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特性比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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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特性比较

中西文化特性比较

左飚

    世上没有绝对的东西，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

所谓中西文化特性之异，也只是相对而言。

文化，作为人类活动的方式及产物，本身就具有很多超地域和超时代的共同性。

文化又具有极强的渗透性及可融性，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以及通讯、交通、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当代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日趋频繁，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速度之快及影响之深为任何时代所无法比拟，不同文化间的共性增多、差异减少将是必然的大趋势。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现象极为普遍。

人们即使看到有的中国人比西洋人更洋气，或有的西方人比中国人更汉化的情景也不会感到奇怪。

在这种文化大交融的情况下探讨文化特性的差异，很容易步入以偏概全、流于简单化、绝对化的误区。

尽管如此，由于千百年的文化积淀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流淌在血液里的文化传统有着强劲的连续性，从总体上说，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个性依然十分明显，对这种文化个性的比较仍然不失为一项有意义的研究。

    环性与线性，大体上可用来表明中西文化特性的差异。

环者，圆形，中心有孔，可围绕中心旋转。

线者，直线形，系一点沿着一定方向不断运动的轨迹。

我们不妨从宇宙观、价值观、时间观、思维方式及语言表达等方面来探讨中西文化环性与线性的差异。

一、宇宙观：

线分环合

    就宇宙观而言，西方文化呈线性，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凡与神均一分为二，界线分明，强调二元的并存与对立；中国文化呈环性，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凡与神均合而为一，环抱涵容，注重二元的依存和统一。

    古希腊哲人泰勒斯、赫拉克利特等把统一的世界划分为“元素”和“灵魂”两个世界，这一基本思想奠定了线性的对立型西方文化的基础。

此后，柏拉图的“理念”高于“现实”，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因”及“质料因”的区分，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人间世界，笛卡尔的“物质”与“心灵”两种实体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决定“现实事物”的学说等，虽然说法不一，但都把灵魂、精神、上帝等与现实的客观世界区分开来，把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

刘景山（1988：

5-6）认为，这种对立的宇宙观，“使精神无形中成为改造自然界的一种巨大的、能动的力量，成为世界发展的动力。

由此基点出发，西方文化重视人对外物的征服和改造，科学技术的发达乃势所必然”。

希腊著名的物理学家阿基米德曾说：

“给我一个立足点，我可以转动整个宇宙。

”这句话生动地表现了人对于对立着的自然界进行大胆探索和改造的精神。

有一条民间谚语说，“服从自然，才能征服自然”。

征服也好，服从也罢，西方人总是把自然作为自己的对立面在进行探索和研究。

科学家们一方面不断地做科学实验，寻求征服自然之道，另一方面认为自己的科研成果不过是发现了某一自然法则，并承认自然规律的不可抗拒。

神凡对立表现为人们虽然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但却并不相信天命，而相信人自身的努力和抗争。

我们从谚语“上帝创造一切，人改造一切”中也可看出神凡二分的观念和人积极抗争的精神。

    中国文化环性涵容的宇宙观最早表现在殷周《易经》“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观念中，阴阳依存，统一为道，即太极。

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子继承了这一阴阳合一说，《老子》四十二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汉代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五行相生》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

“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

”可见，中国古人早就有二元的辩证思想，但他们所强调的不是二元的分离对立，而是二元相辅相成的统一。

所谓“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二章）等说的都是这个道理。

至于天人合一的思想，最早由名家惠施提出，庄子予以肯定。

《庄子·齐物论》中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这一思想经过禅宗派佛教的传布而逐渐深入人心。

于是，“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便成了中国文化对宇宙的基本态度。

汉语中有很多成语反映了这种态度，如“天从人愿”、“天理人情”、“天怒人怨”、“吉人天相”等等，天和人总是相通的。

人们谋划一件大事，会自然而然地考虑到“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

诗人和作家赋诗、写文章常喜欢借景抒情或寓情于景，追求情景交融，相信“天人感应”。

“花迎喜气皆知笑，鸟识欢心亦解歌”（王维《奉简新除使君等诸公》）；“人生有情泪沾衣，江水江花岂终极”（杜甫《哀江头》）；“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曹植《野田黄雀行》）；“山河破碎风抛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文天祥《过零丁洋》）；“野岸柳黄霜正白，五更惊破客愁眠”（欧阳修《淋河闻雁》）；在上述诗?

?

中，大自然中的花、鸟、树、絮、萍、风、雨、霜、江花、海水、野岸等都感应了人的喜、怒、哀、忧、愁、恨等各种思想感情，人和自然浑然一体。

二、价值观：

线单环整

    就价值观而言，西方文化的线性表现为直线的单点独进，强调个人潜力的发挥、个人目标的实现以及个人利益的追求。

中国文化的环性表现为圆环的整体向心，注重群体关系的和谐、群体目标的统率和群体利益的维护。

    价值观是规范人们行为的标准，是人们在选择或评价某一行为时所表现出来的取向原则，因而也反映了社会成员所追求的理想和目标。

中西文化在价值观方面的差异表现在政治、经济、宗教、法律、教育、社会等各个方面，本文所探讨的只是涉及个人与群体关系的核心价值观部分。

RobertLynd（1939）在他所列举的20种价值标准中把个体主义看作是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

他把“个体主义”比为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个人只有通过自身的努力，发挥自己的潜在能力，维护自己的权益，才能在社会上立足。

在西方文化中，个人是一个独立的点，一个不依赖他人的自主的实体。

这个点按照自己选定的方向不断向前运动，形成一条自我实现的直线。

在很多情况下，不同个体的直线是平行的。

笔者曾经听到一位美国教授在演讲中说，“在我们的社会中，人人都自私。

你自私，我也自私。

但你不妨碍我，我不妨碍你。

我们都自私，我们也都快乐。

”这是典型的平行直线论。

但直线难免会交叉、切割，于是利益发生冲撞，各种社会矛盾就会产生。

所谓适者生存，必然是大鱼吞小鱼，两线交叉时强者切断弱者的线而让自己的直线继续延伸。

在这种线性的、充满竞争意识的价值观的指导下，人人注重自立，也人人感到自危，自我奋斗、自由进取成为人们崇尚的行为准则。

正如林语堂（1990:

342-343）的评述，“你的出路就在你脚下，你的成功就是你的自我之演进、开展和表现”。

    中国文化以圆环整体作为其价值基础，个体包含在整体之中，圆环的中心即整体的利益，是每个个体所围绕的核心及追求的共同目标。

古代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手段，目的是为了实现“家”（小环）、“国”（中环）、“天下”（大环）的和谐，追求整体的利益。

古人说，“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顾宪成题东林书院联）。

“位卑未敢忘忧国”（陆游《病起抒怀》）。

“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顾炎武《日知录》）。

从这些话所表达的信念中，都可看出古人以家、国、天下利益为重的群体价值取向。

当代中国尽管国门大开，各种观念纷至沓来，但维护整体利益仍然是主流的价值取向。

施修华（1989:

97）说，“追求个人吃喝玩乐和攫取个人权位，是渺小的、卑劣的：

只有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中去，才是最有意义的人生。

”JeanBrick（1991:

131）作为曾长期生活在中国的西方“旁观者”，也许更敏感地观察到绝大多数中国人价值观的群体取向。

她说，“个人利益存在于群体之中，也就是在家庭或社会团体之中。

个人真正的自我实现就在于最大限度地履行各项社会义务。

”据此她认为，西方的价值系统以权利为基础，重视个体权利的维护，而中国的价值系统则以义务为基础，强调对他人及群体的义务的履行。

三、时间观：

线伸环旋

    在时间观方面，西方文化视时间如直线延伸，单向飞逝，去而不返，因而向前看，着眼于未来；中国文化视时间如圆环旋转，冬去春来，周而复始，故而常常向后看，立足于过去。

    西方文化的线式时间观在文人雅作及民间俗语中都能找到反映。

文学家们把时间比作是‘一切事物的吞食者’（奥维特）、‘偷走青春的神秘窃贼’（弥尔顿）和‘急驰而来的带翼飞车’（马维尔）。

莎士比亚认为时间的‘步伐轻快得令人眼花缭乱’。

正如贾玉新（1997:

72）所说，在西方文化中，“时间好比一条直线，是一种线性的单向持续运动。

时间‘是行进、流逝、飞行；是河流、大江、瀑布’。

而且根据犹太-基督教的传说，时间不是圆式的周而复始的运动，它是有始有终的。

”Hall（1959）指出，“在西方世界，任何人都难逃脱单向时间的铁腕的控制”。

（转引自贾玉新（1997：

73））民间谚语“岁月不待人”等也说明，线式时间观使西方人总是觉得时间一去不复返，因而有着强烈的紧缺意识。

这种紧缺意识使西方人凡事向前看，一切着眼于未来。

他们在日记中喜欢记下对未来事情的安排，他们的注意力也主要用于未来事情的规划与实现。

    中国文化的环式时间观也常见于诗歌和散文之中，如“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春与秋其代序”（屈原《离骚》），“代序”即时序环转替换。

中国人虽然也叹息“岁月不待人”（陶渊明《杂诗十二首》），“但悲时易失”（韩愈《幽怀》），然而昼夜更迭、季节交替的环式时间观使中国人在总体上有时间充裕感，做事慢慢来是一种主要倾向。

人们相信失去的东西还有时间补救，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后汉书·冯异传》）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人们对“时过境迁”有所心理准备，并慢慢地期待着“时来运转”。

告别语和劝慰语几乎都是“慢”字当头，如“慢走”、“慢用”、“慢慢看”、“慢慢做”、“慢慢商量”、“慢慢欣赏”等。

交叉路口的交通警示语“一慢二看三通过”也是“慢”字领先。

从容幽闲构成了中国农耕文化的一大特点。

人们在日记中记下的往往是已经发生了的事情。

人们修身养性，重在回顾往日的言行。

“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意在反省自己过去是否有“不忠”、“不信”、“不习”的过失。

如果说线式时间观向前看，重求知，有利于鼓励开拓创新，环式时间观则向后看，重修身，有利于促进稳定守序。

四、思维方式：

线切环封

    在思维方式上，西方文化如同直线切划，细分明析，注重抽象推理；中国文化犹如圆环内封，综观合察，寻求直觉顿悟。

    西方线性思维的特性之一是其切分性，有重视分析的倾向。

内在的思维特性决定了外在的行为表现。

西方的百科全书很早就有了分层次的分类原则，一层层切分，种类归属分明。

人们写文章，标题、章、节、段脉络清晰，一目了然。

平时讲话也爱使用明确区分内容的标记。

搞科学研究，培根、伽利略所倡导的实证分析法一直延用至今。

西医看病，二话没说，先给病人验血、验尿、验大便，分而检之，再作诊断。

厨师烹饪，各种配料严格计量，操作程序步步分清。

即使食用苹果，也不忘切分四块，然后去核去皮食之。

线性思维的另一特性是抽象性。

钱学森（1986:

134）说，“抽象思维好象是线型的，或者分枝型的，这是它的特点”。

西方人长于以概念进行判断、推理的抽象（逻辑）思维。

对于任何一个领域或任何一项命题，西方科学家往往通过抽象的方式进行概括，洋洋洒洒地写出长篇理论巨著。

相对而言，北美人更崇尚归纳式（从具体到一般）的逻辑推理过程，而欧洲人更擅长演绎式（从一般到具体）的逻辑推理过程。

抽象思维表现为精确、清晰、非此即彼。

西方文化科学技术较发达，理论著作较丰富，与西方人见长于抽象（逻辑）思维不无关系。

    中国环性思维的特点首先在于其整体性，有重视综合的倾向。

所谓圆环内封，是指人们习惯于把事物作为封闭的整体来观察和认识。

中国古代的类书，其内容是一套以皇帝为中心的政治、社会体系及伦理观念，是大一统的形态；其分类不大考虑事物本身实际存在的质的区别。

中国人写文章强调起承转合，“附辞会义，务总纲领，驱万涂于同归，贞百虑于一致”（刘勰《文心雕龙》），注重通篇的过渡自然及和谐一致。

中国人相对弱于用分析的方法把部分从整体中分离出来的思维活动。

由于重综合、轻分析的思维倾向，大一统的伦理学在中国古代发展较快。

而实证分析性的科学则发展较慢。

中医看病，望、闻、问、切，注意的是全身性的综合症状，中药力求治本非治表。

有趣的是，中国人食用苹果前也不忘用环式削皮，保全整体。

环性思维的另一特点是形象（直觉）性。

线是一维的，环属平面形象，是两维的。

事物直接作用于人脑未经推理而产生映象，这就是形象（直觉）思维的过程。

中医按脉，若没有敏锐的直觉，是没法分辨数十种脉搏跳动方式的。

徒弟学烹饪，并不靠什么定量描述或逻辑推理，而是通过模仿，直觉地把握师傅的烹饪技术。

佛家修行，并不注重长篇累牍的讲经说教，而更加讲求静思顿悟。

中国画重在写意，追求神似，而不恪守大小比例的精确。

直觉思维表现为隐约、模糊、亦此亦彼。

中国诗歌、戏曲、绘画等艺术无不对此推崇备至。

“这是一种极强的可塑性、伸张性、随机性的圆式辩证思维方式”（转引自申小龙，1990）。

其实，任何地域、任何群体中的人都会运用抽象（逻辑）及形象（直觉）两种思维方式，不过中国人更多地运用后者而已。

正如R.Flesch（1946:

95）所说，“他们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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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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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和讽喻表达思想的习惯，也就是说，通过各种语言手段进行类比，尽可能把事物表达得清楚明白”。

五、语言表达：

线枝环波

    语言，作为文化的一部分、文化的载体以及思维的工具，也必然表现出线性与环性的文化差异。

西语的线性特点表现为句子结构以直线枝形铺排，由主到次，递相迭加，犹如枝繁叶茂的大树；汉语的环性特点体现在语段以环状波式流动，浪花无律，形散意合，好似波涛滚滚的大江。

    关于西、汉语言的结构差异，国内外学者有很多精辟的论述，形合意合之说似已成公论。

西语是以形合为主的语言。

在其句子结构成分的铺排中，主语与谓语形成提挈全句的主轴线；如有宾语和补语成分，可在主线上延伸；定语及状语成分则以枝枝杈杈的形式形成分支线，并通过关联词语与主轴线相接。

这种树状结构的直线枝形铺排，尽管有时重重叠叠，枝上有枝，线外有线，但由于主谓语构成了“对全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提挈性结构主轴”（刘宓庆，1990），因而各条支线脉络分明，枝枝杈杈皆有归宿。

结构形式严密、联结标记明显的线性语言也许是抽象（逻辑）思维的产物，或反过来说，它有助于人们进行精密的抽象（逻辑）思维活动。

不少学者认为，线性语言与线性文字有着内在的联系。

西语文字是以拼音字母组成的音素文字，是以音节的滚动直线展开的线性文字。

这种文字有丰富的形态变化，通过语音感知，经大脑加工而产生各种意义。

由于“形”和“意”之间夹上了“音”这一中间环节，这就要求文字高度形式化才能准确地、客观地识别意义。

因而，西语形态丰富、准确度高、客观性强，构成了扎实的形式逻辑基础。

    汉语是重意合的语言。

汉语缺乏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缺少显性的词类标记，人们对语义的理解往往凭借语境及语感来完成。

汉语句子以主题为中心铺排，主题加述语的结构灵活，形式不拘。

汉语语段以意念为主轴，以神统形。

语段中的句子流散疏放，组合自由，犹如环弧状的浪花，此起彼伏，似连似分，高低无序，但却沿着一定的（语义）方向流动。

Fowler（1965）对汉语这种流水型环性语言的描述甚为精当：

“节奏感强的语言或文字犹如海浪向前推进，浪峰、浪谷似分似合，彼此相像，又各不相同；隐含着某些规律，但却过于复杂，难以分析或表述；这些规律规范着波浪与波浪、波浪与大海、词组与词组、词组与语段之间的各种关系”。

（转引自连淑能，1993）。

环性语言似乎与环性文字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汉字是象形文字，即使现代的形声字，也是由图画文字发展起来的。

汉字的字形可直接剌激人们的感官，形成感知表象，这就便于中国人进行环性的形象（直觉）思维活动。

汉字如同一个个内封的环，本身有着丰富的含义，没有形态变化照样能表示多种意义。

由汉字组成的语词“意蕴丰富有余，配合制约不足，一个个语词好象一个个基本粒子，可以随意碰撞，只要凑在一起，就能意合，不搞形式主义”（申小龙，1989），这为汉语语段形散意合的波状流动打下了基础。

    以上我们从宇宙观、价值观、时间观、思维方式及语言表达等方面对中西文化的特性差异作了初步探讨。

所谓环性、线性的差别也只是程度之异，轻重之别而已，并无非此即彼的绝对界限。

环中有线、线中有环的例外可以说举不胜举。

但作一番探讨将有助于我们把握两种文化的主流倾向。

我们进行比较的目的并非判定孰优孰劣，而是为了促进了解。

对于不同文化个性的了解，又会反过来促进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加速共性的扩大与发展。

西方的月亮并不更圆，东方的太阳也有黑子。

中、西文化广泛交流，取长补短，必将创造出更加灿烂的人类文化。

（左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