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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对我国就业影响的理论研究
FDI对我国就业影响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
【摘要】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业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就业是民生之本，在我国日益严重的就业形势下，从外商直接投资的角度研究就业问题就显得意义重大。
本文的研究从总体、分区域和分产业等三个角度全面展开，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多层次系统地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就业效应；就业结构
第一章
第一节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一国的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吸引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一项重要经济政策。
我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一直积极吸引外资，利用外资规模越来越大，并于2002年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吸引FDI最多的国家。
据联中国统计年鉴，2010年我国吸引了来自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FDI达900.3亿美元，占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8％。
与此同时，我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就业压力问题较大，“就业是民生之本”，解决就业难问题、促进就业的持续增长、实现“社会就业比较充分”是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和任务。
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1980年中国劳动力有5．39亿人，约占世界劳动力总量的26．4％，相当于中等收入国家劳动力总量的1．05倍，相当于高收入国家劳动力总量的1．46倍；1995年中国劳动力为7．09亿人，约占世界劳动力总量的26．3％，相当于中等收入国家劳动力总量的1．03倍，相当于高收入国家劳动力总量的1．64倍；预计至tJ2010年中国劳动力供给总量将达到8．02亿人，相当于中等收入国家劳动力总量的1．17倍，相当于高收入国家劳动力总量的1．72倍。
如此巨大的劳动力人口基数，使得我国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
能否使劳动力得到较充分的就业，不仅关系到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还直
接影响了社会的稳定。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我国的就业矛盾更加突出。
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效应逐渐减弱，就业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不能保持协调，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并没有带来就业的快速增长。
我国就业增长弹性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20世纪80年代（1980-1989年期间）就业增长弹性系数为0．322，到90年代，就业增长的弹性系数降为0．1，中国表现为低就业增长的经济增长模式。
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进入对我国经济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业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截至2006年底，在外商投资企业中的直接就业人数为1407万人，约占城镇就业人数的5％，与2005年相比直接新创造了162万个就业机会。
从这些数字上来看，FDI的确对我国的就业产生了促进作用。
然而，仅仅根据外资企业就业人数的变动数据显然不能全面反映FDI对我国就业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还会影响国内其他企业的劳动就业，FDI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影响。
因此，在我国日益严重的就业形势下，从外商投资的角度研究就业问题就显得意义重大。
FDI对就业的影响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复杂的，FDI是否促进了我国就业数量的增长，对就业数量的影响有多大，FDI对我国不同区域就业的影响有何不同，FDI对我国就业结构的升级又有何作用，吸引和利用FDI能否成为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一个主要途径。
本文就试图从这几个方面来对我国FDI的就业效应做一个系统的思考，以期得出相关结论和一些有益的启示。
第二节、国内相关研究
近年来，随着FDI研究的深入和我国就业问题的日益严重，国内有不少学者开始关注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就业的影响，下面本文从FDI对中国总体就业量、区域就业和就业产业结构的影响等三个角度来对现有研究做出归纳：
（一）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总体就业数量的影响
中国是二元经济结构特点显著的人口大国，再加上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带来的隐性失业显性化问题，维持稳定的就业增长和控制失业率就成为了我国重要的宏观经济目标之一。
因此，涌现出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以证实FDI能否对中国就业数量增加起积极作用。
一些学者研究了FDI流入与我国整体就业的关系，并得出了正向相关的结论。
王振中（2000）等人从净增量变化角度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数量的效应，FDI对我国就业影响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论证了FDI对就业量的正面影响。
牛勇平（2001）对1986—1999年的FDI与中国就业数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认为，在国内投资效率下降或相对下降的形势下，FDI对就业数量的增长具有不可低估的正效应；港澳台企业创造就业数量效应较为显著。
陈咂（2001）从动态就业能力、提供的有效就业岗位的角度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劳动力就业数量的影响，认为外商在中国投资的总量和广度上的加大会提升我国的动态就业能力。
袁志刚（2002）考察和估计了1978年以来FDI对我国就业的直接影响与FDI通过前后向联系、乘数效应增加间接就业的情况。
同时也证实了FDI与之相关联的一揽子资源投入对我国就业扩大的“溢出效应”。
蔡防、王德文（2004）认为，虽然FDI就业份额仍然较小，但由于其增长速度非常快，使得该领域就业对中国总体就业增长的贡献率很高。
徐磊（2005）的实证研究发现，无论在长期还是短期，FDI都是中国就业的一个Granger原因；中国FDI流入量对中国的就业存在正向的拉动效应，提高了中国的就业水平。
徐涛（2005）认为，FDI的进入不仅直接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还会通过总需求扩张等渠道产生外部性，影响国内就业。
他的研究结果表明，FDI对总需求的刺激是影响中国就业的主要渠道。
王剑（2005）基于微观和宏观经济理论构建了FDI与东道国就业的联立方程模型，将外资对就业的直接效应和问接效应纳入到一个理论模型中予以综合分析，结果表明FDI一方面通过直接效应带动了中国就业，另一方面通过挤出国内投资和提高生产率水平产生了减少就业的间接效应，但总效应是积极的。
沙文兵、陶爱萍（2007）应用协整及相关理论，利用1979—2005年的年度数据研究了FDI与我国就业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就业量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
外商直接投资每增长1％，长期来看将带动我国就业增2．13％。
金碧、陈仲常（2007）从FDI就业效应的三个传导渠道出发，特别地在模型中加入反映FDI独资化倾向的变量，研究认为FDI与其独资化倾向均对就业有着积极而显著的正影响。
部分学者对FDI对就业数量的影响做出了分阶段的研究，得出了一些不同的结论。
李海舰（2000）针对外商投资企业是否仅起到转移就业的作用进行了分析，认为如果将改革开放20年分为三个时期，那么从1980年至1J1995年FDI起到了扩大就业的作用；从1996年至U1998年仅起到转移就业的作用；从1998年到现在基本上是一种扩大失业的作用。
胡峰（2002）从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不同动机入手分析了其对我国就业数量和就业质量的影响。
邱晓明（2004）认为随着在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由劳动密集型加工行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行业发展，直接增加就业的作用明显弱化，导致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发生了变迁，其发生变迁的原因有产业结构升级、利用外资政策变化、国际分工的深化以及在华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
霍倩佳、罗良文（2005）分析出FDI的就业效应在我国现阶段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即增加的就业总量下降、直接效应弱化、间接效应增强、就业的质量提升效应进一步被强化。
孙倩、桑百川（2005）认为外商投资所能吸纳的劳动力数量并不简单取决于投资规模，而取决于资本有机构成，资本有机构成不同时其对就业的影响是不同的，即是随着时间发生变化的。
刘维林、胡晓鹏（2005）分析了跨国公司对就业影响的时间效应，认为跨国公司的进入在长期内并没有带来中国就业水平的提高，而且对就业产生了明显的挤出效应，直接导致了就业弹性的下降。
钟辉（2005）通过对FDI在短、中、长期对中国就业的影响程度作动态的分析，指出影响程度随着内资企业的竞争力提高和产品市场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并非当前学者所认为的成简单的正相关。
牟俊霖（2007）的研究认为，由于初始阶段FDI主要是技术水平偏低的劳动密集型投资，所以1993年以前FDI的直接就业效应非常显著，但由于初期国内企业竞争力不足，因此负的间接就业效应也很显著；1993年以后随着FDI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国内企业竞争力的提升，FDI的直接就业效应减小，负的间接就业效应也减弱。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区域就业的影响
从区域结构上看，中国呈现东部劳动力集聚的鲜明特征。
许多学者注意至UFDI在劳动力东部集聚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这种集聚不仅包括人才集聚，而且包括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集聚。
中国人口庞大、地域广阔，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转移有着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
中西部地区非农化就业转移缓慢，东部地区不仅本地区非农化就业转移迅速，而且也吸引了中西部农业剩余劳动力向东部移动。
这是与各地区工业化进程密切相关的。
东部沿海地区已进入工业化中期，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仍处于工业化的中前期。
工业化的进程又与FDI在东部沿海的工业布局紧密相关。
蔡叻、王德文（2004）认为，东部沿海地区的三资企业是这些农村转移劳动力以及新就业劳动力的重要吸纳部门。
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个特征是其高度集中在制造业。
这种投资结构与中国的比较优势变化是颇为一致的，FDI对我国就业影响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即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具有最大的比较优势，因而其国际竞争力也较高。
20世纪90年代以来，沿海地区、特别是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省制造业就业增长迅速。
FDI及其决定的东部地区产业集聚与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呈正反馈关系，并成为中国特有的劳动力产业间转移轨迹。
袁志刚、范剑勇（2004）从FDI与沿海产业集聚的逻辑出发，提出了FDI与农业剩余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因果关系。
杨云彦、徐映梅、向书坚（2003）把劳动力从中西部向东部移动归因于东部地区的“再工业化”进程，并提及FDI的可能作用。
走在工业化进程前面的东部地区有着包括人力资本在内的吸引外资的区位优势，外资在东部沿海的集中促进了东部沿海的产业集聚，东部沿海地区农村异常丰富的劳动力储备正好回应了大量外资企业在该地区的建立，整个沿海地区快速发展的工业化景象又引发了劳动力向东部流动。
朱金生（2005）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劳动力大规模向沿海地区迁移和流动，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投资倾斜是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重要导向因素，二者具有高度的相关性。
资本投入向东部地区的倾斜，更重要的是FDI的大量流入为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并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大量流入东部地区。
FDI除了对区域就业的直接效应外，还通过加快经济全球化进程、推进区域的进出口贸易、拉大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带动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等对区域就业产生间接的影响。
（三）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产业结构的影响
还有一些学者从产业的角度研究FDI对我国就业的具体影响。
黄华民（2000）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第一、第二产业的就业产生负效应，仅对第三产业产生正效应，综合效应为负，与外资相比，内资更能促进国内就业的增加。
曹小燕（2003）利用相关统计资料分析得出：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倾向于减少第一产业就业而相应增加第二、第三产业就业，而其对第三产业就业贡献大于第二产业；外商直接投资在各产业的分布差异、投资方式特点等直接导致了FDI于各产业就业影响的差异，进而促进了我国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化。
田素华（2004）实证分析结果表明FDI和全部外资对上海市第三产业的劳动就业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增量FDI不利于上海市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增加劳动就业机会，全部外资增量对上海市第二产业的劳动就业也有负面影响。
罗良文（2004）从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方式结构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就业效应，同时还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
丁明智（2005）比较了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投资对就业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在三次产业中的就业效应，分析得出：
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影响为正效应，但就业增长主要靠国内投资拉动；外商直接投资在第三产业中的就业效应较显著。
张二震、任志成（2005）分析了FDI与中国就业结构演进的关系，认为FDI促进中国就业结构演进主要有两个途径：
一是推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二是促进劳动力素质结构升级。
周旭峰、许雄奇（2006）运用柯布一道格拉斯函数，就1984-2003年FDI对我国三大产业就业贡献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FDI对第一产业就业贡献不显著，对第二、第三产业就业存在明显的贡献，综合来看FDI对我国总体就业贡献并不显著。
薛敬孝、韩燕（2006）专门研究了服务业FDI流入对东道国就业的影响，他们认为服务业FDI对就业的数量影响可以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个层次，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服务业FDI流入对我国就业数量的拉动作用不大。
三、现有研究评述
一般来说，FDI对东道国就业的增加是有贡献的。
从整体上看，外商直接投资以企业形式把资本、技术和管理融为一体，客观上提供了一种有组织、高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不仅能够弥补东道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资本和技术缺口，还会带来组织、管理、企业家才能等东道国所短缺的资源，这些资源与东道国丰裕的劳动力资源相结合则能促进就业的增长。
当前国外关于FDI就业效应的研究已有不少，但由于中国相对其他国家具有本身的特殊性，因此国外的研究结果只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而不具有完全的适用性。
同时笔者也注意到，国内当前有关FDI对就业影响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许多研究者只是通过实证分析得出FDI对我国劳动就业产生影响的结论，没有从理论上揭示FDI就业效应产生的根源，相关的理论分析研究还不够深入，研究者也很少系统地分析FDI对我国就业产生影响的机制，缺乏对影响FDI就业效应因素的系统分析：
而且由于研究方法、研究角度和数据选取的不同，最后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
因此，本文试图在这些方面做出一些贡献。
第三节：
本文的研究方法和结构
本文系统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的影响，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影响的各种因素和机制，以及FDI对我国总体就业量和就业结构的影响。
本文主要结构如下：
首先对国内外现有研究做出概括性的回顾和评述，在此基础上阐明了本文的研究方向；其次在理论上研究FDI的就业效应，并建立了一个分析FDI就业效应的理论框架，系统地分析影响FDI就业效应的各因素；然后从总体、分区域和分产业等三个角度全面分析了我国FDI与就业的现状；最后结合全文的分析，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第二章FDI与就业的相关理论综述
一、资本与就业的关系理论
最早涉及研究资本与就业之间关系的理论是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理论。
在该理论中，马克思认为资本有机构成和失业率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
即资本有机构成越高，等量资本所吸收的劳动力越少。
在随后的经济学发展中，西方经济学家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理论，认为在短期内的有效需求不足会造成不充分就业，因此政府应采取包括增加投资等一系列经济措施以扩大需求、促进就业。
该书发表后，投资成为各国政府促进就业的重要工具。
菲利普斯提出了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表明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存在反向相关关系。
即通货膨胀率高时，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低时，失业率高。
同时菲利普斯曲线在一般意义上阐述了投资规模同就业的关系：
更高的投资水平将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在他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用隐性失业来描述发展中国家传统农业部门那些边际生产率为零的过剩劳动力，探讨了二元结构发展模式下的失业问题。
“二元结构”是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由两个不同的经济部门组成：
一是传统农业部门，二是现代工业部门。
刘易斯认为，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很低，边际劳动生产率甚至为零或负数，这里有大量的非公开性失业，而现代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但从业人数较少，其相对较高的工资水平可以吸引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转移。
刘易斯等人强调现代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对吸纳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和最终解决二元结构失业问题发挥重要作用。
以上这些理论成果主要研究的是国内资本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下面就来谈谈外资对就业影响的相关理论。
二、FDI与就业的关系理论
20世纪30年代后期，伴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开始广泛应用。
目前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就业的理论主要涉及两方面的内容：
一个是外商直接投资对投资输出国就业的影响，一个是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就业的影响，本文主要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就业的影响。
以下是三个有代表性的理论：
（一）“两缺口"理论
钱纳里（H．Chenery）和斯特劳特（A．Strout）于1966年在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均衡和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两缺口"理论。
其中心论点是：
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目标所需的资源数量与其国内的有效供给之间存在着缺口，即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利用外资可以有效地填补这些缺口。
他们认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受技术、储蓄、投资三个因素的影响，他们重点考察的是储蓄约束和外汇约束的影响。
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劳动力充裕，资源丰富，但是缺乏先进的技术、充足的储蓄，造成国内投资能力弱的局面，从缺口外部开辟资金来源，即引进国外资金，可以同时填平两个缺口，进而对就业产生刺激效应。
（二）坎普贝尔（Compbeel）的研究
坎普贝尔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就业的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
即就业数量、就业质量、就业区位。
从就业数量上看，外商直接投资有可能使就业机会增加，也可能使就业减少；从就业质量上看提高了工资与生产率，但也可能带来了某些不受欢迎的惯例；从就业区位看，外商直接投资给高失业区创造了机会，但产生了造成新的失业的可能。
总之，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就业产生了双重影响。
（三）邓宁（Dunning）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邓宁在研究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时指出：
“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入与流出对就业的最基本的影响似乎都不在于就业数量，而在于就业的产业构成、技能组合、质量及其生产力。
"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就业质量的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为东道国雇员提供较高的报酬和较好的工作条件；二是通过培训当地雇员而为东道国开发人力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东道国就业人员的素质；三是改变东道国的就业人员构成，为妇女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三、影响FDI就业效应的因素分析
影响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就业效应的因素很多，本文把它们分为资本因素、市场因素和技术因素三种类型来分析。
其中资本因素包括：
FDI的数额、FDI的方式、FDI的来源地及投资结构等；市场因素包括：
FDI进入动机、FDI模式、FDI企业与内资企业的关联和竞争、市场规模与市场需求等；技术因素包括：
技术进步、外溢效应和资本有机构成等。
（一）对资本因素的分析
1．FDI的数额
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机会的影响首先取决于东道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数额的大小，流入东道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额越大，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所能创造的直接就业机会就越多，吸纳劳动力的容量越大，对提高就业水平的积极作用也就越明显。
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就业创造水平是与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数额成一定的正相关关系。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利用一直保持了强劲的势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数额不断增长，保证其直接就业创造效应的不断增强，在外资企业就业的员工人数持续增加。
2．FDI的进入方式
通常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东道国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绿地投资（GreenfieldInvestment），即通过新设的方式建立中外合资企业或者外商独资企业；另一种是并购（M＆A），即兼并或收购东道国现有的企业。
绿地投资在短期内通常会吸收大量的劳动力。
首先，因为出于成本的考虑，外商投资企业一般除了设置少量本国专业人才和管理人员以外，主要是在投资地招募人员。
一方面，培养少量的高层次人才，实现“本土人才的国际化”；另一方面大量雇用当地的普通劳动力。
其次，绿地投资可以间接创造就业，如在大规模公司厂房的建设中，可以提供大量的短期就业；通过关联效应促进国内供应商、分销商就业的增加。
但在长期内，绿地投资也有可能因为加剧国内市场的竞争而导致失业的产生。
并购的投资方式往往会导致被并购方企业的业务整合、人员调配，短期内不会增加就业，也不一定会出现减少就业的局面。
如果被并购的企业是濒临倒闭企业，或者被并购企业的雇员拥有有价值的技能和能力，或者并购的目的是为控制某个已经运行良好的销售网络，那么并购行为是能够保留就业的。
如果并购以后的重组和整合是成功的，那么长期内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但是，一般情况下我国的原有企业机构较为臃肿，效率相对不高，积累了大量的冗员；而外资企业注重效率，在并购我国企业后，往往会裁掉许多不需要的员工。
外商直接投资并购所造成的就业挤出效应不容小觑，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我国的就业压力。
3．FDI的来源地及要素密集类型
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创造效应与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结构有一定的相关性。
一般来讲，来自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创造效应大于来自欧美发达国家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创造效应。
牛勇平（2001）通过回归分析发现，港澳台投资企业的就业弹性为2．74，而欧、美、日等国家和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就业弹性为1．11。
之所以产生这种差别，是与它们的投资结构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创造效应与生产过程的要素密集类型是密切相关的，投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就业创造效应大于投资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外商投资就业创造效应，这也是不同来源地的外商直接投资产生不同
就业效应的原因。
如果FDI投资项目的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等量外资就能够吸纳较多的劳动力，其就业创造效应较大。
比如在我国的服装纺织业、电子制造业和食品加工业等劳动密集型的工业部门，FDI的直接就业创造效应非常突出。
如果FDI投资项目为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其需要的劳动力相对较少，而且一般需要的是较高素质的技术劳动人员，因此其就业创造效应较小。
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带来东道国急需的资金，填补储蓄和外汇“双缺口”。
但是，持续大量的外资流入必将改变国内资本与劳动力的相对价格，资本相对比较充裕，厂商将逐渐增加资本的投入，从而降低对劳动力的需求。
根据“罗勃津斯基定理”，资本要素价格的下降将促使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不利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产业结构产生较大变动，很大一部分FDI就进入到化工、汽车、房地产等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这正是FDI就业弹性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对市场因素的分析
1．FDI的进入动机
进入动机不同的外商直接投资，会对国内市场产生不同的影响，进而对国内就业产生不同的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东道国主要出于以下动机：
资源获取型、利润重心型、生产基地型、市场开拓型、知识提取型和风险分散型等六种不同的类型。
赵景华（2002）基于问卷调查基础上的分析发现生产基地型和市场开拓型的动机占外商对我国投资动机的95％。
生产基地型的外商直接投资，是将中国作为其生产基地为目的。
此类FDI看重的是中国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和各类资源，主要是一些出口导向型的加工生产企业，目的是开拓广阔的国际市场，因而对就业的积极影响表现在吸收了大量从农村转移出来的无技术基础的劳动力。
如果其产品与国内企业存在较大的差异，就能够创造出更多的就业：
如果其产品同国内企业存在较大的相似性，则有可能挤出部分出口企业的市场份额，导致出口企业的萎缩，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
市场开拓型的外商直接投资，有着完善的管理水平和先进的科学技术，进入中国不仅带来了资金，更重要的是技术、管理、科研水平和组织系统等无形资产，因而其具有内资企业无可比拟的市场竞争力。
以市场开拓为目的的FDI提供的产品同内资企业的产品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在中期国内市场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只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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