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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日关系由建设性伙伴关系到准同盟

澳日关系：

由“建设性伙伴关系”到准同盟

——兼评澳日《防务与安全声明》的签署

汪诗明

2013-2-1616:

30:

23　　来源：

《现代国际关系》（京）2007年8期

　　作者简介：

汪诗明，苏州科技大学历史与社会学系教授，主要从事澳大利亚外交研究。

　　内容提要：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0多年来，澳日关系的变迁是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表征。

澳日不久前签署的《防务与安全声明》无疑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文件，为两国防务与安全合作提供了政策性指导，并将推动两国关系由“建设性伙伴关系”走向准同盟关系。

　　关键词：

澳大利亚日本《防务与安全声明》

　　2007年3月14日，澳日在日本东京正式签署《防务与安全声明》。

这是战后日本与美国之外的国家所签订的第一个防务协定，也是澳大利亚与美国签订《澳新美同盟条约》之后又一个着眼于国家安全的防务协定。

该协定对澳日关系尤其是防务与安全合作意味着什么呢？

本文拟从系统梳理澳日关系入手，探讨澳日《防务与安全声明》对两国关系发展的影响。

一

　　澳日关系的发展变化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瞩目。

太平洋战争期间，澳日是敌对关系。

战后60多年来，澳日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敌对关系转向和平共处，由和平共处发展到友好合作，再由友好合作关系上升到“建设性伙伴关系”。

如今，澳日关系还在向前迈进。

《防务与安全声明》体现了两国政府加强防务与安全合作的愿望，这无疑是提升两国关系“品质”的重要步骤之一。

纵向看，二战结束至今，澳日关系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

　　第一阶段，战后至20世纪50年代初期，澳日之间初建和平关系。

战后初期，澳大利亚政府主张对日实施惩罚性措施，使其军国主义不至于死灰复燃，这就是所谓的“硬”和平。

然而，随着美国对日战略的逐步调整，求助于美国保护其国家安全的澳大利亚，不得不接受美国精心策划的和平改造日本、使其进入资本主义国家阵营的所谓“软”和平战略。

1952年，以孟席斯（RobertMenzies）为首的自由党联合政府顶住反对党和公众舆论的强大压力，批准了与日“软”和平条约。

这是澳日关系由敌对转向和平共处的基础。

　　第二阶段，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末期，澳日经贸关系先行发展，为打开双方政治交往局面创造了良好氛围。

这一阶段的标志性事件是1957年《澳日商业协定》的签署。

这是战后双方签订的第一个双边关系文件。

据此协定，日本给予澳大利亚出口商品与其他国家同等的关税待遇，在进口许可证发放和外汇管制方面不再实行对澳歧视政策。

在战后两国政治交往尚处于较低水平的情况下，商业协定的签署被视为澳日关系由敌转友的重要一步，并使得日本在20世纪60年中期就取代英国成为澳大利亚的主要出口市场。

①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两国政治交往开创新局面。

1976年澳日签订《友好合作基本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步入正常化轨道。

这是两国关系发展中具有长期指导意义的文件。

两国政治家都寄望于该条约能在扩大和密切两国关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②对日本来说，该条约的签订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它使得日本走出战败国和受敌视的阴影，开始作为平等伙伴与澳大利亚开展合作。

该条约确立了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的大框架。

　　第四阶段，20世纪80年代，两国在地区性事务中加强合作。

经过50、60年代富有成效的经贸合作和70年代具有实质意义的政治交往，到了80年代，澳日关系发展开始进入区域性合作轨道。

作为地区经济大国和充满经济活力的国家，澳日在继续发展双边关系的同时，在构建环太平洋经济区方面进行了广泛合作，并对推动APEC的诞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无疑扩大了澳日双边合作的基础。

　　第五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澳日之间构筑了新型伙伴关系。

这一时期，澳日两国在区域繁荣与稳定的重要性方面存在共识：

冷战后保持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在政治和安全上具有首要意义；支持东盟的既定目标，希望从亚洲的经济发展以及“开放的区域主义”外交政策中受益。

以此为基础，1995年5月，双方签署了建立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联合声明》对两国在经济、政治、安全关系等方面有着共同利益的认同。

在此《联合声明》带动下，澳日关系全方位发展。

　　自霍华德政府1996年执政以来，澳日关系成为澳在对美同盟关系之外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这一时期两国关系发展的主题是军事对话、防务合作以及澳大利亚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会国。

2006年，澳首倡由澳、美、日三国外长参加的战略对话，促成美国与它在太平洋地区两个最重要的盟国首次就三国外交战略合作与协调问题进行磋商，从而形成了华盛顿-堪培拉-东京外交战略磋商轴心。

在这个日渐成型的战略轴心中，澳日两国外交战略协作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

2007年3月，澳日《防务与安全声明》正式签署，成为两国关系又一战略性指导文件。

正是在这种良好的氛围下，4月底，澳日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正式启动。

这项协定的最终签署虽然有待时日，但签署后将在未来20年内给澳带来400亿澳元的收益。

③

　　由此可见，战后60多年来，澳日关系由经贸交往不断延伸到文化、政治、军事合作，由双边走向多边，呈现全方位、立体发展的特点。

从这个意义上看，澳日《防务与安全声明》是对战后尤其是1995年《联合声明》签署以来两国“伙伴关系”发展的一种肯定，是两国关系走向深入的必然结果，是两国准同盟关系的重要纽带和基础。

二

　　澳日《防务与安全声明》的签署为新世纪两国关系尤其是防务合作规划了蓝图，使之有了明确的政策指导性目标，而且将加强两国与美国的防务合作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甚至将两国与印度的防务合作也提上议事日程。

因此，澳日《防务与安全声明》为两国防务合作及其他方面关系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首先，《防务与安全声明》厘定了近期澳日防务与安全合作的基本框架，突出了双方在反恐合作中建立互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反恐合作也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一些影响互信建立的消极因素。

　　《防务与安全声明》的主要内容有：

两国将在军事演习和军事训练方面开展合作；加强安全与防务对话；开展情报交流；联合打击毒品走私；保证海、空航线安全；在人道主义援助以及灾害救助方面开展合作等。

④令人关注的是，双方商定，日本军队将赴澳大利亚进行反恐军事训练；双方在战略情报交流方面将涉及东亚、东北亚的一些敏感问题，如中国的军事战略和朝鲜半岛核危机等。

澳日在这两个方面的合作既牵涉澳人心头之痛——曾遭日军轰炸的历史问题，又触及敏感的东亚、东北亚地区安全形势。

毫无疑问，澳日双方如要在上述敏感领域进行有效合作，那么互信的建立就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澳日关系自实现正常化以来，虽然一直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但互信似乎还停留在口述方面。

个中原因固然很多，但缺乏一个反映或实现双边共同利益的具体目标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其次，《防务与安全声明》明示了一个使该协定付诸实践的政策协调与合作机制。

这种机制的建立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双方合作的形式、效果，而且展示了双方未来合作的前景。

双方同意建立的机制包括三个方面内容。

一是双边合作机制。

声明规定，为对付共同危险，确保两国安全，建立每年一度的2+2（外长+防长）联合会晤磋商机制。

⑤这一机制的重要性在于两国开始建立外交和防务合作中的互信，这就为双方采取一致行动而进行战略协调提供了制度保障。

澳日首次外长和防长年度磋商在日本成功举行，不仅赋予《防务与安全声明》这一协定的严肃性和有效性，而且更表明，这种以追求共同安全利益为目标的相互磋商机制将成为澳日未来防务合作的基本模式。

二是加强与美国甚至印度的合作，意在建立亚太地区新的“民主国家”同盟。

在澳日防务合作中，美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就在澳日防务声明签订半个多月前，美国副总统切尼分别造访了日澳两国。

虽然加强反恐合作是切尼此行的对外宣传口径，但毫无疑问，美国在最后关头还少不了为澳日两国即将签署的防务协定把把脉。

⑥在澳日就防务合作进行多轮谈判的过程中，美方曾全程跟踪。

正如一位日本评论家所言：

“美国将是东京-堪培拉机制的一个关键因素。

”⑦此外，澳日两国领导人还提到了与印度的防务合作，这也是美国的愿望。

美国希望建立美、澳、日、印四国战略防务磋商机制。

⑧目前，日本与印度的战略对话已经启动，而澳印之间建立更加密切的防务关系似乎只是时间问题。

2007年4月底，日本首相安倍上台后第一次正式访美。

双方除关注朝鲜半岛核危机外，还重点探讨了日本参与美国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问题。

令人关注的是，5月22日，澳国防部宣布澳方将参与旨在对抗亚洲威胁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研究计划。

⑨5月25日，澳外长唐纳访美时证实了这一消息，并大谈他与国务卿赖斯的私人友谊以及澳美之间日益密切的同盟关系。

⑩可以预计，美国主导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将是今后美、日、澳三国防务合作的主题之一；而三方或四方防务机制的建立，不仅将强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而且将进一步拓宽澳日防务合作的空间。

三是两国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框架内，加强诸如反恐、维和以及人道主义援助等方面的合作。

这是澳日目前防务合作最基本的形式。

　　第三，该声明只是两国防务合作的一个框架性文件，是两国防务合作的基础。

在突发事件或事态允许的情况下，双方的合作有可能突破协定范围。

　　应该说，《防务与安全声明》与同盟国家之间约束性很强的军事条约还有一定的差距，但从两国领导人在该协定签订前后所发表的一些言论可以看出，这只是两国防务合作的新开端，而非终点。

霍华德坦言，该协定与澳美之间的《澳新美同盟条约》并不是同一等级，《澳新美同盟条约》使缔约方有义务在遭到第三方攻击时相互给予援助，《防务与安全声明》“不是那种水平”，但在未来可以发展成那种条约。

（11）霍氏此番言论出之有因，因为他本人一直试图与日本签订一个正式的安全条约，但日方以“和平宪法”限制为由而予以拒绝。

（12）当然，日方对澳方的激进计划并不是毫无兴趣，只不过是觉得时机尚未成熟。

安倍晋三在接受《澳大利亚人报》记者专访时就表示，这个协定在本质上并不是结束，而是“加强安全合作的一个框架”，他努力使它“朝那个方向迈出更大的步伐”。

（13）两国之间的防务声明虽然不是一个正式的安全条约，但提供了在目前形势下一个正式的安全条约可能提供的条款。

据《澳大利亚人报》透露，该声明某些条款的措辞与《澳新美同盟条约》的某些条款惊人地相似，如其中一款规定，日本和澳大利亚将在各自宪法框架内就共同危险进行磋商并合作以阻止这种危险。

（14）有人甚至认为，这个文件是澳日两国1957年签订贸易协定以来两国关系中最重要的战略交易。

（15）

　　由此可见，当前严峻的反恐与维和形势为两国在安全与防务方面的合作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虽然双方在防务合作中所追求的目标不尽一致，但存在一个使双方防务合作不断扩大、深化的主题。

三

　　当然，澳日双边关系发展中存在一些限制性因素，如日本政府在对待那段侵略历史问题上的态度反复无常，日本战后“和平宪法”对其防务政策的影响等。

但是，《防务与安全声明》的签署，似乎让澳日双边关系中的那些限制性因素变得无关紧要。

　　首先，随着澳日《防务与安全声明》的签署，困扰两国关系发展的历史问题似乎已成为过去，两国准同盟关系前景看好。

　　众所周知，1957年4月，澳大利亚总理孟席斯顶住来自反对党和公众的巨大压力，在战后首次访问了曾经侵略过澳大利亚的日本。

当时媒体称之为“勇敢者的行动”。

同年11月，日本首相岸信介访澳，同样被视为“勇敢者的行动”。

就在访问前夕，澳大利亚众议院为此展开了激烈辩论，一部分议员强烈反对日本首相访澳；有人指出，日本首相到“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敬献花圈是不适合的，因为只有友好国家如英联邦国家的领导人才有如此礼遇。

（16）

　　1992年2月，执政仅仅几个星期的保罗•基廷（PaulKeating）总理在纪念达尔文战役50周年大会上说：

“在本地区国家中，共同的历史意识将加强我们之间建立信任和合作关系的基础。

就日本来说，更加坦诚地承担过去的责任对广泛认可它在亚太地区正在确立的主导地位并承认其合法性，将起到推动作用。

”在基廷看来，日本为过去的战争道歉并不重要，关键在于“真诚地承担责任”。

（17）

　　1995年，两国领导人签署了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但基廷在访日期间仍不忘两国关系中的历史问题。

他说，“我们从不会忘记对我们的同胞犯下的罪恶。

我相信日本不应该让这些事件被遗忘。

我们相信，如果日本人民知道这些事件的真相，我们的友谊将会更加牢固……”。

（18）基廷的讲话无疑向对方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

日澳建设性伙伴关系能否持久健康地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日本如何对待历史。

　　即便如此，日本政府在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还是令国际社会感到失望。

就在澳日安全协定签订之前，安倍晋三首相公开表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强迫亚洲妇女充当“慰安妇”缺乏事实根据，并且对美国国会通过日本必须就此问题进行道歉的决定不予理睬。

安倍的这一立场令即将访日并签署防务协定的霍华德感到措手不及，但也正是这一不负责任的讲话给了霍华德表明其立场的机会。

签订协定的头一天，霍华德指出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是不能令人接受的。

霍华德说，日本政府应该在“慰安妇”问题上停止争论，“这是世界史上悲剧时期的一个骇人听闻的事件”；“不要在曾经发生的事情上发生争执，在我看来，不要在与此有关的是否强迫的问题上进行争执。

我的意思是，在没有强迫问题上的任何暗示都将完全受到我个人的谴责，同时受到其他盟国的谴责”。

随后，安倍表示歉意，并且说他的政府赞成前首相村山富士代表政府所做的道歉。

（19）

　　可见，霍华德的到访以及澳日防务协定的签署，对于日本政要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产生了一定影响。

澳日《防务与安全声明》的签署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让他们的顽固立场有所软化。

　　霍华德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

他在东京签署《防务与安全声明》后也不忘说些安慰日方的话，他说，安全协定是确保安全的重要步骤，“澳大利亚不会忘记她的历史。

我们不应该忘记。

但是，我们不应该听任历史主宰我们现在和将来要做的事情。

”而随同霍华德访日的澳国防部长彼特•莱伊（PeterLeahy）说，“过去是重要的，但未来更加重要。

我认为澳大利亚人应该对我们为了全球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而合作感到自豪。

”（20）安倍对澳方领导人在历史问题上的表态感激不已，并且认为，这是“霍华德先生和世界其他领导人信赖日本”，但也承认日本必须“谨慎和谦卑地对待历史”。

（21）

　　《防务与安全声明》的签订本身就说明，历史问题已经不是澳日双边关系向前迈进的障碍。

霍华德在历史问题上的立场表明澳大利亚既不会忘记历史、也不会受制于历史，这正是日方有所期待的。

在此良好氛围中，如果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能够表现出诚意的话，澳日准同盟关系的发展必将如双方领导人所愿出现实质性飞跃。

　　其次，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以前日本对外防务合作受到了战后“和平宪法”一定限制的话，那么其后至今，战后“和平宪法”在实践中根本就不是一个限制性或主导因素。

澳日签订防务合作声明就是最好的证明。

有理由相信，该声明的签署与生效必将加快日本政府的修宪步伐，进而为澳日准同盟关系的发展创造条件。

　　日本“和平宪法”第9款禁止日本在国际争端中“使用军事力量”，禁止日本保留陆海空军。

但是近几年来，日本政府一直在酝酿修改这部“和平宪法”。

安倍自2006年9月执政不久，就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学校的必修课，强调爱国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2007年1月，日本新政府又置“和平宪法”于不顾，将防卫厅正式升格为防卫省。

安倍认为，考虑到朝鲜的核计划以及中国军事实力的增强，日本有必要修改宪法，“脱离战后体制”。

有专家认为，修宪是安倍任期内的主要执政目标之一。

（22）日本新政府现已将通过全民公决确定是否修宪提上议事日程。

　　然而，不管全民公决是否举行或者何时举行，也不论修宪是否成功，日本的对外防务合作与扩张将不会因为“和平宪法”的限制而停止。

正如澳舆论所评论的那样，日本“和平宪法”第9款这个具有反战性质的条款被证明在允许相当规模的“自我防御”军事方面是有弹性的。

（23）换言之，目前日本的政治大国和防务扩张欲望已相当强烈，“忽视”宪法或通过修宪跨过这道门槛并非难事。

澳时事评论家罗伊•迈德卡夫也指出，日本的安全部门长期视“和平宪法”为它们与外国进行工作联系的障碍，然而，这不过是借口，变化早就在进行当中。

澳方也在极力怂恿日本突破这一限制。

（24）澳日《防务与安全声明》的签署，为日本政要寻求修宪提供了新动力。

　　目前，日本的自卫队正在伊拉克配合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从事后勤工作，受到澳军的保护。

两国领导人都声称他们的军队在伊拉克进行了成功的合作，霍华德甚至称这一成功合作是两国签订防务协定的原因之一。

（25）很显然，这不是澳方寻求与日缔结防务协定的原因，而是借反恐之名来搪塞国际舆论以及国内反对党非议的一个借口。

但可以肯定的是，该协定签订之后，在伊拉克战场上，澳日两国军队的合作有了新的涵义。

　　综上所述，澳日签订的《防务与安全声明》虽然并不具有军事条约性质，但是包含了相当广泛的合作内容。

它表明，澳日关系在伙伴关系的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两国政要都赋予了该协定以很强的象征意义、政治含义和军事价值，这是该声明值得关注的一面。

在安全定义的内涵已相当丰富和外延大大拓展的今天，澳日之间的防务与安全合作必然体现出准同盟乃至同盟的关系，必将对这一地区的安全形势产生重要影响。

　　注释：

　　①F.A.MedianskyandA.C.Palfreeman,InPursuitofNationalInterests-AustralianForeignPolicyin1990s,PergamonPress（Sydney）,1988,p.160.

　　②PeterDrysdaleandHironobuKitaoji（ed.）,Japan&Australia-TwoSocietiesandTheirInteraction,AustralianNationalUniversityPress,1981,p.426.

　　③"FTATalkswithJapan,"TheEpochTimes,April24_May1,2007.

　　④RoryMedcalf,"ThechangingAsia-Pacificsecurity-web,"TheAge,March16,2007.

　　⑤ReijiYoshida,"JapansignslandmarksecuritypactwithAustralia,"TheJapanTimes,14March,2007.

　　⑥MarkDavis,"Cheney'swordscatchHowardout,saysLabor,"TheSydneyMorningHerald,February26,2007.

　　⑦ReijiYoshida,"JapansignslandmarksecuritypactwithAustralia,"TheJapanTimes,14March,2007.

　　⑧GregSheridan,"ChinalobbykeepsIndiaontheouter,"TheWeekendAustralian,March17-18,2007.

　　⑨"Australia'toJoinJapan-USMissileProject',"TheSydneyMorningHerald,May22,2007.

　　⑩"DownertheTeamPlayerasHeandRiceHitoff,"TheSydneyMorningHerald,May25,2007.

　　（11）PhillipCoorey,"Historymustnotruleus:

PM,"TheSydneyMorningHerald,March14,2007.

　　（12）GregSheridan,"SecuritytreatyrejectedbyJapan,"TheAustralian,March12,2007.

　　（13）PeterAlford,"Abesayshistoricdealwillstabliseregion,"TheAustralian,March13,2007.

　　（14）GregSheridan,"SecuritytreatyrejectedbyJapan,"TheAustralian,March12,2007.

　　（15）DennisShanahanandPatrickWalters,"MilitaryagreementbetweenAustraliaandJapanworriesChina,"TheWeekendAustralian,March10-11,2007.

　　（16）ParliamentaryDebates,HouseofRepresentatives,Session1957,Vol.17,1957,p.2641.

　　（17）PaulKeating,Engagement-AustraliaFacestheAsia-Pacific,PanMacmillanAustraliaPryLimited,2000,pp.67-68.

　　（18）PaulKeating,Engagement-AustraliaFacestheAsia-Pacific,pp.67-68.

　　（19）PhillipCoorey,"Abebacksdown,andHowardturnstosecurityandtrade,"TheSydneyMorningHerald,March13,2007.

　　（20）PhillipCoorey,"Historymustnotruleus:

PM,"TheSydneyMorningHerald,March14,2007.

　　（21）PhillipCoorey,"Historymustnotruleus:

PM,"TheSydneyMorningHerald,March14,2007.

　　（22）JustinNorrie,"Japan'Leaderwantsbiggerroleformilitary-PrimeMinisterpushesreferendumbill,"TheAge,March12,2007.

　　（23）"JohnHoward'sbushido,"TheSydneyMorningHerald,March14,2007.

　　（24）RoryMedcalf,"ThechangingAsia-Pacificsecurity-web,"TheAge,March16,2007.

　　（25）GregSheridan,"SecuritytreatyrejectedbyJapan,"TheAustralian,March12,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