛选、发布工作。

输出前要详细考察，获得准确可靠信息。

输出过程中要搞好组织培训，落实专人领送到厂，落实上岗，以减少民工外出务工的盲目性。

要努力培育以“三苦”精神为底蕴的具有××特色和竞争优势的劳务品牌。

5、优化服务，切实方便外出务工人员。

县人劳、计生、公安、民政等部门要积极主动为外出人员做好服务工作，对外出务工人员所需的证、卡、档案资料要及时准确的提供。

办理各类*收费要严格按《收费许可证》和《物价许可证》规定的标准收取，坚决不准乱收费。

*要及时，春节前后等劳务输出高峰期可实行全日工作制，为外出民工提供服务。

（作者系××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中国入世周年投资环境变化调查对于一年来中国执行入世承诺的情况，世贸组织官员、各国政府、专家学者、新闻媒体有着各自不同的视角、观点和解释。

然而，对这一年间中国投资环境的变化有着最直接体验和感受的，却是中国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企业，因此，有关“如何全面、公正地评估中国在入世周年执行入世承诺”的命题，来自企业界的声音也许才是最直接的一种评价尺度。

为探知企业界对入世周年中国投资环境变化的感受，《财经》杂志进行了中国入世周年投资环境变化调查。

调查对象总体界定为在中国开展业务的20xx年度“《财富》500强”公司和排名前500位的大型中资企业（选自20xx年10月由国家统计局编撰、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20xx年中国大企业集团》一书，所选范围为20xx年度营业收入和资产总额均在5亿元以上的1500家企业中的前500名）。

------------------------------------------------------------------调查主要发现一、多数企业对入世承诺的执行情况基本满意二、行业保护和地方保护是履行入世承诺的最大阻力三、企业认为中国政府在入世后最显著的改进是政策修订四、改善司法环境、提高工作效率等是企业对政府的最大期待五、20xx年，在华业务实现快速增长的外资企业百分之百表示这一变化与中国入世有关六、多数企业对未来两年履约持乐观态度------------------------------------------------------------------入世元年投资环境变化较预期温和如果要在“入世一年间投资环境变化”这门“功课”上给中国打分的话，绝大多数企业给出了一个平庸的分数——入世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造成的影响实在是要比媒体所描绘的那种“洪水猛兽”般的图景平淡了很多。

43％的受访者选择用“一般”这样的词来评价入世一年间中国在投资和商务环境上的变化，41％的受访者则表示中国表现出了“较大的变化”。

选择“变化很大”和“基本上没有变化”的经理人加起来只占总样本的9.7％，选择“有较少变化”的人也只有5.4％。

如果用5分制来解释上述选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高达84％的经理人只给了3分或4分。

这说明，入世一年间，中国的投资和商务环境确实产生了变化，但变化的程度远不像人们预料的那样剧烈。

在对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进行交叉变量分析后，我们看到，对于上述问题的看法，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存在着些许不同。

在中资企业中，中选率最高的一项评价是“变化比较大”，达49.2％，而选择这一评价的外资企业只有28.1％，两者比例相差21.1个百分点；反过来，在外资企业中，中选率最高的一项评价则是“一般”，比例高达56.3％，整整比中资企业的36.1％高出了20.2个百分点。

据此我们可以得知，中资企业较外资企业更多地感受到了入世所带来的变化，这表明，从“应对入世”的角度上讲，中国企业的敏感程度要高于外资企业。

履行入世承诺：

一个复杂的话题对执行入世承诺的努力基本满意遵守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原则，逐步开放服务贸易，降低关税，逐步减少和取消对进口产品的非关税措施，废除或更改与世贸组织原则相抵触的法律、法规，改革现有管理体制，实施统一、透明的经济政策等等，都是中国在入世前对世贸组织成员所作出的承诺。

一年间，中国在执行入世承诺的问题上表现如何呢？

73.1％和4.3％的被访者表示，“基本满意”和“相当满意”中国在执行入世承诺上的努力，17.2％表示“不怎么满意”，约有5.4％的被访者没有对此发表意见，在103份有效问卷中，没有出现对中国执行入世承诺的努力表示“非常不满意”的情况。

大多数（65.6％）的被访者表示，中国在执行入世承诺上的表现与预期相差不大。

有两成以上的被访者表示，执行入世承诺的力度比自己预期的要大，仅有11.8％的被访者表示，中国在这一问题上做得“不如预期的好”。

在这个问题上，中外企业的态度比较接近，大多数企业（70％的中资企业和61.3％的外资企业）均认为执行情况与预期相差不大，但认为现实好于预期的外资企业（25.8％）要多于中资企业（18.3％）。

相比中资企业，一些外资公司在事前更倾向于低估中国在入世后的作为。

虽然在执行入世承诺的路途上坎坷居多，但各大中外企业还是充分肯定了中国所做的努力，执行力度也与企业的预期基本吻合。

立法走向透明，垄断依旧严重有关执行入世承诺的具体方面，调查要求被访者就“执行得最好的前三项”和“执行得最不好的前三项”进行排序，通过对入选“最好”的前三项和“最差”的前三项分别进行赋值（执行得最好的前三项分别为3,2，1，最不好的前三项分别为－3，－2，－1），经过加权统计分析后得到最后的结果。

入选“最好三项”的是“加强立法透明度”、“开展入世教育，提供入世咨询服务”和“提高政府工作效率”。

中国政府曾在入世时郑重承诺：

在官方刊物或政府网站上公布所有涉外经贸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未经公布的法律不执行；政府在实施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之前提供草案，并提供一段可向有关主管机关提出意见的合理时间等等。

在入世的头一年里，中国在这些方面有相当明显的改进，得到了中外企业的充分肯定，无论是中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均为“加强立法透明度”这一选项打出了最高分。

入选“最差三项”的分别是“消除行业垄断，扩大直接投资权限”、“消除歧视政策，减少非关税壁垒”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看来，这些在入世前后被大家普遍关注的难点问题，在入世的第一年里依旧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有关行业垄断的问题，中外企业态度接近，在多数企业眼里，能源、金融、保险、电信、邮政等行业的垄断格局仍在维持现状，外资企业想要在这些领域大所作为仍旧是一件遥远的事情。

总而言之，变化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出现。

“提高政府效率”和“保护知识产权”：

中外企业的分歧焦点从中可以看到中外企业对“提高政府效率”和“加强保护知识产权”的评价呈现出显著差异，中企与外企在这两项上的评分差额分别达到了17.5和14.5。

入世一年间，外资企业明显感受到了中国政府在工作效率上的变化，而在中资企业眼里，政府的工作效率一如既往，变化不大。

之所以出现这样大的差异，主要原因恐怕是因为中国政府在工作效率上的改观更多地体现在那些与对外经贸合作相关的部门和领域，在针对国内企业进行管理时，政府的工作作风却并没有因为入世而产生太多的变化。

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在外资企业的评分当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紧随“消除行业垄断，扩大直接投资权限”之后，入选“最差三项”之列，积－15分，而多数中资企业却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近乎中立的评价：

－0.5分，中外企业在这一问题上的明显差异反映出两者在商业利益和文化背景上的冲突和对立。

可以预计，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问题在未来的几年间仍将是中国和WTO成员之间发生摩擦的一根“导火索”。

行业保护和地方保护是最大阻力执行入世承诺的阻力来自何处？

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

通过对中外企业意愿的探查，本次调查发现，行业和地方保护主义是执行入世承诺的最大阻力。

我们可以看到企业对五种阻碍执行入世承诺的原因的评价，评价指数最高，也就是企业最赞同的一种说法是“行业和地方保护主义的阻碍”（评价指数4.127），其次是“司法体系不健全、不稳定”（评价指数4.065）。

如果说中国在履行入世承诺时确有某种程度的执行不力的话，其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具体执行的能力及人才有限”，而是确确实实受到了某些利益集团的主观阻挠。

当然，司法体系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也是影响执行入世承诺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执行入世承诺的过程中，既有司法体制已经显露出明显缺陷。

政府入世前路尚长政府职能转变未达“基本满意”“中国入世实际上是政府入世”。

入世一年间，中国政府在遵守世贸规则，转变工作职能上的变化也成为各方评价中国入世表现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一个原本生活在计划经济或不规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政府是否开始了从“指令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的进程中呢？

企业们根据自己的亲身感受给出了评判。

从中可以看到，超过半数的企业“基本满意”中国政府在这一年里的表现。

如果我们把“相当满意”、“基本满意”、“说不清”、“不太满意”和“非常不满意”这五个态度等级用5分制的方式逐一赋值：

5、4、3、2、1，经过综合的加权分析，中国政府最终得到了3.3分的成绩。

按照赋值标准来解释，中国政府在转变工作职能上还没能够让企业“基本满意”（4分）。

3.3算不上一个优秀的分数，这说明在转变工作职能的问题上，中国政府的努力并没有得到突出的成效。

正如有的媒体所言，想要实现从指令型向服务型的转变，实现从长官意志向科学决策的转变，实现从政企不分向政企分开的转变，实现从地方特殊政策向全国统一政策的转变等等，不但需要一定的时间，更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想毕其功于一役不太现实。

政策修订效果显著具体执行未见起色入世一年间，中国政府在诸多方面展开了应对入世的工作。

据统计，为了履行入世承诺，中国政府近30个部门共清理相关法律文件约2300件，其中废止了830件，重新修订了325件，以求适应于WTO的规则。

本次调查发现，企业对政府在这方面的工作给予了相当大的肯定，近一半企业认为中国政府在修改法律文本方面做出了显著改进。

对此，微软（中国）公司总裁唐峻感触颇深，他说：

“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颁布和落实正在逐步改善中国软件企业的艰难处境，也在国际范围内树立起了中国政府、企业和人民的诚信形象。

”调查发现，在建立独立公正的司法审查体制方面，政府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企业的意见表明，政府并未能在入世后革除司法体制的既有弊端，立法不明，执法不一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于日常的商务活动之中。

此外，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职权划分不明，同一种政策在不同的地区和行业不能得到统一执行的问题也没能在入世后得到比较大的改善。

看来，中国政府在执行入世承诺方面的努力多数还只是停留在政策面上，有关具体执行的司法和体制保障尚不健全。

中国政府在履行入世承诺上的决心和勇气有目共睹，但这种决心和勇气却受到了来自操作层面的掣肘。

突破这一限制需要中国社会更深层次的变革，估计在几年后，入世才能对中国政府形成真正的压力和挑战。

提高行政效率是未来寄望重点在未来两年内，企业迫切要求政府着重改进的，并不是涉及具体商务活动的领域，而是那些与制度环境紧密相关的问题，如完善司法体制和提高政府工作效率。

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都不约而同地把“改善司法环境，提高立法、执法及监管的透明度”和“实施政府机构改革，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两个选项放在了首位，其次才是涉及到进一步开放市场，扩大投资机会的选项。

虽然中国政府在入世后重新修订了上千条涉及若干部门的法律法规，并在相应的政府部门设立了与入世事务和外贸相关的专门机构，对实施入世规则的情况进行监控，但上述改革远不能满足企业的要求，建设良好的司法体系和一个高效、公平、民主的政府，才是中国改善投资环境最核心的内容。

此外，中资企业还迫切希望在相关法律的制定时能有发言的渠道，希望政府加强与企业之间的沟通，希望自己的意见能够对决策产生影响，希望政府能够以一个服务者而不是指导者的身份来管理经济活动。

入世后，政府所面临的压力和挑战，也许更多地来自国内而不是国外。

入世对企业的影响入世：

中企的压力外企的机会入世一年对企业所带来的直接影响，可以从企业的经营状况变化中找到些许相关信息。

可以看出，20xx年间，中资企业的业务较外资企业发展得更为迅猛，这也许与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逆势增长不无关系，相比外资企业，中资企业较少地受到了来自全球经济大环境的影响。

通过对“中外企业经营状况变化情况”与“入世相关度”这两个变量的进一步交叉分析，我们发现，中国入世给外资企业带来了更多的实惠。

从外资企业的样本中得到的信息是，20xx年在华业务实现快速增长的外企100％表示这一变化与中国入世有关。

康明斯东亚地区国际分销市场总经理苏武源认为：

“中国入世为外资公司提供了更好的发展机遇，外资企业将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在实现缓慢长的企业中，63.6％的企业表示这一变化与中国入世有关。

而在那些业务有所下降的外企中，仅有25％的企业表示与中国入世有关，高达75％的企业表示在华业务的缩减与中国入世没有关系。

这一发现在某种程度上说明，20xx年一批外资保险公司和银行撤出中国市场，主要是与全球经济状况以及各自母公司的经营状况有关，并非因为对中国市场失去信心。

相对而言，中资企业却表现出另外一种情况。

在业务快速增长的企业样本中，数据显示业务上的增长与中国入世并没有直接的相关性。

各有一半的企业表示这种变化与入世有关或者无关。

而在业务维持现状不变的企业样本中，入世的影响就显得十分明显。

约有71.4％的企业表示，业务的停滞不前与中国入世有关。

在业务下降的企业中，有40％表示这种变化受到了入世的影响。

20xx年，中资企业的经营状况更多地受到了中国入世的负面影响，而外资企业却因为入世而获得了更多的盈利机会。

从未来一年外资企业发展在华业务的计划中也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应对”和“进攻”：

不同的主题词入世一年来,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从中获益不等,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两者扮演着两种不同角色：

中资企业倾向于“应对”，而外资企业则更热衷于“进攻”。

通过对中选率最高的前五项进行分析比较，我们发现，入世给中资企业带来的机遇主要表现为促进国内企业更快地了解国际市场，获得更丰富的资金和更先进的管理、研发经验;提高中资企业在国际国内市场的竞争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入世第一年对于中资企业来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学习年”。

对外资企业来讲，中国入世以来投资环境的逐步改善，有助于它们进入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赢取更丰厚的利润。

统计表明，入世头一年，中国的出口和引资增长强劲。

20xx年的前8个月，中国出口20xx亿美元，同比增长17.5％；贸易顺差179亿美元，同比增长59.2％；实际吸收外资344亿美元，同比增长25.5％。

事实证明，中国入世让企业实现了“走出去，引进来”的双向繁荣。

面对入世，中资企业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图十五显示了中外企业在中国入世第一年里所面临的主要压力和消极影响。

中资企业感受到的最大压力是“企业竞争力有限”和“外企冲击，竞争加剧”。

另外两项“无法享受平等的商业机会”和“人力资源流失严重”也或多或少与外企的冲击有关。

排在后面的两项是“政府工作效率低下”和“地方保护主义”等与国内投资环境有关的问题。

对于中国企业所面临的压力，联想集团总裁杨元庆认为：

“总的来讲，中国入世后，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管理”，这一弊端在那些规模小、成本高、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的企业中已经充分暴露出来。

与之相反，外资企业的压力却主要来自中国的投资环境。

“政府工作效率低下”、“市场准入度低”以及“司法体制不健全”等问题阻碍着外资企业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相比中资企业，外资企业更渴望打破既有的垄断格局，获取更多的商业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对中资企业最不构成压力的是“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在中资样本中，无一例选择该项，而在外资样本中，该选项却是位居第四的负面影响。

同样，对外资企业最不构成压力的一项“人力资源流失严重”（中选率3.13％）却是中资样本中位列第三的主要压力（31.15％）。

这一统计数据的巨大差异，显示出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所面临着的两种不同境遇：

同一种因素在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中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影响，这说明，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很多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利益冲突。

入世第一年，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相互角力的一年。

共同的担忧：

政策不稳定、保护主义盛行和行业垄断在谈到未来一年企业最担心的问题时，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态度却呈现出惊人的一致。

在中资样本和外资样本中，中选率居前三位的均为“政策不稳定”、“保护主义盛行”和“行业垄断加剧”，而且这三项的排序和中选比例也非常接近。

中外企业同时对此有着相当程度的疑虑和不安，说明上述三项正是中国投资环境的软肋。

此数据也说明，中国政府在入世后的一年里，并没能在上述问题上给企业一个明朗的态度；可以预见，未来几年内这三个方面将存在着不小的变数。

对未来两年的乐观与观望大多数中外企业对中国在未来两三年间履行入世承诺保持乐观。

从图十七可见，31％的企业表示，中国在履行入世承诺的问题上将会有根本性的改变和进步，55％的企业表示“将有现有基础上取得些许进展”。

当然也有一成的企业对此持观望态度，认为“不会有太大改观”。

也许，大规模的政策调整和机构重组在入世三年后才会到来，未来两三年仍然只是一个过渡性时期。

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驶入世界经济轨道的车轮已然启动，中国全面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已不可逆转。

调查说明本调查历时一个月，向800多家知名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发放了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03份，回收率为13％。

成功回收的103份有效问卷成为本次调查最终进行实际统计分析的样本。

经过对有关样本数据所作的效度检验表明，本项调查所获数据在95％的置信水平下用于推断总体时的最大误差小于±3％，即本次调查对样本的分析结论基本上可以代表调查总体的意见。

在本次调查的有效样本中，73.1％的被访者属于CEO、副总裁、区域经理、部门经理以及高级研发等管理人员。

中资公司中有8.2％的被访者为董事长或CEO，而外资公司的这一比例则达到了21.9％。

这样的样本结构对于评价中国入世一周年的变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被访企业的行业分属食品饮料、纺织、日化、制造、机械、商业、能源、石化、外贸、电信、银行、保险、证券、汽车、计算机、通讯设备、家用电器、航空、媒体出版等二十多个行业，样本几乎涵盖了所有与入世相关的行业。

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样本构成比例达到了6：

4，所有分析数据均以中选百分比为基础进行比较，实现了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均衡分析。

在本次调查的有效样本中，分别有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瑞士、西班牙、爱尔兰、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十几个国家的企业，实现了对国别的均衡抽样。

[1]在XX搜索:

中国入世周年投资环境变化调查关于全县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调查与思考关于全县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调查与思考（20xx年7月14日）加快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农村经营体制创新的一种有效形式，也是发展农村合作制，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应对WTO的一种有效措施。

然而目前，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运作上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值得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一、我县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现状我县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经济体制改革、经营制度创新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加快了发展。

据调查统计，目前我县农村已有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个，其中专业合作社＆＆个，专业协会＆＆个，拥有社员（会员）＆＆人。

在＆＆个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中，创办于1995年前的＆＆个，创办于1996-1999年之间的＆＆个，创办于20xx年之后的＆＆个。

全县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20xx年年末拥有固定资产10918万元，当年实现销售收入＆＆万元，纯收益＆＆万元，其中向社员返利＆＆万元。

二、当前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中要研究解决的几个问题1、对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认识还不足。

主要表现为：

一是对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对农民自发组建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过问不多，甚至任其自生自灭；对政府或部门自己牵头举办的，也只求形式，不求效果，或只管建立，不管发展和发挥作用，做表面文章。

二是对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性质认识不足。

没有正确把握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基本原则，造成有的地方在引导、发展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时，包办过多，管了不该管的事，特别依托政府或部门兴办的大部分专业合作组织，基本上由政府或部门的领导担任社长或会长，以致介入过深，行政干预色彩过浓。

而政府该管的诸如引导、规范管理、加强扶持等则管得较少，农民真正得到的实惠也不多。

2、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服务层次较低，与农民的合作领域有待于进一步拓宽。

目前我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