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中有同的文化研究路径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比较研究.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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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中有同的文化研究路径——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比较研究

马驰

从20世纪中期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左翼学者们的研究更加贴近社会实际，他们的研究已不仅仅局限在哲学、社会学、美学或文学艺术等领域，电影、电视、新闻、广告、互联网、流行音乐乃至语言、时尚、习俗、信仰等日常生活领域都成了他们关注的对象，他们抓住了20世纪人类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的核心问题，即文化问题。

从美学的革命、从审美乌托邦向更广阔的文化领域的转向，确实是20世纪后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们的一个共同点。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众多流派中，伯明翰学派和更早一些建立起来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路径给后人留下的启迪最为深刻。

不过长期以来，人们始终认为伯明翰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但在已故哲学家德里达看来，从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到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分析，从賽义德的东方学到詹姆逊的文化政治诗学，从中我们可以确切地感受到各种被“改装”的马克思主义在其中的幽灵般的徘徊。

对这个幽灵，无论是无情驱赶还是热情拥抱，都是对这位幽灵般“父亲”的一种幽灵般的纠缠。

德里达认为：

“马克思主义的经历，马克思在我们心目中的几乎慈父般的形象，以及我们用来和其他的理论分支、其他的阅读文本和阐释世界方式作斗争的方法，这一方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遗产曾经是——而且仍然是并因此永远是——绝对地和整个地确定的。

”其实，德里达的话大致也能反映近几十年西方文化研究的轨迹。

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还是伯明翰学派，其文化研究的路径虽然有着明显的差异，但坚持某些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却是共同的。

我们知道，自20世纪四五十年代起，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如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就站在文化精英主义立场上开始了大众文化研究，其批判理论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他们的大众文化批判主要集中在麻痹、瓦解大众反抗意志的“文化工业”上。

“文化工业”的含义是指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像一般商品生产那样生产文化产品，并建立起一整套凭借现代科技手段大规模复制、传播文化商品的娱乐工业体系。

“文化工业”是他们对物化的大众文化的定性，意在指出这种商业性的文化因其技术化而在本性上侵蚀了艺术和美，也是对人的丰富性的“去势”而使人成为“单向度的人”。

因商品生产的标准化原则成为大众文化的原则，所以，文化不再是标志着一种富有创造性的人的生命的对象化，而成为异化劳动的另一种形式的延伸，它以同样机械的节奏和标准化的情节操纵着大众的口味，以一种强制性的方式窒息了个体的生命力。

致使大众对“舒适”的文化的需求与儿童对糖果或玩具的需求毫无二致，大众文化不再提供任何内在的价值，只不过用娱乐的外衣掩饰了它的本性。

霍克海默、阿多诺之所以用“文化工业”而不是用“大众文化”这个概念，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大众文化有可能被误解成从大众生活中自发产生、并为大众所用的文化，从而遮蔽了以大众传媒为载体的美国流行文化的本质。

而“文化工业”则一语道破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的天机——商业流行文化是由文化工业批量生产的、由大众购买和消费的文化产品，其最终目的同样是对商品最大利润的诉求，而且是被商业利益集团所控制和大众“自愿”受操纵的。

其实，超越单纯的文化表象就学术匠心而言，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提出大众文化理论是关联于他们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通过对社会经验的处理，用来解释大众的主观自然怎么会毫无反抗地就卷入到社会合理化的悖论中，以及物化现象在文化生产及消费领域中的种种表现。

他们对大众文化的看法是消极的、悲观的，得出了“现代大众文化”就是“社会水泥”的著名论断，并以其大众文化理论对文化剩余价值做了毫不留情的批判。

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英国文化研究，肇端于英国左翼批评家理查德·霍加特和雷蒙德·威廉斯等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和文化理论。

霍加特于1957年出版了《文化的用途》，威廉斯于1958年出版了《文化与社会》、1963年出版了《漫长的革命》，汤普森1963年出版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几本书为英国文化研究做了奠基性的工作。

特别是1964年“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是英国文化研究史上的一个大事件，以至“文化研究”这个概念本身也要归功于伯明翰学派。

他们不满于法兰克福学派那样站在精英主义立场来研究文化的方式，特别是他们认为的本真的大众文化，即底层的工人阶级的文化，力图从英国文学批评的利维斯主义传统中脱离出来。

他们反对利维斯那种试图通过对经典文学作品的阅读和批评来达到改造人性、以使人达到“高贵化”目的的精英立场，但他们继承了利维斯从社会功利方面看待文学和其他文化现象的思路，威廉斯和伊格尔顿都严厉地批评了利维斯的自由人道主义，自以为是超阶级的，其实仍然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伯明翰学派认为任何文化或文化分析都是受制于特定群体的特殊利益，因而是特定群体态度和立场的表现，以此开展他们的文化研究。

在早期他们以《新左派评论》为阵地，发展出一种“文化主义”理论，扩大了文化的内涵，反对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的划分，取消文化产品中审美标准的首要地位。

认为文化既是实践也是经验，文化研究的主题不只是文化产品也是实践和生产、分配、接受塑造一个社会文化共同体的过程。

可以说，伯明翰学派是以严肃的方式对待大众文化，同时也坚持文化研究的社会批判维度，意图将大众文化放在与社会相关联的政治框架中加以分析。

他们基于本土的社会、文化经验，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提出修正，强调文化主体与文化生产在当代社会中的决定性作用，并对大众传媒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对贬损、混淆大众文化的精英主义进行了分析，表明一切皆是大众的（精英只是幻象），所谓文化研究只是确定什么样的大众而不是区分精英与大众;并认为以传媒为载体的低级庸俗文化形式并不只是由工人阶级消费的，这些文化形式也不是由工人阶级自己创造的，以此他们对传统精英文化进行了一种持续的毫不妥协的批判。

应当承认，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之间确实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英国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具有高度的政治性特征，他们把自己的视角聚焦于具有反抗精神的亚文化圈的潜在反抗因素研究。

如对工人阶级文化潜在因素的评价、对青年亚文化反抗资本主义统治的霸权形式的评价等。

与经典的法兰克福学派不同，英国文化研究开始关注青年文化，因为青年能够提供反抗和社会变化潜在的新形式。

通过对青年亚文化的研究，英国文化研究展示了文化如何构成独特的个体和群体成员资格，并评估了在各种青年亚文化圈中潜在的反抗因素。

此外，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的有关高雅和粗俗的二分标准也成了英国文化研究批评的对象，他们认为这种研究路径应该被一种更为统一的模式所取代。

该模式把文化看做一种范畴，并用相同的批评方法去研究所有的文化产品，从歌剧到流行音乐，从现代派文学到肥皂剧。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尤其引起了更多英国学者的争议，因为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批评、颠覆和解放特征仅局限在高雅文化的“特权”产品中，而所有的大众文化都具有高度意识形态化和同一性的特征，产生欺骗被动的大众消费者的效果，这也同样遭到了伯明翰学派的反对。

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说得更明白:

“不能把通俗文化理解成一种强加于人们思想和行动的文化。

无论这种强加被说成是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要求获利与市场的结果，是资本主义或父权制实行意识形态控制的需要的结果，是资产阶级利益的结果，是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或者被说成是一种普遍精神结构支配的结果，都还是一种理解通俗文化的不适当的方法。

根据平民主义的看法，除非把通俗文化看成是对于民众声音或多或少真实的表现，而不是一种强加，否则就不可能理解它。

”持平民主义的人们认为，人们应该立足整个文化领域的批评和意识形态，而不应仅把批评局限到高雅文化或把粗俗文化看成具有意识形态性。

人们也应该考虑到这种可能性，即批评和颠覆特征不仅存在于文化产业的产品，而且还存在于现代派高雅文化。

人们甚至也应该区分媒介产品的编码和解码功能，更应该认识到大众接受媒介文化产品所产生的独特的意义，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他们的使用决定了这些文化产品的命运。

英国文化研究通过系统地摒弃高雅与粗俗文化之分，通过关注媒介文化产品，打破了法兰克福学派研究中的某些局限性。

同样，也打破了法兰克福学派的被动观众的内涵，设想出了具有创造意义和大众化的主动参与者。

这种设想虽然明显带有主观的成分，但其本身却是异常重要的。

当然我们也应当指出，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本雅明已经开始了对媒介文化的研究，他也看到了媒介文化解放的潜力，并提出了主动观众的可能性的观点。

在他看来，体育比赛的观众正在轻视裁判的作用，因为他们能够亲自评论和分析某些体育比赛。

所以，他认为，电影观众同样也能成为评论的专家，并对电影的意义及意识形态进行剖析。

但毕竟英国文化研究对整个西方知识界的影响是深刻的。

当今西方文化研究学术语境下，文化研究的对象一般包括这样三大类，即以远离中心的“非主流”文化为对象的区域研究;以多元文化社会中的“移民社群”为对象的种族研究；以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其声音十分微弱的女性为对象的性别研究，而无论哪一类研究都受到了英国文化研究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伯明翰学派的新一代代表性学者霍尔重新整合了大众文化批判中的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研究范式，并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结合起来，开辟了文化研究的新方向，并对北美及亚洲的文化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到了20世纪80年代，费斯克、默多克等人又对大众日常生活和消费主义展开文化批判。

他们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的消费文化现象进行解读，凸显大众在符号消费中积极的“创造性”、“艺术性”和“审美感觉”，以期为大众的消费行为和商品符号乃至人生和生活实际寻求意义。

这种凸显大众积极主动性的文化研究，有意无意地以法兰克福学派对美国商业流行文化的批判，作为张扬他们文化研究而进行批驳的靶子。

费斯克关于大众文化理论的著作《理解大众文化》、《解读大众》、《电视文化》、《解读电视》及《澳洲神话》等在英语世界乃至全球知识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他的大众文化理论以凸显大众主动性与创造性“抵抗”而著称。

他以其大众文化的平民主义立场和对大众文化的躬身践行等，来反驳以霍克海默、阿多诺为代表的对“工业文化”的批判，不认为大众仅是被动受控的客体，也不再采用意识形态的分析方法，而认为在大众文化中隐藏着一种积极能动的自主性力量。

进而提出重新理解大众文化、重新审视大众传媒，认为大众文化是大众颠覆和反抗资本的有力武器，是文化游击战中战术上的胜利者，因而对大众文化持肯定乐观的态度。

他将大众文化视作大众“怎么做都行的艺术”，在他眼中大众文化是大众“权且利用”现有文化资源进行积极主动的创造性活动的过程。

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通过“电视的两种经济”的区分等系列论述，推进和深化了霍尔开创的“新霸权主义”文化研究，发展出一套独特的文化理论，从而将大众推至前所未有的显要地位。

如果我们把英国文化研究，特别是伯明翰学派的产生放在一个宽广的社会思潮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就不难看出，英国文化研究起源于“后福特主义”时期。

我们知道，后福特主义是以高度灵活和柔性化形式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在“后福特主义”模式中，生产过程和劳动关系都具有柔性，柔性化的生产是建立在柔性技术和柔性工作基础上的，生产出大量多样化的产品，以满足各自所占份额很小的个性化需求。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英国和欧洲许多地区仍然存在着明显的社会对峙，这一对峙也表现在传统的工人阶级文化与新兴的大众文化之间，新兴的大众文化的代表就是美国文化产业的一些主打产品。

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德·威廉斯及E·P·汤普森对文化研究的初步目的是要保存工人阶级文化，来对抗文化产业对大众文化的屠杀。

汤普森对英国工人阶级组织和斗争所进行的历史性研究，霍加特和威廉斯对工人阶级文化的保护以及他们对大众文化的抨击，成为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研究的一部分。

这种研究认为产业工人阶级是社会变化的进步力量，并被发动和组织起来去与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现象作斗争，去争取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

威廉斯和霍加特都自觉投身于工人阶级教育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