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的散文摘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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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的散文摘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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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家的散文摘抄一：

高原的百合花

　　当飞机就要降落在世界最高的机场“埃阿尔多”时，坐在我后面的一位欧洲旅客已经紧张的先向空中小姐要氧气了。

　　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个瘫在位子上的中年人，这时前面几排的一个日本人也开始不对劲，唉的叹了一口长气便不出声了。

　　两个空中小姐捧着氧气瓶给他们呼吸，弄得全机的旅客都有些惶惶然。

　　我将自己靠在前面的椅背上，脸色苍白，话也不能说，两手冰冷的。

　　旁边一位来过拉巴斯的日本老先生一直握住我的手，替我拿一本薄书，口里温和的说：

“不要怕，先不要就怕了嘛!

”

　　其实我根本没有一丝惧怕，只是因为飞机下降，正在剧烈的晕机而已。

　　“到了之后慢慢走路，不要洗热水澡，不要吃太饱。

更不可以喝酒，第二天就没有事了。

”

　　“我不是--”

　　还没说完，那位日本老先生又加了一句：

“不许讲话，省氧气!

”

　　听他那麽吩咐，我先噗的笑了出来，便真的一句话也不讲了。

　　下机的时候，手提的东西全托给米夏，知道自己心脏不太好，便不逞强了。

　　海拔四千一百公尺的平原是我生平所面临最高的地势，在这，机场的跑道也比一般的长;因为空气的阻力不同了。

　　第一日上到这高原，尽可能一切放慢，我的步伐慢的如同散步，飞机上警察看的笑了起来。

　　玻利维亚，这南美的西藏，过去每当想起它来，心里总多了一分神秘的向往。

　　即使只在机场吧，那苍苍茫茫的大草原呈现了不凡而极静的美。

　　入境的人很多，一些没事似的人去排队了，另一些大约如我，是第一次来，大半先坐着，不敢乱动。

　　对于一个旅客来说，一个国家的机场是否豪华其实并不是很重要的，查照的海关人员是不是办事快捷，态度亲不亲切，才是旅客对这国家最初步的印象。

　　玻利维亚的机场虽然不算太气派，可是无论在哪一方面，他们都给了旅客至诚的欢迎和周到，使人宾至如归。

　　旅客服务中心交给我的资料对我们来说仍是有些太贵，宾馆的一长列名单上，没有低于四美元一日的地方，有些更贵到一百美金左右一日了。

　　进城的公车说是没有的计程车可以与人合并一辆，收费非常合理合五毛美金一人。

　　坐上计程车还不知人去哪家旅馆，这已习惯了，心中并不慌张，开车的司机先生是最好的顾问，他们会带的。

　　司机先生不仅热心，同坐的三位玻利维亚人也是极好，他们替我们想出来的旅社，却因价格太低了，另人有些茫然。

　　“我可以付再高些的，最好有私人浴室。

”我有些不好意思的说。

　　车子因找旅馆，绕了好几个弯，结果停在旧区女巫市场斜斜的街道边。

　　一看那地方风味如此浓烈的区域，先就喜欢了，下得旅馆来一看，又是好的，便留住了。

　　付车钱的时候，因为麻烦了司机，心中过意不去，多付了20%的小费。

没有多少钱，那位司机先生感激的态度，又一次使人觉得这个国家的淳朴和忠厚。

　　放下了行李，先去街上摊子买古柯叶子治将发的高原病，知道这是逃不过的。

　　这些叶子在秘鲁的古斯各城其实我还有一大包没有用完的，只因害怕放在行李中带过境，海关当作毒品，因此便留下了。

　　古柯叶事实上并不是什麽毒品，可能一吨的叶子也提炼不出几公克的古柯因。

　　高原的居民将少数的几片拿来冲滚水喝，只是帮助呼吸而已。

　　旅馆的餐厅冲来了一大壶滚水，问他们多少钱，说是不收费的。

　　给送水的人一点小费，换来的又是连声道谢，这样的民风令人受宠若惊，好似是来受恩的一般叫人失措，不由得更加想回报他们。

　　这一路来，只要进入了参杂着印第安人血液的国家，总多了一份他们待人的忠厚善良。

　　厄瓜多尔亲如家人，秘鲁亦是一团和气，而今的玻利维亚，更是厚拙。

　　在这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高原国家里，只住着不到六百万的居民，这70%是印第安人，25%是西班牙本地人混血，5%是欧洲移民来的白种人。

　　玻利维亚是南美洲两个没有海港的国家之一，它的西部是秘鲁与智利，东北部与巴西交界，南边有阿根廷和巴拉圭。

　　在1879年以前，玻利维亚原先的领土本是一直延伸到太平洋的，因为一场争夺沙漠矿场的五年之战，那片沿海的土地被智利夺去，直到现在没能讨回来，虽然智利同意玻利维亚使用原先的一个海港，但是在意义和便利上便不相同了。

　　虽说拉巴斯是一般公认的世界最高的首都，事实上玻利维亚真正的首都却在另一个城市--苏克列。

　　只因外交使节团及政府部会都在拉巴斯办公，而苏克列只有最高法院仍在那开庭，普通都将拉巴斯当作了这个国家的都城。

　　初抵拉巴斯，除了呼吸不太顺畅之外，并没有过分的不适，加上以前厄瓜多尔及秘鲁高原的经验知道如何冲古柯茶并且服药，静躺两三个小时休息之后便没有事了。

　　女巫市场

　　没来玻利维亚之前，参考书中提到几次此地的巫术街，说是不能错过的。

　　没有想到自己的旅馆门外没有二十步便是那条著名的横街。

　　休息过了之后，赶快穿了厚衣服到街上去玩耍，高原的夏天，即使是正午，也穿一件薄毛衣，到了夜间便要再加一件了。

　　石板砌的街道斜斜的往城中心滑下去，好份欧式老城的情怀，却因当年西班牙人的进占南美远远的将这欧风一路建到另一个大洲来。

　　便在那些美丽的老建筑下面，放着一滩一滩的街头店铺，守摊子的嬷嬷们，披着丝制本色花拖着长流苏的披肩，穿着齐膝而多褶的大裙子，梳着双条粗辫子，一个个胖墩墩的在卖她们深信的巫术道具。

　　名家的散文摘抄二：

救世和自救

　　精神生活的普遍平庸化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明显事实。

这个事实是如此明显，以至于一个人并不需要有多么敏锐的心灵，就可以感受到了。

其主要表现是：

一、信仰生活的失落。

人生缺乏一个精神目标，既无传统的支持，又无理想的引导。

尤其可悲的是，人们甚至丧失了对信仰问题的起码认真态度，对之施以哄笑，以无信仰自夸。

二、情感生活的缩减。

畸形都市化堵塞了人与自然的交感，功利意识扩张导致人与人之间真情淡薄。

情感体验失去个性和实质，蜕化为可模仿的雷同的流行歌词和礼品卡语言。

三、文化生活的粗鄙。

诉诸官能的大众消费文化泛滥，诉诸心灵的严肃文化陷入困境。

娱乐性传播媒介冒充为文化主流，绝无文化素养的记者和明星冒充为文化主角，几有席卷天下之势。

　　毫无疑问，对于这种平庸化现象，凡注重精神生活的人都是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的。

不过，其中又有区别。

据我观察，可分为两大类。

　　一类人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拯救天下为己任，他们的反应又因性情和观念的差异而有区别。

大抵而论，宗教和道德型的人主要表现为愤怒，视这个世道为末世，对之发出正义的谴责乃至神圣的诅咒，欲以此警醒世人，寻回盛世，或者--审判世人，以先知的口吻预言某种末日审判。

张承志是当今最典型的代表。

理智型的人主要表现为忧虑，视这个世道为乱世，试图规划出某种救世方案，以重建精神生活的秩序，恢复或营造他们心目中的治世。

相当一批人文学者正在为此竭精殚虑，摇唇鼓舌。

不论愤怒还是忧虑，救世是共同的立场，所以我把两者归作一个类别。

　　另一类人是比较个人化的知识分子，相对而言，他们没有太直接的救世抱负，而是更加关注自己独立的精神探索和文化创造活动。

他们对于作为一种社会现实的精神平庸化过程同样反感，但似乎不像前一类人那样有切肤之痛，如坐针毡，为之寝食不安。

由于他们更多地生活在一个相当稳固的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隔膜于或超脱于他们所反感的那种外部变化了。

他们的反应主要不是愤怒或忧虑，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近乎宽容的淡漠和蔑视。

属于这一类的大抵是一些真正迷于艺术的艺术家，真正迷于学术的学者，以及执著于人生和人类根本问题之思索的哲人智者。

在这样的人看来，末世论或乱世论似乎都有些危言耸听，这个世道和别的世道没有本质的不同，不过是一个俗世罢了。

时代变迁，俗的表现形式相异，或官或商，无精神性则为一。

所以，他们始终与俗世保持距离，而把精神上的独立追求和自我完善视为人生在世的安身立命之本。

在此意义上，他们的立场可归结为自救。

　　当然，上述划分只是相对的，毕竟可能有一些个人性和社会性皆很强的知识分子，在他们身上，自救和救世的立场会发生重叠。

我无意在这两种立场之间评优劣，以我之见，真诚的救世者和自救者都是宝贵的，我们之缺乏有感召力的传道士和启蒙思想家，一如缺乏埋头于自己园地的耕耘者。

不过，就目前而言，说句老实话，我实在听厌了各种名目的文化讨论，从这些热闹中只听出了一种浮躁和空洞。

无论是标榜为"新国学"的复古主张，还是以"后现代"名义装饰现状的学术拼贴，事实上都没有提出切实的救世良策，很可能只是成全了个人的一种功利欲|望。

至于种种关于"文化失落"、"人文精神失落"的喟叹，透出的多是一种焦躁不安的心态。

在这种情况下，我宁愿为自救的立场作一辩护，尽管真正的自救者是不需要任何理论上的辩护的。

　　一个人立志从事精神探索和文化创造的事业，应该是出于自身最内在的精神需要。

他在精神生活的范围内几乎一定有很重大的困惑，所以对于他来说，不管世道如何，他都非自救不可，惟自救才有生路。

可是，在精神生活与世俗的功利生活之间，他的价值取向是明确而坚定的，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困惑。

张三不耐贫困，弃文经商，成了大款，李四文人无行，媚俗哗众，成了大腕，这一切与他何干?

他自己是在做着他今生今世最想做、不能不做的一件事，只要环境还允许（事实上允许）他做下去，何失落之有?

立足于自救的人，他面对外部世界时的心态是平静的。

那些面对浮躁世态而自己心态也失衡的人，他们也许救世心切也心诚，但同时我又很怀疑他们自己内心缺乏精神生活的牢固根基，要不何至于如此惶惶不安。

　　在当今时代，最容易产生失落感的或许是一些有着强烈的精英意识和济世雄心的知识分子。

他们想做民众的思想领袖和精神导师，可是商业化大潮把他们冲刷到了社会的边缘地带，抛掷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上。

他们是很难自甘寂寞的，因为他们恰好需要一个轰轰烈烈的舞台才能发挥作用。

我不认为知识分子应该脱离社会实践，但是，我觉得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精英或想当精英的人太多，而智者太少了。

我所说的智者是指那样一种知识分子，他们与时代潮流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不看重事功，而是始终不渝地思考着人类精神生活的基本问题，关注着人类精神生活的基本走向。

他们在寂寞中守护圣杯，使之不被汹涌的世俗潮流淹没。

我相信，这样的人的存在本身就会对社会进程发生有益的制衡作用。

智者是不会有失落感的。

领袖无民众不成其领袖，导师无弟子不成其导师，可是，对于智者来说，只要他守护着人类最基本的精神价值，即使天下无一人听他，他仍然是一个智者。

　　我确实相信，至少在精神生活领域内，自救是更为切实的救世之道。

当今之世不像是一个能诞生新救主和新信仰的时代，但这并不妨碍每一个热爱精神文化事业的人在属于自己的领域里从事独立的探索和创造。

这样的人多了，时代的精神文化水准自然会提高。

遗憾的是，我们拥有许多不甘寂寞的信仰呼唤者、精神呐喊者和文化讨论者，少的是宗教、哲学、艺术上的真信徒甚至真虚无主义者。

透底地说，真正精神性的东西是完全独立于时代的，它的根子要深邃得多，植根于人类与大地的某种永恒关系之中。

惟有从这个根源中才能生长出天才和精神杰作，他（它）们不属于时代，而时代将跟随他（它）们。

当然，一个人是否天才，能否创造出精神杰作，这是无把握的，其实也是不重要的。

重要的是不失去与这个永恒源泉的联系，如果这样，他就一定会怀有与罗曼-;罗兰同样的信念：

"这里无所谓精神的死亡或新生，因为它的光明从未消失，它只是熄隐了又在别处重新闪耀而已。

"于是他就不会在任何世道下悲观失望了，因为他知道，人类精神生活作为一个整体从未也决不会中断，而他的看来似乎孤独的精神旅程便属于这个整体，没有任何力量能使之泯灭。

　　名家的散文摘抄三：

又是一年芳草绿

　　悲观有一样好处，它能叫人把事情都看轻了一些。

这个可也就是我的坏处，它不起劲，不积极。

您看我挺爱笑不是?

因为我悲观。

悲观，所以我不能扳起面孔，大喊：

“孤----刘备!

”我不能这样。

一想到这样，我就要把自己笑毛咕了。

看着别人吹胡子瞪眼睛，我从脊梁沟上发麻，非笑不可。

我笑别人，因为我看不起自己。

别人笑我，我觉得应该;说得天好，我不过是脸上平润一点的猴子。

我笑别人，往往招人不愿意;不是别人的量小，而是不象我这样稀松，这样悲观。

我打不起精神去积极的干，这是我的大毛病。

可是我不懒，凡是我该作的我总想把它作了，总算得点报酬养活自己与家里的人----往好了说，尽我的本分。

我的悲观还没到想自杀的程度，不能不找点事作。

有朝一日非死不可呢，那只好死喽，我有什么法儿呢?

　　这样，你瞧，我是无大志的人。

我不想当皇上。

最乐观的人才敢作皇上，我没这份胆气。

　　有人说我很幽默，不敢当。

我不懂什么是幽默。

假如一定问我，我只能说我觉得自己可笑，别人也可笑;我不比别人高，别人也不比我高。

谁都有缺欠，谁都有可笑的地方。

我跟谁都说得来，可是他得愿意跟我说;他一定说他是圣人，叫我三跪九叩报门而进，我没这个瘾。

我不教训别人，也不听别人的教训。

幽默，据我这么想，不是嬉皮笑脸，死不要鼻子。

　　也不是怎股子劲儿，我成了个写家。

我的朋友德成粮店的写帐先生也是写家，我跟他同等，并且管他叫二哥。

既是个写家，当然得写了。

“风格即人”----还是“风格即驴”?

----我是怎个人自然写怎样的文章了。

于是有人管我叫幽默的写家。

我不以这为荣，也不以这为辱。

我写我的。

卖得出去呢，多得个三块五块的，买什么吃不香呢。

卖不出去呢，拉倒，我早知道指着写文章吃饭是不易的事。

　　稿子寄出去，有时候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连个回信也没有。

这，咱只好幽默;多喒见着那个骗子再说，见着他，大概我们俩总有一个笑着去见阎王的，不过，这是不很多见的，要不怎么我还没想自杀呢。

常见的事是这个，稿子登出去，酬金就睡着了，睡得还是挺香甜。

直到我也睡着了，它忽然来了，仿佛故意吓人玩。

数目也惊人，它能使我觉得自己不过值一毛五一斤，比猪肉还便宜呢。

这个咱也不说什么，国难期间，大家都得受点苦，人家开铺子的也不容易，掌柜的吃肉，给咱点汤喝，就得念佛。

是的，我是不能当皇上，焚书坑掌柜的，咱没那个狠心，你看这个劲儿!

不过，有人想坑他们呢，我也不便拦着。

　　这么一来，可就有许争人看不起我。

连好朋友都说：

“伙计，你也硬正着点，说你是为人类而写作，说你是中国的高尔基;你太泄气了!

”真的，我是泄气，我看高尔基的胡子可笑。

他老人家那股子自卖自夸的劲儿，打死我也学不来。

人类要等着我写文章才变体面了，那恐怕太晚了吧?

我老觉得文学是有用的;拉长了说，它比任何东西都有用，都高明。

可是往眼前说，它不如一尊高射炮，或一锅饭有用。

我不能吆喝我的作品是“人类改造丸”，我也不相信把文学杀死便天下太平。

我写就是了。

　　别人的批评呢?

批评是有益处的。

我爱批评，它多少给我点益处;即使完全不对，不是还让我笑一笑吗?

自己写的时候仿佛是蒸馒头呢，热气腾腾，莫名其妙。

及至冷眼人一看，一定看出许多错儿来。

我感谢这种指摘。

说的不对呢，那是他的错儿，不干我的事。

我永不驳辩，这似乎是胆儿小;可是也许是我的宽宏大量。

我不便往自己脸上贴金。

一件事总得由两面瞧，是不是?

　　对于我自己的作品，我不拿她们当作宝贝。

是呀，当写作的时候，我是卖了力气，我想往好了写。

可是一个人的天才与经验是有限的，谁也不敢保了老写的好，连荷马也有打盹的时候。

有的人呢，每一拿笔便想到自己是但丁，是莎士比亚。

这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天才须有自信的心。

我可不敢这样，我的悲观使我看轻自己。

我常想客观的估量估量自己的才力;这不易作到，我究竟不能象别人看我看得那样清楚;好吧，既不能十分看清楚了自己，也就不用装蒜，谦虚是必要的，可是装蒜也大可以不必。

　　对作人，我也是这样。

我不希望自己是个完人，也不故意的招人家的骂。

该求朋友的呢，就求;该给朋友作的呢，就作。

作的好不好，咱们大家凭良心。

所以我很和气，见着谁都能扯一套。

可是，初次见面的人，我可是不大爱说话;特别是见着女人，我简直张不开口，我怕说错了话。

在家里，我倒不十分怕太太，可是对别的女人老觉着恐慌，我不大明白妇女的心理;要是信口开河的说，我不定说出什么来呢，而妇女又爱挑眼。

男人也有许多爱挑眼的，所以初次见面，我不大愿开口。

我最喜辩论，因为红着脖子粗着筋的太不幽默。

我最不喜欢好吹腾的人，可并不拒绝与这样的人谈话;我不爱这样的人，但喜欢听他的吹。

最好是听着他吹，吹着吹着连他自己也忘了吹到什么地方去，那才有趣。

　　可喜的是有好几位生朋友都这么说：

“没见着阁下的时候，总以为阁下有八十多岁了。

敢情阁下并不老。

”是的，虽然将奔四十的人，我倒还不老。

因为对事轻淡，我心中不大藏着计划，作事也无须耍手段，所以我能笑，爱笑;天真的笑多少显着年青一些。

我悲观，但是不愿老声老气的悲观，那近乎“虎事”。

我愿意老年轻轻的，死的时候象朵春花将残似的那样哀而不伤。

我就怕什么“权威”咧，“大家”咧，“大师”咧，等等老气横秋的字眼们。

我爱小孩，花草，小猫，小狗，小鱼;这些都不“虎事”。

偶尔看见个穿小马褂的“小大人”，我能难受半天，特别是那种所谓聪明的孩子，让我难过。

比如说，一群小孩都在那儿看变戏法儿，我也在那儿，单会有那么一两个七八岁的小老头说：

“这都是假的!

”这叫我立刻走开，心里堵上一大块。

世界确是更“文明”了，小孩也懂事懂得早了，可是我还愿意大家傻一点，特别是小孩。

假若小猫刚生下来就会捕鼠，我就不再养猫，虽然它也许是个神猫。

　　我不大爱说自己，这多少近乎“吹”。

人是不容易看清楚自己的。

不过，刚过完了年，心中还慌着，叫我写“人生于世”，实在写不出，所以就近的拿自己当材料。

万一将来我不得已而作了皇上呢，这篇东西也许成为史料，等着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