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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洪滨
蔡洪滨：
最可怕的不平等是什么
2011-2-17
我给大家看两个图（略），反映我能找到的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纵轴是人均GDP的增长，横轴是实现增长所用的年限，大部分国家都能从1000美元达到3000美元，但此后的发展，长期三四十年停滞在发展中国家，只有少数能进入发达国家。
日本、韩国从人均3000美元进入发达国家的步伐很顺利，其它一些国家没有这么顺利：
墨西哥、阿尔巴尼亚、秘鲁等。
这些图的意义是什么?
告诉我们一个基本原则，人类的发展史从来不是线性的。
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都能摆脱所谓的贫困陷阱，但很多国家摆脱不了中等收入陷阱，即人均GDP长期停滞在中等收入水平，比如秘鲁1960年代以来一直停留在人均5000美元左右。
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发展方式是不一样的，第一阶段人均GDP3000美元以下，是要素驱动，第二阶段是效率驱动，第三阶段是创新驱动。
第一阶段，有钱做点投资、有力量就去工作，如果政治比较稳定、有粮食和基础设施，就能在这个阶段摆脱贫困陷阱，所以大部分国家都能达到。
第二阶段，就是中国即将进入或已经进入的阶段，所谓效率驱动阶段。
生产要素配置的效率要提高，同时这些要素的质量要提高，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投资的积极性要调动起来。
第三阶段，其实离我们稍微有点远，所谓创新驱动阶段。
各个层面都提到，我们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关于出口比重、通货膨胀等等问题，我们需要弄清楚哪些是根源，哪些是表象，比如说储蓄率太高，日本、韩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储蓄率也非常高，等经济增长率落下来，储蓄率自然也落下来，所以储蓄率是人为调控不下来的，在大的经济增长阶段，可能是经济增长的一个现象，而不是因素。
与中国密切相关的四个因素：
政府规模过大、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人力资源积累不足、健康不足。
将世界经济增长与四个因素做相关性分析，政府规模过大引起反向的效果，财政占GDP已经达到相当的比重，由此带来一些问题。
贫富差距过大与经济增长有一些相关，中国的贫富差距也确实过大。
相对我们的经济增长水平而言，人均教育水平算是比较好的，教育水平跟经济增长也有一定的正相关。
与人均寿命也有正相关。
过去30年我们取得很大的成就，人均GDP年增长8%，未来30年为什么不能年增长8%?
如果以此为目标，人均GDP将达到1.5万美元，对比世界经验，其它各国人均达到3000美元，未来20年会不会到1.5万美元?
综合所知的因素建模，包括上述四个因素，还有投资比例、教育比例、通货膨胀、对外投资等等，上述四种因素单独分析，可能有一定的相关性，但综合起来关联并不显著，为什么?
世界各国哪些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哪些不能?
按照这个模型把中国的因素放进去，20年后中国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概率是64%，但对这样的预测并不能太抱信心，因为刚才这些因素已经决定经济增长的道路并不具有必然性。
通过刚才简单的分析，能看到什么?
托尔斯泰告诉我们，幸福的家庭看起来都很相似，不幸福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对于国家也是这样。
为什么有的国家能够顺利步入发达国家，有的国家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我认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最核心的因素是社会流动性，收入分配、教育不平等、健康不平等，这些都是动态概念，并不是最可怕的，而社会结构的固化、社会流动性低才是最可怕的。
什么叫动态的不平等和静态的不平等?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两个社会，一个没有社会流动性，父辈穷则子辈穷，一个收入差距大但社会流动性强，哪个更有活力?
这就是静态和动态之间的关系。
具体而言，社会流动性是什么?
是上一代人的收入对下一代人的影响，就是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相关系数在-1到1之间。
社会流动性意味着代际相关指数在合理范围内，如果是负数，代表上一代是穷人下一代也是穷人，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改变这种现状，-1显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正常社会都在0到1之间，因为代际之间有各种因素影响传承，自然是高于0的概念。
而趋于1有彻底的变化，上一辈会直接影响下一辈。
较高的社会流动性有利于社会增长，只有较高的社会流动性，才能调动所有人的积极性，进行人力资源投资，努力工作，积极创业和创新，进入中等收入同时进入效率驱动阶段，其中最核心的是什么?
是人们进行人力资源投资的积极性，愿不愿意学习?
这是最最重要的，有这样的积极性，一定要给他提供机会。
理论界有两位中外的牛人对此有所涉及，厉以宁教授提到体制刚性和弹性的问题，一个社会刚性还是弹性，重要的区别就是有充分的流动性，我们两千年来的封建社会，刚才有位嘉宾讲科举制度的失败，在于科目选错了，但科举制度是个很了不起的发明，使人们愿意去读书。
中国封建社会有这种弹性机制的设计，保证了社会的流动性。
另外一个经济学很牛的人埃斯莫格卢，提出精英社会不能实现长期繁荣，在于社会流动性低，精英阶层之外的人群才能得不到利用，是静态的损失。
更重要的是，精英阶层之外的人群看不到机会，所以没有必要去努力，浪费了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
实际上GDP增长与社会流动性有非常非常明显的正相关，这种相关性极有启发意义，参考其它国家的例子，拉美国家普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为什么?
原因之一是代际的相关性，秘鲁、巴西相关性都超过负0.5%-0.6%，美国相对较高，欧洲一些国家都是0.3%左右，而这种社会扭曲就能使一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为什么进入中等收入以后容易引起社会结构固化?
是由于从贫困陷阱跳出来之后，就是我们所讲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时市场公平竞争的规则未能建立，政策做不到公平公正，导致一部分人利用这些不到位的政策，使得社会难以建立起流动机制。
刚刚从要素驱动阶段做起来，每个人都觉得我的成功是因为我了不起，社会对动态的机会平等没有共识，这就使很多国家慢慢社会固化，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的情况怎样?
1949年之后社会流动性显然非常高，因为是一个阶级打败另外一个阶级;改革开放初期较高，出现一批农民企业家，到现在的企业家阶层，而近十年，有各种现象表明社会流动性有下降的趋势，有一些学者，如斯坦福两名教授在2010年表示从1998年开始中国代际之间的相关性上升，出现了所谓的富二代、官二代现象。
此外我们对光华管理学院学生的背景做了一点调查。
首先声明，光华管理学院不是一个嫌贫爱富的学院，尤其本科生招生基本都是各省优秀的学生，每年还有二十多个各省状元，我们竞争这样的生源，只要考的好都会积极争取，不会挑背景。
对比上一代和我们这一代，有多少人来自农民和底层家庭，2003年到2007年本科生的趋势，高收入家庭的学生在增加，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在下降，农村学生比例2003-2007年都不到10%。
为什么对比刚才两个指标?
我们这一代上大学的时候，我相信农村学生的比例至少在40%，现在是10%。
同时中国农村人口至少60%，而在学院里只有10%，这意味着中国13亿人口，绝大多数农村人的机会是相对少的。
那么中国如何避免社会固化?
如何提高社会流动性?
社会上首先要有这样的认识，现在谈论静态收入不平等，在我看来，这个问题要少说多做，但是我们说的太多了，大家都关注静态的不平等，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都觉得政府应该给我补贴，这对推动中国的社会发展没有任何帮助。
而且过多关注静态的不平等，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最可怕的是不平等固化在代际之中，成为长期的不平等。
要解决这一问题，我认为是非常艰巨的任务，要从以前物质上的基础设施建设转移到市场和法律的基础建设上。
还有职业市场准入的限制，现在政府采用各种考核机制，有个国际经验我觉得很受启发，就是美国的平权法，由肯尼迪总统推动，不能把人放出去跟他说，你现在跟他们平等了，可以跟他们竞争，这还不够，追求的不只是自由还有机会平等，平等不仅是权利和理论，美国最崇尚个人主义和自由竞争，但对以前处于机会劣势的人群有另外考虑。
平权法对群众平等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主要是性别之间，美国女性现在在政界、法律界、商界、教育界现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一半的人都觉得自己有机会，只要努力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将投资从物质资本转移到人力资本，而且不仅总量要增加，还要着重消除教育和健康的不平等。
例如日本从1949年开始教育立法，投入经费也逐年上升，法律规定全国师资尽可能统一，东京最好的小学人均经费不能超过最偏远小学的两倍，而我们是二三十倍，日本教育法规定一个老师不能在同一学校任职5年以上，这样就不可能有所谓重点中学。
学校、社会组织都是拿纳税人的钱，都是公立机构，我们的社会责任不仅在于发灾以后捐点钱，更重要的是给没有或缺少机会的群众创造更好的机会，美国规定任何接受政府项目的机构、组织、企业，其雇员人数都要满足一定条件，少数族群占多少、妇女占多少，处于不平等待遇的群众涉及政府招标，财政拨款，都有优惠条件，我觉得这是健康的社会、健康的政府要做的事情，我们作为拿纳税人钱的公立机构，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要形成这样的文化共识，要求所有人参与，现在很多公益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光华管理学院每年给学生提供奖学金、助学金，资助贫困生到国外交流，都是很好的理念和实践，但我觉得还可以做的更好。
不仅是富人的责任，是所有人的责任。
相对13亿人中的绝大多数，在座的各位都是幸运儿。
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但他想的是安得广厦大庇天下寒士，这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情操。
中国社会现在进入关键的发展阶段，面临巨大的经济转型命题，但我觉得更大的命题是怎么转变社会结构，增加社会的流动性，使人们尤其是年轻人，都感到有机会、都有积极性，只有这样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能够保证经济长期增长的社会，这不是道德的问题，也不是哲学和政治理念的问题，是我们要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
最后我讲一个小小的个人体验，大家都读过鲁迅先生《故乡》一文，小时候我没有什么感受，十年前回江西老家探望祖母，最近又回去，给我的感受非常深，回来之后我反复地读鲁迅在一个世纪前写的《故乡》，这种机会的不平等仍然存在，我能感受到鲁迅先生坐着船，品味着社会不平等的悲哀。
希望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一起努力实现鲁迅先生的希望。
张维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简介][博客]
网易财经8月讯网易财经《意见中国－－网易经济学家访谈录》栏目近日专访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
张维迎是市场经济的捍卫者，也是中国争议最多的经济学家之一，如今，他以心平气和心态宣讲市场经济。
2009年二月，张维迎在亚布力会议上提出“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但是，2009年全世界却都在救市。
一年多过去，张维迎如何看全球大救市？
如何看他埋葬凯恩斯主义的理想？
张维迎教授于近日来到网易演播室，畅谈了两个小时。
在这两个小时里，张维迎谈到他的新书《市场的逻辑》。
他希望《市场的逻辑》至少能够引起人们对流行的经济学谬误的怀疑与思考。
在访谈中，张维迎对中国经济形势、收入问题、腐败问题、房价问题、经济学信念问题等诸多问题提出了见解。
他特别解释了自己为什么对市场这么执着。
在访谈的下半场，张维迎指出，腐败的根源是权力。
张维迎说：
“如果一个政府部门拥有的权力特别大的话，你监督它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难，那么这个权力它就可以用于寻租，肥自己，损害大众。
”“政府去做事带来的负面问题总是比我们想象的要多，而好处总是比我们想象的要少。
”
张维迎认为，企业家的责任是创造利润，利润是对企业家承担责任的回报。
但是政府干预使得企业家的行为发生扭曲。
企业家不再把心思放在创新和创造利润上，而是放在和官员搞好关系上。
“因为你政府的权力干预之后，包括救市的政策，你控制资源，只要你控制资源，就有人来‘捣鼓’你，有人动这个心思，这样就使得企业家的能力、配置发生了错误。
”张维迎告诫企业家：
“也许你短期看是这样的，但是政府不可能长期帮你的忙的，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做好自己的事。
”
张维迎认为经济学家的责任是为市场经济辩护。
他说：
“当你是经济学家的时候，责任是这个，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就是因为有好多经济学家不去承担这个责任。
”他认为，经济学家最重要的品质是坚持理论的彻底性和逻辑一致性、坚持说真话，不搞机会主义。
“你的理论不彻底，不透彻，可能贻误了这个社会，而不是帮助了这个社会。
”
《意见中国》特别说明：
由于张维迎教授访谈时间长达2小时，谈到很多重要观点，故特以上、下两期呈现。
以下为下期访谈实录：
权力与干预导致腐败
网易财经：
从经济学上看，腐败的根源在哪儿？
张维迎：
权力。
农民没法儿腐败，不是农民觉悟高，是他没有权，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如果一个政府部门拥有的权力特别大的话，你监督它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难，那么这个权力它就可以用于寻租，肥自己，损害大众。
所以凡是有权力过大的地方一定是腐败得更严重。
如果我们调查一下中国各个部门，我们用一个概念叫含金量，一个权力的含金量有多大。
“含金量”大的机构腐败一定最严重。
比如现在我们看到的好多交通局出问题，为啥呢？
现在高速公路的建设投资太大，如果没有这些公路建设，那么这个部门就腐败不起来。
还有一些特殊的政策，看起来好像是挺好的，实际上它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导致了腐败。
像我在书里面有一章谈到的就是关于《反垄断法》的忧虑。
反垄断大家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你看看郭京毅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反垄断法》的好多东西变成来执行这种政策、法律的人的谋私的手段了。
好比一个生产铅笔的人、生产打火机的人，他的资产也可能很大。
我知道中国有一个生产假发的企业也做得很大，国际市场上让它占了百分之几十了，你去反垄断它干吗？
好多的政策也许出现的初衷是好的，所谓改进效率，促进公平啊，但是最后本身一定会变成腐败的根源。
而腐败本身又导致了更大的不公平，不仅是不公平，是不公正，这个正义比一般讲的公平更重要。
现在我们有一些廉租房，或者是平价房之类的，不也是变成腐败的一种了吗？
现在查出来好多地方的官员利用所谓平价房拿到土地，然后给自己盖豪宅。
就是说，这些你是防不胜防的。
从这一点上说，政府去做事带来的负面问题总是比我们想象的要多，而好处总是比我们想象的要少。
政府干预扭曲了企业家的行为
网易财经：
您以往常常为企业家呼吁，为此还遭到很多的辱骂和攻击，这两年您认为企业家的处境有什么变化？
你还会继续为他们疾呼吗？
张维迎：
其实我们需要呼吁的是建立一个公平的、让每一个人都发挥才能的环境。
应该说这两年我们有一些方面是恶化的，特别是有一些国有部门，借着它拥有的垄断权力挤压民营企业，包括强迫收购。
你就只能卖给我，如果不卖给我，我一定搞死你。
因为它控制着行业，有垄断的位置，就是这个路我把持着路口，你不交钱就不能过。
像这次山西的煤炭整顿事件，我觉得这应该也是中国市场化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挫折。
我们尤其要看到，如果政府不遵守基本的协议，怎么让老百姓遵守？
在这种强买强卖，名义上说是有补偿，实际上是不补偿，这个问题的后果非常非常严重。
这样下去的话，大家看现在民营企业家移民的人更多了，形成了一次新的移民浪潮。
移民就是买一个保险，不是说他就不回来了，而是万一出事儿了，他可以有一个地方躲起来。
我觉得这些首先反映出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发展是不太好的。
如果我们这些企业家能够把心思都好好运用于创新、用于市场的推广、用于研发，肯定比把心思、时间都花在出国办手续、去探亲这些事情上要好吧。
网易财经：
但是确实也有很多企业家也希望政府救市，他们希望自己也被拯救，对这些企业家您想对他们说什么？
张维迎：
每个人都一样，每个人都想从别人那里得到好处。
市场的法则就是你想得到好处，就要做事，创造出价值来。
政府拿出公共资源以后，好多企业家的行为就扭曲了，扭曲到什么程度？
本来他应该去创造价值，可是他现在去分配价值了。
不是把自己的产品做好，让消费者更喜欢，然后获得利润，而是想办法把政府搞定，获得利润。
这就是因为你政府的权力干预之后，包括救市的政策，你控制资源，只要你控制资源，就有人来“捣鼓”你，有人动这个心思，这样就使得企业家的能力、配置发生了错误。
我的告诫就是：
也许你短期看是这样的，但是政府不可能长期帮你的忙的，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做好自己的事。
所以我说企业家跟我们每个人一样，有时候经受不起短期的诱惑，但是记住：
决定你真正的长期生存的，还是你创造价值的能力，而不是你分配价值的能力。
网易财经：
您曾经说过“企业家的责任就是追求利润”，很多人对这个观点很排斥，在这里您能再阐述一下这个观点吗？
张维迎：
其实如果大家看我的书的话，应该更明晰一些。
好多人可能没有完全理解透这句话。
当我们设计这个利润的时候，本身就是要一个责任制度的。
谁有能力赚钱？
只有能力承担责任的人，才有能力赚钱，这是我讲的最本质的东西。
一个成功的牛奶公司要赚钱，要为多少人承担责任？
首先我们看，奶农、奶站，甚至前面的饲料，你都要承担责任，你的内部员工、销售渠道，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可能毁掉你。
你有多大的能力承担责任，才能赚多大的钱。
你的企业做得越大，意味着你的责任越大。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当然我们利润这个制度是人创造的，不是天生的，我们为什么创造它？
我们把每个人的责任都分清楚。
我们让一部分人免除责任。
老板给雇员买保险，你只要好好干，市场风险不要你承担，我承担。
然后我们在宏观的角度来看，利润就变成了衡量这个企业——我说的是大部分的情况——衡量这个企业是不是真正完成了这个责任。
你亏损，连基本的工人工资都付不了，那你尽到什么责任了？
你不可能尽到责任。
你连资本的资源价格、地租、利息都付不起，这就是你浪费了社会资源。
只有你把所有这些都付了以后，剩下的东西，那你剩的越多，说明你比别人干得越好，创造价值越大。
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条件。
比如我们还有垄断企业，它赚钱多也不等于它一定贡献大。
赚钱多意味着它从消费者那儿拿的、剥削的多。
再回到我在书里一开始讲的，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是什么？
你如果想要幸福，首先要让别人幸福；如果你不能让别人幸福，你自己就没法儿幸福。
一个企业不能让消费者感到满意，你就不可能卖出去东西，那你有什么利润可言？
一个老板，如果不能让员工满意，那这个老板也是当不长久的，企业也是不可能做好的。
现代经济当中，只有一个机构可以达到不需要让别人幸福，自己就可以幸福。
哪个机构呢？
就是政府部门。
为什么？
你看企业要获得收益是用价格，政府获得收益是用税收，税收是强制性的。
任何一个东西一旦强制以后就没有必要让别人幸福了。
这又回到最根基的问题，就是自由。
市场的这些运行都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上。
计划体制不仅是不让别人幸福，而且反倒是让任何人追求自己有幸福，只有把别人搞得很惨，只有让别人感到不幸福，自己才能感到幸福。
这就是很糟糕的体制。
坚持市场信念不怕被攻击
网易财经：
去年全球都在救市的时候，在中国只有您和许小年等少数的经济学家反对救市。
如果有人问：
“难道说全世界那么多政府和经济学家都错了，就你们几个人对？
”您会怎样回答这样的问题？
张维迎：
我想人们的决策其实有两个因素，第一个是知识，另一个是利益。
在倡导救市的凯恩斯主义里面，这两个因素都有，一部分人是属于知识问题，因为他们不明白道理，另一部分人是因为利益。
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了，因为谁能拿到政府救市的钱，谁就能得到好处。
所以那个时候中央分钱，各地派高级官员——副省长、计委主任都来，等在门口要钱。
大家就像抢东西一样，都不想落后。
我们看到的声音一定会是赞成的多，因为反对的人不发出声音的，赞成的人因为的利益太大，他就会发出这个声音来。
网易财经：
您最近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如果有人给您10亿元，您也未必会写一本反市场的书，您对市场的信念为什么这么执着？
张维迎：
这个人呢……人们总是追求幸福，有的人认为有钱就是幸福，有些人觉得有名就是幸福，有些人觉得有权就是幸福，不同的人对幸福的理解都不太一样。
但是我想人还有一点，就是人们追求一种对知识的渴求。
人类的好奇心和他对真理的追求也是人一个很大的满足。
我想很多科学家并不富有，他仍然能够自得其乐，就是一种实现感。
当我们觉得自己能够认识世界的复杂现象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愉快。
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网易财经：
您说过经济学家的责任是捍卫市场经济，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经济学者，他们并不捍卫市场经济，他们还为政府干预唱赞歌，但是他们得到了很大的利益，还得到了老百姓的赞同与赞誉，面对这样一种情况，您从来没有想过要改变自己的原则吗？
张维迎：
每个人都不一样。
我刚才已经说了，其实我都很理解每个人的处境，各人有各人的追求，我们不能用自己的偏好去强迫人家。
我只是按照自己的行为方式，我觉得这样快乐，这样幸福，这样愉快，那我就这样去行为。
网易财经：
但是您说的是经济学家的责任，而不是您个人的责任。
张维迎：
是啊。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好多的角色。
作为经济学家就是你的一个职业角色，但你还是一个普通的人啊。
当你是经济学家的时候，责任是这个，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就是因为有好多经济学家不去承担这个责任。
网易财经：
只是您个人认同这种责任？
张维迎：
那当然了。
网易财经：
您自己为什么非要给自己加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责任？
又没有谁要赋予您这个责任。
张维迎：
你怎么能说我吃力不讨好，你凭什么概念说我吃力就不讨好？
我觉得挺好，所以这就是每个人的判断不一样。
网易财经：
因为您遭到很多攻击嘛。
张维迎：
攻击……不一定。
你也可以这样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我宁可让人攻击，也不愿意说那些自己认为不对的话，就像我刚才讲的，这是一个偏好。
我们如果说什么话都是按照有多少人同意的角度来说，这就没有科学了。
网易财经：
您有没有觉得由于您这么坚决、彻底的反对政府干预，使得您在官员或者经济学圈中在渐渐的被边缘化，有没有这种感觉？
张维迎：
没有。
而且你应该相信，人们会越来越认识到，坚持市场体制、继续改革的重要性的。
尤其是作为学者来讲，必须要看得更长远一点。
知识的竞争、思想的竞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如果我们每人都想整天站在舞台的中央，你是演不好戏的。
演戏的人一定要有好多的准备，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学术也是这样的。
你老想站在舞台的中央，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网易财经：
您的新书《市场逻辑》，您对它说服更多的人有多大的信心？
张维迎：
我相信这个说服有时候不一定是完全的。
好比你原来坚持一种观点，我能说服得你对自己原来的信仰半信半疑，这也是一种说服。
这本书如果对我们现在习以为常，大家熟视无睹、认为理所当然的，其实在本质上是错误的东西，能够重新反思它，这样我就很满足了。
网易财经：
如果这次政府救市彻底失败，您觉得人们真的会回到奥地利学派的观点上吗？
张维迎：
有可能，但还不一定。
因为掌握资源的人的任何一个失败都可以说成是别人的失败，不是自己的失败。
所以这个东西并不是一个完全透明的、公平的竞争。
就像我们一个单位一样。
单位有权的人，别人有成绩了他都揽在自己身上，有错误了他都说是别人的。
外界的人不知道啊。
当然内部的人可能知道。
所以只有一部分人能闹明白，大部分的人都闹不明白。
我在书里讲了，其实好多我们现在认为市场上的这些问题，本身其实是政府给它捣鼓出来的，就像“卖拐”一样。
经济学者不能奉行机会主义
网易财经：
您是在牛津读的博士，但是这个学校并不是很彻底的支持市场，在您回国以后，国内的经济学圈里面绝大多数的人也是或多或少的支持这样那样的政府干预的，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您却变成了一个很彻底的市场经济的支持者，是您自己的什么特点使你能够跳出这种环境的影响？
张维迎：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猜想可能我是追求理论的彻底性、严格的逻辑推理。
尤其我们对人有一些基本的假设，然后我们在这个情况下去分析，我们能够把问题看得更透一点。
我不太愿意在探讨一个问题的时候浅尝辄止，闹一个大体上明白点。
这种“半夹生饭”的理论，经常使你像墙头草一样，一会儿说这个，一会儿说那个。
只有彻底的理论才能经受起时间、历史的考验。
网易财经：
您曾经写过一篇很深情地回忆母亲的文章，能谈谈母亲对您的影响吗？
张维迎：
我母亲对我的影响主要是做人的影响，她从小告诉我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这也是一个案例教育。
她遇到好多别人的事情或者自己的事情，但是她终身都是一个善良的人，这个我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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