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翻译成稿赵星亮原文标题Financialresourceavailability课件.docx
《论文翻译成稿赵星亮原文标题Financialresourceavailability课件.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论文翻译成稿赵星亮原文标题Financialresourceavailability课件.docx（1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论文翻译成稿赵星亮原文标题Financialresourceavailability课件
原文标题：
Financialresourceavailabilityand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expendituresinasub-saharaneconomy:
Theinstitutionaldifferencehypothesis
原文网址：
原文作者：
ScottD.Julian1,*andJosephC.Ofori-dankwa2
发表期刊：
StrategicManagementJournal
期次：
Volume34,Issue11,pages1314–1330,
时间：
November2013
撒哈拉沙漠以南经济体的金融资源可用性与企业的社会责任支出：
制度差异假说
发达国家的研究已经表明：
在金融资源的可用性和CSR之间成正相关的关系。
然而，我们所说的制度差异假说出自于制度文化，这个假说的观点表明了，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差异会导致不同的CSR影响。
我们从闲置资源理论的视角来整合制度差异假说的逻辑性，加纳是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的一个新型经济体，对于加纳这个国家的公司来说，我们认为，在金融资源的可用性和CSR支出之间存在着负相关的关系。
我们通过分析加纳投资促进中心以前的数据发现，销售利润率、股本回报率、净利润率一直都与较低的企业社会责任支出相联系。
我们认为我们的发现对今后的研究和企业管理有重要的意义。
2013年JohnWiley&Sonss,Ltd版权所有。
引言
长期以来，研究者对什么可以称得上社会责任感兴趣，在欧洲和北美的制度稳定和资源丰富的背景下，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主要就是探索金融资源的可用性和CSR活动支出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通过闲置资源理论来解释这种关系，当金融资源的可用性增加时，公司增加了自主活动的参与，例如CSR活动。
按照这一思路，从一个荟萃分析中，研究者不但总结出了金融资源的可用性和CSR之间的关系可以被认为是“普遍积极”的，而且通过一个涉及28个国家的样例证实了这种关系。
在制度受到约束的环境中，尽管有些地方呼吁学术界多关注下CSR，例如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地区，在这些地区环境下，关于这种关系的研究很不多见。
由于CSR活动很可能会根据制度背景环境的变化而有所不同，那么这种疏漏是很显著的，因此当下的关注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未解决的问题，并且这些问题是有很大挖掘价值的。
这样的遗漏也意味着关于金融资源可用性和CSR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的普遍性假设的成立，可能为时过早。
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探究在加纳地区的金融资源可用性和社会参与之间的关系。
为了进行这个探究，我们考虑到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运用制度理论来研究新兴经济体，突显出其潜在的CSR的影响。
回顾这些研究，我们发现了围绕我们所称谓的“制度差异假说”的一系列理论观点是一致的。
该IDH强调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跨境体制差异，这些制度差异很可能会影响CSR的性质、生成和结果。
因此，我们认为发达国家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经济之间的体制差别可能会导致不同的金融资源可用性和CSR之间的关系。
具体来说，我们认为在新兴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存在着非常严格的资本可用性限制，IDH逻辑表明，在这样的环境中，加纳地区的公司很可能会要求高溢价的资本保留，也可能不会充分认识到CSR支出所带来的潜在战略利益的积累增加，并且，对于CSR来说，加纳公司没有面临来自政府或者非政府组织的压力，其中前者更侧重于在加强市场改革和缺乏社会足够的执法机制的过程中，发展经济和创造就业机会，后者才刚刚开始制定有效的宣传策略。
最后，考虑到相对较高水平的贿赂和腐败现象，具有更多金融资源的成功企业可以很容易地逃避遵守规定。
总而言之，虽然在金融机构发达的发达国家所做的研究表明，企业金融资源的可用性和CSR支出之间有正相关的关系，但IDH逻辑表明了一个负相关关系。
我们使用加纳投资促进中心（GIPC）的数据，在加纳经营的非洲企业身上来验证我们的假设。
在某些重要方面，加纳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因此关注加纳这个地区是比较适当的。
我们用销售利润率、净资产收益率和公司利润衡量了公司金融资源的可用性水平，并采用CSR除以公司员工、CSR除以公司股权、和CSR支出的自然对数衡量了公司CSR支出水平。
我们的主要结果和敏感性测试显示在金融资源可用性和企业社会责任的支出之间存在始终如一的负相关关系，这从而也有力地支持了我们的假设。
这项研究对文献做出了如下的贡献。
首先，我们用实证分析来支撑我们的概念研究，在发达国家和加纳当下的研究背景之间，给定不同的体制环境，理论性的IDH研究表明会有不同的CSR反应。
具体来说，其中有待加强的企业社会责任制度比较薄弱，金融资源的可用性将不会有其惯常的积极的作用，但可能甚至是相反的。
其次，我们的研究特别考虑到了“非洲正在成为新的亚洲”，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于企业活动和CSR的研究。
因此，在不良的环境体制下，有我们这样一些学者对此仍感兴趣，进行了关于突出的CSR发现研究，并开始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体制环境下，建立一个有关CSR的性质和影响并基于理论性的理解体系。
理论
广泛的理论观点已经被用来解决CSR问题，如机构、利益相关者、管理者、资源型、松弛资源和制度等等，一些人认为CSR作为代理成本，企业盈利的分摊使应合法拥有者的所得减少，这是企业误导管理者首选的社会原因。
利益相关者理论除了关于公司解决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外，还强调公司解决其他选区需求的重要性，利益相关者理论与代理理论势均力敌，把管理者当作有责任心的监管者，去追求社会效益，而不是诡计多端的经营者最大化自己的结果。
CSR资源型的观点都强调稀有的、独特的资产和能使企业有更多有效的CSR参与的能力。
另外，闲置资源理论强调资源是如何使CSR活动有能力进行的。
关于CSR最近的观点强调，在企业嵌入的制度的重要性，以及在不同的环境下，它们是如何影响CSR活动的参数。
在这些不同的理论观点中，对CSR的研究分为两大学术观点：
一类是研究CSR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另一类是强调CSR的来路。
前者（这一直是CSR研究的主要焦点）提出了公司是否可以“为善者诸事顺”问题，并一直被视为一种强有力的方式，使公司成为CSR的“商业案例”，而后者却很少被研究，重点是查明导致企业做善事的因素。
在很多的研究方向中，我们把研究定位于CSR的来路。
CSR支出的来路：
闲置资源理论
闲置资源理论是CSR前期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并把注意力转向到金融资源可用性对CSR支出的影响，闲置资源理论对CSR支出的重要性已随后被其他的研究人员所证实和确认，最近研究人员仍然调查其提出的关系，并采用理论的逻辑方法来分析。
当金融资源很丰富时（如利润很高），企业更有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CSR是他们能负担得起的可自由支配的开支，并且他们追求更大的社会参与。
因此，从最初CSR的低基线，当金融资源的可用性是微薄的，企业参与社会的能力和倾向随着金融资源可用性的上升而上升。
制度差异假说
CSR的先前研究主要是基于发达经济体的背景下，因此闲置资源理论默认了丰富的资源和先进的体制这个假设条件。
因此，CSR先前的研究的结果并没有受到重大制度差异的“压力测试”，越过隐式边界条件。
然而，有权证的理论认为这样的条件是很重要的。
回顾CSR的文献综述，标志着一个新兴的假定成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制度差异的假设，这种IDH研究使用制度理论作为其主要的理论透镜，并构建完善的新兴经济体研究方向，认为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制度差异对战略决策具有重要的影响。
使用IDH的研究表明，公司的观点、战略决策和SDR可能会根据经济和制度发展的水平的变化而变化。
考虑到CSR文化主体间性的性质和场合的适用性，有学者认为，CSR不同方面的相对优先级因跨机构边界条件而变化。
然而，先前的CSR研究很少发生在新兴经济体中，在一般情况下，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地区，需要更多的有关这方面的研究。
然而，根据IDH，鉴于在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之间巨大的不同体制背景，研究人员在把曾被应用于发达经济体的现存的研究方法理论应用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时，应谨慎操作。
不像这些发达国家，很多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国家具有强有力的市场改革、体制资源相对缺乏和金融资本稀缺的特点。
当不适当地应用于发展中国家时，源于相对发达国家和富裕环境的理论就会冒概念设定错误的风险。
为反映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情况，我们在加纳这个国家来考察CSR的来路，这是代表该地区企业的独特制度条件的国家。
假说
我们以下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体制条件，都有可能影响到企业绩效与CSR之间关系的方向，这些体制条件与西方的那些不同。
我们确定了几个这些体制差异和假定，与现存的研究结果正好相反，在加纳的公司经营的越好，他们的CSR参与的越少。
第一，不像发达经济体优厚的体制条件，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企业在获得投资资金和必要的营运资金上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股票市场规模小，成交量小，并为前景不好的企业注资。
相比之下,银行业就相当发达，然而，银行需要借款人大量的抵押品，收取高额利息，而且为了把违约风险降到最低，只发放短期借款。
并且，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商业环境历来不守欢迎，那儿政局更替动荡，商品价格不稳定，机构和基础设施不健全。
这样的经历孕育了金融生存、保守的财务管理和明智积累资本（如果不是彻底囤积）的商业文化。
因此，面对这样的商业环境，公司保守和规避风险，内部产生的资金是公开的，对外界的影响和责任也是明确的，如利润，是非常可取的，并很可能会非常谨慎节俭的使用。
相对来说，更高的利润可能会精打细算，在这些并不认为是关键的领域，企业也不会有太大的支出压力。
第二，在非洲的背景下，企业伴随着资本稀缺，企业并不把CSR看成其更大企业目标的一个整体部分，这与那些证据所表明的一样，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对CSR和其为公司带来潜在利益的认识和赏识程度较低。
加纳公司的一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他们把CSR视为边际战略价值，其他人指出，非洲的管理者通常对CSR基本没有兴趣。
事实上，希尔森在加纳矿业对CSR所做检验总结出“提醒人们，矿业公司不是慈善机构，严格来说，在非洲国家从事经营就是为了商业目的。
”与这些观点一致，公司缺乏实质性的CSR活动，盈利的南非公司让政府授权企业社会投资计划，要求公司提供其一小部分利润给CSR，并报告他们公司的企业社会投资支出。
因此，在薄弱的金融机构环境中，公司很难获得资金，他们认为CSR支出减少了他们的利润，并且不能为公司带来经济利益，正因为有这种观念，非洲的企业不愿意去做CSR支出。
第三，在西非，尤其在加纳，公司没有来自政府的压力让他们去做CSR。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政府面临着受限的经济环境，他们主要专注于有关支持市场改革的问题，如商业发展和创造就业机会。
针对慢性的经济失败，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一些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国家进行了货币基金组织赞助的结构调整计划，这个计划引起了强大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变化。
促进市场改革，解决严峻的扶贫问题，需要通过经济的发展、市场活动和公司的商业成就这些途径，而不是通过政府对经济资产的所有权。
加纳政府设定了一个宏伟的目标，到2020年，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到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强调在人文进步、经济增长和城乡发展这些领域的目标。
沿着这个目标，政府机构越来越多地被授权去奖励那些在财务上取得成功的公司。
例如，加纳投资促进中心每年会提供令人垂涎的国家级奖金，基于一些诸如利润、销售增长等指标，奖给不同行业表现优秀的公司，来表明他们是成功的市场模范者，以供其他公司效仿。
为反映出这些优先事项，GIPC最初选定最出色的企业基于其规模大小（1996-1999），从2001年起，开始强调利润。
他们仅在2005年收集了CSR的数据，但在随后几年就停止了。
为应对政府对CSR不温不火的兴趣，并让政府更加强调经济的发展，Atuguba和Dowuona-Hammond告诫GIPC，确定加入加纳俱乐部100的标准，必须包括明确的、详细的有关CSR的部分。
第四，在大多数的西非国家，综合全面的CSR活动没有持续的社会压力。
并且，在加纳/西非的非政府组织的组织活动既不充分，也不充分发展，来进行持续的宣传。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Igoniland，尼日利亚，在那里，尽管公司赚取了可观的利润，公司的CSR开支非常低。
并且也只是在最近，全世界的注意力才指向该地区不公正的和缺乏有效的CSR。
另一个例子是由Atuguba和Dowuona-Hammond提供的，他们指出，尽管加纳的消费者协会的成立，是要强制企业在加纳进行CSR活动，但它深陷能力不足和金融约束，这些都影响了该协会的作用发挥。
第五，在加纳，直到2006年才出现了一个全面的CSR文件，这之前几乎没有任何法律直接要求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加纳在2006年之前，推出了加纳企业准则，当时没有形成正式的规范、标准和预期的商业社会参与，甚至随后的签约完全是自愿的。
研究表明，为确保实质性的CSR活动，依靠自愿遵守CSR标准是一种无效的方法。
不足为奇，到2011年，在加纳只有60家公司签署了加纳企业准则。
加纳脆弱的监管体制反映了西非地区的尼日利亚，也缺乏有效的法律对CSR产生影响
第六，加纳等新兴经济体的政府很弱的执行有限的法律，来解决确实存在社会投资问题。
而少量的努力来确保他们的遵守，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政府强调经济发展与CSR有关，这些政府也缺乏适当的人力资源和治安设施来执行这些法律。
这些微不足道的执法工作通常反映了这些地区欠发达的法律和政治机构。
Atuguba和Dowuona-Hammond表示，需要在加纳创造执行企业和专业化的道德准则的机会，因为这些都与CSR相关。
最后，在一些国家，如加纳和尼日利亚，治理结构薄弱，制度规范不健全，以及散漫的政府监管和法律执行力，公司的不法行为尤为普遍。
例如，在加纳腐败的问题由于相当严重，以至于在1970年，一个由五人组成的、询问贿赂和腐败的全国委员会成立，以追溯其根源，并为降低此类事件的发生率提出建议。
尽管有些国家多次试图改变腐败的文化，如加纳，但与行贿有关的问题仍然特别恶劣。
同样，在腐败和贿赂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尼日利亚商业环境中的问题恶化了。
这种腐败现象的发生，使很多资源丰富的公司更容易不遵守当下存在的关于CSR的法律。
腐败问题是如此普遍，Atuguba和Dowuona-Hammond甚至以非政府组织为例来说明，他们应该对滥用资金的现象付更多的社会责任。
总之，CSR较低的优先地位和支撑其薄弱的机构体制，使很多成功企业的社会参与活动处于边缘化，而资本的约束激励丰富利润的企业去囤积资金，并节衣缩食，减少不必要的支出。
在资金短缺并基本认识不到CSR价值的制度背景下，对于CSR，没有来自社会和政府的压力，缺乏适当的和全面的法律来鼓励CSR，很高的贿赂和腐败发生率促进了CSR的逃避，金融资源可用性较高的公司很可能会给少履行CSR活动。
因此，我们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
金融资源可用性越大，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公司将为CSR付出的越少。
研究方法
我们的研究地点是加纳，加纳在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地区，它是一个经济发展中国家，曾被IMF评为“新兴经济体”。
在20世纪60年代采用社会主义制度失败，在上世纪80年代，为走向市场经济的模式，进行了实质性的改革，在90年代中期，在行业层面辅以进一步的配套改革措施。
尽管加纳在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和金融机构这些领域仍然落后于发达国家，但这些改革的影响深远，一直持续到现在。
我们的样本是来自于加纳投资促进中心（GIPC）选出的加纳俱乐部100（GC100）中的公司。
在1996年，加纳政府工信部的这个部门试图开发一个有信誉的数据源，在结构和概念上类似财富500强，所以开始在全国最大的100家公司收集和传播数据，包括国内外的。
在2000年，GIPC选择标准改为专注于规模、利润和增长的考虑，并在2005年，首次把企业社会绩效支出的数据也列入考虑的范畴（尽管随后不包括了）。
在收集数据的过程中，对数据的准确性和有效性非常有把握。
首先，政府对加纳俱乐部100的资助，提供了项目规范的合法性，以及强制压力的元素，以应对任何蓄意作假的行为。
第二，数据的收集和分析通过SEM国际协会，加纳的管理咨询公司的一些负责人在哈佛大学、多伦多大学和罗切斯特大学获得了高级工商管理学位，其中一人还在密歇根大学教金融学。
因此，这些数据被曾受过西方会计和企业分析训练的一些人进行了收集和处理。
第三，考虑列入GC100，要求提交数年的经过审计的账目；
第四，提交要求还包括来自加纳国税局，增值税服务中心，以及社会保障和国家保险信托的文件。
从2005年加纳俱乐部100强名单中，我们找出了非洲控制的公司，有的是通过内资控制的，有的撒哈拉以南非洲跨国公司的子公司。
我们采取这种方法，是因为非非洲的跨国公司子公司与非洲的公司相比起来，是不太可能被完全融入到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制度环境中的。
前者受非非洲总部的国家以及跨国公司本身的外国文化影响。
从2003年到2005年，这些公司数据的是可以获得的，我们保留了这些公司的数据，因此加强了因果关系。
这样的话，由41公司组成的列表，并且这些完整的数据是可用的，这些数据来自GIPC提供的12个不同的指定行业部门：
商业银行、社区银行、非银行金融、保险、制造、贸易、信息和通信技术、建筑、旅游和酒店、汽车和装配、药品和医疗保健和一般服务，从这样全面的行业进行研究，加强了研究结果的普遍性。
因变量
长期以来，CSR的测量给研究学者带来了难题，并且各种不同的方法已被用于CSR测量。
鉴于我们问题是要解决导致企业从事CSR原因，在我们的例子中，钱的数量指的是花在企业社会定向活动中的数量，我们认为衡量应集中在实际的响应能力上，这才是最优的方法。
我们的相关支出测量能提供一个客观的结果和公司CSR的支出，以及代表资源的实质性承诺，而不是口头声明或CSR网站报告的仅仅象征性的承诺，这是这种方法的优势。
此外，在资本受到管制的环境中，考虑到金融资源的可用性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和独特的竞争因素，而且CSR花费这样的稀缺资源代表一个正确的优先级别，金融资源和CSR的支出都是特显著的。
该GIPCGC100报告中包括2005年CSR的支出。
GIPC把他们所谓的“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项目、产品或服务”，他们“表明公司的领导能力、真诚和承诺道德价值，符合法律要求和尊重个人、社区和经营环境”。
GIPC数据反映了公司在六大领域货币捐款：
（1）健康问题，如儿童的健康，营养不良和医学研究；
（2）教育，如提供奖学金；（3）扶贫，如提供饮用水，卫生，农村发展和住房；（4）环境问题，如能源效率，废物减排和可持续发展；（5）关于社会弱势群体问题，如妇女，儿童和残疾人。
（6）运动，如体育运动的发展。
正如Brammer和Millington认为的，用企业慈善来衡量CSR活动有几个重要的优点。
它正日益被视为公司的企业社会表现突出的组成部分。
它避免了参与综合运作的概念和计量问题，与单维度测量方法比起来，它涉及一系列广泛的社会问题，并涉及到不同的利益相关者。
我们用三种方法来测量CSR：
CSR除以公司员工、CSR除以股本和取CSR支出的自然对数。
GIPC提供了关于企业2005年在CSR的支出数据，我们进行前两项测定，分别通过CSR支出除以员工和公司股本的数量，第三种测定，我们取公司分配在CSR支出的自然对数，并允许对相关的CSR绝对支出进行评估。
CSR支出在企业规模、股权的百分比以及其自然对数，经常被用在以前的研究文献中。
通过使用比率测量，我们跟随以前的学者，他们认为在提供跨企业对比有效的基础上，一些组织特性（如大小）有必要去扩大慈善捐款，我们认同这一点。
CSR标准测量方法非常适合我们的研究和在其他方面的样本。
有证据表明，在支持市场改革的背景下，企业更愿意认为他们经营与CSR的相关开支有关，并以慈善为本。
此外，我们的做法与其他CSR学者解决非洲问题的方法一致，他们评估了CSR倡议的货币价值。
因变量数据来自于2005年，比自变量数据（2003-2004）晚一到两年。
这样的时间选择加强了对假设的测试，因为它减少了因变量影响其他在时间上先于他的这些变量的可能性。
自变量
盈利能力和利润是自我产生资金和财务资源直接的主要方法，也代表了资源的可用性的一个有形的指标，这些资源能够获得潜在的社会投资资金。
通过GIPC提供的信息，我们测量了一些公司金融资源的可用性，这些指标长期在CSR研究中使用：
销售回报率、净资产收益率、公司净利润；通过净利润除以公司营业额，测量了销售回报率。
对于在GC100中的大多数公司来说，营业额与公司的销售额相等。
然而，对于银行来说，GIPC通过总利息收入加上佣金和手续费来测量营业额，对于保险公司来说，他的营业额是净保费收入加上投资收益。
我们通过净利润除以股本额的到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直接从GC100资料中得到。
这样三种金融资源可用性的测量方法，使研究结果的一致性能进行评估，加强了我们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为平均出单年度的影响（并加强因果关系），我们计算了2003和2004的平均值，在按这三种方法进行计算。
（使用比因变量数据日期早长达两年，从金融资源可用性到CSR，数据会更准确的反映出因果的方向）
可控变量
我们掌握着公司和行业层面的条件。
对于企业特征，首先，广告是一个寻求可见性和显著的独立变量指标，该指标曾出现在先前的关于CSR支出的文献中。
公司在广告中支出数据是不可获得的,但不论公司在2005年著名的加纳俱乐部100出版物中是否购买了广告，这个出版物可以作为一个广告代用品。
第二，作为一个通过媒体的报道手段来实现可见性的指标，我们也保持不变的网页点击率。
媒体的点击率与慈善捐赠显示出了积极的关系。
在2004年，公司网站点击率的数据是网上文章的数量，该数量是通过网站每个公司的搜索文章数据库计算的，使用著名公司名称的变体。
第三，另一个与CSR支出相关的公司特征是技术的使用。
2004年，加纳俱乐部100指南表明每一个公司的网站的URL，如果他们有一个话。
（如果是这样，设置为1，如果不是，设置为0）
第四，在西方经济体的研究表明，商业信誉和CSR之间有联系。
为测量商业信誉，我们注意到了从2000年到2003年间每个公司出现在加纳GC100的次数。
第五，我们也控制了公司的收入，这可能与更大的公司松弛有关系。
取由2004年加纳俱乐部100中提供的“营业额”的自然对数对收益进行了测量。
第六,我们还控制了公司的年龄，从2005年减去公司成立时的日期，因为公司成立时不同的背景会影响企业对CSR的倾向。
第七，我们控制了公司股本的水平。
在其他条件相同时，股本额较大的公司通过股东投资来获得资产，而不是通过昂贵的借债。
债务可提高违约的风险，并可能导致企业减少CSR开支以对其弥补。
所有者权益为2004年由GIPC数据库提供。
我们用股本额除以的公司的营业额以纠正这个方法。
第八，我们还掌控了公司是否上市。
在加纳等国，与那些未上市的公司相比，上市公司能有更广阔的渠道从新兴的但非常活跃的股市获得融资。
我们通过访问加纳证券交易所的网站测量了上市公司交易量。
在2002年12月31日以前，所有在这个交易所上市日期列表上的公司都已上市交易（=1）；其他的公司都算作未上市（=0）。
在2003年没有公司上市。
第九，最后一个与CSR影响的关系保持不变的公司特征是公司使命的关注点。
公开声明公司应该有高度的责任感，这可能涉及到一些已被证明在解释CSR时是重要的因素，我们参阅了2004年加纳Club100文档中列明的公司使命宣言。
两位学者按下面的标准独立评价这些使命宣言：
（1）仅仅提到股东；
（2）提到了其他的利益相关者，例如客户和/或者员工（没有提到的次要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