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窦娥冤中的赛卢医精编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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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窦娥冤中的赛卢医精编版

论《窦娥冤》中的“赛卢医”

摘要

在元杂剧中孕育着许多不被后人所关注的小人物，他们的身上所散发出来的光芒一样光彩照人。

其中《窦娥冤》中的“赛卢医”便是其中一例，“赛卢医”对于全剧的作用十分重要。

在《窦娥冤》中“赛卢医”便是其剧中不可或缺的起着突转作用的关键性人物，其每每在剧情的转折之处都有着深刻的戏剧发挥，推动着“窦娥”的悲剧的发展，为剧情增添了华丽的一笔，倍显其光辉。

“赛卢医”这一人物形象，从其诞生以来就被赋予了独特的寓意，在他的身上尽情的展现着剧作家们对于社会的批判。

关键词：

赛卢医；窦娥冤；关汉卿

AnalysisofSaiLuyiintheDouEYuan

Abstract

TheZajufromtheYuanDynastycontainsmanynonentitieswhoarenotconcernedbyposterities,butthedelighttheysendoutisprettyfascinating.SaiLuyiintheDouEyuanisanexample,SaiLuyifortheeffectismoreremarkable.AnalyzingthevaluablesignificanceofSaiLuyiforDouEyuanfromdifferentanglesshowsMr.GuanHanqing‘sinventiveminds,soasfornonentitiesandtherolesofentireplaysareexpandedfurther.TheDouEyuanisatragedy,yetSaiLuyiistheessentialcharacterinthesuddenchange,whichoftenhasaprofounddramaplayintheturningplots,pushingthedevelopmentofDouEofthetragedyandaddingabrillianttouchfortheplots,andrevealitsbrilliance.

KeyWords：

SaiLuyi;DouEyuan;GuanHanqing.

目录

引言1

一、“赛卢医”的由来及再发展2

二、《窦娥冤》中的“赛卢医”4

（一）《窦娥冤》中“赛卢医”的人物形象4

（二）《窦娥冤》中“赛卢医”的结构功能5

三、后世戏曲中的“赛卢医”7

结语8

参考文献9

引言

元代，是一个戏剧丰收的时代，在这个充满着民族、阶级斗争的年代，元杂剧却生长尤为茁壮。

透过元杂剧一隅，我们可以深入地透视元代社会的黑暗与腐朽。

在整个古代文学史中，从先秦的诗歌、汉赋、魏晋的文章，直到我们所熟知的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

元杂剧作为元曲的重要组成部分，赫然在列。

将其作为元代一代之文学，可谓实至名归。

元杂剧是中国古代戏剧走向成熟的标志，是元代文学得以辉煌千古的代表，王国维称其为“一代之杰作”，胡适称之为“第一流之文学”。

这样的评价对于元杂剧在元代的社会地位来说，是绝无虚捧违逆之意的。

元杂剧不但优秀剧目层出不穷，表演技艺日臻成熟，而且还诞生了一大批流传久远，为人所熟知的艺术形象，这其中包括窦娥、赵盼儿、红娘、崔莺莺等等。

这众多光彩照人、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成为评论家关注研究的对象。

但是在评论家对这些剧作的主要人物的研究解读的过程中，不以为意的忽略了剧作中小人物在全剧的行文、情感发展中所起到的不容忽视的作用。

李渔在其著作《闲情偶寄》中对戏曲的创作理论有着系统的阐述，其中“立主脑”、“减头绪”、“密针线”等理论对戏剧剧本的创作有过深刻的总结和引领性的创作规定。

在元杂剧中，尤其是关汉卿的杂剧，正是这类剧作的典范。

围绕“一人一事”的行文结构，对不利于观众、读者理解全剧的闲杂部分进行删减修饰。

其中关汉卿之代表作《窦娥冤》正是这类的典范：

它取材于汉代流传下来的“东海孝妇”的民间故事，关汉卿结合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认知精心构筑了这一个大悲剧，围绕窦娥的冤情描写了大量元代社会的奸险人物，使窦娥也成为我国古代艺术画廊里光彩照人的经典悲剧形象。

当评论家对其进行评论解读的时候，往往局限于窦娥本身以及蔡婆婆、张驴儿父子、梼杌太守和窦天章，而忽略了一个贯穿剧情发展前后的元代社会典型人物形象——赛卢医。

在元代社会医生的形象是邪恶的典型代表，在《窦娥冤》中出现赛卢医这样一个医生的形象，更是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

一、“赛卢医”的由来及再发展

在关汉卿的《窦娥冤》中，“赛卢医”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在剧情发展过程中也是一个重要的角色。

由于关汉卿对“赛卢医”这一形象的继承与再塑造，使其具有特殊的社会历史意义，被后世的的元杂剧作家广泛的沿用。

因此，对“赛卢医”这一词的解读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作家创作目的、艺术形象的深厚意蕴以及《窦娥冤》在戏剧文学史上的地位等多方面内容的正确界定。

早在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卷五中就已经出现了“赛卢医”一词，在《董西厢》中：

“都来四十字，治病赛卢医。

”在具体的戏剧剧情背景下可以解释为：

张生害了严重的相思病，多亏了崔莺莺传来的五言八句喻情诗才得救，因此这句话的意思便是“情诗总共才四十余字，治疗张生的相思病却远远胜过了卢医。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赛卢医”一词并不是作为一个名词出现，而是作为一个动宾短语出现，强调的便是“赛”字，意指崔莺莺的喻情诗对张生病情的重要性，远远的胜过了“救危济世”的“卢医”。

联系到后来元杂剧《窦娥冤》中的“赛卢医”，王永炳先生撰文指出：

“赛是来自蒙古语赛，即是为好的意思。

在古典戏剧里，可以看到当时汉族许多小女孩叫做赛娘（古代本来把少女称为娘，把蒙古语赛置于娘之上取名，就是赛娘），上例中的卢医已经自我介绍：

自家姓卢，因为医道好，人家称他为赛卢医（好卢医），所以，此赛并没有赛过的意思，理由是：

自家本姓卢，无所谓胜过或不如。

”[1]如若在关汉卿以及之后的元杂剧中这样的解释尚能解释的通的话，尚可以理解：

元杂剧的产生背景便有汉族民间的技艺与蒙古的各种传统相结合的意思。

这其中必然包括蒙古族的语言。

但是对于《董西厢》来说，这个解释就难免牵强无依。

《董西厢》的创作年代是金代，在金代社会与蒙元的联系多数为战争。

在这个时候袭用蒙元的语言实乃不合情理。

这样可以进一步说来：

《董西厢》是“赛卢医”一词的最早出处，后来关于这词的发展沿用不可能不受到《董西厢》的影响。

在《董西厢》之后的关汉卿的《窦娥冤》中出现的“赛卢医”依旧是以一个动宾短语出现。

在赛卢医的开场白中这样说道：

“行医有斟酌，下药以本草；死的医不活，活的医死了。

自家姓卢，人道我一手好医，都叫做赛卢医。

”由此可以看出，这个赛卢医的医术究竟如何是无人知晓的，单从“死的医不活，活的医死了”一句可以看出，他并不是什么神医圣手，而是“庸医”的典型代表，这样一来也就开启了在元杂剧中以“赛卢医”这一称谓来代指“庸医”的先河。

“从赛卢医的文字学结构看来，更是对《董西厢》中出现赛卢医这一动宾短语结构的继承，而不是作为一个特指名词出现”。

[2]在继承之余，作家更是将那种“讽刺”之情加入其中。

在元代社会里，阶级、民族的压迫尤为突出。

各种社会关系也开始畸形、扭曲，尤其是在元杂剧中“医生”的形象多是以讽刺、戏骂的对象出现，从而缺少了“医生”本身所具有的救死扶伤、受人尊敬的本性。

医生是以相当丑陋的形象出现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宋金杂剧中《眼药酸》《双斗医》等剧目的影响，也是中国滑稽文学传统的一项特色，周作人解释说这是因为中国古代读书人的出路问题：

“读通了的及第上进，可以做官，其实本领也只会做时文罢了。

读不通的结果别的事都不会做，只好去教读或行医，骗饭来吃，以极无用的来担任这两项重大任务，为害真不小。

”《录鬼簿》中说关汉卿是“太医院户”，更能将这种讽刺引申到元代的社会现实中，由于关汉卿的生活环境使其对医生的行径有更深的了解。

将“赛卢医”塑造成这样一个“恶人”形象更有其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

“关汉卿作为元杂剧的鼻祖，再加上太医院尹的身份和他在祁州伍任村的生活背景，在构思《窦娥冤》一剧时，让赛卢医以净这一角色登场，绝不可能忘却医家的鼻祖扁鹊。

”[3]《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唐·张守节正义云：

“秦越人与轩辕时扁鹊相类，乃号之为扁鹊，又家于卢国。

因命之卢医也。

”在这里关汉卿信手拈来一个芸芸众生之辈的卢姓医生形象而绝无它意。

仅仅是用“好”讽“坏”，对元代的社会，尤其是医生做一定的文字讨伐。

在后来的元杂剧创作中，对于医生的形象多沿用“赛卢医”这一称谓，而且多是把他们作为反面形象进行讽刺。

如后来的《救孝子》、《魔合罗》及《碧桃花》沿用“赛卢医”这一“净”角，反映了“赛卢医”是庸医的代称已经无须任何的凭借、解释，成为大众共识的熟语事实，而这一切更该归功于关汉卿对其的继承与发展。

“赛卢医”在古典戏曲中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有着精细的演化发展过程。

除去其在《董西厢》中，简单的提示性来源，“赛卢医”一词在之后的戏曲作品中又有了深刻的发展。

它的这一发展正是得益于关汉卿在《窦娥冤》中对“赛卢医”这一形象的继承与发展，使其在之后的文学作品中，得以展现出更为深刻的社会历史意蕴。

二、《窦娥冤》中的“赛卢医”

在《窦娥冤》中赛卢医是以“净”的身份出现在观众的眼前，这也就决定了他在剧中所处的小人物地位。

他是一个丑角，插科打诨，是一个令人发笑的喜剧角色，也是作者反讽的对象。

按照一般的行当体制原则，这类人物塑造的越“丑”才算是越成功。

“净”的产生是有着一定的历史渊源，它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唐“参军戏”中的“参军”和“苍鹘”二角色。

在“参军戏”中，“苍鹘”是对“参军”进行戏谑等滑稽表演，并在之后的发展中“参军”演变为戏剧舞台上的“丑”角，而“苍鹘”在演变为舞台上的“净”角。

因此“净与丑往往是相伴出现，都是执行滑稽戏谑表演的”。

[4]

在元杂剧中，由于“一人主唱”的演出体制，除了“末”、“旦”的角色已经较为成熟之外，其他几个行当，诸如净、杂等还是处于比较混乱的状态，而且“净”与“丑”也往往统称为“净”，而执行的却是后世将其分离为“净”“丑”两个行当的不同的演出职能。

在这里，关汉卿将“赛卢医”设置为以“净”行出现，是为元杂剧“一人主唱”的角色体制服务，刻意的缩写其他角色的舞台地位，而放大“旦”角“窦娥”的舞台表现。

即使是这样，通过对“赛卢医”丑的刻画，依旧显示了其强大的，足以震人心脾的批判、警示作用，从而为戏剧的主题添上了“光辉”的一笔。

（一）《窦娥冤》中“赛卢医”的人物形象

关汉卿笔下的“赛卢医”究竟有多丑呢？

从“赛卢医”的上场诗，我们足以看出一二。

他先自我摊牌，然后借别人之口吹嘘自己，其滑稽丑态，惟妙惟肖的展现在我们面前。

在其身上所富含的戏剧艺术效果生动的流于观众的眼中，“净”以丑为美的审美价值也一览无余。

“一个地地道道的庸医，作者却以赛卢医为之命名，足显作者对这个人物的讽刺之情，恰如在元杂剧作品乃至其他文学作品中对面貌丑陋的女子唤作赛西施一样，用美比丑，其讽刺性一语道出”[5]。

除去讽刺性、戏剧性之外，作者还是赋予了这一角色以情节结构意义，其含意的丰富多彩实不可等闲视之。

“赛卢医”在戏剧的关目设置、情节结构、戏剧矛盾冲突的发展等方面都是一个重要的角色，《窦娥冤》中，赛卢医因还不起欠银而起杀人之心挑起了戏剧矛盾冲突，又被胁迫为杀人犯张驴儿提供毒药而制造命案发展了戏剧矛盾冲突，最后在公堂结案时又出面作证帮助解决了戏剧矛盾冲突。

从“赛卢医”上身，我们看到了元代社会的种种罪恶，从而给人以警醒。

与此同时作家设计另一个戏剧性丑角——贪酷太守“梼杌”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就是在对人物讽刺的同时，使整个戏剧悲中带喜，悲喜交错，仿佛诗歌中的以乐景写哀情，突出悲剧必然性的同时，使悲剧更加的悲凉。

“赛卢医”在《窦娥冤》一剧中虽然是以“净”角出场，为我们展现出一个外表、内心皆丑陋的典型形象。

但是就是这个人物，却在剧情的发展过程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二）《窦娥冤》中“赛卢医”的结构功能

赛卢医在《窦娥冤》一剧中是一个标准的小人物，除了在元杂剧体制通例内没有演唱之外，赛卢医在剧中的出现时间也是极其短暂的，而且剧作家为其所设定的台词，也可以说是吝啬的。

但是关汉卿的《窦娥冤》却真正的做到了后来被李渔所彪炳的戏剧创作原则“立主脑、减头绪、密针线、审虚实”。

赛卢医仅仅是剧作中的一个推动情节发展的小角色，但是对于整个社会的批判意义，对于剧作情感的升华却是至关重要的，通过这样的一个小人物我们可以发现元代社会的弊病以及像窦娥这类朴实的老百姓在民族、阶级压迫的底层所受的非人的“礼遇”。

从整个剧本看来，赛卢医在剧本中总共出现三次，分别是在第一折、第二折以及第四折。

前后间也没有几句台词供赛卢医丰富自己的人物形象。

但关汉卿正是通过赛卢医这三次短短的出场的机会，推动着整体剧情的发展，为窦娥的冤屈指出了真正的根源。

从剧作本身我们可以看出赛卢医的每一次出现都给剧作在情感、行文等方面带来“大逆转”。

赛卢医的第一次出现，是在第一折中。

序幕拉开，净扮赛卢医上场，诗云：

“行医有斟酌，下药以本草，死的医不活，活的医死了。

”紧接着自报家门：

“自家姓卢，人道我一手好医，都叫做赛卢医。

”然后开场白过后赛卢医自己交代的却是以负债人的身份出现的。

“在城里有个蔡婆婆，我问他借了十两银子，本利该还他二十两，数次来讨银子。

”欠债还钱原本天经地义，而赛卢医在这里却“若来呵我自有主意”。

究竟是什么主意，作家并没有指明，而是为剧情的发展设下了悬念，供读者观者想象。

蔡婆婆前来要债，赛卢医竟起了歹意，要勒死蔡婆婆，自然的交代了赛卢医的“主意”。

他的行凶正好被张驴儿父子撞见，引出了戏剧的另一个人物，悲剧开始。

在这里我们亦可看出在元代那个畸形的社会中，行医的害人，害人的救人，正可谓侵害者本身就是受害者，而受害者更是一定意义上的侵害者。

赛卢医的第二次出场出现在第二折。

这次他是以“药店”主人的身份出现在观者的面前。

因为在第一折中，赛卢医行凶杀人却被张驴儿父子救起的关系，被迫将毒药卖于张驴儿，而后怕受到牵连而逃之夭夭。

在这里，毒药成为了推动剧情的罪魁祸首，给窦娥的悲剧添上现实的火种，各种因素正一步步的蚕食着淳朴的窦娥。

赛卢医的第三次出场时已经是第四折，窦娥已死。

而赛卢医却是以罪犯的身份出现的。

他的伏案认罪，使窦娥的冤屈得以昭雪，而赛卢医自己却永远的充军边疆。

从剧本可以可看出，剧作是以赛卢医上场而开始，以赛卢医下场而完结。

在过去对于《窦娥冤》一剧的研究中，大多忽视了“赛卢医”这一人物对于剧情发展的作用，更多的将视角对准了窦娥与以张驴儿、梼杌太守为代表的恶人之间的对抗。

有人会说，剧中的赛卢医如若换作其他的人物，依旧可以完成对于窦娥冤屈的推动与解释。

这样理解是不错的，在文学中，很难说出对与错，可以说出的只有哪样更好。

“关汉卿设置的赛卢医这一人物，不但合理的将批判的矛头瞄准了封建阶层，而且对于社会不合理的根源，也从侧面做出了有机的解释”[6]。

如果换作其他的人物来取代“赛卢医”的位置，那么其“中心主线”必将被打破，造成枝蔓横生之嫌。

关汉卿让“赛卢医”的活动贯穿剧作始终，有意识的突出这一人物的不可或缺性。

正如海涅在谈及歌德时所说：

“在一切大作家的作品里根本无所谓配角，每一个人物在他的地位上都是主角。

”赛卢医的形象前后贯穿，但从剧本的创作原则来看就是十分可取的，另外元杂剧特殊的演出体制使得剧作家只有这样的处理才能将这四折剧目完整的呈现在舞台上，否则必将头绪繁杂，有失舞台规范。

“赛卢医”的出现，贯穿剧作的始终，将剧本情感紧紧地围绕一线，有的放矢，不蔓不枝。

三、后世戏曲中的“赛卢医”

元杂剧的鼻祖关汉卿在《窦娥冤》中对“赛卢医”这一形象的成功塑造，具有开创性意义。

从这个时候起，“赛卢医”这一词突破了作为动宾短语的出现形式，从而成为庸医或者利用医道害人者的代名词，成为了约定俗成的滑稽丑角，丰富了戏剧人物画廊。

恰如“张千”、“李万”；“僧住”、“赛娘”是无人看管的孩子的代名词；“胡子传”、“柳隆卿”是农村油嘴滑舌额、专靠诓骗他人钱财混日子的社会帮闲人物的代名词。

如此一来，正符合元杂剧中为人物命名的特点，后世的剧作得以中进一步的发展。

“关汉卿主观上想通过对赛卢医这一人物形象的刻画，真实反映当时社会道德的沦丧”[7]。

这一由董解元始创，关汉卿将其发扬光大，再到后辈的剧作家将其传承发展的“赛卢医”形象，已经彻底的意化为庸医或者利用医道害人者的代名词。

在其他的元杂剧作品中，如《救孝子》中“赛卢医”的拐骗妇女；《魔合罗》中“赛卢医”的杀兄霸嫂；《碧桃花》中“赛卢医”的无能耍赖，他们的丑陋，一脉相承。

剧作家充分利用“赛卢医”这一“净”角的质的规定性，施展其喜剧才华，在对这类人物讽刺批判的同时，劝诫世人，而且在悲剧的氛围之内，加入这类人物的调侃，缓解气氛、平衡心理，恢复轻松心态。

小人物亦有其可塑性，纵观全剧，“赛卢医”这一形象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他是整个剧情线索的贯穿人物，在结构上起到不可缺少的作用。

关汉卿笔下的“赛卢医”在剧中起着大人物起不到的作用。

他的穿插活动被安排的天衣无缝。

在这个意义上讲，“赛卢医”也应该是当之无愧的主角。

结语

“赛卢医这一人物形象，从其诞生以来就被赋予了独特的寓意，在他的身上尽情的展现着剧作家们对于社会的批判”[8]。

从《董西厢》直到近代的一些作品，无不对“赛卢医”这一人物充满着鞭笞之意。

虽然“赛卢医”在剧作中几乎都是以小人物的角色设置出现，但是在这人物身上却寄托着剧作家对于作品主要角色的哀思和同情。

正是像赛卢医这样的小人物的出现，才更加重了主要角色的苦难。

这些原本就是受害者的小人物，却在无形中变作了别人命运的侵害者。

“小人物大舞台”。

在这些小人物的背后，有着剧作家对于生活的无奈，也有着剧作家对于未来的无限寄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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