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资料第二讲国共合作的大革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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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资料第二讲国共合作的大革命

[党史资料第二讲]国共合作的大革命

国共合作的大革命

（1923年6月至1927年7月）

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国共合作方针的确定

1924年至1927年,一场旨在推翻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似洪流席卷中国大地,人们通常把它称为中国的“大革命”或“国民革命”。

这时的各种革命力量,远不如统治着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强大。

对于诞生不久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如果不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就不会在社会上产生大的影响,更不可能把革命引向胜利。

从这种情况出发,党决定采取积极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

国民党大体上是代表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党。

它在几经挫折后,并没有多少实力，而且成分复杂,严重地脱离群众。

但它也有几个不容忽视的优点:

一是因为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创立了中华民国,所以孙中山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民族民主革命的象征。

他所领导的国民党在社会上是有威信的。

二是这个党已经在中国南方建立了一块容许各种革命力量进行活动的根据地,并且拥有一支数万人的军队。

三是孙中山在几经挫折后,深感革命必须改弦易辙。

他真诚地欢迎共产党员同他合作,欢迎苏联援助中国国民革命。

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准备建立统一战线时,首先同国民党合作是经过认真考虑和选择的。

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取何种方式,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二大提出的设想是实行“党外合作”。

尔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把国民党改造成为各革命阶级的联盟,实行“党内合作”。

这一合作方式得到共产国际的赞同。

这也是当时孙中山和国民党所能接受的合作形式。

1922年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

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在保持党的独立性的条件下,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指示。

经过反复讨论和马林的说服,会议接受共产国际的提议,决定在国民党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改组的前提下,采取党内合作方式同国民党合作,以推动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

这次会议是党从主张采取“党外合作”改变为实行“党内合作”的转折点,它揭开了国共合作结成统一战线的历史,这是中国共产党实际走上国共合作的第一步。

西湖会议后,党的领导人向孙中山说明了关于实行国共合作的主张。

孙中山不顾国民党内顽固分子的反对,对此表示欣然同意,并赞同依照民主的原则改组国民党。

在这种情况下,1923年6月12-20日,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问题。

大会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的革命立场和国民党进行改组的可能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帮助孙中山把国民党改组为民主革命联盟,建立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

同时,大会还明确规定，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怕独立性。

至此,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国实行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得到中国共产党的确认。

党的三大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关于革命统一战线政策的最终确立。

国共合作对两党和中国革命的发展都是有利的。

这样做,使共产党有可能影响国民党的政策,推动国民党的革新,推动在它影响下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群众投入革命，对于共产党来说,有利于通过国民党的组织去发动工农群众,有利于从比较狭小的圈子里走出来,在更加波澜壮阔的国民革命洪流中得到锻炼和发展,以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

国共合作的建立

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从1922年9月开始筹备。

孙中山在接受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等加入国民党后,便着手准备改组国民党。

1923年1月,孙中山发布《中国国民党宣言》,并与苏俄代表越飞签订了《孙文与越飞联合宣言》,正式确定联俄政策。

2月,孙中山依靠滇、桂军阀的支持,把陈炯明赶出广州,重新取得了在广州的立足点。

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以后,国共合作的步伐大大加快。

10月初,应孙中山的邀请,苏俄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

孙中山聘请他担任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后来又聘为政治顾问）。

国民党的改组很快进入实行阶段。

11月,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进一步阐述了国民党改组的必要性和改组的基本要求。

在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中,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及其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下,怀着同中共合作的真诚愿望,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崇高情怀和巨大的魄力,排除种种障碍,采取坚决的态度和果断的措施,同反对国共合作和改组国民党的顽固分子进行了坚决斗争,从而保证了国民党一大的顺利召开。

1924年1月,正式改组国民党的时机已经成熟。

1月20-3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孙中山主持在广州举行。

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65人中,有共产党员20多人。

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三民主义作出适应时代潮流的新解释。

民族主义突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民权主义强调民主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义则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两大原则。

国民党一大的政治纲领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基本一致的，因而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国民党一大还讨论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问题。

孙中山的联共政策,确定于他对中国革命的出路作了新的思考之后,其目的是通过联合共产党改造和推动国民党。

对于同共产党人合作,他抱有高度的诚意和坚定的信念。

但由于国民党内部情况的复杂,尽管孙中山对实行国共合作是坚决的,仍有相当一部分人抱着怀疑以至反对的态度。

在会议讨论章程草案时,对于共产党员加人国民党问题,依然有人提出不许跨党的提案,企图加以阻挠,但终被否决。

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为大会所确认。

孙中山于议决之后,又作了许多说服解释工作,并以强制的措施贯彻落实。

2月6日,他曾警告冯自由:

“反对中国共产党即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即是反对本党之民生主义”,照党章就要受到应有的处分。

正是由于孙中山坚决实行联共的主张,因而国共两党合作得以实现。

国民党一大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

大会选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10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四分之一。

会后,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要职的共产党员有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伯渠、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等。

虽然国民党内部情况相当复杂,但它已开始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

国民党一大的成功，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这次合作实现后,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的革命力量,很快开创出一个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

二、大革命的兴起

工农运动的恢复与发展

国共合作的实现,促进了工农运动的恢复和发展,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失败以来工人运动的消沉状态很快改变。

国民党一大闭幕后,国民党中央成立了工人部,各地执行部和地方党部也都设有工人部。

不少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工人部中担任要职。

中国共产党除了直接发动和组织工人,还通过中国国民党中央工人部开展工作。

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作为革命根据地的广东,首先出现工人运动高潮。

1924年7月,在广州沙面租界,数千名中国工人举行政治大罢工,反对英、法帝国主义限制中国人自由出入沙面租界的"新警律",斗争持续一个多月,取得了胜利。

这次罢工的胜利,表现了中国工人为中华民族争自由、争平等,反抗帝国主义的英雄气概,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成为工人运动由低潮转入高潮的起点。

此后,工人罢工斗争在全国展开,此起彼伏,不断发生。

其中有邓中夏、向警予领导的上海南洋烟厂7000多工人罢工,中共领导下的湘潭锰矿工人和九江码头工人罢工,汉口8000多人参加的人力车夫罢工,苏州10000余人参加的机器工人罢工,浙江余姚10000多人参加的盐民罢工等。

由于冯玉祥表示同情革命,给北方工人运动的恢复造成了有利条件。

山东、河北、北京、抚顺等地的工人纷纷罢工,多数取得胜利。

1924年2月7日至10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秘密召开第一次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到会代表20多人。

大会制定了全国铁路总工会章程,成立了全国铁路总工会,发表了《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宣言》。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利用军阀混战之际,在各地逐步恢复了被封闭的工会。

京汉铁路总工会得到恢复,并在郑州召开了代表会议。

在工人运动得到恢复和发展的同时,广东的海丰、陆丰、顺德、广宁、花县以及广州市郊区的农民运动,也迅速发展起来,相继建立了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

在广东农民运动的影响下,全国各地的农民运动也逐步开展起来。

湖南、湖北、河南、山西等省的农民组织相继建立,农民运动不断发展。

为了推动农民运动的发展,经共产党人提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自1924年7月起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先后由共产党人彭湃、阮啸仙、毛泽东等主持,培养了一批农民运动的骨干力量。

在共产党人建议下,国民党一大决定创办一所陆军军官学校。

1924年5月,黄埔军校开学，孙中山亲自兼任总理，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

11月,旅法归来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的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

中国共产党还从各地选派大批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黄埔军校学习,在第一期学生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有56人,占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

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的共同努力下,国民革命的思想由南向北,在全国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广泛传播。

1924年10月,北方的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一时控制了北京、天津一带,并把所部改编为国民军。

他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

11月,孙中山离广州北上,沿途宣传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形成了广泛的政治宣传运动。

这时,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股向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猛烈冲击的革命洪流,但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也逐渐暴露出来。

国民党右派分子于1924年6月提出《弹劾共产党案》,遭到孙中山的严厉谴责。

随着革命的发展,国民党内部的左右派进一步分化,国共关系逐步复杂化。

中国革命面临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给以回答。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

这时有党员994人。

这次大会的历史功绩在于:

一是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二是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三是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更加完整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还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和经济关系。

这表明,党已经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要点提出来了。

但这次大会对如何争夺和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特别是如何正确处理在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中的种种复杂问题,并没有作出具体的回答；对政权和武装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仍缺乏认识。

这些弱点在以后革命运动发展中明显地表现出来。

四大结束后不到两个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在全国人民中引起巨大的悲痛。

国共两党组织各界人民举行哀悼活动,广泛传播孙中山的遗嘱和革命精神,形成一次规模巨大的革命宣传活动。

国民革命的呼声在各地更加高涨起来。

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

开展工人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

中共中央为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党的四大成立了由李立三、刘少奇、项英等组成的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

此后,在中央职工委员会组织领导下,以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为起点的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兴起。

当时的上海有工人80万,占全国工人总数的近二分之一。

上海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重要基地,有英国控制的“公共租界”和法国的租界,日、英等国在这里开设了许多工厂,残酷地剥削中国工人。

1925年2月,上海日本纱厂内外棉八厂工人,为反对日本资本家打人和无理开除工人,并要求增加工资而举行罢工。

中共中央专门组织了指挥这次罢工的委员会。

先后卷入罢工风潮的有22家工厂,40000多工人。

由于当时棉纱价格很贵,日本资本家为了减少损失,被迫让步,答应了工人提出的一些条件,罢工取得了胜利。

4月,青岛日本纱厂工人23000多人举行大罢工,历时22天。

他们在党的领导和上海工人的支持下,也取得重大胜利。

为了巩固和扩大工人阶级的力量,5月1日,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中华全国总工会正式成立。

林伟民、刘少奇分别当选为委员长、副委员长。

随着世界市场发生棉贵纱贱的变化,5月14日,日本资本家突然宣布开除内外棉十二厂工人代表多人。

5月15日,又宣布内外棉七厂停工,不让工人进厂。

该厂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率领工人冲进工厂,要求复工和发工资,日本资本家随即带领打手向工人开枪,打伤工人多人,顾正红惨遭枪杀。

这一事件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线。

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多次开会研究对策。

蔡和森提出:

应当把工人的经济斗争转变到民族斗争。

5月28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学生和工人在30日到租界内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活动。

30日这天,上海工人和学生举行街头宣传和示威游行,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开枪,打死学生、工人等13人,伤者不计其数,酿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当日深夜,中共中央紧急开会,决定把运动扩大到各阶层人民中去,结成广泛的反帝联合阵线,号召全上海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以组织全上海市民总联合的反帝大运动。

会议决定建立行动委员会,由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刘华等组成,来领导这次斗争。

31日,上海总工会成立,李立三、刘华为正、副委员长。

自6月1日起,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

英、日等国军警从6月1日至10日,又多次开枪,连续发生枪杀中国民众的事件。

6月11日,上海市民近20万人在公共体育场集会通过宣言,会后游行,队伍长达10余里。

6月17日,上海总工会等团体又在闸北召开10万人大会,强烈抗议租界当局对工人的血腥镇压,提出解除商团巡捕武装、释放被捕华人、惩凶、赔偿、工人有成立工会及罢工自由等17项要求。

8月中旬,经日本领事、中国官厅、商界等调解协商,日纱厂同业会基本同意工人条件,承认工会,加资十分之一。

8月下旬各厂陆续复工。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五卅运动迅速席卷全中国。

多少年来深埋在中国人民心里的对帝国主义的怒火一下子喷发出来。

北京、广州、天津、山东、汉口等几十个大中城市和唐山、焦作、水口山等矿区,纷纷举行集会、游行和罢工、罢课、罢市的抗议运动。

全国各地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了运动,从通商都市到偏僻乡镇,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怒吼。

许多民族工商业者,一面捐款援助罢工工人,一面积极宣传“抵制外货”、“提倡国货”。

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举行集会和发起募捐,给五卅运动以有力的支援。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广州后,广州各界群众在同年6月3日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表示声援。

在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的领导和全国总工会的公开指挥下,形成了规模宏大、持续很久的省港大罢工。

6月19日,香港的海员、电车、印务等工会首先宣布罢工,其他工会随即起来响应,并且成立全港工团联合会作为统一领导罢工的指挥机构。

15天内参加罢工的人数达到25万人,其中10多万人离开香港回到广州。

6月23日,在中共广东区委陈延年、周恩来领导与参与下,香港和广州市的罢工工人及各界群众10万人举行大会和示威游行。

当游行队伍经过沙基时,突遭沙面租界英国军警的射击,造成死52人、重伤170多人的沙基惨案。

沙基惨案充分暴露了帝国主义的凶残本性,进一步激发起广东和全国人民的民族义愤,抗议帝国主义暴行援助省港罢工的正义呼声更加高涨。

惨案发生后,广州革命政府宣布同英国经济绝交,并封锁出海口。

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决定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由共产党员苏兆征担任委员长，处理罢工事宜，对香港实行封锁。

省港之间的交通完全断绝。

在广州革命政府的支持下,省港大罢工坚持了16个月之久，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在华南的统治。

10多万有组织的罢工工人,成为广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为统一广东根据地和维护社会秩序,准备北伐战争作了突出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五卅运动的过程中得到很大发展,一年内党员人数增加了10倍,1925年底达到10000人。

一些原来没有党组织的地方也建立了党组织。

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与巩固

在五卅运动蓬勃发展的有利形势下,国共两党合作完成了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工作。

当时,广州革命政府并没有控制广东全省。

五卅运动前,广东省内仍然处于革命同反革命相对峙的状态。

陈炯明盘踞东江,邓本殷割据南路,时时以武力窥伺广州。

广州革命政府统辖下的最强大的兵力是来自滇、桂两省的杨希闵、刘震寰部。

他们打着拥护国民革命的旗号,实际上却是地方军阀势力。

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支持下,他们时刻企图推翻广东革命政府。

因此,广东革命政府要把国民革命推向全国,必须首先肃清广东境内的反动军阀势力,统一全省,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1925年初,陈炯明乘孙中山北上病重之机,在英帝国主义势力支持下,举兵进犯广州。

广州政府组织东征军，讨伐陈炯明。

黄埔军校是这次东征的主力,在北路和中路的杨希闵，刘震寰两部按兵不动的情况下,军校两个教导团和许崇智部粤军,在南路以破竹之势击溃陈炯明部主力,2月攻占淡水、海丰,3月占领潮汕地区,于4月取得了讨伐盘踞东江地区的军阀陈炯明的胜利。

第一次东征期间,把持着广州市区的杨希闵、刘震寰同陈炯明、唐继尧等军阀勾结,阴谋进行叛乱。

5月中旬,开始进行军事调动,滇军擅自集中省垣,6月4日,公开在广州叛乱,占领广东省长公署及财政部。

桂军由东江擅自开赴北江,趋广州。

东征军迅速回师,平息了叛乱。

随后,进行了改组广州政府和改编军队的工作。

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汪精卫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鲍罗廷被聘任国民政府高等顾问。

国民政府成立后,将黄埔军校校军和驻在广东的粤、湘、滇军先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6个军,共85000人。

共产党员周恩来、李富春、朱克靖、罗汉、林伯渠等担负起国民革命军中的政治工作。

但这些军队的指挥权仍掌握在蒋介石和其他旧军人手中。

在第一次东征期间被打败的陈炯明部,乘东征军回师广州的机会,于1925年9月再次占领东江地区。

国民政府决定举行第二次东征。

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东征军连战连胜,11月底取得全歼陈炯明余部的胜利。

与此同时,国民革命军又进行了南征,消灭了盘踞广东南路和海南岛的地方军阀邓本殷部。

至此,广东革命根据地获得统一。

第二次东征时,在周恩来等主持下,建立了由共产党人叶挺等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这是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革命正规武装的开始。

1926年3月,统治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等,宣布接受广东国民政府的领导,把所率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实现了两广统一。

两广统一,为国民革命军北伐创造了条件。

三、北伐战争和大革命的高潮 

国共两党裂痕的出现

伴随着革命的迅速发展,一股反共的逆流也在滋长。

1925年六七月间,国民党新右派戴季陶先后出版《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反对国共合作。

同年11月,国民党老右派邹鲁、谢持等在北京西山碧云寺自行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非法宣布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解除鲍罗廷的顾问职务,形成“西山会议派”。

更为严重的是,蒋介石这时也越来越暴露出他的反共面目。

这种状况,在中国共产党面前尖锐地提出了新的问题。

面对国民党新老右派变本加厉的反共活动,一些共产党人认为,必须给以恰当而有力的反击,维护国共合作。

可是,中共中央必须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

按照国际的指示,共产党如果同国民党新右派进行斗争,必然导致国共关系破裂,因而主张妥协退让,企图用这种方法使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得到缓和。

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也坚持这种意见。

这样,妥协退让的意见在党内占了上风。

在国民党二大召开前,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等人主张在这次大会上采取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方针。

他们计划在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时多选左派、少选中派,争取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占优势;但是,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反对这样做。

他不顾国民党右派大肆反共、大搞分裂的事实，以维护国民党的团结统一是绝对必要的为由,极力主张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向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右派妥协退让,以挽救南方的革命。

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上,由于陈独秀、张国焘主张妥协退让,使右派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占了优势。

造成了右派势力扩大,左派孤立的形势,为蒋介石篡夺国民党中央领导权造成有利的条件。

共产党的退让,换来的是国民党新右派的得寸进尺。

3月20日,蒋介石制造所谓"中山舰事件"。

他以此为借口,在广州实行戒严,监视并软禁共产党人,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办事处。

陈独秀等和共产国际代表继续妥协退让,共产党员被迫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

这一严重的反共事件,还迫使同他有矛盾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称病去职,从而为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取得最高权力扫清了道路。

在5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又提出所谓《整理党务决议案》。

由于陈独秀等继续退让,决议案获得通过。

共产党员退出部长职,国民党右派垄断了部长职。

于是,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变得毫无地位,而蒋介石却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随后又当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成为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物。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的立场已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但他那时的实力依然有限,还需要继续得到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支持,因此并没有立刻同共产党公开分裂。

这时已到了北伐战争的前夜。

北伐的军事指挥权主要掌握在蒋介石手中这个事实,表明革命形势虽然在迅速发展,但已经埋伏着严重的危机。

北伐前的准备

北伐战争是在国共合作条件下进行的一场革命战争，它的直接打击目标是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主要有占据湖南、湖北、河南三省和直隶保定一带的吴佩孚，占据北方的张作霖和盘踞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5省的孙传芳。

他们10多年来一直控制着受到各国承认的中央政府——北京政府,拥有巨大的财力物力,直接掌握的军队有70万人。

但是,这三支势力间勾心斗角,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同时全国人民对他们的统治早已深恶痛绝,渴望早日结束已经持续10多年的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黑暗局面,渴望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统一,把越来越多的希望寄托在南方的国民政府方面。

这时的南方和北方的实际状况,已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南方,广东革命根据地统一后,革命潮流继续高涨。

尽管潜在的逆流已在悄悄增长,但还没有表面化。

广州革命政府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都在继续增强。

在北方,各派军阀势力之间不断冲突,反动统治的危机在加深,人民革命的力量在增长。

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广州国民政府出师北伐,以结束北洋军阀的统治。

国民党内外要求北伐的呼声很高。

这时的广州革命政府也已具备举行大规模北伐战争的条件,主要表现在:

军事上已有相当的实力,总兵力达10万余人；两广统一的实现,为北伐军奠定了稳固的后方基地；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党政军各系统的领导机构。

为推动和发动北伐战争,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大量艰巨的工作,为北伐的胜利进军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共中央多次召开会议,讨论北伐问题。

1926年2月21日至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特别会议,集中讨论北伐问题,通过了《关于现实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议决案》。

明确指出“党在现时政治上的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

因为“广东政府是中国国民革命唯一的根据地,只有它的势力之发展,可以推动全国民众及接近民众的武力更加爆发革命的火焰,而且广东政府也只有向外发展的北伐,煽动全国反帝国主义的暴动,才能增强自己的声威,才能维持自己的存在,否则必为反动势力所包围而陷落。

”为了准备北伐战争,会议决定加强将来北伐军必经的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等地的群众工作；加强党的军事工作,在中央“建立一强有力的军委”；并提出党在北伐中的政纲,“以解决农民问题为主干”。

也就是说,要将农民运动向革命战争、夺取政权结合起来。

此后,党的各地组织积极发展工农运动,为迎接国民革命军北伐作准备。

1926年5月初,全国各地工会会员增加到120多万人；农民协会组织遍及全国10余省,会员发展到近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