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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中的女性
左传中的女性
《左传》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一、女性形象在史书中出现
《左传》是先秦时期规模最宏大、内容最丰富的历史著作，集春秋以来各类史书之大成。
它记载了春秋时代纷繁复杂的各种事件以及活动在这些事件中的形形色色的男人们。
一般说《左传》女性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与男性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但是《左传》中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女性形象，《左传》所塑造的大量女性形象，其中有作为、有事迹、有姓氏者，达数百人之多，虽然她们很少是主角，但是这些妇人在《左传》的主题呈现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左传》之前的史书，例如《尚书》，只是单纯地记载国家最高统治者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言论。
这无论是在史传文学史上还是在女性历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左传》在这一点上所代表的正是那个时代的进步性。
二、女性形象出现的原因
当我们阅读《左传》时通常有这样的阅读体验，女性在《左转》中大多昙花一现，是片段式的，并不是成长型的，并不是一个具体丰满有来龙去脉的人物。
但是她们在叙述中又是必不可少的，那在这个以政治为主的史书中她们又是如何参与进来的呢？
书中性格较为鲜明的女性形象绝大多数是贵族女性，特别是贵族已婚妇女的呈现十分出彩。
春秋时代是个变革的时代，为了争夺权力，统治集团内部勾心斗角，互相攻伐，生活糜烂。
随着周王室的衰落，整个社会处于“礼崩乐坏”的混乱状态。
在社会中处于劣势的妇女们，此时也纷纷站了起来，或多或少地显示出了她们存在的价值，这些女性形象很大程度上不再局限于爱情婚姻和家庭生活之中，而是走进了国家治生活，参与到国家事务之中，在动乱的时期的贵族女性，尤其是贵族己婚妇女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并且在宗法制社会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她们在各国历史中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影响着当时的社会历史。
三、左传中女性形象的分类
《左传》中的女性形象大致分为特点鲜明的形成两大阵营。
一类是贤良淑德的女性，属于教化的正面形象；还有一类是扮演“祸国殃民”的反面角色。
《左传》中的形象都是呈现一边倒的状态，不是忠义有才干的贤臣君子，就是乱臣贼子和昏君，很少出现模棱两可的人物。
妇女形象已经呈现出模式化的特点。
贤良淑德的女子可以安家甚至定国，而魅惑人心的女子往往成为祸国殃民的代表。
春秋时期的贵族婚姻带有极强的政治色彩，婚姻只是为了宗族利益而产生的结盟，亲疏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女性也只有在婚姻关系的基础上然后再介入到宗族的发展之中，妇女在婚姻中为了保住自己在婚姻中的地位或者宗国利益只能参与到政治中来。
她们很多都有着较清醒的头脑，敏锐的目光及果断的行动，能准确地掌握时代的航标，极力保持着正直无私，不争一己私利的美德，不以争嗣夺位为自身生存的依靠，敢于努力摆脱附庸地位而坚持自立。
也可以说是时代造就了这样一批十分优秀的女性，使她们在男性社会下摆脱了妇女狭隘的家庭观念，拥有了更广阔的舞台，是时代造就了这样一批政治参与度高的女性群体，虽然在乱世中女性地位并没有很大进展，甚至在后来女性的地位越来越低，被压迫得更厉害。
但是她们在家国天下中体现的才智、气概得到了男性的认同，在《左传》中大放异彩。
这类善的女性深明大义，独具慧眼，并且有强烈的宗族观念和维护国家利益的大义。
左传中有一段这样的记载：
曹共公闻其拼肋,欲观其裸浴,薄而观之，禧负羁之妻曰:
吾观晋公子之从者,皆足以相国，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国，反其国,必得志于诸侯，得志于诸侯,而诛无礼,曹其首也，子盖蚤自贰焉？
乃馈盘珍璧焉，公子受飨反璧。
我们都知道重耳后来在秦国的帮助下回到了晋国成了春秋五霸之一，禧负羁能在重耳落魄的时候就预见他以后必成大器，让他的丈夫免于后来的灾祸，禧负羁之妻在判断形势和识人方面连鲁公也是比不上的，在政治上很有远见，这样说明了有才的女子能够安邦定国，《左传》对此有着毫不吝啬的褒奖，并没有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来进行批判。
重耳在出奔的经历中遇到了很多杰出的女性。
首先是他出奔狄国时娶的少数名族美女季隗，对婚姻十分坚贞。
她在他落魄的时候跟着他生了两个大胖小子，重耳要去奔前程了还死心塌地地等着他，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当时的重耳已经五十多岁了，而季隗却只有二十五岁。
虽然当时是以“好女不嫁二夫”、“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为美德的，但是从重耳对季隗说她等25年之后可以改嫁可见少数民族还是稍微开放一点的，季隗除了对礼教的遵守对重耳还是有很深的真感情的。
后面遇到的姜氏，以及怀嬴虽然都只是政治婚姻，但是她们在面对国家和丈夫时体现的才干气魄和见识是值得称赞的。
下面是关于姜氏的记载：
及齐，齐桓公妻之，有马二十乘，公子安之。
从者以为不可。
将行，谋于桑下。
蚕妾在其上，以告姜氏。
姜氏杀之，而谓公子曰：
“子有四方之志，其闻之者，吾杀之矣。
”公子曰：
“无之。
”姜曰：
“行也！
怀与安，实败名。
”公子不可。
姜与子犯谋，醉而遣之。
醒，以戈逐子犯。
重耳因到了齐国娶了姜氏之后,安于现状,满足于声色之乐,于是姜氏最后和重耳的随臣一起谋划,把重耳灌醉之后,强迫他离开齐国。
后来重耳终于返国夺位,成为历史上有名的春秋五霸之一,其中无不包含着姜氏的一份苦心。
由此可见,姜氏的高明与政治家眼光，她深刻地懂得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并且十分有决断力，当家的糊涂了自己敢于拿决定，这是十分难得的，敢说敢做。
此后,重耳走亡至秦国,秦穆公将女儿怀赢许配给了重耳。
因为重耳是圉的弟弟,如此一来,等于是娶了以前的嫂嫂。
此时虽然不禁止转房婚,但毕竟已不是一件很体面的事情。
由此,重耳便对怀赢不很尊重。
有一次,怀赢捧着盛水的器具,给重耳洗手,可是重耳洗完了手便很不客气地挥手让她走开。
这一无礼的举动,刺伤了怀赢的自尊心,她“怒曰:
‘秦晋匹也,何以卑我?
’”一方面,她对丈夫对自己的态度感到愤怒,另一方面,她首先抬出的是秦晋两国是匹敌的大国这一婚姻背景,认为自己的父国地位与夫国相当,因此自己不应当被轻视。
结果重耳因为害怕秦穆公知道此事,便连忙解去衣冠自囚以表示谢罪。
因为他们之间的婚姻实质是政治联姻,因此在这一场看似小小的风波中,怀赢既保持了自身的尊严,更维护了父国的尊严，体现了她的胆识和宗国观念。
许穆夫人也是非常杰出的一位女性,许穆夫人是卫宣姜之女,许穆公之妻。
据刘向《列女传》·仁智传载:
当初,许国和齐国都向卫国求亲,卫侯把她许配给许国。
她认为,许国小,离卫国远,齐国大,离卫国近,现在是强者的天下,如果遭到侵犯,谁会来救呢?
她未出嫁时的担心并非多余,鲁闵公二年的冬天,狄人进攻卫国,杀死了懿公,卫惨败,许国果真没出兵救援,就连她的归唁都阻拦反对,可见她早在闺阁时已有政治远见。
除了卓越的见识之外她还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和胆识才干，许穆夫人闻知祖国被亡的消息,毅然决然驰驱至潜,归唁卫侯,并要控于大邦,拯救国难。
与胆小怕事的许国君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左传·阂公二年》记载:
文公为卫之多患也，先适齐，及败，宋桓公逆诸河，宵济，卫之遗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为五千人.立戴公以庐于曹.许穆夫人赋载驰。
齐侯使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归公乘马，祭服五称，牛、羊、禾、鸡、狗皆三百与门材。
归夫人鱼轩,重锦三十两。
许穆夫人在《载驰》一诗中,严厉斥责了这帮没有远见和胆识的小人: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
视尔不减,我思不远。
既不我嘉,不能旋济。
视尔不减,我思不阴?
”表现了她坚强的意志和归国的决心。
在许穆夫人的努力和齐国的帮助下，两年后，卫国在楚丘重建都城，恢复了它在诸侯国中的地位，又延续了四百多年之久。
许穆夫人除了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外还是我国有记载的第一位爱国女诗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才女。
根据魏源的考证,许穆夫人给后世留下了《载驰》、《竹竿》、《泉水》这三首四言抒情诗（都收入《诗经》）。
这些作品形象鲜明,情感炽烈,不愧是文苑中一枝奇葩,在我国文学史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同时还有另外一批女性在争夺利益的过程中触及了男权社会下的礼教和道德底线，触及了男人的利益，不利于统治，从而遭到惨烈的惩罚和严厉的批评。
成为《左传》中“恶”的代名词。
这些女性淫荡、不守礼教、自私自利、凶残恶毒，轻则害了自己的性命，重则祸国殃民。
这类女性的“恶”很多都跟性离不开关系的原因是春秋时礼对性的禁锢，是一种对人性的虐杀，但是这些女性对性的放纵同样是对人性的亵渎。
春秋时期的社会一方面逐渐产生了对女性贞节的要求束缚，说出了“吾一妇人,而事二夫。
纵弗能死，其又奚言？
”的息妫是自觉遵守礼教的典型代表；另一方面，由于距离上古未久加上社会的动荡，也出现了一些爱欲纠葛、淫乱放荡的女性。
春秋时的通奸现象在左传中的记载是十分普遍的，由于贵族的社会地位和他们的政治联姻在国与国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加之通奸是严重有违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所以这些事件往往会引发恶性的政治事件，而这些通奸淫乱的女子也变成了替罪羊。
典型代表是夏姬和鲁桓公夫人齐姜。
夏姬是郑穆公的女儿，陈国大夫御叔的妻子，是春秋时期最为著名的美女之一。
张衡在《西京赋》中曾经描述过夏姬的美态:
“妖蛊艳夫夏姬，美声畅于虞氏。
始徐进而嬴形，似不任乎罗绮。
嚼清商而却转、增婵娟以此豸。
纷纵体而迅赴，若惊鹤之群罢。
振朱屣于盘樽，奋长袖之飒俪。
要绍修态，丽服飏菁。
眠藐流眄，一顾倾城。
”
由此可见，作为郑女的夏姬的确有着倾国倾城的美貌。
陈国国君陈灵公是一个荒淫无耻之徒，与大臣孔宁、仪行父一起与夏姬通奸。
他们三人还穿着夏姬的内衣,“以戏于朝”。
这大概是早期的SM了。
大夫浅冶谏阻，反而被杀。
这件事的影响那是相当的坏。
《诗经·株林》写道:
“胡为乎株林，从夏南。
匪适株林，从夏南。
驾我乘马，说于株野。
乘我乘驹，朝食于株。
”
这首诗以夏姬的儿子夏征舒来代指夏姬，含蓄地讽刺陈灵公来到御叔的封地株林与夏姬淫乱的丑行。
此后，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这君臣三人变本加厉，在夏姬家中喝酒取乐时竟然说“其子为似以为戏”。
夏姬之子夏征舒见此情景，认为他们侮辱了自己，气愤难当，当场射杀陈灵公，孔宁、仪行父出奔楚国，陈灵公太子午逃到晋国，夏征舒则自立为君。
《左传》里记载，这年冬,“楚子为陈夏氏乱政，伐陈”攻入陈后，“杀夏征舒，轘诸栗门，因县陈。
”
夏姬奇遇不断，后被俘虏到楚国，她再一次卷入了男子们对她神魂颠倒的争夺之中。
虽然比不得西方的美女海伦那么风光，但是在中国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了。
楚庄王想纳夏姬为妾，子反也想迎娶夏姬，申公巫臣以“贪色为淫,淫为大罚”来劝说，庄王只好作罢。
并对子反说:
“是不祥人也。
是夭子蛮，杀御叔，弑灵侯，戮夏南，出孔仪，丧陈国。
何不祥如是？
人生实难。
其有不获死乎?
天下多美妇人。
何必是?
”只道是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非到夏国找，要的人又多，死得肯定早。
申公巫臣抓住了人们普遍怕死的心理，用这一段话的利害关系来劝说子反，果然奏效，子反也便以此而作罢。
后来夏姬被楚庄王许配给连尹襄老，又经过了一番波折，夏姬最后归于巫臣，从此算安定下来了。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一个美貌的女子总是难逃众多好色男子的渔猎之网。
因此夏姬的个人行为决不是孤立的，而是植根于整个社会风气的，况且她又出身于郑国这样一个性行为相对开放的国家。
在陈、楚两国君臣的夹击中，夏姬最初选择了随波逐流。
她这种丧失社会道德约束的性行为淫乱，固然有她的不得已，但这种对个人需要的畸形满足、对社会不良风气的推波助澜，从客观上加剧了家庭内部和国与国之间的矛盾，特别在那个时代是有害于社会安定与进步的，同时在客观上也给男性嫁祸于女性的“红颜祸水”论提供了依据。
但在与巫臣双宿双飞之后，她就再也没有绯闻见诸于史册了。
一方面是因为年老色衰，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她找到了自己理想的归宿，因此“从良”了。
在淫荡的贵族妇女中,作者好像尤其不待见齐姜。
她未出嫁时,就与其兄襄公通奸。
出嫁给鲁桓公后,借回访的时候竟然还与其兄通奸。
鲁桓公指责她放荡,她便告诉襄公,襄公派人杀了鲁桓公。
此女不仅乱伦，还严重违背道德，最后还干出害人性命的事，着实不厚道，从情感上看，齐姜是完全倾向于齐襄公的，从现代的眼光来看，齐姜最初的淫乱也可以说是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之下对个人自由和幸福的追求。
但是，为了自己的性解放而与齐襄公谋杀丈夫鲁桓公，这就陷入了“恶”的泥潭。
左丘明和司马迁都记载了齐姜淫荡无度，乱伦歹毒的丑恶形象。
《史记·齐世家》有这样一段记载:
“鲁桓公与夫人如齐,齐襄公故尝私通鲁夫人,鲁夫人者,襄公女弟也。
自厘公时，嫁为鲁桓妇，及桓公来，而襄公复通焉。
”
除此之外比较有名的还有晋大夫恒子的妻子栾祁，与家臣之长州宾私通，被州宾侵吞了几乎所有家产，她因害怕儿子栾怀子的讨伐，就向自己执政的父亲范宣子进谗言，从而驱赶了儿子栾怀子。
还有鲁庄公的夫人哀姜与庄公之弟庆父私通，谋杀了其娣叔姜之子闵公，而欲立庆父为君，最后落得逃亡被杀的下场。
还有一些诬陷或者残害他人的有：
卫灵公夫人南子、孔文子之妻卫伯姬、季公鸟之妻季妫、赵朔之妻赵庄姬，等等。
女性除了要满足生理欲望，同样也有着权力欲望，春秋时女性的权利意识开始觉醒，有些女性是热衷于权利之争的。
春秋时期的贵族女性很多都为了巩固自身地位而进行血雨腥风的嫡庶长幼之争，或者直接走到台前夺取君王权力，而她们作为女性，只能采取不正当的手段，甚至非常凶残和恶毒，动摇国家的统治。
这里典型的代表是骊姬和宋襄夫人。
在晋国攻打骊戎之后，国君的两个女儿骊姬和少姬两姐妹只能来和亲，于是她便做了晋献公的妾。
工于心计的她在博取了晋献公的宠爱之后，又进一步想让自己的儿子继承王位。
于是她设法说服晋献公，把太子申生封在曲沃，把公子重耳封在蒲，把公子夷吾封在屈，而把自己的儿子奚齐留在晋献公身边，为以后让奚齐取代太子申生的地位做好准备。
并且离间献公与申生的感情，她设计了一出“托梦”毒计，陷害了太子申生。
生性仁厚的申生身被恶名，自认无法辩白，便为此而自杀。
公子重耳和夷吾也不得已而逃亡。
然而，多行不义必自毙。
但是好景不长，献公死后，大夫里克随即发难。
《左传·嘻公九年》记载，这一年十月，就在晋献公还未下葬的时候，里克刺死了骊姬的儿子奚齐。
《列女传》中说，里克最终“乃戮骊姬，鞭而杀之。
”
最初，作为一个战败国献给战胜国的俘虏，骊姬是一个弱国的牺牲品，可以说她的婚姻一开始就是不幸的。
从这个角度上说她是值得同情的。
在国破家亡的惨痛经验中，作为弱者的她意识到必须让自己的儿子占据国君的宝座，自己也必须占有太夫人的地位，才能稳固自身的地位。
于是，她便走上了一条以毒害他谋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不归之路，最后“反误了卿卿性命”。
在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中，作为弱者,为了谋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想方设法成为强者，这本来无可厚非。
但是为了自身利益不择手段，这就发展到了畸形和疯狂的程度。
骊姬的所作所为固然展现了人性丑恶的一面，但是从人的社会性角度来看，她最初的不幸遭遇很可能激发了她保护个人利益的心态：
较之很多春秋时女性的逆来顺受，骊姬已经在思想上进了一步，为了保护自己而与一大帮男人周旋，晋国的祸乱与骊姬的恶毒表面上看起来是因果关系，但骊姬的恶毒除了与她个性有关之外，也是当时特殊的社会状况刺激之下的产物。
而宋襄夫人则是因孙子宋昭公不礼遇自己，觉得地位岌岌可危，为了巩固个人的地位和利益，她采取行动：
首先借助戴氏的力量剪除昭公的羽翼，使其元气大伤；其次借助公子鲍的威望，制造声势，在宋国掀起了反对昭公的浪潮；最终在时机成熟之时，采取军事行动，除去昭公，从她一系列计划周密的行动中既可看出其权力欲望之大，又可知其用心填密，手段之高明，绝非普通女性能及。
还有一类归为恶的女性是偏狭自私，这个的典型代表就是郑庄公的母亲武姜。
在那篇脍炙人口的《郑伯克段于鄢》中，因为庄公出生的时候是脚先出来的，使她受到了惊吓，于是不喜欢庄公，而偏爱小儿子共叔段。
在共叔段欲图谋反时，她借助自己的地位和力量，帮助共叔段谋反。
但是庄公是十分有谋略的人，在之后的较量中，庄公胜了。
这件事情虽然以郑庄公顾念母子之情而释放武姜作为终结，但是整件事情的起因还是武姜。
母亲难产固然痛苦，但这并不是孩子的错，武姜因此厌恶庄公，并且溺爱共叔段，还帮助共叔段谋反的做法，完全是从个人偏狭的心理出发，缺乏宽广的心胸和政治眼光，然而还导致了一系列的内乱，的确会惹人厌恶。
四、《左传》女性形象对后世的影响
《左传》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叙事详尽完整的史书，同时又是一部以人为描写主体的历史文学著作。
它有条不紊地叙述了春秋时期复杂的政治，外交事件和激烈的军事斗争，又善于从人物的行动、语言和细节描写中描绘人物形象，使人物的性格富有活力。
虽然女性并非《左传》的主体，但是作者仍旧塑造了很多经典的女性形象，并对后来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些女性形象承担了劝惩的作用，《左传》作者的著书目的在于“书美以彰善,记恶以惩戒”，“寓褒贬,别善恶”是贯穿《左传》全书的宗旨。
为了达到目的作者把女性形象片面化，使其更具有典型性，只拣取树立人物典型性的方面写，这使得这些女性形象在读者的脑海中就只有一种印象，这种善恶标准及人物形象标准,为后世史传文学或其他叙事文学所承认和引用,并以《左传》既定的形象基调,载入后世作品之中，变成了掌故，意义再无变化。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封建礼教的深入，《左传》人物形象往往消失了她们具体生动的独特性，成为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说教偶像，人们只抽取这些人物形象所具有的思想意义，作为他们判断善恶是非，推行封建教化的准则。
像许穆夫人的爱国；介之推之母的淡泊名利的母亲形象；夏姬的妖媚淫荡；武姜的自私自利等等。
作者在左传中树立的女性人物形象数量相对于男性只是极小的一部分，但是却几乎个个都成了今天的经典。
现在我们通过这些女性人物，可以了解春秋时代女性的生存状态；社会特点；时代特征和民俗文化。
还可以知道当时的宗教礼仪具体是什么样子的，以及妇女地位和她们的婚姻状况，她们虽不是主体，但是却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特别是在当时妇女地位低下的情况下能对妇女进行较为细致公断的描写，已经体现了作者的进步性，为后世做了一个很好的典范，也为我们了解历史真相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虽然妇女在当时并没有话语权，甚至在后来的发展中走入了瓶颈期，但是女性从此以后不再是被封杀在话语之中了。
我们可以注意到，《左传》中作者仍旧刻意淡化女性形象的，女性形象也只是为了男性形象服务。
但是《左传》成为后世文学的题材来源，西汉刘向编著的《列女传》，韩婴编著的《韩诗外传》，其故事多采自《左传》。
不仅在内容及人物形象上可以传承，在叙事方法和人物塑造上也具有参照性，成为后世史书对人物塑造的一种模式。
五、男性叙述话语中的沉默者
我们会被《左传》中的女性形象所吸引，除了她们的鲜明特点，更多的可能是她们数量的稀少，《左传》被誉为“叙事之最”,成功地叙述了春秋二百五十多年间的历史变迁，所记历史人物大大小小有三千多个，然而从《左传》叙事文本中我们看到这个时代几乎全由男性支撑，三千多人当中有名有姓的女性只有一百五六十人，而像男性人物重耳、子产等这样鲜明的形象一个也没有。
这不仅是由于女性在当时渐已退出历史舞台，也由于《左传》叙述者有意无意间让她们退出了历史叙事视野，体现了历史叙事中叙述人存在的力量，女性在当时是完全没有话语权的，甚至在今天，话语权仍在男性手中。
《左传》文本中女性的沉默与其说是时代的真实记录，不如说是男性叙事话语霸权的真实反映。
从属于她们的只言片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她们被作者压抑的那一部分。
当时的女性由于社会分工，她们的地位早就处于十分低下，从《左传》的很多地方的记载可以看出。
《左传·庄公二十四年》记载：
秋，哀姜至，公使宗妇觌，用币，非礼也。
御孙曰：
“男贽，大者玉帛，小者禽鸟，以章物也。
女贽，不过榛、栗、枣、修，以告虔也。
今男女同贽，是无别也。
男女之别，国之大节也；而由夫人乱之，无乃不可乎？
”
杨伯峻注：
“币，玉帛之属。
”男子贽见礼用玉、帛、禽、鸟，女子贽见礼用榛、栗、枣、修。
前者贵，后者贱，等级分明。
而宗妇迎接哀姜时，用币，则男女同贽，是男女无别、贵贱不分，所以是“非礼”的。
这实际认为男贵女贱，男尊女卑。
关于这点在这就不再赘述，虽然社会分工使她们处于被压迫的位置上，但是并不代表在劳动中她们毫无价值，显然她们是非常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使她们的劳动成果不被纳入到社会成果之中，她们只是没有社会财富。
但是这点在史书中没有任何记载，社会财富变成了男人的，妇女只是附庸。
并且在家庭生活中她们有着比较大的权利，比如《左传·桓公三年》载：
“芮伯万之母芮姜恶芮伯之多宠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
”芮伯万是周武王时芮伯之后，当是芮国时任之君，因为内庭宠姬太多，引起母亲的强烈反感，于是被母亲一气之下给赶走了，住到魏城那里。
堂堂一国之君，竟因多收了几个姬妾就被母亲扫地出门，可见母亲的权力之盛，甚至位于国君之上，可以对国君发号施令。
同时她们在春秋时期政治上并非毫无作为，从《左传》文本中可以看出一点丝蛛马迹。
且不说那些恃宠而骄的宠妃爱妾如骊姬等人，其他许多有权势做依托的女人都可以挑起内乱，并在其中扮演积极的角色：
赵庄姬使得赵氏家族差点灭亡，齐声孟子引起庆克之乱，卫孔伯姬在卫太子蒯聩之乱中“杖戟先行”，居然打了头阵。
直接在政治生活中发挥重大作用如卫定姜，《左传》中提到她的有四个地方，十分罕见，并且每一次都关系到国内重大的政治军事生活。
可见她的政治影响力，以及男性对她才能的认可。
但是这些仍旧是掌握话语权的男性压制着。
在婚姻爱情方面,春秋时期的女性也拥有一定的自由与自主权,她们的爱情生活在许可的范围内是丰富多彩的。
由于上古婚姻形式和当时习俗的影响,贞操观在当时仍处于萌芽状态，两性关系也显得较为自由。
“仲春二月男女自由相会”的习俗，为自由结合的婚姻留有一席之地。
同时，通奸的惩罚对女性而言是十分宽宥的，妇女不会因为通奸而被杀，真正对妇女进行残酷处罚是后来的事情了。
当时倡导的是“女子无刑”，只有嫡长子继承制是严格的礼制，容不得破坏。
当时的社会还没有形成任何限制两性关系的法律条文，淫乱行为被列入法律是战国时期的事了。
即使是夏姬这样号称“杀三夫一君一子，亡一国两卿”的女人也没有被杀死，相反这个女人年过四旬，居然让一个外交大臣放弃整个家族与之私奔，除了她的容貌之美，也可看出当时社会只要不涉及政治斗争，通奸是不会被残忍处死的。
在一定的条件下女子可以自主择偶。
吴国伐楚国，楚昭王逃难过程中，乐人钟建背了楚昭王之妹季羋，等安定下来后，打算将季羋出嫁他人，季羋辞曰：
“所以为女子，远丈夫也。
钟建负我矣。
”这一方面反映了季羋的贞节思想；另一方面，楚王最终还是答应了她的请求，她对配偶的选择权确实得到了尊重，表现出一定自由性，甚至有爱情的因素在里面。
作为《左传》叙事中的整体沉默者，我们听不到她们在说话，但是我们仍能从文本间窥听得到她们未曾喑哑的声音。
我们亦看不到她们的故事，叙述者或者只记录下她们的名字，或者只是简略交待其事。
这是《左传》男性话语霸权对女性叙事的有意忽略，偶有涉及之处也只是为了顾及男性叙事的完整性。
“叙事不是再现历史，是构建历史”。
《左传》叙述者将其道德伦理观念渗透到文本之中，用叙事重建了他理想中的男尊女卑的“有序”社会，在这个属于男性话语霸权的叙事话语中，作者将她们在叙事中刻意淡化，让她们比真实的历史更早地、先行一步退出了读者的视野，这是我们需要认识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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