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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秦汉魏晋南北朝文学

第二、三编:

秦汉魏晋南北朝文学

第二编秦汉文学5

绪论6

第一章秦代文学6

第一节、《吕氏春秋》和李斯的散文6

一、《吕氏春秋》6

(一)成书过程及体例6

(二)平实暢达的文风7

(三)丰富多彩的寓言7

二、李斯的散文7

第二章汉代文学总论9

第一节汉代作家群体的生成9

第二节汉代文学的基本态势10

第三节汉代文学与经学的双向互动12

第四节汉代文学样式的嬗革及分期13

第三章汉代散文14

第一节贾谊14

第二节《淮南子》及其他散文15

一、《淮南子》15

二、董仲舒16

三、刘向16

第三节《汉书》17

一、《汉书》体例17

二、《汉书》笔法17

第四节《吴越春秋》18

第五节《论衡》和《潜夫论》19

一、王充及《论衡》的选材19

二、疾虚妄的写作宗旨20

三、《潜夫论》的批判精神和文风特征20

四、东汉碑文和游记21

第四章司马迁与《史记》21

第一节司马迁生平21

一、家庭影响22

二、漫游经历22

三、李陵之祸22

第二节《史记》的名称、体例及修史宗旨23

一、名称23

二、体例23

三、修史宗旨23

第三节《史记》的叙事艺术24

第四节《史记》的人物刻画26

第五节《史记》的风格特征27

第六节《史记》的地位和影响28

第五章汉代赋体文学29

第一节赋的含义、发展演变及汉大赋29

一、赋的含义29

二、赋的发展变化及分类29

三、汉大赋30

第二节汉赋代表作家及作品30

一、贾谊30

二、枚乘31

三、司马相如31

四、王褒32

五、扬雄32

六、班固33

七、张衡33

第三节抒情赋的勃兴33

一、班彪和班昭34

二、蔡邕34

三、述志赋的发展34

第六章两汉乐府诗35

第一节乐府和乐府诗35

第二节丰富多彩的艺术画面36

第三节娴熟巧妙的叙事手法38

第四节异曲新声与诗体演变39

第七章东汉文人诗40

第一节班固、张衡、秦嘉的诗40

一、班固诗与张衡40

二、秦嘉诗:

文人五言诗的成熟41

第二节郦炎、赵壹、蔡邕的五言诗41

第三节《古诗十九首》42

一、《古诗十九首》的思想内容42

二、《古诗十九首》的艺术成就44

第三编魏晋南北朝文学44

绪论44

一、分期44

二、社会概况45

三、文学概况45

第一章建安文学47

第一节三曹47

一、曹操(155-220)47

二、曹丕(187-226)49

三、曹植(192-232)51

第二节王粲、刘桢及蔡琰55

一、“七子之冠冕”王粲55

二、刘桢…………………………………………………………………………………55

三、蔡琰56

第三节建安诗歌的时代特征58

第二章正始文学59

一、阮籍59

二、嵇康62

第三章两晋诗坛64

第一节陆机、潘岳与太康诗风64

(一)、语言由朴素古直趋向华丽藻饰65

(二)、描写由简单趋向繁复65

(三)、句式由散行趋向骈偶66

第三节左思与刘琨66

一、左思66

二、刘琨73

第四节郭璞的游仙诗75

一、游仙诗溯源75

二、郭璞75

第四节王羲之与兰亭唱和77

一、王羲之77

第五节孙绰、许询与玄言诗77

一、玄言诗77

二、东晋玄言诗的代表:

孙绰、许询80

第四章陶渊明81

一、家世与生平81

二、陶诗的思想内容82

(一)田园诗82

(二)咏怀诗(包括咏史诗)82

(三)哲理诗83

三、陶诗的艺术特色83

四、陶渊明的辞赋和散文84

(一)《归去来兮辞》84

(二)《桃花源记》84

五、总结:

陶渊明的文学史地位85

第五章南北朝民歌85

第一节南朝民歌与吴、楚风情85

一、吴歌与西曲85

第二节北朝民歌与北朝各民族的风习87

一、北方景色与各民族风习的展示87

第六章南朝诗歌88

第一节谢灵运所开启的新风与山水诗的兴盛89

一、谢灵运的生平与人生态度89

二、谢灵运山水诗的创作风格90

三、地位及影响:

91

第二节鲍照及其创新92

一、生平92

二、创作92

三、鲍照对诗歌的贡献94

第三节沈约、谢朓与永明体95

一、永明体95

二、沈约96

三、谢朓97

(一)生平与经历97

(二)诗歌创作98

(三)小谢山水诗的特点99

(四)谢脁新体诗的成就99

二、王融100

第四节、吴均、何逊与阴铿100

一、吴均100

二、何逊101

三、阴铿101

第五节宫体诗103

一、何谓宫体诗103

二、宫体诗的代表作家104

第七章北朝诗歌104

第一节北朝文化与文学104

第二节庾信106

第三节王褒110

附录:

北地三才之温子升110

第八章魏晋南北朝的辞赋、骈文与散文111

第一节南朝的骈文与辞赋111

第二节北朝的散文113

一、郦道元《水经注》113

二、杨衒之《洛阳伽蓝记》114

三、颜之推《颜氏家训》115

第九章魏晋南北朝小说115

第一节小说的起源与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兴盛116

第二节志怪与志人117

第三节《世说新语》119

第二编秦汉文学

绪论

  

秦始皇统一中国,结束了诸侯纷争的局面,文学也随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在中国文学史上,秦汉文学是上古期的第二段。

  然而,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并没有给文学的发展带来生机,相反,由于秦王朝实行极端的文化专制政策,文学创作空前冷落。

再加上秦朝时间短暂,所以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屈指可数。

由吕不韦门客集体撰写的《吕氏春秋》成书于秦王政八年(前239),这部著作体系完整,广泛吸收诸子百家的观点,客观上反映了战国末年即将实现国家统一的历史趋势。

  秦代唯一有作品流传下来的文人是李斯,他的《谏逐客书》铺陈排比,纵横议论,逻辑性强,富有文采。

记载秦始皇巡游封禅的刻石铭文也多出自李斯之手,除《琅邪台》铭文外,都是三句一韵的特殊诗体,质实雄壮,对后世碑铭文有影响。

  两汉王朝总共四百余年,是中国历史上的昌盛时期。

汉代统治者认真总结秦朝迅速覆灭的历史教训,虽然在政治体制上沿袭秦朝,但在文化政策上有较大调整,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文学发展的措施;加之国力增强,社会进步,汉代文学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

无论是作家的文学素养,还是文学作品的数量和种类、思想深度和艺术水平都很值得注意。

汉代文学在价值取向、审美风尚、文体样式等诸多方面为后世树立了典范。

第一章秦代文学

教学目标:

1、了解秦代文学的总体风貌及其成因;2、掌握李斯《谏逐客书》及其刻石文的艺术风貌。

教学重点和难点:

《吕氏春秋》、《谏逐客书》的文学风貌。

教学方法:

讲授课时安排:

1课时

教学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秦代为时短暂,奉行法家政治观,剪灭自由思想,主张实用、为政治服务等文学观,统一六国后在文学上几无建树。

统一六国之前,有《吕氏春秋》,文风暢达,另有李斯的《谏逐客书》,辞采华美。

秦统一后,出自李斯之手的秦山等地刻石为我国最早的碑文体。

第一节《吕氏春秋》

一、《吕氏春秋》的成书过程及体例

《吕氏春秋》是秦相吕不韦(?

-前235)招集门客辑合百家九流之说编写而成的,成书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39年左右。

据《史记·吕不韦列传》所记,当战国之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都以喜养宾客名闻天下。

吕不韦时为秦相,觉得以秦国之强而自己不如四公子是一种羞耻,就大招门客厚待之,养士至三千人。

当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等人著书名闻天下,吕不韦也让他的门客把各自的见识写下来,集论而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共二十多万言,以为可以备论天地古今万物之理,号曰《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的写作,乃是吕不韦依托秦国之势从文化思想上来和诸侯争强的产物,其中也许还有吕不韦为秦的统一天下而进行理论而进行理论准备的用意。

  《吕氏春秋》既为吕不韦众门客集体编成,内容自然不免驳杂,所以《汉书·艺文志》把它列为“杂家”。

但“杂家”也并非没有自己的理论侧重,相比较而言,在该书所取的各家学说中,道家、儒家、阴阳家思想更多些,因而有的人说它是新道家,有的人说它是新儒家,还有的人说它的指导思想是阴阳家。

但是它与纯粹的儒道阴阳各家学说都有不同,在杂取各家为己所用的过程中,也对各家学说进行了发展和改造,从而构成自己的理论体系,这正是《吕氏春秋》一书的重要创造;同时也预示了在秦汉大一统王朝即将出现之际,诸子百家思想也逐渐从分到合,朝着为封建大一统建构理论的方向演变。

《吕氏春秋》有严密的体系,全书分十二纪,每纪5篇;八览,每览8篇;六论,每论6篇。

再加一篇序文,共161篇(今存160篇)。

全书条分理顺,篇章划分十分整齐,从结构上就把它组合成了一个所谓“法天地”的完整体系。

这自然也就把各家不同学说巧妙地纳入了自己的理论框架之中。

编者在兼收并蓄中颇具匠心,其中所表现的文章学观念已超出了先秦诸子。

二、平实暢达的文风

《吕氏春秋》是一部产生于战国晚期的理论著作,出于众人之手,风格不完全统一。

但是其中有些文章精练短小,文风平实暢达,用事说理颇为生动,仍然可以称得上是优秀的文学散文。

如《重己》篇讲自己的生命如何重要,先从人不爱倕之指而爱己之指、人不爱昆山之玉而爱己之玉之说起,层层深入,语言朴素恳切。

《贵公》篇讲“圣人之治天下也,必先公”的道理,先提出论点,再以荆人遗弓、桓公问管仲等具体事例说明,叙述生动明快。

其他如《贵生》、《用众》、《顺民》、《正名》、《察今》、《似顺》等篇也各有特色。

《大乐》篇讲音乐的产生、本质和功用等,语言简洁流暢,有《老子》的文风,其中有些段落本身就是声中音律的押韵散文。

三、丰富多彩的寓言

  《吕氏春秋》在文学上的另一个突出成就是创作了丰富多彩的寓言。

据初步统计,全书中的寓言故事共有二百多则。

这些寓言大都是化用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故事而来,还有些是作者自己的创造,在中国寓言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吕氏春秋》在寓言的创作和运用上很有自己的特色,往往先提出论点,然后引述一至几个寓言来进行论证。

如《当务》篇先提出“辨”、“信”、“勇”、“法”四者不当的危害,然后就连用“盗亦有道”、“楚有直躬者”、“齐人之勇”和“太史据法”四个寓言来说明道理。

《察今》篇为了说明“因时变法”的主张,后面也连用“荆人涉雍”、“刻舟求剑”和“引婴兒投江”三个寓言。

如《刻舟求剑》:

“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

‘是吾剑之所从坠。

’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

舟已行矣,而剑不行。

求剑若此,不亦惑乎?

”该书的寓言生动简练,中心突出,结尾处往往点明寓意,一语破的。

第二节李斯的散文

一、辞采繁富的《谏逐客书》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秦始皇统一中国的赫赫武功很难有几个封建帝王可以与之相比。

可是,这位在政治上具有雄图大略的一代开国君主,在文学上却没有做出成绩。

相反,他推行严酷的文化专制政策,焚书坑儒,彻底毁灭了这个时代的文学激情,抹掉了这个时代的诗性光采。

流传下来的长城歌谣悲伤凄婉,为后世创作孟姜女哭长城这样批判秦始皇暴政的故事提供了最好的历史素材。

  秦代唯一可以称为作家的人物是李斯(?

-前208),他的主要作品是作于秦始皇十年(前237)的《谏逐客书》。

他是战国末楚国上蔡人,游说秦国献统一之计,拜为客卿。

适值韩国苦于秦国征伐,乃使水工郑国说服秦国开凿水渠,企图耗费秦国人力而不能攻韩。

事被发觉,秦国的宗室大臣认为,那些外来人大抵都是各诸侯国派来游说和离间秦国的,建议秦王把一切来自外国的客人都驱逐出境,李斯也在被逐之列,因此他写了这封信上书秦王。

文章先叙述秦自穆公以来皆以客致强的历史,说明秦若无客的辅助则未必强大的道理;然后列举各种女乐珠玉虽非秦地所产却被喜爱的事实作比,说明秦王不应该重物而轻人: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

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

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

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悦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

  文章辞采华美,排比铺张,音节流暢,理气充足,挟战国纵横说辞之风,兼具汉代辞赋之丽。

末尾作结,指出秦人“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雠”的危害,有极强的理论说服力和艺术感染力。

《谏逐客书》最精彩的是中间一段,语辞泛滥,意杂诙嘲,语奇字重,兔起鹘落,可谓骈体之祖。

李斯虽为羁旅之臣,然其抗言陈词,有一种不可抑制的气势,成为后世奏疏的楷模。

二、体制独特的刻石文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曾多次巡游各地并刻石表功。

现存刻石共有7篇,这些刻石大都出自李斯之手,以四字为句的韵文写成。

其中除琅邪台刻石为两句一韵外,其余峄山刻石等6篇皆三句一韵,文辞整饬简洁,读来朗朗上口,是秦文学的独创。

如《峄山刻石》:

  皇帝立国,维初在昔,嗣世称王。

讨伐乱逆,威动四极,武义直方。

戎臣奉诏,经时不久,灭六暴强。

廿有六年,上荐高庙,孝道显明。

既献泰成,乃降溥惠,亲巡远方。

登于峄山,群臣从者,咸思攸长。

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

功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

世无万数。

陁及五帝,莫能禁止。

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复起。

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

群臣诵略,刻此乐石,以著经纪。

此为东巡第一篇刻石文,首述秦王嬴政继承王位,继言以始皇为号,最后歌颂他统一天下的功绩,表达出群臣在抚今追昔中对他产生的敬仰。

从总体上看,秦刻石文都写得气魄雄伟,文字典雅,以浑朴为体,然而,各篇铭文又各具特色。

《泰山刻石》其词庄严,其体精深硕大;《之罘刻石》、《东观刻石》、《碣石刻石》或颖锐,或收敛,变化多端,而且都写得短小精悍。

《琅邪台刻石》则铺张扬厉,囊括并吞之气,震荡于文字中间。

《会稽刻石》亦篇幅较长,其中考验事实,称颂秦政,所言尤详。

全文清峻为体,前后对比鲜明。

刻石文的体制上承西周《雅》、《颂》及秦统一前的《石鼓文》,但又有所变化和创造。

李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颂赞体作品雍容华贵的风格,而贯以法家辞气。

秦刻石文堪称碑铭之祖,汉魏碑铭,莫不被其遗则。

 

阅读篇目:

1、精读作品:

《谏逐客书》。

2、阅读作品:

《吕氏春秋》、《史记·李斯传》。

思考题:

(1)阅读《史记·李斯传》可知,同一个李斯,在写《谏逐客书》时主张容纳人才,后来又谏言焚书,这种现象透露哪些信息?

(2)比较《吕氏春秋》的寓言与先秦诸子寓言的异同。

参考书目:

1、《史记》司马迁中华书局1962

2、《吕氏春秋校释》陈奇猷学林出版社1984

3、《汉书艺文志讲疏》顾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第2章汉代文学总论

教学目标:

1、了解汉代文学的总体风貌及其成因。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整体掌握为何大赋成为“一代之文”。

教学方法:

讲授课时安排:

2课时

教学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第一节汉代作家群体的生成

  战国时期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地作家的出现,产生了一批把文学创作当作生命寄托以实现人生价值的文人。

文坛在经历了秦代和汉初的沉寂之后,到西汉文帝和景帝时期作家群体再度生成,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生生不已,人才辈出。

  作家群体的生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多方面的条件,汉代社会为作家群体的持续生成提供了适宜的气候和土壤。

  汉代的官学和私学都以讲授儒家经典——五经为主,其中就有《诗经》这部文学作品。

因此,师生在诵读五经的过程中,自然受到文学方面的熏陶,提高自身的文学素养。

事实上,汉代士人的阅读范围并不限于五经,而是广泛得多,尤其是解读辞赋的社会风尚,对汉代作家群体的生成起到催化作用。

西汉时期,解读楚辞是一种专门学问。

到了东汉时期,人们诵读辞赋的兴趣依然很浓,就连贵族妇女也主动参与,出现了像王逸《楚辞章句》这样的专门著作。

诵读辞赋在汉代是一种高雅的活动,是士人文化素养的标志。

虽然诵读辞赋者并未都成为辞赋作家,但汉代许多人确实是从诵读辞赋开始而顺理成章地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扬雄少而好学,“顾尝好辞赋”(《汉书·扬雄传》),他诵读屈原的《离骚》、司马相如的赋,并且加以摹拟,他本人也成了汉代重要的作家。

王逸著《楚辞章句》行于世,他还创作诗赋等作品多篇。

汉代解读辞赋的社会风尚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因此,汉代的文人也以辞赋家居多。

  汉代采用推荐和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录用人才,为作家群体的生成提供了许多机遇。

西汉朝廷诏举贤良方正,州郡举孝廉、秀才,东汉又增加敦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等科目,广泛搜罗人才。

两汉选拔人才注重学问品行,也不排斥对有文学创作才能者的录用,许多作家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主要并不是他们经通行修,而是在于他们的文才。

尽管以文才录士在两汉用人制度中并不居于主导地位,而仅是一种补充手段,但它对两汉作家群体的生成却起到了推动作用。

汉代不仅中央朝廷、诸侯王,甚至有些身居要职的外戚都以文才取士。

汉代诸侯王、天子和外戚对文人的招纳任用,对广大士人具有很强的号召力,使他们把文学创作当成博取功名的一种手段,并借助上层贵族的权势而聚集起来。

汉代作家群体的持续生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

  两汉某些文化机构的设立,为稳定已经生成的作家群体发挥了积极作用。

乐府是西汉长期设置的机关,它的职能是搜集各地的歌谣乐曲,同时也组织文人创作诗歌,司马相如等几十名作家曾经为乐府写过诗赋。

后汉的洛阳东观也是文人、荟萃之处,许多著名作家曾在那里供职。

东观是文人向往的地方,“是时学者称东观以为老氏臧室、道家蓬莱山。

”(《后汉书·窦融列传》)东观任职人员的主要工作是校雠经书,不过,既然众多作家汇集在一起,当然少不了诗文唱和之类的活动。

鸿都门学是灵帝光和元年(178)在洛阳设立的皇家学校,专门学习辞赋书画。

学生由州郡选送,一度多达千人。

灵帝下诏,为在鸿都门就学的乐松、江览等32人图像立赞,用以激励学者。

这种专门培养文学和艺术人才的学校,在历史上是首创,是汉代作家群体生成期的一件大事。

  汉代时断时续的游宦风气,也为作家群体的生成注入了活力。

西汉早期,文士的游宦活动主要是在诸侯王之间进行的。

武帝朝至东汉初期,游宦之风稍衰。

东汉中、后期,游宦又成为社会时尚。

“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途者更相荐引。

”(《后汉书·王符列传》)有些文人通过游宦进入仕途,相当一部分成为侍从文人、幕僚文人。

而那些不能入仕的文人则是大量的,绝大多数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他们或滞留太学,或穷居野处,和侍从文人、幕僚文人鼎足而立,是汉代作家群体的重要成分。

第二节汉代文学的基本态势

  提要:

包括宇宙、总揽天人、贯通古今的艺术追求;立功扬名的价值取向和圣主贤臣理想;对机遇和命运的感慨;批判与赞颂的更迭;文人的独立和依附从浪漫到现实;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的相互促进使汉代文学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汉朝经济的繁荣、国力的强盛、疆域的扩展,使那个时代的作家充满胜利的喜悦和豪迈的情怀。

反映在文学上,就是古往今来、天上人间的万事万物都要置于自己的观照之下,加以艺术的再现。

司马相如说过:

“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揽人物。

”(《西京杂记》卷二)司马迁称,他撰写《史记》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

司马相如和司马迁,一个是辞赋大家,一个是传记文学巨匠,他们处于文学创作的不同领域,却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基本相同的主张,对作品都追求广大的容量、恢宏的气势,欣赏那种使人产生崇高感的巨丽之美。

汉代文学的巨丽之美,体现的是对大一统帝国辉煌业绩的充分肯定,它的表现对象、领域和范围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

  汉王朝处于历史的上升期,其中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是太平盛世。

汉代文人生活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普遍具有朝气蓬勃的进取精神,怀着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愿望。

他们追求人生的不朽,希望能够青史留名。

汉代文人贵于名行,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他们可以忍辱负重,赴汤蹈火,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正因为如此,汉代文学作品中贯穿着一种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精神,保持着激扬高昂的格调。

西汉盛世的作品自不必言,就是到了东汉王朝的衰落期,文人们念念不忘的依旧是建功立业,扬名后世。

虽然从西汉末年开始,谨于去就的思潮有所抬头,甚至出现一批隐遁之士,并在文学中有所反映,但所占比重不大,不是主要潮流。

“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于为伍。

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

”(《后汉书·党锢列传》)汉代文人积极的入世精神,好高尚义、轻死重气的品格,在汉末再一次放出异彩,并产生了许多愤世嫉俗、锋芒毕露的作品。

  古代士人的宦达是和君主的权力联系在一起的,汉代文学在表现士人的进取精神时,把圣主贤臣的结合作为自己的理想,王褒的《圣主得贤臣颂》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士人的命运还和所处的时代、形势密切相关,汉代文学对历史机遇和个人命运的关系作了形象的展示和精辟的论述,《史记》及许多抒情赋在表现历史发展必然性和个人命运偶然性两者的关系方面有较大的深度。

对于古代士人来说,在仕途上成功的少,失败的多,成功者固然有成功的喜悦,失败者难免有落魄的感慨。

在抒发人生的失意和抑郁之情时,汉代文学也显示出历史上升期的特点。

这些作品虽然表达了创作主体的幽怨和不满,但罕有悲观失望的没落情调。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汉代文人所感慨的内容也在发生着变化。

在西汉昌盛时期,失意文人感叹生不逢时,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都是以“遇”和“不遇”为主题。

而从西汉后期开始,文人的慨叹更多地集中在命运方面,正如扬雄所说“遇不遇命也”(《汉书·扬雄传》),由西汉昌盛期的重视外在情势、机遇,转到对自身命运的关注。

到了东汉的衰落期,文人们则由功名未立而嗟叹生命的短促,《古诗十九首》中的一些作品就属于这种类型。

  西汉朝廷是在秦朝灭亡之后,经历短暂的楚汉相争而建立起来的。

批判秦朝的暴政,总结秦朝迅速灭亡的教训,对历史进行高屋建瓴的反思,是汉初文学的重要内容。

从贾谊的政论、司马相如的《哀二世赋》,到司马迁的《史记》,都贯穿着对历史的批判精神。

从武帝开始,思想界由对历史的批判转入本朝理论体系的构筑,与此相应,文学也由对历史的批判转入对现实的关注,歌功颂德、润色鸿业成为西汉盛世文学的主要使命,大赋是这种使命的得力承担者。

从东汉开始,文学界的批判潮流再度涌动。

从王充、王符等人的政论,到郦炎、赵壹、蔡邕、祢衡等人的诗赋,批判精神日益强烈。

批判的对象包括神学目的论、谶纬的宿命论、鬼神迷信、社会的黑暗腐朽,以及传统的价值观、人生观。

汉代文学以历史的批判发轫,经由昌盛期的歌功颂德,最后又以现实的批判而告终,完成了一次循环。

不过,和前期的历史批判相比,后期对现实的批判更具有深度、广度和力度。

  和汉代文学所走过的批判--赞颂--批判的发展道路相一致,汉代文人的地位也经历了一个从独立到依附、再到独立的演变过程。

汉初的枚乘、庄忌、邹阳等人游食诸侯间,为大国上宾,他们来去自由,具有独立的人格,兼有文人和纵横家的品性。

从武帝开始,朝廷对文人以倡畜之,侍从文人很大程度上为迎合天子的口味而创作。

东汉时期被外戚招纳的幕僚文人,有时也要牺牲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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