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中辉外交官胡适基于文化视角的审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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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中辉外交官胡适基于文化视角的审视

姬中辉：

外交官胡适——基于文化视角的审视

姬中辉：

外交官胡适——基于文化视角的审视

　　笔者试图通过一种文化分析的视角，寻出三个承接的维度，分别为新“和平主义”、理想主义的道义与抗战和公共外交，以期对这个问题取得一种全新的认识。

　　新“和平主义”

　　和平主义又称非战主义，是反对战争或暴力的一切形式，追求和平和非暴力方式，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对抗。

由此可见其核心内涵是道德考量、非暴力、抵制侵略和和平诉求，胡适是和平主义的拥趸。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据了东北四省，成立了伪“满洲国”。

国耻家耻，民情激愤，社会各界纷纷要求政府抗日，乃至后来的签订的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从而平津危急，华北危急。

这一阶段胡适的观点是什么呢？

可以通过时人的评论来引申出当时胡适的“和平主义”。

时人和后人部分讽刺其为汉奸，斥其“有条件的承认‘伪满洲国’”。

据笔者看来，这些大都属于表面之词或者意气之词，胡适早年留学美国，深知东西方之间存在的过大差距，因此曾大力呼吁“充分世界化”，他主张用西方先进的科学和技术来发展中国。

当时科学技术的勃兴以及中日之间的实际差距的存在，胡适很清醒的看到了当时局势，因此谋和不过为权宜之计，等自己的实力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便可一战，也就是他呼吁的“熬了六年和平（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这六年间中国要充分发展，壮大自己的实力，为最终一战做准备。

　　由于胡适不太光彩的“前科”存在，使得众人十分关切胡适的观点，特别是对于“和战”的态度。

胡适抵达美国后，内心深知国家和人民的浓重期许，他的具体的态度到底如何？

其实根据现有的史料分析，胡适一开始拒绝担任大使一职，后来内心挣扎许久回电称：

“国家际此危难，有所驱策，我何敢辞。

惟自审二十余年闲懒已惯，又素无外交经验，深恐不能担负如此重任，贻误国家，故迟疑至今，始敢决心受命。

”这里面的原因我们不必揣测，让我们先看看胡适在美国作《武力与世界秩序》演讲的一段：

“要想是不抵抗也能达到和平成立，必须假定一个更高更有力的秩序的存在，否则无根据也是空谈。

今日的问题不是暴力不抵抗的问题，而是如何组织力量，使其成为一种有力的秩序，能够对一切侵略进行制裁，从而消弭战争，使一切遭受欺凌的不抵抗在这种有力秩序的保护下达到和平。

”这也代表了中国对一个公平、合理的世界秩序的诉求。

在这个阶段就可以看到胡适“和平主义”的转变，亦即一种靠重建新秩序并在此保护下的和平。

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中，远东地区的结构体系是大体达到美英日平衡的华盛顿体系。

现在日本意欲改变整个远东结构，势必与英美冲突。

亦即胡适曾预言的“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大战”（后来的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一定程度上应验了胡适的说法），期望在美国领导下改变当前的国际结构（旧的华盛顿体系已经随着日本的扩军备战，侵略中国而名存实亡），毕竟日本是造成当前远东地区不稳定的根源，而且意欲通过战争打破现有体系。

胡适设想通过美国来击败日本，重建世界新秩序，从而建立起新秩序下的和平。

在《论美国的态度究竟怎样》演讲中，胡适提到：

“有一个美国人叫TrupertTerring在一份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总统先生，你往何处去？

》他是一位和平主义者，深怕美国打仗，但是结论还是要美国武力维护和平。

他的具体办法为罗斯福十月五号在芝加哥的演讲，他说国际的无政府状态有传染性，要叫他们隔离起来，要维持国际无秩序状态，只有封锁侵略者”。

并且胡适先生在1942年7月7日应美国宣传部门的邀请，在华盛顿向国内广播《抗战五周年纪念》，演播词的最后一段特别强调：

“最近几个月里，美国在政府、在民间的领袖发表的言论，大都赞成将来美国同我们同盟各国用联合的力量来维持世界的安全和平。

这种大觉悟的表示，可以使我们格外相信，我们胜利之后，还可以得到一个可靠的、可以永久的世界新秩序。

”这就是富有争议性的通过重建新秩序（亦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反法西斯战争，确立战后新秩序）维持和平，偏离了传统的“和平主义”界定，同时也是一种发展了的“和平主义”。

何况中、美、苏等国结盟反抗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属于正义战争范畴，故我称其为“新‘和平主义’”。

从中我们不难发现，胡适在此阶段的和战观转变，直至最后彻底的转为坚决抗战到底。

借用他自己日记所记下的一段来佐证：

“和平主义从而之，从而利用之，故二十年为主义而战的老话就成了一种被人冷笑的迷梦了”。

　　道义与抗战

　　胡适由于幼年期间见识到中国的动乱不堪，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得不到切实保障。

在康奈尔大学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的经历也充分表明胡适的内心追求，那就是内心十分认同理想主义，终其一生可以说是理想主义的信徒。

　　中日战争爆发后，国弱国耻带来的惨重损失一定程度上动摇了胡适的理想主义愿景。

抗战军兴，国内已付出巨大牺牲，岂敢轻言和平（对日媾和）？

而且在胡适致江冬秀的一封家信中说道：

“我在国外，虽然没有危险，虽然没有奔波逃难的苦痛，但心里时时想着国家的危急，人民的遭劫，不知何日得了。

我有时真着急。

”从中我们不难发现胡适思想的酝酿，那就是必须一战到底，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彻底打败侵略者。

终其1930-40年代这一阶段，特别是出使美国时期，胡适的和战思想游走于道义和抗战之间，有和有战，但是后来逐渐树立必须抗战到底的决心。

然而当时美国国内孤立主义、保守主义思潮影响深远，而且美国国会颁布了一系列《中立法》，就其在远东地区的中日战事而言，最大不利影响就是中国的抗战很难获得美援，而且抗战局势愈加不利。

胡适晚年曾这样谈起《中立法》：

规定某一个战争发生，即宣布某一地区为交战区域；这个交战区域，美国的船、货、人皆不准去，海上自由权也自动取消，没有钱不卖，没有船运不卖。

这是孤立主义很大的保障，所谓中立法，就是这个东西。

1938年十月广州和武汉的沦陷，国内局势日趋紧张，日军步步紧逼，国内军民伤亡惨重。

是年十二月，胡适在纽约“哈摩尼俱乐部”讲演《北美独立与中国战争》，结论是：

“中国抵抗侵略者战争的最后胜利也一定要依靠两件事，第一，中国必须继续作战；第二，在这一段漫长的时间中，国际局势转变对中国有利，对敌人不利的时候一定会到来的。

”至此为止，可见胡适抗战到底思想的彻底转变。

而且当年十二月底，汪精卫秘密出逃，胡适闻讯后在病床上给汪精卫发一个电报，电文如下：

“铁如兄亲译请转汪院长：

上月曾由翁咏霓兄详陈和战问题之鄙见。

此时国际形势好转，我方更宜苦挣，万不可放弃十八个月之牺牲。

适六年中不主战，公所深知，今日反对和议，实为国家百年设想。

务乞公垂听。

”从这份电报里我们可以归纳两点：

其一，胡适坚决反对汪精卫准备对日媾和；其二，胡适由理想主义到战斗人格的转变。

同时在胡适致妻子江冬秀的一封家信中提到：

“我是为国家的事来的，吃点苦不要紧。

我屡次对你说过：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

”家信里面表达的爱国之心顿时跃然纸上，同时胡适也更加确信抗战到底，绝不求和，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溯本归源，不可否认胡适在留学美国期间由于理想主义思想的先天惯性，业已占据了胡适的整个思想架构，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

在国家利益受到侵害，国家生死存亡受到威胁之际，任一领域以及任何个人都要为国家服务，国家无疑是重中之重，正所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正是缘由于此，胡适由理想主义转向了抗战到底，这一转变的完成同时也改变了此阶段胡适的人生变迁和思想轨迹。

　　公共外交

　　公共外交在当下十分流行，而且国家也在大力弘扬这种新的外交方式。

“公共外交和政府外交组成国家的整体外交，参与公共外交的各方从各种角度向外国公众表达本国国情，说明本国政策，解释外国对本国的不解之处，并同时在国际交流中了解对方的有关观点。

开展公共外交的目的是提升本国的形象，改善外国公众对本国的态度，进而影响外国政府对本国的政策。

”

　　然而二战期间却没有这种说法，而且外交也仅局限于传统的与军事、政治相关事宜，很少提到文化以及公共外交。

不过根据现有的材料分析，胡适出使美国扮演的是一种文化使者与外交官兼有的角色，亦即更多从事公共外交。

而且胡适对自己的定位即在于：

使美国了解中国的抗战实情和坚决抗战的决心，了解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最终赢得美国人民的同情和援助。

可见胡适的先见之明，他曾致电孔祥熙表达了自己这样的看法：

“鄙意外交最为重要，当以全副精神应付。

此外如借款、购械、宣传、募捐四事，虽属重要，均非外交本身，宜逐渐由政府另派专员负责。

”胡适在北美的诸多演讲，有部分说的是中国文化，得益于他对美国人民和社会的熟悉，而且从美国的实际出发，胡适的演讲并没有陷入“水土不服”的尴尬境地。

从表面上看，与抗战没有什么关联。

特别是两年后的1940年6月宋子文作为蒋介石特使抵达美国，目的也是为了寻求更多的美援，促美支援中国抗战，发展中美关系等等。

由于双方理念以及出身背景的内中差异，宋氏曾施压胡适，并责难胡适：

“你莫怪我直言。

国内很多人说你讲演太多，太不管事了。

你还是多管管正事罢！

”当然从严格的外交学角度出发，可能胡适并未尽到做一个合格大使的职责，而且外交官惯有的职业素质和技能可能胡适都不太熟练。

但是这都不能否定胡适另辟他径，即更多的采用公共外交方式，有利地发展中美关系。

而且胡适认为：

“不能光看现象（亦即在北美的讲演以及讲演中的文化方面，笔者注），通过对中国文化的介绍，可以让美加两国人民加深对中国的理解，加深对中国遭受日本侵略的同情”。

努力使美国摆脱孤立主义、中立主义束缚，最终成为“民主国家兵工厂”。

在甫一抵达美国后不久，胡适就在电台对全美作英语广播，题目为《中国在目前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的演讲，提出了“中国对美国所期望的是国际和平与正义、实际与积极的领导者。

一个阻止战争，遏制侵略，与世界上民主国家合作和策划，促进机体安全，使得这个世界至少可使人类能够安全居住的领导者”。

由于美国当时特殊的国内外环境，胡适委婉的批评了美国的孤立主义，呼吁美国朝野关注和同情中国目前的遭遇，以便对中国施以援助。

据统计胡适在北美共进行了四百余次的演讲，基本上都为抗战大局服务，更好地完成历史使命。

现在细究起来，胡适开展的文化公共外交的路径和目的主要有以下两点。

其一，宣传中国抗战的决心以及中国的抗战前途。

毕竟当时世人普遍认为日本会在短期内灭亡中国，而且中国内部存在的独裁政体，军阀争斗。

所以首先必须向北美人民和朝野人士宣传中国的抵抗决心，介绍中国军民的团结一致。

其二，为文明和热爱和平的世界作战。

日本以及后来的法西斯德国掀起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严重破坏人类的文明成果和生命财产，打破了“20年和平”。

因此中国要与美国、英国等国联合起来，共同击败法西斯国家，重建世界新秩序。

（这也是后来的《联合国家宣言》以及“四大警察”的基础）。

甚至有位美国学者查理·毕尔在所著《罗斯福总统与大战之序幕》一书中，把胡适说成是导致日军偷袭珍珠港的罪魁祸首，毕尔大意指的是美日之战可以避免，但罗斯福为了维护资本家在亚洲的利益，不幸上了那位颇为干练的中国大使胡适的圈套，才引起了日军前来偷袭。

此说虽有夸大之嫌疑，但是由此也可见胡适的公共外交的成功之道。

从更深的层次来说，胡适的公共外交不仅为争取美援支持中国抗战做出贡献，同时也促进了中美文化的深层次交流，这也正是后人研究不太关注的地方。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美国正式参战。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胡适的外交生涯要结束了，毕竟他的使命已经完成。

到次年9月正式卸任驻美大使后，回顾四年大使生涯，几多感慨之际，难免有“过河卒子”的心境和慨然。

胡适在给王世杰的一封信里总结了自己四年生涯，其中提到“我在这四年多，总为诸公说‘苦撑待变’一个意思。

去年十二月七日，世界果然变了。

但现在还没有脱离吃苦的日子，还得咬牙苦撑，要撑过七八个月，总可以到转绿回黄的时节了。

”“要使这一万三千万人（当时的美国人口数）复认识我们这个国家是文明国家，不但可与同患难，还可与同安乐。

四年成绩，如斯而已。

”，当然了，这是胡适的谦词。

　　简短的结语

　　以上客观地分析了胡适的外交生涯，对于文化方面泼墨很多，并尝试进行归纳和总结，从而得出一种结论或者是一种经验的提炼。

对于胡适先生在促使美国期间为中国的抗战大局做出的贡献我们后人十分明了。

在那种极端困难的境地下，国内诸多问题的掣肘，更别提美国朝野的那些“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淡漠，不遗余力的宣传中国的抗战以及政府和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最终实现了国家赋予的外交使命，践行了自己的出使诺言。

无论从物质还是精神层面，更大程度上支持了中国的抗战，及至取得最后的胜利。

撇开个人因素的主观性，足见其“赤赤爱国心，拳拳报国情”。

其实中国有句古语“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前一句无疑就是对胡适大使的最大褒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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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责任编辑：

邵梓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