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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第四章
第四章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和社会功能
第一节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
一、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定位问题
党的十五大，对邓小平理论、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对经济体制改革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作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深刻论述，对我国改革开放、跨世纪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
实践的发展，理论的创新，社会的进步，必然要给人们的思想带来新的冲击和变化，也使我们对思想政治教育位置问题进行新的思考。
（一）要把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始终定位在各项工作的首要位置上
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
毛泽东同志指出：
“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又说：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告诫全党：
“我们一定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切实认真抓好，不能放松”。
江泽民同志更进一步提出，要讲政治，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各项建设的首位。
这些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反映了思想政治工作与其它工作相互关系的科学规律，为我们做好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动力。
但改革开放以后，一些同志对思想政治教育首要地位的认识，却发生了偏差，使思想政治工作软弱无力。
九十年代以来，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思想政治教育有了很大加强，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各项事业的发展。
但“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在有些单位甚至有些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中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这个问题所以不易彻底解决，既有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等多方面原因，也有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特点的因素在起作用。
一是由于受过去长期“左”的影响，人们对“突出政治”的“逆反心理”还没有完全消除，同时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还程度不同的存在着形式主义的问题，使一些同志在情绪上厌烦思想政治工作。
二是改革开放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导致的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与我们倡导的、带有鲜明党性原则的思想政治工作导向的一元化的矛盾，使一些同志自觉不自觉地抵制思想政治工作。
三是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容易出现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倾向。
四是党内和社会腐败风气的滋生和蔓延，严重削弱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信誉。
五是思想政治工作成果所具有的潜在性，决定了它不可能象生产经营那样有“钱数”，象军事训练那样有“环数”，使人们不易认识思想政治工作的巨大作用，从而对思想政治工作缺乏应有的热情。
六是国际形势趋于缓和，大国之间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使有的同志看不到国际经济竞争掩盖下的西方对我“和平演变”的政治图谋，出现“淡化政治”的倾向，因而忽视思想政治工作。
实践证明，思想政治工作的强弱、效果的好差，首先取决于是否自觉地把它置于各项工作的“首要地位”上，这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前提。
但从上述分析看，这个问题的反复解决，必将贯穿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始终。
特别是在十五大之后，全国将出现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新高潮的情况下，更需要在这个问题上提高认识，保持清醒的头脑，使思想政治工作真正处于“首位”，从而使其充分发挥对改革和建设的服务保证作用。
为此，我们必需从理论上有个清醒的认识，从而坚持其首要地位不动摇。
（二）要把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势定位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点上
我党七十余年的历史经验证明，由于我们坚持将思想政治工作置于“首要地位”，更重视全党去做，因而形成了无可比拟的独有的优势。
但历史同样也证明，我们运用这一优势、发挥这一优势，就必须对这一优势有个科学的准确的认识。
如果我们唯心主义地去理解、认识和运用这一优势，甚至像“文革”那样把它置于“可以冲击一切”的地位，搞所谓“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那就不仅使这一优势丧失，而且还会走向它的反面，受到人们的唾弃。
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历史经验教训表明，思想政治工作所以成为我们的优势，就在于它作为上层建筑领域的一部分，必须植根于并服务于经济基础，植根并服务于群众的利益，也就是说，要把它定位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点上，它才有生机和活力。
要把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势定位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必须坚持三个主要原则。
第一、要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利益原则。
思想政治教育坚持利益原则，是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
马克思说过：
人们的一切行动，都与它的利益有关。
“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
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指出：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邓小平同志也讲到，“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
”但是，革命精神是在物质利益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
革命导师的精辟论述，深刻阐明了人的思想和精神是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是与人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所以有巨大的威力，根本原因是建立在与群众利益根本一致的坚实基础之上的，因而能够唤起群众的无穷力量，形成强大的革命队伍。
如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若不是提出“打土豪分田地”这样深得农民欢心的口号，而是象“左”倾机会主义那样，热中于搞“飞行集会”、高喊“保卫苏联”、“争取数省胜利”，人民能起来跟党闹革命吗？
如果在抗美援朝时期，我们党若不是发出“保家卫国”的号召，讲清“唇亡齿寒”的道理，而是大唱国际主义、世界革命的高调，也不会凝聚全国人民同仇敌忾。
但后来由于“左”的影响，思想工作主要的不是引导人们认识国家和个人的共同利益，并在为这种共同利益的奋斗中奉献国家、实现自我，而是一味盯着国家和个人利益矛盾中对立的、差异的方面，片面地教导人们牺牲个人利益，放弃个人理想，因而越来越脱离群众，从而丧失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感召力。
思想政治工作的党性原则要求我们必须批判个人利益至上主义，教育人们在必要时牺牲个人利益，以维护国家和集体的利益。
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一致性，始终是三者对立统一关系的主要矛盾方面，因此我们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应该放在引导人们认清这种一致性上，并教育人们为国家和个人的共同利益而奋斗，这样才能吸引人、团结人、鼓舞人，发挥出调动千军万马共同奋斗的巨大作用。
改革开放以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更使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利益原则有了直观的认识。
有的乡村党支部带领群众找到了致富之路，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农民听，精神文明建设农民干，推动了社会全面发展；相反有的村干部虽然不贪不占，但由于不能带领村民致富，因而教育没人信，说话没人听，甚至连村民大会都召集不起来，使党支部失去了凝聚力和号召力。
这些事例说明了一个浅显的又是历史的真理：
人民所以跟党走，就在于党是人民的领路人。
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是既要使人们看到远方的光，又能找到脚下的路，使人们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第二、要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原则。
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法是教育，但人们某种思想的产生、某种精神的形成，本质上却是实践活动的结果。
实践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一的基本的观点，是思想教育的载体，是思想认识的源泉和动力，是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发挥优势的根本途径。
因此，人们只有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才能达到改造主观世界的目的。
我军的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从根本上说来，是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全军将士在艰苦卓绝的长征和抗战的伟大斗争实践中形成的。
江主席签署命令命名的“黑河好八连”，其全连官兵所
以能够经受住艰苦条件的考验，就在于党支部把思想工作紧密结合执勤实践，激励官兵在艰难困苦中百炼成钢，培养了不畏严寒的顽强意志。
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培养人们高尚的道德品质。
而要完成这一任务，就不仅要通过美与丑、是与非、荣与辱、苦与乐的教育和讨论，使群众进行正确的道德认识和道德评价，更需要在千百次的道德实践中养成高尚的道德行为和道德习惯。
第三、要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作用原则。
马克思说过：
环境是人改变的，但人也是环境改变的。
在解放战争年代，许多国民党俘虏兵来到人民军队之后，由于受到阶级觉悟的启迪，也由于从来没有感受到的官兵一致亲如手足的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很快就变成了英勇无畏的革命战士。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环境对人的改造同样发挥着重大作用。
实践证明，良好健康的环境可以使人奋发向上；污浊的环境可以使好人也变坏。
思想政治工作要充分发挥出它的优势，就必须加强环境建设。
在新形势下，我们不仅要建设好物质文化生活环境，团结友爱的人际关系环境，是非善恶分明的舆论环境，人人努力学习的育才成才环境，更要加强民主政治环境的建设。
这是因为，一方面民主政治建设不仅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而且是净化人际关系，提高人的思想道德建设的根本和途径。
另一方面，在人们民主意识普遍增强的情况下，如果不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放任各种腐败现象毒化政治环境，就必然败坏社会的风气，不可能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高尚的人生观。
在这种情况下，思想政治教育讲得再好，也是苍白的，甚至被人认为是虚伪的。
反之，政治清明，必然从根本上对人的思想价值取向发生积极的导向作用，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思想政治教育就会如虎添翼，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要把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定位在与初级阶段相适应的要求上
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现状的调查和历史的反思，使我们还进一步认识到，要真正使思想政治教育充分发挥其优势，不仅要在内容方法上进一步肃清“左”的余毒和唯心论、形而上学的影响，而且在目标、要求上也要实事求是地定位，使主观愿望和客观实际统一起来，克服过低或过高要求的主观主义倾向。
实践证明，符合实际的能够实现的目标和要求，才能激发人们奋进，才能有效地推动社会发展。
当前我国最大的实际，就是已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说，一方面我们的社会已是社会主义社会，另一方面，我们的社会在经济、思想、文化等许多方面，还处于不发达的初级阶段。
但反思目前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和要求，却存在很多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相适应的问题。
一方面，有“低格调”的现象，认识不到思想政治工作要坚持社会主义思想的先进性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丢掉了培养“四有”新人这一根本目标。
因此做工作言不及义，不及社会主义先进思想之义。
有的单位对个别群众不合理要求不能入情入理的申明大义，而只靠小恩小惠，甚至靠“哄”、靠“骗”，转移矛盾，但求苟安，放弃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党性原则。
也有的单位用行政手段代替思想政治工作，用简单、甚至粗暴的命令约束群众。
另一方面，还存在着“唱高调”的现象，在思想教育中要求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但对什么是共产主义理想又说不清，讲不实，只是当口号喊，当口令使，脱离初级阶段多数群众的觉悟程度和接受能力，使思想政治工作摆脱不了“大”而“空”的不良形象。
因此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条件出发，对思想工作的目标和要求重新给以科学定位，才能使思想政治工作符合实际情况，从而发挥其自身的优势。
从调查的情况看，要使思想政治工作目标要求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必须符合层次性的要求。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受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制约，人们的觉悟程度、接受能力以及思想道德水平都不尽相同，甚至差异很大，明显地呈现出多层次性，因此在培养“四有”新人中要有不同层次的目标。
在理论教育之前，首先要将教育要达到的目标和要求进行准确定位，使之符合初级阶段基层群众的实际，才能真正取得实效。
（四）要从世界视角看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
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决议》，要求把精神文明建设“放到整个世界的大局中来观察，才能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增强建设精神文明的自信心和责任感”。
这一要求的含义，值得深入领会。
纵观全球，冷战虽停，兵谋尚在。
一方面，是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人们需要进行历史的大反思以适应之；另一方面，综合国力竞争日胜一日，竞争中时有杀机显露，迫人拚搏。
在这一和平发展与兵谋杀机并存的时代，精神文明问题（或曰文化问题），被更进一步突现出来，甚至成为全球学者和政治家们关注的“热门”问题之一，多少有些出人预料。
1、一种比较深刻的理论解释模型，首先是由当代政治经济学提供的。
针对着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只注目于效率且无视上层建筑在发展中作用的缺陷，当代新政治经济学（主要是正在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包括“产权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法的经济学”）等提出“交易费用”概念，并从过高“交易费用”替代物的角度，引伸了法律、道德、制度、稳定、习俗和其它上层建筑的必要性，从而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中思考和理解经济发展。
在这一思路中，社会发展，资源配置优化，不仅仅只是在经济基础领域发生的事情，而且也是包括精神文明在内的上层建筑促成的结果，至少，上层建筑中的法律体系、人们的行为规范体系即制度体系等等，首先是作为市场中过高“交易费用”的替代物而存在的，它们的首要功能是降低交易费用，促成资源配置优化。
沿着这一思路推进当代新政治经济学的科斯、布坎南、阿罗等人，因此而先后连续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金。
2、人们精神生活的发展，也具有自身相对独立的规律性。
著名未来学家奈斯比特曾指出，在当代新科技革命日益深入普及的条件下，人类社会必然向力求“高技术与高感情相平衡”的方向转变。
（奈斯比特《大趋势》第二章。
）
这一论断大体是对的。
经济基础必然产生出反映并保护自己的意识形态。
高技术的经济基础必然要求高度发展的精神生活反映和保护自己，这种精神生活也将大异于人类以前的精神生活。
于是，当代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的突现，也表现出某些必然。
3、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奇迹，也迫使全世界进一步思索精神文明建设与市场经济腾飞间的因果“怪圈”。
如果说，当年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对“新教伦理”与“儒家伦理”在市场起飞中不同作用的分析，一方面参照马恩思考精神因素与市场经济互动关系的思路，但另一方面又把中国和东亚的“儒家伦理”与市场经济绝然对立，显出偏颇，那么，如今面对东亚奇迹的东西方论者，许多人都交口称许儒家文化在当代市场经济发展中具有促进作用，虽然学术界至今见仁见智，但精神文明与当代市场经济的互动性已成为某种共识，于是，精神文明成为“热门”话题便无可怪之处。
4、综合国力竞争，是以“国家”为单位展开的。
“国家”本位在当代的突现；一方面反映出广大发展中国家面对西方列强而维护自己经济利益的吁求，另一方面也是人们从苏美冷战时代集团对峙和意识形态僵斗中挣脱出来后必然产生的一种群体性主体呼唤。
而在当代世界上，国家又往往与“民族”相对应（连美国资深政治家布热津斯基也说，目前世界上，“民族国家仍是公民效忠的基本中心”。
（美，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5页。
）“民族”又往往与特定文化紧密关联，于是，以经济利益分割为首要实质内容的当代综合国力竞争，在目前又不能不把特定民族文化（包括其价值观体系）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点，直接地呈现为不同民族文化的竞争，精神文明问题往往被提到十分显赫的地位。
要知道，任何国力之间的竞争，都不能不在物质与精神的互相寄托模式中展开，经济利益的竞争不能不强烈吁求民族文化及其价值观作为自己的终极精神归宿。
这正如目前一些文化人所谈：
人类毕竟不能只在物质利益的世界中“流浪”，他们总在竭力寻找并回归自己民族文化的“精神家园”，并在理性思维和情感抉择中尽力突出它的“终极”意义。
5、在研究“综合国力”问题的科学家那里，无论论者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无论其是否信仰马克思主义、一旦在说明“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时，国家的精神文明发育水平都摆在相当重要的地位。
例如，美国当代国力研究者克莱因在《世界权力评估》等书中提出“国力方程”时，明确把国力要素分解为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两大类；日本经济企划厅委托日本综合研究所进行研究的结论也是：
国民意志、政策能力、外交能力等，均属综合国力的重要因子；美国哈佛大学教授S·奈则进而把国力分解为“硬实力”和“软实力”两方面，后者包括“国家凝聚力”，文化认同力等，它们与“硬实力”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
（黄硕风《综合国力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4-107页）把精神文明发育水平作为“综合国力方程”中的一个重要自变量来思考，不仅是历史昭示的结果，同时也是科学家们吸取当代认识论、心理学、经济史等学科最新成果的表现。
它在理论上是坚挺的，强烈要求各国重视精神生活问题。
如果说，西方政治家和学者对当代人类精神文明问题的突现，除了针对社会主义及东方文化的内容外，还往往停留在抽象议论的阶次，那么，与之相对应，人们在东亚“四小龙”可以发现，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用这一建设促进当代市场经济腾飞，已经升华为一种国家（或地区）政策。
“四小龙”的腾飞和持续发展，与这种政策的执行同步展开。
它更促使人们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的正相关关系。
我们也应批判地汲取其有关经验。
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曾说：
“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
这两只手都要硬。
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
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文选（三）》第378页。
）“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
（《邓小平文选（三）》第378页。
）确实，新加坡抓精神文明建设，有许多成功的决窍，很值得学习。
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先生祖籍中国唐山，早年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法律系。
中西文化的融合和对比，使他对一个东方国家保持自己传统文化以增强国力的认识，相当深刻。
他说：
“新加坡成功的一个最强有力因素，就是50到70年代那一代人的文化价值观。
由于他们的成长背景，他们肯为家庭和社会牺牲。
他们也有勤劳俭朴和履行义务的美德。
这些文化价值观帮助我们成功”；（《李光耀40年政论选》，现代出版社1994年版第422页。
）“关键问题就在价值观，也就是辨别是非”。
（《李光耀40年政论选》，现代出版社1994年版第391页。
）基于这种认识，李资政当年在新加坡经济腾飞中大力提倡恪守东方传统文化中集体高于个人的价值选择，大力提倡尽义务的理念。
他说：
我们必须使学生和民众“把群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李光耀40年政论选》，现代出版社1994年版第397页。
）使人们认识到“社会始终都比个人重要。
我想，这就是把亚洲从极大的苦难中挽救出来的价值观”；（《李光耀40年政论选》，现代出版社1994年版第394页。
）在教育工作中，占第一位的是“道德和品格方面的训练，”因为“它关系到良好的公民素质和国家地位”。
（《李光耀40年政论选》，现代出版社1994年版第554-555页。
）他还指出：
“亚洲各国面对的基本问题是如何保持政治稳定，”西方政治模式在“大多数新兴独立国家行不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力图把“民主政治”推行于世界各国，是不行的；（《李光耀40年政论选》，现代出版社1994年版第563页。
）对于亚洲国家而言，“好政府比民主人权重要”；（《李光耀40年政论选》，现代出版社1994年版，第563页。
）日本成功的关键，在于“儒家伦理”适应和推动了经济发展。
（台湾《中国论坛》1984年第3期。
）作为剑桥大学法律系毕业生，李资政能有如此认识，当然不是人云亦云的结果，肯定是从长期从政治国的经验中获得的体会。
它和我们的见解相当相似。
基于以上认识，李资政当年在新加坡着力抓了普及儒家伦理教育的事情。
1982年2月3日，在李的策划下，新加坡副总理吴庆瑞宣布，在所有学校教育课程中要加设“儒家伦理”。
此后不久，“儒家伦理委员会”在新成立，专门研究儒家学说的华裔学者杜维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和余英时（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等被聘为海外顾问。
1982年7月至9月，海外华裔学者达新访问，在新掀起讨论和普及“儒家伦理”的空前高潮。
此后，教材编写和试教工作也颇具声势。
（台湾《中国论坛》1984年第3期。
）1990年，新加坡公布《共同价值宣言》，提出了个人服从社会，群体及维护家庭伦理秩序等共同规范，效果不错。
应当说，新加坡目前社会秩序较好，是与“儒家伦理”的普及分不开的。
当然，新加坡的这种举措，不等于他们把儒家理念中过时的东西也加以照搬。
他们对儒家伦理也是一分为二的，尽力剔除其中的封建糟粕。
1996年，有记者听说，作为内阁资政的李光耀和儿子李显龙（现任副总理）在购房中享受了特殊优惠，便在报纸上含蓄批评。
此事惊动了国会。
结果是由政府出面，成立专门调查小组，进行调研。
李光耀而对压力，说这是一个昭示国人的好机会，欢迎调查。
结果显示，李家父子并无享受“特殊优惠”之事。
（《湖北日报》1996年10月13日。
）新加坡设国有企业128家，至今没有一家亏损，被许多论者举为反对撒切尔主义（唯私有化论）的有力证据。
（孙尚清《新经济问题》，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3页。
）可以设想，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新加坡精神文明建设的上述成绩也是分不开的。
其中的经验，特别值得我们研探借鉴。
韩国也是一个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地方，它的经济腾飞与其儒家伦理文化传统明显关联，是当代许多学者的共识。
韩国的学者对这种关联的认识，也相当清醒，值得注意。
现举韩国学者金日坤先生的下述看法为例。
其一，“四小龙”经济腾飞不是“按照西方学者所设计的模式”实现的。
（金日坤《儒教文化圈的伦理秩序与经济——儒教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3页）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的差异“必须以文化上的差异为前提，”（金日坤《儒教文化圈的伦理秩序与经济——儒教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所以，对“四小龙”的腾飞，应当着重从其文化特征上来理解。
这种见解，虽有争议，但它以东亚文化固有适应当代市场经济的积极内容为预设前提，也颇合理。
（《孔门仁学奥秘再破译》，《福建论坛》1991年第5期）
其二，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起飞时采用自由市场体制不同，“四小龙”的成功，“是依靠计划为主的混合经济体制取得经济上的成功的”。
（金日坤《儒教文化圈的伦理秩序与经济——儒教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1页。
）而这里的宏观调控，正是依赖着儒家经济伦理的普及而实现的，因为，“在政府的作用当中，儒教文化圈的传统秩序具有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重要意义。
（它使）政府制订计划，确立目标，建立有关制度，形成个体经济的强大后盾，集中各个经济实体和个人的能力，以整体号召机制使整个国家的经济取得成功”；（金日坤《儒教文化圈的伦理秩序与经济——儒教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页。
）“儒教文化最突出的特征，是借助家族集团主义去建立一定的秩序”，是“靠‘忠’和‘孝’的集团主义原则”的，（金日坤《儒教文化圈的伦理秩序与经济——儒教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2页。
）国家观念“特别强烈”，（金日坤《儒教文化圈的伦理秩序与经济——儒教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页。
）从而使国家的宏观调控具有深厚的伦理基础和文化前提。
其三，区分“新教文化圈”（指西方）和“儒教文化圈”的经济发展模式，回顾其不同的发展轨迹，是很有意义的。
（金日坤《儒教文化圈的伦理秩序与经济——儒教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9页）一般而言，“在西欧兴起的资本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立足于个人主义，政治上的民主主义也相应地以个人主义为基础。
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个人逐渐地获得了自由和平等，通过灵活运用经济理论，最大限度地追求合理性和效率性，西欧经济终于获得了迅猛地发展”，“但是，随着经济的成熟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注重自我本位的个人利益越来越超过共同目的和共同利益，出现了个人主义严重、一意孤行的局面。
从此，发达国家的经济就走上下坡路”；这表明，“如果个人主义发展到严重损害集团或社会整体秩序的程度，那么，无论如何，个人主义必将成为一个严重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在欧美个人主义不断漫延的今天，以家族为中心、具有集团主义传统的儒教文化国家，却取得了引人瞩目的经济成果”。
（金日坤《儒教文化圈的伦理秩序与经济——儒教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8-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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