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纸贴花瓷及其源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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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纸贴花瓷及其源流

剪纸贴花瓷及其源流

剪纸艺术，属民间美术类，它是我国最具民族特色的传统美术。

剪纸艺术在我国最早出现是北朝，据考古资料，新疆阿斯塔那地区的三座北朝纪年墓葬中共出土5幅团花剪纸［1］，有对猴团花、对马团花、几何纹团花，均采用“折剪”技法，经叠折剪裁，图案匀称，艺术技巧上已相当成熟。

因此，剪纸的出现应早于北朝，只是待考古实物资料证实之事。

图1唐代寿州窑黑釉剪纸贴花枕

我国将剪纸艺术融入陶瓷器皿中应是唐代，是中国古陶瓷装饰艺术丰富多彩、博采众长和兼收并蓄的具体表现，它是剪纸与陶瓷芝术相交融的典范。

以往，提到陶瓷中剪纸装饰，自然而然地首先将目光集中于吉州窑，并联系在一起，认为陶瓷中剪纸装饰是宋代吉州窑首创。

但陶瓷中剪纸装饰是在什么条件下出现的呢？

又有什么特色和与之相关的工艺？

尚很少看到专研文章。

本文不可能对吉州窑的装饰及工艺问题的方方面面都讲得很清楚，仅就其剪纸贴花装饰的主要问题，如剪纸贴花的起源年代、几种不同的工艺等问题略抒己见，并就教于方家。

图2唐代寿州窑黄釉剪纸枕

其实早在唐代的陶瓷产品中，已出现不少剪纸贴花纹。

如安徽寿州窑、湖南长沙窑、河北定窑等。

一、剪纸贴花的几个早期窑口

寿州窑“漏花印纹，用薄兽皮预制各式的图案花纹，在器胎未施瓷衣前，将漏花印版贴在胎坯上，遂施白瓷衣，然后取下印版，胎上即漏成阴文花，再施黄釉入窑煅烧，便呈现浓厚色彩的漏花印纹。

黑釉器，待施白色瓷衣后，将预制漏花印纹版贴上，施黑釉后取下印版入窑煅烧，即成黑釉白色的漏花印纹”［2］。

图1为唐代寿州窑黑釉剪纸贴花枕［3］。

另外还有青釉剪纸贴花枕，如1958年芜湖市唐墓出土的“青釉漏花印纹瓷枕”，长方体，顶面中部微凹，下底略小，两端为平方形，圆棱角，顶面中心漏印一朵圆形几何花纹，底部有一小圆气孔，通体施自色瓷衣，表面施青釉，底部露胎。

窑址亦采集到同类剪纸贴花碗残片标本［4］。

图2为唐代寿州窑黄釉剪纸枕［5］，高7.5、枕面长15、宽10㎝，呈圆角长方形，枕面略弧凹，胎体较厚重，胎色白中泛黄，施白色化妆土，釉色褐黄，釉层薄厚不匀，开片细小。

底部平坦无釉，有月牙形气孔。

枕面贴菱花形牡丹开光纹剪纸，再上罩褐黄釉，然后在牡丹花内涂上鳝黄釉焙烧。

巧妙运用色泽深浅对比，纹饰质朴而俏丽。

扬州文物商店藏。

图3唐代寿州窑茶末釉贴花枕

另外也见贴木叶漏花枕，但部分不像是用植物木叶做为漏版，似用剪纸刻成叶状。

如图3唐代寿州窑茶末釉贴花枕［6］，1980年出土于扬州市东风砖瓦厂，高8.6、宽10.4、长12.8㎝，叶片排列规整，叶纹呆板缺少自然天成之感；图4唐代寿州窑漏花印纹枕［7］，现藏日本出光美术馆，木叶纹饰缺乏生动天然神韵，亦为剪纸刻叶纹。

图5唐代寿州窑剪纸贴花枕［8］，现藏故宫博物院，在黑釉下见白色剪纸窗花，新颖别致。

图4唐代寿州窑漏花印纹枕

长沙窑出土的青釉飞蝶纹银锭式枕也属剪纸漏花之先例，它是将剪纸蝴蝶贴在胎坯上，施化妆土后取下剪纸再罩青釉烧成，无化妆土的蝶纹即成褐色漏胎。

它同时也是一种胎装饰的较早范例。

飞蝶纹银锭式青釉枕上的飞蝶看上去非常规矩呆板，既无笔锋也无立体感［9］，属于剪纸漏花无疑。

图5唐代寿州窑剪纸贴花枕

河北曾出土3件唐代剪纸贴花执壶，图6为衡水市出土黄釉剪纸贴花执壶，高18.1、口径7.6、底径11㎝，敞口，圆唇，短直颈，溜肩，鼓腹，最大腹径靠近下部，平底微内凹，肩部安管状直流，曲柄，颈肩之间安双泥条系，胎体坚致厚重，造型雄浑饱满，器腹平行饰刻篾点纹，流下方两侧各饰菱形剪纸贴花一枚，通体施化妆土，罩黄釉；图7为正定县出土黄釉剪纸贴花执壶，高13.7、口径6.6、底径9.6㎝，造型与上图基本相同，更显庄重饱满，器腹饰蓆纹，流下饰菱形剪纸贴花一枚，通体施化妆土，罩黄釉；图8为隆尧县出土黑釉剪纸贴花执壶，高21、口径6.5、底径8.1㎝，敞口，圆唇，斜直颈，丰肩，深腹，平底，肩部安管状直流，曲柄，颈肩之间安双泥条系，胎体坚实厚重，流下饰菱形剪纸贴花一枚，施半截黑釉，下半截无釉露胎。

推断这3件剪纸贴花执壶为早期定窑产品［10］。

虽然窑址中尚未见到这类器物标本，但河北出土的剪纸贴花执壶均为菱花形，采用折剪技法，所表现的是一种简练、朴实、淳厚、古拙的北方风格，配以雄浑饱满的造型十分协调。

从造型看，北方窑口黄釉执壶一般最大腹径是下腹，也见一种最大腹径在上腹部的，但颈部较长，整体显得修长，不丰满，而寿州窑最大腹径在上腹部，下腹内收，器型丰满挺拔；北方窑口流为圆管状，部分流上还饰有弦纹，而寿州窑黄釉执壶一般为多棱形流。

另外北方窑口多饰有蓆纹，部分为剪纸漏花，而寿州窑黄釉执壶均为素面，无任何纹饰［11］。

定窑剪纸图案与寿州窑南方剪纸设计、风格是不同的，而长沙窑执壶上不见剪纸漏花装饰，且多为青釉，仅见瓷枕上有剪纸漏花装饰。

因此，可确定河北出土的剪纸贴花执壶不是寿州窑、长沙窑产品，判为定窑产品是比较恰当的。

另外，有报道［12］称：

内蒙古托克托县东胜城址出土一件金代黑釉暗纹瓷罐，该罐通高29.7㎝，直口，低颈，宽肩，下腹收敛，平底，口径与底径相等，胎细白，内外施黑釉。

自颈至上腹印有暗纹，系在施釉时先贴花，施釉后揭去贴花，再施一层薄釉面成。

报道未附图片，亦未说明揭去贴花后，所再施的一层薄釉是否为透明釉或其他色釉。

但可肯定属剪纸贴花无疑，从文字描述看，“胎质细白”与定窑产品胎质相似，而不同于其他剪纸贴花窑口的产品。

推测可能是定窑产品，至于是否为金代，需待见实物才可判断。

图6衡水市出土黄釉剪纸贴花执壶

二、吉州窑剪纸贴花的师承及创新

吉州窑剪纸贴花是在早期寿州窑、长沙窑、定窑漏绘花装饰的基础上，在宋代时将剪纸这一民间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灵活地运用到了陶瓷装饰中来，并以此为开端，不断发展完善，形成了多种漏绘技巧，木叶贴花与剪纸漏花的原理是相通而又不相同的。

最主要是独创了用两种铁含量不同的釉料，先后二次施于同一坯体的剪纸贴花纹器。

制作时，先在胎坯上施一次含铁量稍高的黑褐地釉，将制作好的剪纸纹样贴在所需位置，最后再施一层含铁量稍低的釉料，揭掉剪纸纹样后入窑烧成，成品表层釉色呈现出类似蛋黄色斑的窑变色，下层为褐黑色剪纸轮廓。

木叶贴花与此法原理相通，但制作工序不同，笔者已有专文［13］，不再赘述。

图7正定县出土黄釉剪纸贴花执壶

从出土及海内外收藏的吉州窑剪纸贴花器来看，以碗为大宗，装饰部位多在内壁，部分朵梅纹饰于内壁及内底。

另外也见瓶、炉、枕等，但较少见。

装饰题材有龙、凤、鹿（图9，宋吉州窑剪纸奔鹿纹碗，高5.9、口径11.5、足径3.4㎝）［14］、鸳鸯、蝴蝶、鹤鸟等动物图案及植物梅、兰、竹、菊、杜鹃花纹等，以及开光文字类、火焰宝珠类、菱花类等，佛像题材仅见上海博物馆藏南宋吉州窑剪纸佛像纹碗［15］。

图8隆尧县出土黑釉剪纸贴花执壶

吉州窑最早的剪纸漏花是把剪纸印版图案贴在胎上后，施一层黑釉，揭去印版即成漏版印刷之效果，烧成后即可见釉色与胎体截然不同的两色分明图案，为区别于这种一次施剪纸装饰与两次施釉剪纸装饰，可将第一类称为“剪纸留白”，后者称“剪纸贴花”。

“剪纸留白”应早创于剪纸贴花，从宋代至元代均见剪纸留白装饰产品实物传世。

如吉安市博物馆所藏的宋代吉州窑“黑釉剔花火焰宝珠纹海碗”（图10）、南宋吉州窑“黑釉剔花杜鹃花纹四系罐”（图11）、元代吉州窑“黑釉剔花火焰纹圈足炉”（图12）［16］等，实为剪纸留白纹，从图片上可看见旋坯纹，不见剔刻纹。

可见吉州窑从初级到中、晚期还一直使用这一工艺。

再看镇江出土的宋代吉州窑“黑釉剔花长颈瓶”（图13）腹部剔刻对称窗花纹，黑釉与黄褐色花纹交相辉映［17］。

该“黑釉剔花长颈瓶”也是剪纸留白纹，剔刻不可能表现出如此工整对称的窗花纹。

它们仅是唐代寿州窑、定窑剪纸漏花或称剪纸留白的翻版。

进一步发展成多数是在已施黑（褐）釉的胎体上覆贴剪纸印版，再施一次乳浊色釉，漏花处为黑（褐）釉地色，同时外壁点染同种彩釉成玳瑁等纹，也见外壁不再点彩的朵梅盏；再一种是将印版花纹刻空，贴在已设地釉的坯胎上，漏彩于盏壁，形成漏版印刷之效果，但数量稍少。

图9宋吉州窑剪纸奔鹿纹碗

以往只知道吉州窑剪纸贴花（剪纸留白）器有碗、瓶、炉等，不见剪纸贴花枕。

广东省文物鉴定站收存一件珍贵的南宋吉州窑剪纸贴花枕（图14），长22、宽11、高8㎝，呈束腰长方形，八角稍圆，立烧，一端见四支钉痕，另一端有一圆形气孔，枕上下两各贴两枝折枝梅花，正面与背面各贴一枝折枝菊花纹，两端各贴一只鹤鸟。

枕面剪纸贴花处呈酱黑色，余釉为褐黄色中带紫、蓝、绿等色交织的窑变色斑，胎质白中闪黄，胎土有明显沙质。

此枕珍罕之处在于：

证明吉州窑曾生产过剪纸贴花枕，而且有菊花纹和鹤鸟纹［18］。

图10宋吉州窑“黑釉剔花火焰宝珠纹海碗”

还见一种漏花兼剔刻再绘彩的“漏花剔刻绘彩瓷”（名称为笔者拟定），以往吉州窑研究文章中均无人提出，它的出现极大的丰富了吉州窑的装饰工艺和技法，为吉州窑剪纸贴花器的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它不应被后人遗忘。

如图15宋代“褐釉剔花折技梅纹瓶”、图16“黑釉剔花折技梅纹三足炉”［19］，该装饰为先将朵梅剪纸图案贴在器胎上，再施一层黑（褐）釉，揭去剪纸印版即成剪纸漏版朵梅初形，再剔刻枝干，后绘花蕊，入窑烧成独特的“漏花剔刻绘彩瓷”。

图17为香港徐氏艺术馆藏元代剪纸云凤纹瓶［20］，在漏花云凤上加红彩描纹，红彩鲜艳，不同于以往所见漏花彩绘的铁褐色，窑址标本似未见。

图11南宋吉州窑“黑釉剔花杜鹃花纹四系罐”

三、剪纸贴花的相关工艺及根源

目前所见吉州窑研究文章不少，针对剪纸贴花多侧重于欣赏类及讨论其题材内容、装饰技法、形式以及与民间剪纸工艺的比较，而对于相关工艺及根源所在少有涉及。

目前我们已知道剪纸贴花工艺并非吉州窑首创。

早期（唐代）剪纸贴花瓷实物已见到安徽寿州窑、湖南长沙窑、河北定窑，而窑址出土实物的仅限于寿州窑。

图12元代吉州窑“黑釉剔花火焰纹圈足炉”

早期（唐代）剪纸贴花瓷工艺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应该是受到胎装饰工艺的影响，北魏洛阳城内大市遗址曾出土9件黑釉瓷，其中４件碗的器外口部与腹部用刮釉手法划出二道宽弦纹，弦纹露胎，黑白分明；1件杯的器壁用刮胎手法刮成三道弦纹，黑白相间；1件盂的器外腹部用刮釉法饰二道弦纹，均显现出装饰花纹特色［21］。

图18为汉魏（东汉、曹魏、西晋、北魏）洛阳城出土的北魏黑釉刮胎盂［22］，高10.6、口径10.2、腹径16、底径7.2㎝，可谓是最早的刮胎装饰产品。

而唐代安徽寿州窑、湖南长沙窑、河北定窑的剪纸贴花所追求的效果亦为胎釉的色差对比视觉感受。

因此，剪纸贴花首先得益于胎釉对比的早期胎装饰，继而将民间剪纸这一传统工艺运用胎装饰而移植到了陶瓷装饰上来。

而宋代吉州窑的剪纸贴花不断继承与创新发展，又得益于鎏金银器、金银平脱器和夹缬等工艺，夹缬也是使用漏版的防染印花法，部分吉州窑剪纸漏花亦是由花版漏印而成［23］。

图13宋代吉州窑“黑釉剔花长颈瓶”

唐宋时期陶瓷与金银器或漆器的关联问题已有部分研究者论及。

图19为唐代花卉纹金银平脫铜镜［24］，径19㎝，1955年陕西西安市出土；图20唐代高士宴乐图嵌螺钿铜镜［25］，径29.3㎝，1955年河南洛阳市唐墓出土。

从以上图片的排比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们有着同一目的，即美化装饰器物，均用剪刻手法将图案“嵌贴”于器物表面。

吉州窑的木叶纹和剪纸贴花不正是从这些工艺上变化改进而来的吗？

如果说以上说法还难以佐证，那么，我们再看看法门寺出土的2件唐代银扣平脫漆瓷碗。

图21为唐银扣平脫漆瓷碗［26］，该碗的曲口下方腹壁上，先涂一层黑漆，再将已剪刻成5朵花丛双燕团花银箔贴在上面，并加工磨光，使银箔团花与漆地齐平，然后罩透明漆。

贴在碗壁的5个团花是先做成一个近圆形的箔片，然后在其周边镂空雕刻出缠枝荷花6朵，一一绽开在枝叶蔓网间，上下左右有序，虚实分明。

花中雕出两只鹦鹉作展翅对飞状，鹦鹉的眼睛、羽毛是用凿划手法刻出来的，并施以鎏金处理，更具活泼感。

南京博物院曾在海州发掘西汉墓出土过以漆器饰贴金银箔作为花纹装饰的例子。

而瓷器上平脱金银箔法门寺金银平脫瓷秘色碗是第一次发现，它是唐代陶瓷工、金银工、髹漆工合作互用的结果［27］。

图14南宋吉州窑剪纸贴花枕

螺钿漆器亦属平脱一类，它们应是在镂金剪纸传统工艺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完成的工艺品。

50年代新疆阿斯塔那地区的三座北朝纪年墓葬中共出土5幅团花剪纸，证实了中国于南北朝时期已经流行剪纸工艺，其源流可能又与“镂金作胜”、“剪彩为人”等传统民俗有关。

而烧造剪纸漏花瓷的宋代吉州地区，于同时期或稍后的元代又是螺钿漆器的著名产地，两者之间的关系无疑也是值得加以留意的［28］。

图15宋代“褐釉剔花折技梅纹瓶”

四、剪纸贴花的有关文献记载

有关“剪纸贴花”或“剪纸漏花”等都是近代所定名称，古代文献没有明显的记载。

不过，陶穀《清异录》中倒有几条与之相关联的文字，现摘录如下：

《清异录·茗荈门》“生成盏”条载：

“馔茶而幻出物象于汤面者，茶匠通神之艺也，沙门福全，生于金乡，长于茶海，能注汤幻茶成一句诗，并点四瓯，共一绝句，泛乎汤表小小物类，唾手可办耳。

檀越日造门求观汤戏，全自咏曰，生成盏里水丹青，巧画工夫学不成，却笑当时陆鸿渐，煎茶嬴得好名声。

”图16“黑釉剔花折技梅纹三足炉”

该书“漏影春”条载：

“漏影春法，用镂纸贴盏，糁茶而去纸，伪为花身，别以荔肉为叶，松实鸭脚之类，珍物为蕊，沸汤点搅。

”图17香港徐氏艺术馆藏元代剪纸云凤纹瓶

该书“茶百戏”条载：

“茶至唐始盛，近世有下汤运允，别施妙诀，使汤做水脈成物象者，禽兽虫鱼，花草之属，纤巧如画，但须臾就散灭，此茶之变也，时人谓之茶百戏。

”图18汉魏（东汉、曹魏、西晋、北魏）洛阳城出土的北魏黑釉刮胎盂

从上述记载不难窥知，当时流行“茶百戏”，要求“馔茶而幻出物象于汤面”，为了使茶汤能幻出“禽兽虫鱼，花草之属”种种物象，达到茶戏的娱乐效果，已出现了用剪纸贴于碗内壁的“伪为花身”，但“须臾就散灭”。

而吉州窑的剪纸贴花碗正是这时运应而生，《清异录·茗荈门》中的“生成盏”、“漏影春”、“茶百戏”所指茶盏是否就是吉州窑的剪纸贴花碗、木叶盏呢？

或许又是指描金盏呢？

但如果以剪纸贴花碗、描金盏来营造茶百戏的各种幻象的话，这些“禽兽虫鱼、花草之属、纤巧如画”的物象就不应该“须臾就散灭”了。

图19唐代花卉纹金银平脫铜镜

30年代日本学者中尾万三已注意到《清异录》中的与茶碗有关记述，并指出1199年日本不可弃和尚登五台山献茶时“每盏茶花瑞”的记载，认为与“茶百戏”有关［29］。

茶汤出幻象似乎也常出现在佛寺禅院供茶于佛的神通感应，如日本入宋禅僧荣西“登天台山见青龙于石桥，拜罗汉于饼峰，供茶汤而感现异花于盏中。

”［30］图20唐代高士宴乐图嵌螺钿铜镜

笔者曾在《木叶纹装饰研究》［31］一文中指出吉州窑木叶碗为寺庙僧人多用，其实剪纸贴花碗也为僧侣所喜爱。

为何剪纸贴花、木叶贴花纹装饰所见多施于碗盏内，仅见一例剪纸贴花枕和一些剪纸留白、木叶漏印纹其他器皿。

究其原因，是与“茶百戏”以及佛寺禅院僧人喜好有关，相关问题及当时的饮茶习俗等留待另文探讨。

图21为唐银扣平脫漆瓷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