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派的经济思想.docx

改良派的经济思想.docx

《改良派的经济思想.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改良派的经济思想.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改良派的经济思想

改良派的经济思想

２０世纪初，资产阶级改良派目睹国势，为了振兴实业，仍主张在保留清政权与封建土地私有制的条件下发展资本主义，他们发表论著，提出了自己的经济思想主张。

（一）改良派提出经济思想主张，这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本身的状况不无关系。

义和团运动后，帝国主义感到要直接瓜分中国难以办到，于是提出了“以华制华”、“保全主义”的侵华政策。

同时，它们继续在华进行激烈的争夺，扩大对华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而以慈禧为首的清王朝则对帝国主义的扶持感激涕零，竟然提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方针。

这个腐败的王朝，本来是仇视一切改革的。

但到１９０１年，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却高唱“维新”，实行所谓“新政”，企图弥缝同帝国主义一席发生过的裂痕和拉拢上层资产阶级，缓解国内危机，巩固其反动统治。

２０世纪初，由于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有力推动，以及清政府施行伪维新、假立宪等措施，采取了一些奖励工商业的政策，再加上外国资本主义不断地破坏中国的自然经济，使得中国国内商品市场的日益扩大，于是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当时主要在纺织、面粉、食品、卷烟等轻工行业），较１９世纪有了较大的发展。

其中，上层资产阶级所属企业的发展更为显著。

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以及清政府的卖国媚外政策的推行，全国各地工农群众斗争风起云涌，民族资产阶级则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在急剧变化的形势面前，代表资产阶级上层利益的改良派，由于阶级的局限性，导致他们一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清王朝的腐败表示较大的反感与不满；另一方面，则对即将来临的民主革命风暴感到恐惧和忧虑。

他们便沿袭戊戌维新的改良方针：

政治上，企图在中国真正实行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方案；经济上，他们根据西方一些资产阶级学者的经济思想，融合自己的思想观点，从而推出了较为系统的经济思想主张。

（二）改良派的经济思想，极为丰富，体系亦较为庞杂。

概而言之，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通过改革政治来发展资本主义。

由于改良派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割舍不断的政治、经济联系。

到２０世纪初，他们仍坚持自己的改良主张，胡诌革命必将导致“天下大乱”与“亡国灭种”的后果。

梁启超改良派认为当务之急是集中社会资金，发展资本主义与外资竞争，而不是什么革命。

至于改革政治，他们认为只要对政府不断地“劝告”和“要求”，清政府就可以实行和平改革，变封建君主制为资产阶级立宪政治。

为此，改良派便要求清迅速开国会，制定宪法，实行责任内阁制，使其能参政，分享一部分权力，这样，既有利于他们取得相当的政治地位，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又可起到阻止民主革命运动向前发展的目的。

康有为所写的《物质救国论》、《金主币救国论》、《理财救国论》等文也强调只有发展“物质实业”、金融事业与理财，才有益于“救国之事实”。

至于革命，则对救国无补，只有危害。

因此，改良派要求“全国民尽绝从事政治之心，而专心致志以营生业”。

第二，土地思想。

由于改良派与封建主义有较为密切的经济联系，其中，有的人仍兼有封建地主的身份。

因此，他们在土地问题上对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所提出的土地国有主张极力加以反对，梁启超就写文指责土地国有制违背了所谓“自然法则”，将妨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阻碍社会文明的进步。

他歌颂封建土地私有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容许有任何的破坏和变革。

为了维护土地私有制，反对土地国有的主张，梁启超找出了种种理由：

首先，他从土地私有制产生的历史角度来加以论证，说土地私有制是“历史之产物”，“其在太古虽属人类公有，及经济上社会上几许变迁，为增进社会一般幸福起见，驯致认为私有制度之必要”，故“非可蔑弃也”。

梁启超认为土地私有制是历史的产物，有其正确性，但他把土地私有制说成是人类增进“社会幸福”所需要，是人类自觉的选择，因为这种制度一经产生便不可移易，是极其错误的。

梁启超还反对土地私有权“起于掠夺”的观点，提出土地所有权的取得，主要是靠人们“先占、劳力、节约之三者得之”，地主是因为“往往勤劳数年，即能进为田主”。

至于地租，只不过是其本人以前的劳动和节约应得之报酬，故人们保存土地私有并享有地租，这无可厚非。

其次，梁启超还借口中国情况特殊，不存在土地兼并问题，因而不必实行土地国有。

他指出西方一些国家由于实行长子继承制，所以，对土地“兼并易以行”。

而中国不同，因为实行“平均相续法”（指诸子共同继承遗产制）和允许自由买卖土地，所以不存在土地高度集中现象。

梁启超的此种说法是有悖中国历史史实的。

最后，梁启超还提出私有制是社会一切文明之源泉，私有制和利己主义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的理论，来反对土地国有的主张。

其实，孙中山等革命派并没有否定生产资料私有制，他们的土地国有化主张实际上也是为发展资本主义创造条件。

而梁启超竭力夸大土地国有会影响人们“勤勉殖富之动机”，归根到底是以此为借口，反对革命派的土地纲领而已。

第三，建立和发展大资本企业。

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处于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中国，已成为帝国主义各国加紧输出资本、掠夺原料、榨取中国人民血汗的目标。

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到处设厂，建立金融结构，这必然给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很大的威胁。

在此种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从其利益出发，希望能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大资本企业，集中更大的资本力量以抵制来自世界垄断资本势力的威胁。

康有为就流露过对美国垄断资本的羡慕。

他认为中国如果能有象摩根那样的大垄断资本，“岂止内地之农工商矿可大起，即远边之辽蒙回藏之实利可速拓殖，中国之贫民，岂复忧生？

中国之富源，岂可思议也？

”

梁启超则对发展大资本企业提出了更为完整的理论观点。

他宣扬托拉斯为“２０世纪之巨灵”。

在他看来，建立大资本企业这样的托拉斯，无论在解决社会矛盾还是在企业的经营管理方面，都有不少好处。

其一，可以调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

因为托拉斯是由各大小公司自由自愿联合而成，这必然起着调和大小资本家之间利害冲突的作用。

其二，托拉斯“有益于劳佣而无害”，就是说，它可以解决劳资之间的矛盾，并使工人增加工资，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

其三，组织托拉斯对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都是有利的。

基于此，梁启超主张中国一定要建立和发展托拉斯，用它来对付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他设想“苟以托拉斯之法行之，安见不可以使欧美产业界瞠然变色也。

”

改良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张謇在南通兴办大生纺织公司时，曾向商部提出“二十年内百里之间，不得有第二工厂”的要求。

此后，他举办通燧火柴公司及其他企业时，又向商部提出申请，要求“援照大生纺织公司成案；亦以百里之间二十年内为限”，不准别人设厂。

这些活动都说明，张謇力图在大生资本集团势力所及的范围内，排斥其他资本企业的竞争，形成资本集团的独占地位。

梁启超、张謇等人企图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垄断组织抵制外国的经济侵略，力保自己的垄断独占地位，这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办不到的。

不过，它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有向垄断资本发展的要求与愿望。

第四，金融思想与货币改革主张。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由于帝国主义进一步控制中国金融业与政府的财政，在中国开办银行，滥发纸币，滥制铜币，加上清王朝的腐败无能，无法整理本国金融与货币，因而使得中国的金融界呈现一片混乱不堪的景象。

对当时金融混乱的局面，改良派极为不满，也特别愤慨，他们在鼓吹政治改良的同时，也写了不少有关金融问题的文章，力图以此指导扭转财政金融混乱之势，整理和改革中国的金融制度，为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提供条件。

梁启超在１９１０年前后，就写了许多阐述金融思想的文章，较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金融货币理论。

梁启超通过对西方金融货币理论作了较为全面的比较研究后，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解决中国金融币制问题的意见。

他指出“整理货币，流通金融”是“中国救亡图强之第一义”。

认为今日国家财政困难，国民生计，出现“芨芨不可终日之势”，原因虽甚复杂，但“币制紊乱”、“银行制度之不良”，实为其中二大原因。

若政府尽全力重视之，并“力图改良”，“则一二年后，国家之危险，必可去其大半。

”由于梁启超把金融货币问题，提到关系到“救亡图强之第一义”来认识，因此，他更重视对货币问题的研究，他提出的货币思想，内容就非常丰富，他就货币的本质职能、货币价值、货币本位、主币与辅币、银行券与不换纸币、格里森法则、对外贸易额与金融流动、汇价、物价、乃至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等等，都进行了较为认真的分析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如他先后提出过中国以实行虚金本位或银本位为过渡，最终实行金本位的币制改革主张。

他还对发行银行券与纸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指出世界各国流行的银行券有了单一银行发行制与多数银行发行制两种，就学理而论，单一制“当然比较优良”，但中国却不能立即行此制，因中国的银行事业还不发达，为了发展经济必须奖励银行的开设，而奖励之道，除给予私立银行以发行权以外，又更无他求。

所以，中国的做法，惟有折中二者之间，定一通融办法，“以纯粹单一制为最后之目的，而以兼采多数制为过渡之手段，……俟他日国民银行渐见发达，基础稍固，然后将基发行权逐悉收归中央，实行单一制。

”为了防止发行权过于分散，影响中央银行对金融市场的操纵，可以根据全国兑换券情况，定一保证准行额的最大限度，使全国国民银行发行总数，不得超过全国保证发行总额十分之几，此外，惟中央银行可以发行，这样，就使得兑换券伸缩的权力，仍然操之于中央银行。

至于发行纸币问题，认为发行“不换纸币”，是国家应急之一种“权宜之计”，但不到万不得已时，不得轻率使用。

发行它须遵守以下规则：

一是不可发行太多，若太多则格里森法则发生作用，国民所有金银行币将被尽行驱流出外国，极其弊则钞币若于废纸，不值一文；二是不换纸币与公债性质相同，犹如公债须还本，不换纸币迟早要收回，所以发行它，即当预为他日回复兑换之谋。

梁启超提出中国当时的情形，骤难发行不换纸币，因币制太凌乱。

主张先整理币制，“币制定，系统立，然后代表之纸币，其法价有所丽也”。

稍作分析，可知梁启超的货币思想观点是较为显明的。

张謇对金融问题也是特别重视的。

他强调金融对于发展农工商业有很大的作用，而当时中国金融业却不能适应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之需要。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他指出“今日为实业计，必先银行”，建议“确定中央银行，以为金融基础，又立地方银行以为之辅，励行银行条例，使持民业银行钱庄票号之信用，改定币制，增加通货，庶几有实业可言。

”他强调当务之急是建立近代金融机构，因它是“农工商实业生计之母，而国民进化之阶梯也”。

康有为在《金主币救国论》等文中，也提出以实行虚金本位制为过渡而最终建立金本位制的币制方案，专门论述了银行、银行券的作用，甚至将建立银行金融网，看成理财救国之“妙方”。

总之，改良派对金融货币向来是特别看重的。

因为发展农工商实业，离开金融的支持，是难以维计的。

第五，发行国债与利用外资的主张。

梁启超曾发表过较为系统的国债论。

先就内债而言，他认为在中国民生凋敝已极，国家财政破产有不可终日之势时，发行内债是可行的，公债实为“财政一大妙用”。

从国民生计上说，国民以现金贷与国家而取其息，这些现金也就变成了生息的资本，国民购得公债后，若有不时之需，还可用公债抵押以治产。

如此辗转，可以以一现钱而同时为百数十人所利用，于国于民，都有裨益。

当然，发行公债须遵守原则，公债可发，但决不可“不择时不择事而举债”。

公债发行的原则：

一是一国的“恒费”（经常费用）决不能以举债来弥补。

因恒费的性质不能有所增殖。

二是利用举债以应付能殖利于将来的特费（今岁或今后数岁特用之，过此以往，则当停废的费用），还要作具体分析，即必须以将来所收效果确有把握为标准。

因为支应国费，要以“生计主义”为准则。

所谓生计主义，就是“以最小之劳费，得最大之效果”；违反它，就是浪费，决不可以举债。

此外，他还提出公债应募的对象主要是资本家，公债的应募力，产生于资本的一部分。

还认为非在民间、社会广开公债利用之途，则公债不能发生等，这些观点还是颇有见地的。

至于外债，梁启超认为举借外债不如举借内债。

但他对外债并不采取排斥态度，认为关键是能否利用得好。

他根据西方国家的经验教训，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利用外债的利弊，宜借不宜借，何者宜借何者不宜借等问题，作了较全面的分析，并有自己的意见。

如他谈到举借外债的原则，要考虑用之于生产，对外资引入后要妥善管理，对分期偿作好周密计划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还谈到举借外债，有一最根本的前提，就是进行政治改革，这一点也是有其独到之处的。

张謇在振兴实业，推行棉铁政策过程中，提出了利用外资的问题。

他认为外资可以利用，如何利用，他有自己的较为系统的思想观点。

他提出在我国资金不足时，只要“契约正当，权限分明”，可考虑利用外资来开发中国资源，这样，可以增加就业机会，又可减少到国外购买物资，还能为国人学习技术提供场所。

利用外资的方式，可分“合资”、“代办”、“借债”等。

他还要求外商在中国承办企业，应“遵守中国法律”，并建议政府要对外商进行监督、管理。

由上可见，梁启超等人并不反对举借外债，利用外资，关键在于要具备相应的条件和使用要得当，这有其合理性。

第六，关于农工商关系。

农工商关系论也是改良派经济思想中一个重要内容。

对此，他们亦有较多的评述。

张謇结合自己办实业之体验，从资本主义的农、工、商三个经济部门的关系来考虑，指出农工商三个部门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着紧密联系的主体，尤其强调了近代农业离不开工商。

他的农工商关系理论包含以下观点：

第一，工为农商之枢纽。

认为中国要富强，与西方一样，关键在于发展工业。

工业发展了，必然带动农商发展。

因此，富国问题，工与农商相比，不能不说是最重要的一环。

第二，农为工商之本。

“盖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所鬻。

相因之势，理有固然。

”张謇认为在发展工商业时，切不可忽视农业。

当然，他之所以如此重视农业，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他提倡“棉铁主义”出发的，是从解决棉纺织业及其他工业原料来考虑的。

第三，农工商有先后但不分轻重。

指出商业在整个国民生计中，也是不可缺少之一环。

他说：

“民生之业农为本，殖生货者也；工次之，资生以成熟者也；商为之官毂，而以人之利为利，末也。

”虽然他在这里谈到了农商即本末的关系，但却并无先后与轻重之别。

他把农工商之关系，看作是整个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先后顺序，因此无所谓谁轻谁重的问题，不过是“始”、“中”、“终”的关系。

梁启超也对农工商关系作了较多的阐述，他指出农、工、商是相辅相成的，不可偏废。

但当时国内存在许多不利于商业发展的因素。

因此，他对此问题作了更为详细的论述。

在戊戌变法时期，他赞成自由贸易，反对关税壁垒。

但到２０世纪初，他放弃自由贸易论，转而主张保护关税。

因为他进一步看到了列强经济侵略的危险性，此外，也受到了某些西方经济学家重新强调保护主义的影响。

尽管梁启超的言论中，将保护关税与重商主义混为一谈，但他能审时度势，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修正自己的主张，还是可取的。

第七，“棉铁主义”论。

棉铁主义，或称棉铁政策，这是张謇经济思想中的重要内容。

张謇从自己创办实业的过程中体会到，中国要振兴实业，应以棉纺织工业和钢铁工业为中心，来带动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内而建立独立的民族工业体系，外而抵制帝国主义经济侵略，达到国富民强的目标。

张謇提出棉铁主义，并非偶然。

实际上，他是根据本人经营企业的体会和结合国内外经济情况而推出的。

首先，他考虑棉纺织品与钢铁是工业生产的重要产品与国际贸易的大宗，也是中国进口货的最大宗，而每年进口额太大，造成了我国的严重贸易逆差。

倘若不注意此问题，不设法解决，“暗中剥削，较赔款尤甚”。

改变之法，只有发展棉铁两业，才可减少进口，又可增加本国财富。

再者，针对帝国主义在华设厂之情状，重点发展本国棉铁业，也是必要的，它可以减少外国对华的资本输出，而增加本国的经济实力。

在发展棉铁实业中，张謇又强调“棉尤宜先”，即优先发展棉纺织工业的思想。

因为轻纺工业的投资比重工业少，收效快，利润高，有利于资本积累，从而能为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提供资金，从此点看，张謇的主张，也是有道理的。

当然，我们还应看到，张謇的棉铁主义中，虽注意到棉纺织与钢铁工业，在当时企业界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也表现了资产阶级谋求独占垄断的倾向。

他力图发展本资本集团的棉铁业，以便左右国内经济，取得一定的独占地位。

（三）从上述内容来看，改良派的经济思想包罗宏富，所涉及到的范围较为宽泛，几乎牵涉到了当时中国经济的各个方面。

体系亦较为庞杂，既有对西方经济思想的阐发，和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注解，又有对自己思想主张的诠释等等。

不论就整体而言，或就某个代表人物的思想来看，都显得非常复杂。

从积极因素来看，改良派经济思想的提出，其目的只有一个，即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

他们要求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大资本企业，主张整顿金融，经募内外债等等，这些都无非是为了振兴实业，壮大本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势力。

从这一点上说，它在不同程度上都有着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作用。

如梁启超、张謇等人看到外人在中国内地投资设厂开矿筑路，便视为“心腹之患”。

他们提出要积极设厂自救，大力宣传“实业救国”，提出要振兴中国的农工商业，这说明其经济主张反映了甲午中日战争后我国社会经济的一个趋向，即反映了国内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抵制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要求，其主流是值得肯定的。

再者，改良派经济主张中有些观点也是有借鉴意义的。

比如如何利用国债的问题，梁启超就提出举募公债不能超过国民应募力之上，否则将引起国民经济的疲弊。

在他看来国民每年所得的资本，首先必须保证生产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只有暂时不投入再生产过程的闲置资金即所谓游资，国家才能利用公债来加以吸收，不然的话，就将妨碍国民经济的发展。

又如张謇提出要振兴实业必须发展教育，培养人才的观点，是颇有远见的。

再如他强调要用加强法制来保护实业的发展。

还有他提出的只要“契约正当，权限分明”，可考虑利用外资来开发中国资源，以增加就业机会，减少到国外购买物资等思想观点，也是有见地的。

但是，虽然改良派与革命派由于其阶级属性有共同点，因而在要求发展资本主义这一点上，也有一致之处。

但由于所代表的阶层不同，因此代表资产阶级上层利益的改良派在一些涉及本阶层利益的重大经济问题方面，如土地国有还是私有，是推翻清政权来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维持旧政权，稍作改良，来发展资本主义，即以何方式，走何道路来发展资本主义，改良派和革命派有着明显的差别，其保守性、落后性是显而易见的。

在这一点上，改良派的经济思想对革命派的经济主张起了一种抵制和破坏的作用。

总之，就改良派经济思想的总的发展趋势来看，是有违时代的潮流，是逐步地由停滞而走向衰落，其经济主张的基调和革命派的思想主张是格格不入的。

改良派的经济思想的发展趋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们的主张是解决不了中国社会的经济问题，是救不了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