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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讲训诂简史
第17讲训诂简史
了解训诂学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发展训诂学、振兴训诂学。
训诂学历史源远流长，这里只作简要分析。
一、先秦朝代——训诂萌芽期
（一）训诂的产生
我国训诂远在先秦时期就已经萌芽。
当时我国正在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社会生产力日益发展，以汉族为主的各族文化蒸蒸日上，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也不断地发展。
但由于诸侯割据，国家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于是出现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局面。
加以今语和古语的不同，人们阅读古典文献，往往不容易理解，因此需要有人来为他们解释古今的异语和各地的方言，训诂就应运而生了。
明代古音学家陈第在《毛诗古音考》序言里说：
“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古今南北之异造成了语言文字的分歧差异，这就需要人们去“释古今之异言，通方俗之殊语”。
在先秦时期，这种工作是口头的，零散的，不系统的，个别的训释材料也散见于文献正文中，如《孟子·梁惠王下》：
“畜君者，好君也。
”《逸周书·谥法》：
“和，会也；勤，劳也。
”《庄子·让王》：
“无财谓之贫。
”还有一些训诂材料保存在解经性质的“传”“记”或“说”“解”之中，如《春秋》“三传”、《周易》“传”、《韩非子》“内外储说”、《管子》五“解”等，可见，训诂工作在先秦时期已经产生并形成一定的基础。
但需要指出的是，先秦时期的训诂尚未尚未独立和系统化，它属于训诂的萌芽时期，它因思想交流的需要而产生，由语言的分化与文字的演变所引起。
（二）训诂的形式与意义
先秦训诂有如下一些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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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同义词和解释古书字义。
比如《老子》：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看不见的叫“夷”。
听不见的叫“希”，抓不住的叫“微”。
）因为“夷”“希”“微”是哲学上的术语，一般人不了解，便加以辨析说明。
这固然不是出于训诂的目的，但与训诂相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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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种种，尽管目的不同，作用是相通的，都是从语言文字上给人以某种解释，训诂的实质就是用语言解释语言。
尽管没有什么突出的成就，但毕竟有其一定的历史价值。
在中国语言学史上，训诂学最先出现，这是合乎发展规律的，只有训诂学是最适应社会需要的，所以训诂学首先萌芽了，到了战国末期，训诂已经由萌芽逐步发展了。
二、两汉时期——训诂兴盛期
真正的以解释文献语言为目的而进行系统的训诂工作是从汉代开始的，汉代，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训诂家和训诂专著，这是训诂学的兴盛期。
（一）兴盛的原因
汉初，为了愈合长期战争的创伤，维护和平统一的政治局面，恢复和繁荣文化得到了朝廷的重视，于是学者们开始搜集秦火流传下来的文献古籍。
当时语言文字的变化也比较大，古文、籀文已成为古董，篆文也渐被简化了的隶书所替代。
加以去古渐远，古音古义也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需要注解才行，这就势必产生了训诂的要求。
而且当时发明了纸，书写工具毛笔也在使用中不断地完善，这无疑也促进了训诂
的发展。
特别是在政治上，汉武帝采取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使儒家经学空前昌盛。
特别是古文经和今文经之争，更是大大促进了训诂的发展。
“今文经”就是用汉隶写成的儒家经典，多数靠口耳相传，不拘字词本身，而好发微言大义，治经重实用而轻学术，虽然也用“传”“说”“解”等书名，但实际上只是“为我所用”的义理推阐，很少有语言文字上的真正训诂。
真正的语言文字训诂工作的大规模开展，是由古文经学推动的。
“古文经”就是用先秦六国古文书写的而且在汉代逐渐被发现的一批儒家经典。
如鲁恭王毁孔子宅发现的古文《尚书》、《礼记》、《论语》等。
古文经中多古字古语，要明经义，必须先通晓文字，所以古文经学更偏重于识字考词，并且自觉地与传统的“小学”相结合，相互为用，使训诂工作有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与今文经学相抗衡，让朝廷承认古文经学是真经学而列入学官，古文经学家们展开了广泛而深入地语言文字和训诂注释研究工作，出现了一大批系统的训诂专著，从而使汉代的训诂工作空前兴盛。
（二）兴盛的表现
１、出现了一大批训诂家。
著名的有毛亨、郑玄、许慎、扬雄、刘熙、孔安国、马融、贾逵、孔僖、高诱、服虔等。
他们的讲经材料都是以训诂的形式出现的。
２、出现了一大批训诂专著和注释书。
就篡集和系统研究训诂材料的专书来说，汉代已有四部开创性的篡集专书，即《尔雅》、《方言》、《说文解字》、《释名》。
这种专书训诂是在传注训诂的基础上形成的，是释义、探源和析形等训诂独立发展的结果。
《尔雅》是最早的一部按事类编排的同训词典，大约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开始辑录，经过长时间的递相增益，汉初才完备。
这部由儒家门徒缀辑古代诂训而成的专书，按事类分为十九篇，前三篇解释一般词语，后十六篇解释各种名物，往往将相关的归为一条，而用义界的方式分别加以解释。
《尔雅》的贡献在于汇集和保存了先秦主要典籍中的常用词语及其训释，并加以归类整理，从而突破了随文释义“既通于此而不必尽通于彼”的局限，开创了词典式的工具书先例，为后代学人学习古代文献、继承古代遗产，特别是为注经传经提供了方便，因而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被奉为训诂之祖，并擢为经书。
许慎的《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按部首编排的字书，是文字学的开山之作，是我们今天借以解读古代文献的重要训诂专著。
除此之外，汉代还出现了大量的注释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仅《诗经》，两汉列于学官的就有鲁、齐、韩三家，另外还有《毛诗》流传于民间。
《诗经》的注释，西汉有“《鲁故》二十五卷，《鲁说》二十八卷，《齐后氏故》二十卷，《齐孙氏故》二十七卷，《齐后氏传》三十九卷，《齐孙氏传》二十八卷，《齐杂记》十八卷，《韩故》三十六卷，《韩内传》四卷，《韩外传》六卷，《韩说》四十一卷，《毛诗》二十九卷，《毛诗诂训传》三十卷。
”其它儒家经书也各有数家乃至十多家注释同时行世，可见注释成果之丰。
３、出现了各种训诂方法和术语
传统的训诂方法如形训、声训、义训在汉代成熟。
《说文》全书用分析字形来探求词义，《释名》从声音入手解释名字命名之因，《尔雅》用同义词、近义词来进行训释，并且形成了丰富的训诂术语，如《说文》用“象之形”表示象形字，用“从某从某”表示会意字等。
（三）兴盛期的特点
西汉统治者尊崇儒术，在国家设立五经博士，当时人多为儒家经典作注释以阐述儒家思想观点。
儒家以外的著作只注《老子》。
《老子》之所以受到特殊礼遇，又与汉初曾经崇尚黄老有关。
东汉注释范围比西汉扩大，内容涉及多方面，不限于注释儒家的经典和道家的《老子》，还包括《国语》、《战国策》、《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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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吕氏春秋》、《楚辞》以及纬书、术数之类。
这说明当时的训诂学有开始摆脱经学附庸的趋势，也反映出谶纬迷信的思想对训诂学有很深的影响。
西汉随文释义的注解和通释语义的专著中，形训、音训、义训的训诂方式业已广泛运用，既涉及字形和词的音义，也涉及句法、章法及修辞等。
（四）训诂学基础的奠定
汉人遍注群经等，使后人能据以通读古籍并作进一步考释；汉人通释语义，使后人能据以了解字词意义与作用，并进一步从语言文字学的角度探索，其体例与方法也都为后世所依循，为训诂学的发展开辟了蹊径，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毛亨、郑玄、许慎等，是这一时期奠基的代表人物。
（五）在训诂学史上的地位汉代以前，人们离《诗》、《书》之类的著作还不算太远（战国时代距西周也不过四五百年），一般人还看得懂，所以不需要多中训诂。
到了汉代，距离《诗》、《书》、《礼》《春秋》的时代逐渐远了，社会上就要求有训诂的知识帮助阅读古籍。
除了随文释义的注释书之外，《尔雅》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成为训诂词义专书之祖。
方言的复杂促使方言学的兴起，《方言》成书，成为比较方言学的先驱。
文字符号的变化，促进了字书的出现，逐渐形成文字学基本理论，并由高质量的《说文解字》的问世而达到了高峰。
声训的具体提出，使人们考虑到语音和语义的关系问题，开了语源学的先河。
总之，汉代训诂的成就，给后世语言文字的分析研究作出了范例。
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为后世语言学所借鉴。
如果没有汉代人的训诂实践和理论探讨，后代训诂学的发展要困难得多，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朝代越靠后，困难就越增多，由此看来，汉代训诂的成就在训诂史上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三、魏晋隋唐时期——训诂的深入与扩展期
齐佩瑢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训诂学处于“训诂学的中衰”期（《训诂学概论》）第四章），这话说得过头了点。
其实这个时期的训诂基本上沿着两汉“高潮”的余波发展，也有新的成就，只是和汉代训诂学高峰比较起来，显得不那么突出，有些方面表现出保守（保守不等于衰落）倾向。
王宁教授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训诂的深入与扩展期，其发展的标志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１、再度注释的出现
所谓再度注释，指的是针对汉代的经注，再作进一步地解释。
这种解释既要补充说明两汉的注释没有说明的地方，又要对汉代已经注解的地方用中古的语言与文化再次梳理，以便使当时的人们对经书原文有更深刻的了解。
再度注释的代表作是孔颖达奉敕编写的《五经正义》。
汉代的训诂大多是针对经典文献而进行的，间或也有注释训诂材料的，但大多简略，对后世影响不大。
直到魏晋南北朝，才开始有人对某些训诂材料加以系统的再度注释，如郭璞注《尔雅》和《方言》，皇侃作《礼记义疏》和《论语义疏》，刘炫有《孝经述义》、《毛诗述义》等。
再度注释的目的是为了疏通和证明一度注释，其中有一些成果已经是进一步的考证，这种训诂体式，深化了训诂内涵，并留下了更为重要的训诂材料，间接开启了清代的考据之学。
再度注释的考证性质，郭璞在《尔雅序》里已明确提到：
“事有隐滞，援据征之；其所易了，阙而不论。
”他的《尔雅注》或引方言，或援今语，或标明语转，或揭示引申，都是为了证明当时人不“易了”的词义。
更值得重视的是，其于名物训诂能注重实证，如《释草》以下诸篇往往用目验之实物加以刻画描写。
因考证而揭示的“诂训义有反复旁通，美恶不嫌同名”以及“转相训”等条例，对后世训诂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义疏之类的再度注释大概受到佛教讲经的影响，佛教徒为了传播教义，使民众易于理解和接受，往往在经注的基础上推衍义旨，替佛经作疏，其解释比注经更为详细。
这种佛教经疏直接启发了儒家，他们为儒家经典作疏，阐明注义，申述经旨，掘发义理，使经学由传注的字义训诂发展成为义疏之学。
义疏的特点也在于考据，唐代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既是南北朝诸儒义疏的集大成，也是考证经注的代表作。
它把前代各家义疏的不同文字和解释重新加以研究，然后作出一种既能发挥前人见解，又能让读者信服的正确的解释。
这种工作必须对前人所做过的各种解释加以分析，较其异同，然后补充大量的证据，既证实或反驳了自己赞成或反对的成说，又推出了自己新的见解。
义疏之类的二度或三度注释材料，不仅能保存大量的古训古义，而且能给人们提供有效的考证方法。
例如《五经正义》中就曾综合运用过本证法、旁证法和理证法等，这些方法都为清代的考据学所继承。
但由于“疏不破注”，这种再度注释往往在义解上难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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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它们为了证实汉魏传注已有的结论，有时不惜牵强附会，排斥异说，因而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２、训诂范围的扩大
由注经而注史、子、集，标志着训诂范围扩大，汉代的训诂对象大多是经书，无论是今文经还是古文经，都有若干种注释行世。
经部之外，也有延及史部、集部和子部的，属于史部的有晋·徐广《史记音义》、宋·裴骃《史记集解》、吴·韦昭《汉书音义》、齐·陆澄《汉书注》、陈·姚察〈汉书训篡〉及《汉书集解》、隋·萧该《汉书音义》、晋灼《汉书集注》等。
徐广把《史记》的不同字句记录下来，写成《史记音义》十二卷，在此基础上，稍后的裴骃作了《史记集解》。
《史记集解》常引用前代文献来补充史实，对旧注不够明确或有疑义的地方能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加以论证。
所以《史记集解》流传很广。
至唐代，司马贞作《史记索引》，张守节作《史记正义》。
后人将三书合刊，称为“史记三家注”。
唐代颜师古著《汉书注》，采用集注体裁，除以东汉的训诂大家所作的注释为主外，还采用了隋以前多家注释，勘比考异，辨伪存真，可谓集其大成。
他的基本方法仍是汉人注经的方法，先校正文字，复原史实，然后辨析词义，标明假借，考察名物，揭示辞例。
这种方法往往能摆脱旧注，自立新解，许多历代悬而未决的问题经过颜氏的精心考据和周密论证，每能作出令人信服而不可移易的结论。
刘宋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唐李贤的《后汉书注》亦属此类史书训诂，但成就不如颜师古注。
魏晋以后，经学式微，玄学兴起，老庄之道受到重视，因而带动了对子书的研究。
属于子部的，以道家的《老子》和《庄子》的注解为最多，另有张湛《列子传》。
纵横家有魏晋间皇甫谧《鬼谷子注》，小说家有梁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兵家有曹操《孙子兵法注》、贾诩《吴起兵法注》等多种，五行类有李氏《九宫经注》，医方类有吕博望《黄帝众难经注》、陶宏景《本草经集注》、雷公《神农本草集注》等多种。
３、集注、集解的出现与字书、韵书、义书的分立
集注、集解的出现，字书、韵书的独立，标示着训诂篡集工作的分化。
魏晋以来，篡集的形式多样，内容也各有侧重了。
首先是出现了集解式的注释书，即将注解同一对象的不同训诂材料汇集到一起，可以单独成书，也可以随文附列。
同一著作有多种不同的注解，这是产生集解训诂的前提条件。
集解式训诂材料有的只是篡集旧说，并不参与自己的意见，如《隋书·经籍志》著录《周易》马郑二王四家集解十卷，《周易》荀爽九家注十卷等。
多数集解类书除了聚集众说以外，往往还要评判得失，论断取舍，甚至加入自己的发明，如前举南朝裴骃的《史记集解》、唐颜师古的《汉书注》（实际上集注）等，再如魏何晏的《论语集解》等。
在集解与集注中，最徝得注意的是部分“音义”书，它们把各种注音和各种解释都搜集起来，按一定的体例编纂成书，颇便训诂应用。
著名的有南北朝时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唐释玄应和慧琳分别作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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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书、音书与雅书分立，各自向专门方向发展，是这一时期训诂篡集工作的又一特点。
文字类的篡集编排如魏张揖的《字诂》、晋吕忱的《字林》、梁顾野王的《玉篇》等。
也有收集俗字、难字、杂字、错字、异体字等并加以训释的书，如张揖的《难字》和《错误字》、沈约的《俗说》、王劭的《俗语杂字》、李少通的《俗语难字》、段仲堪《常用字训》等。
另外还有统一书法、规正文字的字书，如隋曹宪等著《桂苑珠丛》，唐有颜师古的《字样》、颜元孙的《干禄字书》、张参的《五经文字》，唐玄度的《九经字样》等，甚至连武则天也对文字感兴趣，召人撰写了《字海》100卷。
这些字书以字形为中心，从编排体例上说，应属于传统小学的另一个分支——文字学。
于是，文字与训诂学的分立，已具端倪。
音韵学也是魏晋以后兴起的一门与训诂有着密切关系的独立学科。
汉末根据梵文的发音原理，发明了反切注音法；魏晋学者继续对声韵进行研究，从而产生了声韵专书。
魏时李登的《声类》是最早的一种，而后有吕静的《韵集》、李概的《音谱》、王该的《五音韵》、周研的《声韵》、沈约的《四声》等，但都已亡佚。
至隋，陆法言等参酌诸家声韵，综合南北古今，创出《切韵》巨著，韵书的体例规模宣告确立。
《声类》是由训诂书向韵书的过渡形式，而后，声韵的研究与诗赋文学的创作结合起来，韵书的编纂就不再受训诂体例的束缚，而以韵为纲统领文字，并以声韵的分析及韵字的归部为主要目的，这就脱离了文字训诂之学，《切韵》则标志着这种转变的完成。
至唐孙愐增广《切韵》而写成《唐韵》，释守温制出三十六字母，音韵学比文字学更彻底地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专门学科了。
雅书本身的发展并不大，这一时期除了郭璞等为《尔雅》作注或作音义外，篡集式的词书只有《小尔雅》和《广雅》。
《小尔雅》在《汉书·艺文志》中就有著录，可能成书在魏之前，但原书亡佚，今本是后人取《孔丛子》十一篇单行的。
全书十三章，都用“广”字名篇，表明是为补充《尔雅》而作的。
魏张揖撰《广雅》，也是为了增广《尔雅》。
《广雅》共收名物训诂2343项，“其自《易》、《书》、《诗》、‘三礼’、‘三传’经师之训，《论语》、《孟子》、《鸿烈》、《法言》之注，《楚辞》、汉赋之说，靡不兼载。
盖周秦两汉古义之存者，可据以证其得失；其散逸不传者，可藉以窥其端绪，则其书之为功于训诂也大矣。
”（王念孙《广雅疏证序》）
如上所述，魏晋至隋唐间，注释工作有所深入，研究的范围有所扩大，训诂篡集的种类有所增多，所以这是一个训诂学的发展时期。
四、宋元明时代——训诂的革新期
宋元时期的训诂就是对汉唐经常充满怀疑，因而力求摆脱汉唐的影响，纷纷另创新说的时期。
清人桂馥说：
“尽破古人之藩篱者，其在赵宋乎！
”（《札朴》卷七）‘
其所以造成这种局面，王宁认为主要是因为下面两个原因：
一是宋明理学的需要。
宋朝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麻痹农民斗志，大力提倡理学，视封建伦理道德和等级制度为“天理”，把所有违背封建制度的思想、行为当作“人欲”，要“存天理，灭人欲”。
为了阐述和发扬这种理学，从周敦颐开始，经程颢、程颐，到朱熹，他们不断以理学为中心，结合佛道，从经书中寻找各种证据，以附会义理，反过来又以“理”说经，穷理尽性，橫发议论。
这种各取所需的为时代服务的经学研究，势必冲破前人注疏的框框，废除汉唐训诂的束缚，以“理”作为高于一切、先于一切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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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衡量高下的标准，凡前代注疏中合乎“理”的，就加以认可和发挥，不合乎“理”的就坚决否定，并肆意诋毁。
因此，自北宋以来，随着理学的兴起，经学训诂的治学风气和方法发生了重大变化，疑古创新之风盛行，附会义理之法勃兴。
二是训诂工具的改进，为疑古创新提供了客观依据。
所谓“训诂工具的改进”，主要指两方面的事实。
一方面，钟鼎彝器的陆续出土及其铭文的研究，导致了古文字学的发端，出现了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吕大临的《考古图》及无名氏的《续考古图》、《博古图》，特别是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王俅的《啸堂集古录》等一大批古器物文字著作。
另一方面，宋代的吴棫取古代韵文如《诗经》、《易经》、《楚辞》等以求古音，据古人用韵以求《广韵》206韵的古音分合，开创了古音的研究。
吴氏著有《毛诗补音》、《楚辞释音》、《韵补》等。
稍后的郑庠撰《古音辨》，明杨慎编《古音丛目》，都继承了吴棫的方法，推进了古音学的发展。
古文字学与古音学在宋代的创立，对于训诂学无疑有一定的影响。
新的研究领域和新的语言文字材料为宋人满足理学需要而疑古创新提供了客观的依据和条件。
宋明时期疑古创新表现在经学训诂上，是随着怀疑和改动经书原文，基本不信汉唐旧注而代之以理学的说教。
如欧阳修著《易童子问》，认为《易经》的“十翼”是假的；司马光怀疑《孟子》不是孟轲的作品；孙复作《春秋尊王发微》，完全不用“三传”，而只顾发挥其尊君抑臣之“大义”；如此等等，确乎如经学家皮锡瑞所说：
“宋人尽反先儒，一切武断；改古人之事实，以就我之义理；变三代之典礼，以合今之制度；是皆未敢附和以为必然者也。
”（皮锡瑞《经学历史》）
表现在字学训诂上，则不信《说文解字》，而常用自己的“理据”来说解文字。
王安石的《字说》和王圣美的“右文说”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字说》共二十卷，按韵编排。
该书旨在分析文字的构造意图，间有推求语源的性质，其说解或依据儒家文献，或来自佛教经典，大都不符合造字之初人们的思维规律和思想观念。
虽然王安石凭借政治势力推行其说，但当时就曾遭到苏东坡、杨时等人的嘲笑和批评。
王子韶曾著有《字解》二十卷，可惜不传。
他的“右文说”见于沈括的《梦溪笔谈》。
“右文说”揭示了音义相关的部分规律，对后世训诂学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１、宋儒们的疑古创新
宋儒的疑古创新毫无根据的怀疑一切，随心所欲地空衍私说，打破了汉唐时期注不违经、疏不破注的守旧局面，开创了一个无拘无束、敢想敢说的训诂新时期。
这种着眼时务、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具有积极意义，不应该完全否定。
但他们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求实的精神，陆九渊曾经这样说过：
“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
”这种用“六经”说明自己思想观点，强经就我，正是为了宣传他们的唯心主义的思想服务的。
无怪后人讥讽他们是“六经注我”，而不是“我注六经”了（其实陆九渊也曾公开说“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见《象山全集》卷三十四）纯是借释义宣扬理学。
胡朴安《中国训诂学史》说该书“集理学家训诂之大成”。
宋人治学常不墨守前人传注，长处在于能扫前人之障翳，短处则是兼凭臆断，不免虚妄浅薄，以致不合事理，因此，对宋人训诂，要正确看待，有所取舍，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为其橫发议论所蔽。
以文字学而论，在过去的汉学家看来，是趋于衰落的，但唐兰却认为宋代的主要进步有二：
一是古文字材料的搜集和研究，二是文字构成的理论和六书的研究。
吕大临的《考古图释文》还是文字学里的第一部书，只是当时材料不多，要抛开《说文》去另搞一套，是很难成功的。
王安石一派“在学术上也很表现他的革命意志“（马叙伦语），但他把一切文字都按“会意”一种方法去拆开解释，多出臆测妄说，就不可信从了。
宋人仿照唐人，也编撰了四种义疏，即邢昺的《论语正义》、《孝经正义》、《尔雅正义》和孙奭的《孟子注疏》。
这四种注疏与唐代的九种注疏合称为《十三经注疏》。
朱熹的《四书集注》、《楚辞集注》、《诗集传》也很有名。
较著名的通释语义的专著有陆佃的《埤雅》、罗愿的《尔雅翼》。
王洙、司马光的《类篇》，王安石的《字说》，也有一定的影响。
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研究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的著作和研究外国语言的著作，如《蕃尔雅》、《羌尔雅》、《天竺字源》等。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经学训诂大师。
以《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影响最大。
他用儒学统一佛道，通过注释经书阐发理学。
但他既不像汉唐诸儒那样遵修旧文而鲜见创新，也不像一般宋儒那样空衍义理而学无根柢。
他继承了传统训诂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又融合了时代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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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明末训诂的进展
明末文字、音韵、训诂之小学在朱熹等的崇古与创新相结合的治学态度影响下大有进展。
如梅膺祚的《字汇》、张自烈的《正字通》等，它们既继承了《说文》系列字书的传统，而在编排和解释方面又都有较大的改进和创新；朱谋玮《骈雅》和方以智《通雅》等，虽属雅书系统，但《骈雅》将《尔雅》、《广雅》之释训扩为专书，开创了以偶释偶的复合词专书体例。
《通雅》则突破了《尔雅》的范围，以经史为主，兼含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广博近乎类书的大型词典。
陈士言《俚言解》、张存绅《雅俗稽言》及李实《蜀语》，都是对方言俗语的研究，黄生的《字诂》和《义府》，更是综合性的训诂成果。
该书无论是解字，还是注释经史子集等文献词句，都能引证精详，立意新奇而多发明，这是他继承了汉学无征不信的朴实学风，又发明了宋明时代疑古创新的结果，对清考据实学产生了直接影响。
总之，宋元明时期的训诂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疑古创新是其主要特色。
这一特色造成了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的效应。
毫无根据的疑古和随心所欲的创新，基本上否定和割裂了汉唐朴学的传统，使训诂学一度走入歧途，在某些方面呈现衰落趋势。
但勇于创新的精神一旦与传统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就会产生朱熹那样的理学大师，从而推动训诂学的发展。
总的说来，宋元明训诂学在经历了暂时的曲折以后，仍然顺应了历史的发展趋势，是有所创新、有所进步的。
五、清代——训诂复兴期
训诂学真正从文献学里游离出来，形成一门独立的学问，是从清代开始的。
由两汉到明代，大多数古代经籍已被注疏、笺证了若干遍，后人没有必要再去重复郑玄、孔颖达等前人的工作了。
另外，经历代学者的探讨，使小学研究日益充实和深化，人们对汉文字的性质、文字与语言的关系认识得比较清楚。
在此基础上，从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开始，到乾、嘉时期，训诂学逐步复兴。
前后三百年，一代代学者，几乎把所有古代流传下来的文献典籍都重新一一作了文字和语言的考证，致力于揭示古义；甚至有些已亡佚的书籍也被千方百计地辑录成书。
他们在指导思想上有了比较明显地变化，那就是摆脱了经学的束缚。
（一）复兴的原因
清代训诂学由衰转盛的原因何在？
王力在谈到清代是中国语言学发展的隆盛时期时说：
有人寻求清代小学发达的原因，以为清儒躲避现实，走向考据，这是不能说明问题的。
同样是躲避现实，晋人则崇尚清谈，清儒则钻研经学，可见躲避现实决不能成为学术发展的原因。
相反地，资本主义萌芽倒是清代学术发展的原因。
其次，西洋科学的发达，对清代的汉学虽没有直接的影响，却有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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