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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亚洲封建文明的演进

第八章亚洲封建文明的演进

重点与难点：

1、明代社会经济的振兴与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

2、明代海上贸易的发展及局限性

3、壬辰卫国战争

4、丰臣秀吉与日本的再统一

复习思考题：

1、明代资本主义因素产生的原因

2、丰臣秀吉恢复封建秩序和法制重建的工作及影响

相关论文：

1、洪武时期高丽、李朝与明朝关系探析

2、试论朝贡制度的演变

3、文化冲突与丰臣秀吉的“自我神格化”

一、封建社会后期的中国

在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和黄巢农民战争的反复冲击下，李唐王朝的统治轰然坍塌，中国封建文明从此走出了鼎盛时代。

此后半个多世纪，中国再次陷入分裂困境。

北部地区，相继建立了梁（后梁）、唐（后唐）、晋（后晋）、汉（后汉）、周（后周）5个朝代，史称五代；南部和山西地区先后出现了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荆南（即南平）、北汉等国，史称十国。

960年，宋王朝建立，随即统一了中国大部，进入了中国封建文明的后期发展阶段。

与宋朝同时，在中国的北方尚有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并立。

1260年，元朝建立，重建中国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有关元朝部分的历史请见本书第7章）。

1368年，朱元璋借助农民起义的力量，推翻元朝，建立明朝，重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

【赵宋王朝的统治】

907年，唐王朝覆灭后，各地封建割据政权并立，北有五代，南有十国，相互争攘，混战不已，中国政局陷入分崩离折的状态中。

10世纪中叶，北方政权开始进行统一战争。

959年，周世宗柴荣病故，次年大将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夺得帝位，立都开封（汴京、汴梁），建国宋，是为宋太祖（960-976年）。

随后，他以“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指挥大军，逐一翦灭各割据政权，统一黄河、长江，建立起相对统一和稳定的中央王权。

并且为适应新的社会形势和统治阶级的需要，赵宋王朝对隋唐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

唐中叶改行“两税法”后，中国的土地买卖和兼并完全合法化了，私人地主经济愈发强大。

为适应这1时代潮流，宋王朝在经济上奉行“不立田制，不抑兼并”政策，听任土地自由买卖，甚至认为富者田连阡陌乃是“为国守财”。

结果，不仅富户竞相购置地产，而且各级官吏也惰于政而勤于财，甚至封建国家也时常参与土地买卖，专置“常平司”处理各类官田出售事宜。

随着国有土地与私有土地之间差别的基本消失，地产所有权频频转手，土地兼并以空前规模和频率进行，“贫富无定势，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

这使地主阶层的经济实力大为膨胀，有的地主已拥有土地数十万亩，“至于吞噬千家之膏腴，连亘数路之阡陌，岁入号百万斛，则自开辟以来，未之有也”。

据估计，到11世纪后半叶，全国将近3/4的耕地已成为地主私产。

而大量自耕小户纷纷破产，变成佃户。

据统计，1080年，佃农已占全国总户数的1/3，到南宋时期，“所谓农民者，非佃客庄，则佃官庄，其为下户，自有田者亦无几”。

这表明地主租佃制经济已获得巨大发展，成为中国封建经济的主要成份。

政治上，赵宋王朝鉴于唐末、五代将帅权重，屡屡危及中央的教训，以加固皇权专制为核心，大幅度调整权力结构。

961年，宋太祖与赵普定策，以“杯酒释兵权”的方式，褫夺了禁军宿将的军权，并调集各地精兵至京师，既拱卫皇庭，又削弱了地方势力。

同时，又行“更戌法”，即派禁军轮流出外戌守，形成“兵无常帅，帅无常兵”，将不得专其兵的特殊机制。

对各级行政机构亦大力改革，在中央，减弱宰相的权力，设参政知事为副相，并规定“中书主民，枢密院主兵，三司理财”，且使其“各不相知”，一切均需皇帝裁决。

在地方，为削弱地方主官的权力，设通判监视知州，所发文书须知州与通判并署才能生效；又在各路设转运使，控制地方财赋，通过这一系列的军政改革，赵宋王朝在重文轻武、偏重防内的原则下形成“以大系小，丝牵绳联，总合于上”的专制统治格局。

应当说这种格局的出现对于结束唐末五代以来的割据混战局面，促进统一国家的形成与稳固，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

但这种官僚体制内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关系复杂，机构重叠臃肿，既运作不灵，又造成叠床架屋、冗官、冗兵、冗政之弊，加之赵宋皇族自身的劣根性，遂形成积贫积弱的不良局面。

宋王朝时期，北方的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相继崛起，频繁南下东进，使宋朝从一开始就承受着来自北方的强大军事压力。

先是宋与辽、夏对峙，攻伐不停。

12世纪，东北地区的女真部落逐渐强大，1115年，阿骨打建立政权，国号大金，是为金太祖。

1124年，灭辽。

1126年，金兵又攻陷宋都开封，俘掳宋徽宗、钦宗。

北宋（960---1126年）灭亡。

1127年，宋康王赵构即皇位，重建赵宋王朝，偏居东南一隅，立都临安（杭州），史始南宋（1127-1279）。

经反复拼杀，宋、金以淮河为界，南北对峙近百年，13世纪初，大漠蒙古崛起，频频南下，攻伐夏、金两国，中国大陆政局愈发复杂。

蒙古愈战愈勇，先于1227年灭西夏，又于1234年亡大金。

随即向南宋展开全面进攻。

1279年，终于灭南宋，统一中国。

【朱明王朝的建立与封建秩序的重建】

蒙元王朝虽结束了中国大陆诸国并立的局面，并大量汲取中原的政治文化，但由于奉行民族歧视政策，全国民族矛盾尖锐，阶级压迫酷烈。

1351年，终于爆发全国性的农民起义。

韩山童、刘福通首先率治河民夫在黄河中下游发难。

全国各地民众起而应之，掀起1场反元的狂波巨澜。

在以红巾军为主力的义军武装的猛烈攻击下，元朝政权土崩瓦解。

1368年，义军首领朱元璋建立了新的封建国家政权---朱明王朝（1368-1644年）。

朱元璋及明朝前期诸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汲取前朝亡国教训，对宋元封建制度进行了大幅度的刷新调整。

这种调整大体分为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两个方面。

社会经济上，首先是整顿封建土地所有制，以及农民与封建主的关系，采取种种措施积极恢复和发展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经济，以稳定封建制度的根基。

第一，着力恢复受元末农民起义冲击的地主土地所有制，“使富者得以保其富”，并大肆封赐功臣勋戚。

同时推行“粮长制”，恢复地主在乡村社会的政治特权。

第二，明王朝也给予小自耕农以一定扶植，并使佃农的处境有所改善，如奖励垦殖、减低税赋、禁止蓄养奴婢和私刑凌辱佃户等。

通过这些措施休养民力，缓和地主与农民两大阶级间的紧张关系。

第三，通过全国性的户籍、田亩调查，编制出“赋役黄册”和“鱼鳞图册”，以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

第四，明王朝虽对工商业仍进行有力的控制，但对工商业者的奴役和勒索大为减轻。

将工匠分为轮班匠和住坐匠，既保证官府作坊的正常经营，又给手工业者经营私业的自由。

同时，大幅度降低商业税率，发行大明宝钞”，以制止元末纸币严重贬值的势头，刺激商业繁荣。

随着这些政策措施的施行，明朝社会经济迅速从元末破败的境况中恢复过来，出现了“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的局面。

1393年，全国垦田面积较元末增加了4倍，大型水利工程也多有兴建，为明朝中叶的经济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更为明朝皇权专制主义制度的确立提供了经济上的保障。

朱明王统治者们在恢复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还将其主要精力投注到政治权力体制的调整上。

其目的就是大力强化皇权专制，从而将秦汉隋唐以来的中央集权统治推向巅峰。

建朝之初，明王朝的行政体制基本上仿效元朝，在中央设中书省，由左右丞相总理朝政。

另设大都督府掌军事，御史台负责监察事务。

地方上则设行中书省，置平章政事及左右丞，总管全省军政。

1376年，朱元璋首先变革地方行政机构，废行中书省，在全国陆续设立13个承宣布政使司（俗称“省”），置左、右布政使司各1人，分掌1省民政、财政。

另设提刑按察使司掌刑法，指挥使司掌军队。

3者合称“三司”，互不统属，分别直属于中央有关部门。

省之下，又设府（直隶州）、县（州）两级地方行政机构。

1380年，朱元璋开始了打击相权、强化君权的中央体制改革。

他先以“擅权植党”的罪名，谋杀中书省左丞相胡惟庸，并宣布废去中书省，不准再立丞相。

将相权分于吏、户、礼、兵、刑、工6部，各部尚书直接执行君命。

1382年，朱元璋遴选一些官品较低的文人任殿阁大学士，充当顾问，协助皇帝阅理奏章，起草批答。

明成祖朱棣使内阁成为定制，允其成员参与机要，并从中委任“内阁首辅”。

但内阁与中书省有所不同，它既不是法定的最高行政机构，又无僚属，且阁臣官品往往较各部尚书还低，权力大小完全取决于皇帝的宠信程度。

朱元璋对官僚队伍管束极严，凡贪官污吏一经查出，严惩不怠。

1382年，改御史台为都察院，“主纠察内外百司之官”，其长官都御史纠劾百官，地位显赫，为朝臣所惧。

地方上也依行政区划，置13道监察御史。

明朝还建立御史巡按地方之制，名为巡按御史，他们代天巡狩，权力极大，大事奏裁，小事立断。

军事体制改革是明朝统治者最为关注之事。

朱元璋在重要地方设卫，次要地方立所，建立起卫所制度。

全国军队均编入卫所之中，所有卫所皆统属于中央大都督府。

1380年，朱元璋在废中书省和丞相制的同时，也废除了军权过分集中的大都督府，改称前、后、中、左、右5军都督府，分管各地卫所军队。

但5军都督府只掌军籍、军政，无调兵之权；兵部掌任免、升迁和军队训练，但不统兵。

每逢战争，由皇帝亲点专人任总兵官，统率卫所军队出征。

战毕，总兵官奉还将印，军队各归卫所。

朱元璋还颁布《大明律》和其他严苛刑律，以极重的刑罚维持专制统治。

执掌刑法的除刑部，都察院外，还有大理寺，3者合称“三法司”，彼此制约，使司法权也集中于皇帝1人。

明朝律法虽严，但历代君王仍恐自己的控制还有疏漏,又特设各类专门机构，作为皇帝的心腹耳目。

1382年，朱元璋设“锦衣卫”，专门负责侦察、缉捕、审讯“盗贼奸宄”。

1420年，朱棣又设“东厂”，由亲信太监统领，“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

锦衣卫侦察一切官民，东厂则侦察一切官民和锦衣卫。

厂、卫直接对皇帝负责，不必经过司法机关，便可任意捕人、施刑、直至杀害。

厂卫的建立使明朝君主专制达到极点。

明朝封建皇权专制的另1特点是，把对社会文化的控制也纳入到专制体制之中，大力推行文化专制政策。

明朝教育体系在中央有国子学（亦称国子监），学生为监生，多为官僚地主子弟；地方有府学、县学。

主修内容为宋儒注疏的《四书》、《五经》及《大明律》、《大诰》等。

1370年，明朝正式建立科举取士制度，规定以经书的文句为题，文章格式为八股文，立意须以程朱理学的注疏为依据，号为代圣人立言。

这种制度将广大知识分子的思想禁锢在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的框架之中。

屡兴文字狱则是明初文化专制的又1极端表现形式。

【社会经济的振兴与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

明中叶以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了1个新的历史高度。

农业耕作、栽培和水利灌溉技术不断改进。

主要作物稻谷的产量大为增加。

甘薯、玉米、花生、向日葵等新作物也由菲律宾和美洲传入。

棉、林、桑等经济作物的种植也有发展，尤其是棉花已推广到江北广大地区，获得了“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的重要地位。

以棉、丝为原料的纺织业发展迅速，新技术不断出现，新产品“巧变百出，花样日新”。

制瓷业也十分兴旺，江西景德镇在洪武年间有官窑20座，到宣德时代增至58座。

其产品由于采用新工艺，数量增加，质量提高，远销国外，深受欢迎。

在冶铁、制瓷、丝织等行业分工细密，生产率大为提高。

在社会生产提高的前提下，明朝中叶在张居正主持下进行了赋税改革，推行“一条鞭法”，将田赋、徭役和各项杂税统合为1体，分摊到户，折银交纳。

这1重大改革，极大地刺激了明朝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封建社会后期的中国经济出现了某种新的气象。

首先，农民为以白银纳税，手工业者为以白银代役，使大量农工产品流入市场，增加了社会经济中商品交换的含量。

其次，家庭副业在农民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增强，小农与市场关系日益密切。

家庭经济中主要劳动力的配置有所变化，许多男子开始从事以往仅由妇女从事的家庭手工业，男耕女织的传统社会分工模式在一些地区出现松动，甚至一些农民放弃农耕主业，出外谋生，经营工商业。

再次，粮食和经济作物生产、原料与手工业生产的地域分工日渐明显。

湖广以粮为主，山东、河南一些地区则以棉为主；苏杭纺织生产所需的生丝，多从湖州运至；松江一带发达的棉织业仰赖山东、河南的棉花，结果使粮谷、经济作物和手工业产品都互为商品，促进了各地间的物质交流，形成一定规模的商品市场。

最后，商业资本与城市经济大为活跃。

明中叶以后，不仅出现了许多豪商巨贾，而且也形成了资财相当雄厚的地域性商业资本集团，著名的有徽商、晋商、闽商、粤商等。

此时的城市经济也相当兴盛繁荣。

南京、北京两都为全国城市之首。

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百业荟萃，店铺林立。

汉口、汉阳“五方杂处，商贾辐辏”。

苏州、杭州、湖州、嘉兴、松江等，成为江南最富庶的城市。

江南地区众多市镇的兴起是明朝城市发展的又1表现，这些市镇处于大中城市与农村墟集之间，沟通着城乡交流，同时又大都具有较明显的专业性特征，如松江地区市镇多以棉纺织业为主，著名的有朱泾镇、枫泾镇等；而杭、嘉、湖3府市镇的蚕桑丝织最为兴盛，著名的有双林镇、南浔镇、乌青镇、菱湖镇等；苏州的盛泽镇、震泽镇更是以织绸绢业名闻天下。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朝的一些手工业中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浙江嘉兴的榨油业、广东韶州、惠州的冶铁业，佛山的铁器铸造业、江西景德镇的制瓷业中都有早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最为典型的是苏、松地区的丝、棉纺织业。

苏州“东北半城皆居机户”，随着生产与市场联系日益密切，这些以织绢为生的机户发生明显分化现象。

富裕的机户不断积累资财，有的已拥有数十张织机；而一些贫苦机户和其他劳动者，则丧失了生产资料，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

结果出现“大户一日之机不织则束手，小户一日不就人织则腹枵”的现象，形成“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雇佣劳动关系。

松江自万历以来以尤墩暑袜生产著称，“合郡男妇，皆以做袜为生，从店中给筹取值”。

袜店商人直接支配生产，从商业资本家转化为产业资本家，而众多向店中“给筹取值”的“男妇”，则成了雇佣工人。

【海外贸易的发展状况】

早在唐朝，中国的海上贸易活动就日渐活跃起来，唐朝曾在广州设官职市舶使，主理海外贸易。

随着国内经济重心的不断南移，到宋朝时，中国在西太平洋区域的海上贸易中已占据主导地位。

为加强对日益扩大的海上贸易的管理，宋朝不仅把前朝主管官吏市舶使扩大为主管机构市舶司，而且还把市舶司的设置从广州一地，扩大到杭州、明州、泉州和密州等港口，并在秀州、温州和江阴等地设市舶务。

宋朝的海外贸易收入相当可观，南宋初年收入最多的泉州市舶司每年可得200万贯左右，约占南宋每年财政总收入的5%，足见当时中国海上贸易的繁荣。

明朝的海外贸易较之宋朝又有很大发展，并在当时全世界的海洋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

随着亚欧大陆东西两端经济发达地区新经济因素的出现，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使远洋航行成为可能，世界海洋贸易出现了新的变化。

15、16世纪郑和下西洋、哥伦布航抵美洲、麦哲伦环球航行成为世界海上贸易大发展的信号。

此后，传统的世界4大贸易区，即北德城市控制的北海、波罗的海贸易区；意大利商人控制的地中海贸易区；阿拉伯、印度商人控制的印度洋贸易区和中国商人控制的西太洋贸易区，迅速地转化为跨洲越洋的3大贸易区，即西欧与美洲间的大西洋贸易区；欧洲经好望角到印度的印度洋贸易区；亚洲与美洲间的太平洋贸易区。

中国明朝在太平洋贸易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明朝初年，中国的海上贸易以传统的朝贡贸易为主，虽然取得郑和7下西洋、远航至东非的伟大业绩，但其驱动力主要是政治性的，而不是经济性的。

郑和之后，明朝屡申海禁，严控民间商人私自对外贸易。

但商人们仍不断冲破种种阻挠，不断发展起海上贸易。

特别是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暂弛海禁，民间海外贸易获得更大发展。

浙、闽、粤沿海的商人纷纷出海，“富家以财，贫家以躯，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易其万物”。

其航帆遍及日本、南洋群岛，菲律宾群岛和东南亚各处。

并在马来半岛、爪哇、苏门答腊、摩鹿加、婆罗洲等地形成永久性的华商聚居地。

16、17世纪，中国的手工业生产在世界上仍具有较大的技术优势，其产品物美价廉，闻名世界，为诸国商人所企求。

无论是品种多样、色泽艳丽、图案精巧、印染工艺高超的纺织品、细软精美宜于穿用的棉织品，还是瓷器、漆器、屏风、伞、扇等其他手工制品都是国际贸易中抢手畅销的商品。

16世纪时，欧洲商人大量订购中国瓷器，销往母邦。

瓷器由贵族豪门专用，逐渐扩及到普通人家，极大地提高了欧洲人社会生活的情趣和品位。

中国货物大量行销世界各地，而欧洲诸国并无足以和这些货物相等值的商品运销中国。

只好以贵金属，尤其是白银作为支付手段，致使西欧白银大量流入中国。

当时主要的贸易路线是，中国商品先输往菲律宾，然后再转输拉丁美洲；而西班牙人则把在拉美得到的大量白银，再由菲律宾输入中国。

据统计，经这一途径流入中国的白银，约为拉丁美洲白银总输出量的1/3左右。

从隆庆改元开海禁到明末期间，经菲律宾流入中国的白银约为4000多万两，相当于中国原有白银总量的1/6。

如果再加上日本和欧洲流入中国的白银，其数就会更多。

而中国恰好是在明朝中叶，开始把白银作为主要价值尺度、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的，但未感白银不足。

由于明王朝的短视，屡申海禁，闭关锁国，逼使许多外贸商人只得冒险走私，结帮合伙，形成武装走私集团，以私人武装保护和发展海上贸易。

这些走私集团“大群数千人，小群数百人”，其中最强者是16世纪50年代雄踞东海的王直集团。

他以中国浙江沥港和日本平户为根据地，拥众10余万，大小船只无数，自号徽王，控制着江浙通往日本、南洋的海上交通，就连日本九州一带岛屿的海盗商人也都听从王直的管辖。

明朝海上贸易的发展虽然成绩斐然，却未能突破封建藩蓠的束缚。

这既有封建经济强大、盘根错节、不易冲破的缘故，也有明朝封建政权动用国家机器，以种种强暴手段绞杀海上贸易的原因。

因此，明朝海上贸易中途夭折，未能起到像西欧那样推动社会变革的作用也就不足为怪了。

二、李氏朝鲜的建立

【李成桂兵变】

　　朝鲜高丽王朝末年，武将击败文官，专擅朝政，杀戮政敌，废立国君，封建纲常遭到严重破坏，统治秩序一片混乱。

蒙元入侵，高丽朝廷不思抗战，一味求和，甘为傀儡。

1280年，蒙古统治者在开城设征东行省，派达鲁花赤监督高丽国政。

人民不堪忍受封建统治和外族盘剥，英勇抗争，高丽王朝内外忧患，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况之中。

　　14世纪中叶，中国爆发红巾军反元大起义。

1368年，朱元章攻入北京，推翻蒙古统治，建立朱明王朝。

元朝残余势力撤往和林，史称北元。

大陆政局的变动，为朝鲜半岛的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然而把持着高丽王朝大权的恭愍王、禑王和宰相崔莹等保守派，仍奉行对内维护世臣大族权益，对外继续依附北元与明朝抗衡的迂腐国策。

1387年，明太祖朱元璋欲乘胜遣派大军统一铁岭地区，高丽禑王和崔莹不顾郑道传、赵浚和李成桂等青年官僚改革派的反对，竟遣兵与明朝对抗。

1388年，时任高丽右都统使的李成桂在率军进至鸭绿江威分岛时，断然抗命停兵，回师京都，废黜禑王，放逐崔莹，相继立昌王和恭让王，并将天下大权握在自己手中。

1392年，李成桂进而自立为王，迁都汉城，改国号为朝鲜，史称“李氏朝鲜”。

【封建制度的重建】

李氏朝鲜政权建成之后，重新确定朝鲜的内外方略，开创了1个崭新的社会局面。

对外，李成桂与大陆朱明王朝修好，保持长期的和睦关系。

这既消除了数百年以来沉重的北方压力，又极大地促进了朝中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友好往来。

大陆文化又1次被大规模地引入半岛地区，这极大地促进了李氏朝鲜的政权稳固、国力增强和社会发展。

对内，李成桂大胆改革，刷新政治，建构起中央集权国家对社会全面有效的控制。

在执政之初，李成桂针对前朝地产兼并等弊政，率先进行田制改革。

1390年，焚公私田产旧籍于市街，大火数日不绝。

接着在大规模重新丈量全国土地的基础上，于1391年宣布实行“科田法”，对当时全国共计79万多结的土地进行重新分配。

将京畿一带的部分田产按“科”（即等级）授给文武百官，第一科授田150结，第十八科授田10结；在地方置军田，以养军士；对于“闲良官吏”（即地方绅士）则各授田50结或10结。

科田和军田为私田，准予世袭转让；其余土地为公田，由国家直接征收租税。

科田法的实施奠定了李朝经济的基础结构，限制了土地兼并与横征暴敛，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固，便于中央监控地方。

1413年，李朝统治者们为把劳动者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实行了“号牌法”。

规定，全国10岁以上的男子均须佩带一定规格的牌子，上书姓名、居所、身高等特征，以象牙、鹿角、木头等不同质地表明不同的等级身分。

同时严格实行“五家作统法”，5户为1邻保，以保证完纳国家的税赋徭役。

李朝政权还实行奴婢辨正，把众多高丽王朝末期沦为奴婢之人改为良民，同时把寺院等处的私奴婢改为由国家控制的公奴婢，这样国家可以掌握众多的劳动力和兵源。

私兵制是造成高丽王朝末年朝纲不振、秩序紊乱的主要原因。

李成桂对此深有体会，因而建国后第2年，他便下令废除私兵，建立由中央政府掌管的统一兵制。

并且进一步发扬高丽王朝尊文抑武的政策，严格限制武将权限，甚至将军中许多要职交由文官担任。

对于中央、地方的官僚统治体系也进行大幅度改革：

中央设议事府，下置6曹、3司，分掌军事、政务、司法和财税等事务，辅佐君王；地方除京畿外，分为7道，道下设州、府、郡、县，盖由中央派员统理。

李氏朝鲜政制建设的特点一是繁复，各系统相互牵掣；二是集权中央，特别是君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与地位，不受法津束缚，使朝鲜封建集权体制达于顶点。

15世纪中叶，李朝编成《经国大典》，共分吏、户、礼、兵、刑、工6典，对中央，地方的行政和财政、军事、教育等法律制度都作了详细规定，奠定了李朝数百年统治的法律基础。

随着政权的稳定，与邻邦关系的改善，李氏朝鲜前期的社会经济文化空前繁荣。

15世纪中叶，李朝田亩数量较之高丽王朝末年翻了1番，达170多万结。

而且由于轮作法取代落后的休耕法，以及先进的水稻插秧法的普及，李朝农作物的产量大幅度提高。

手工业也有相当发展，其中尤以纺织、造纸、印刷等行业最为显著，但多为官府所控制。

商业发展也较快，除了御用官商之外，民间私商也相当活跃。

地方定期市集逐渐出现。

李朝前期，朝鲜文化取得的最大成就是1444年名为“训民正音”的朝鲜民族文字的创制。

这是1种由28个字母组成的拼音文字。

它的形成结束了朝鲜只有语言而无文字的历史，但汉字在朝鲜政府公文、国史著述、文人作品中仍长期通用。

早在13世纪，铜活字印刷已在朝鲜出现，15世纪时又出现了铅铸活字。

15世纪中叶，郑麟趾等编成《高丽史》、《高丽史节要》等史学著作，为研究高丽王朝的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同时也开始编纂《李朝实录》。

此外，朝鲜的医学、绘画、地理学等也有相当高的成就。

【朋党之争与壬辰卫国战争】

李朝盛世仅维持了不足百年。

15世纪后期，由于贵族官僚利用权势不断扩大私田，土地买卖日益风行，科田法千疮百孔，李氏朝鲜的统治根基开始动摇。

统治集团内部因争权夺势矛盾激化，形成两大对立派别，一是在朝的世袭官僚贵族，史称“勋旧派”；一是书院出身、科举进第的文武两班子弟，史称“士林派”。

1498年，燕山君即位后不满士林派诽谤朝政，勋旧派又乘机唆使，于是大杀士林派儒生，酿成士祸。

从此党争不绝，绵迁数百载。

16世纪后期，士林派渐受宠信，入朝主政，开始对勋旧派施加报复，剿杀敌党，株连不休。

得势的士林派不久便分成东人、西人两党，再裂为南、北、老、少4派，相互间倾轧排挤，争斗激烈，屡屡政变，国家危难。

1592年（壬辰年），正当李氏朝鲜党争内讧，武备松弛之际，日本18万大军悍然入侵。

日军长驱直入，两个月内便连克汉城、平壤。

朝鲜国王出奔义州，全国上下一片腥风血雨，半壁江山尽入日寇之手。

面对外敌入侵，英勇的朝鲜军民奋起抗战，史称“壬辰卫国战争”。

在人民支持下，海军将领李舜臣率龟船舰队，痛击日本海军。

邻邦中国也应李氏朝鲜之请，遣精兵4万援朝抗日。

日军不敌中朝联军，败退半岛南端，被迫议和。

1597年，日军再次北犯，中朝军队并肩联手，再败凶敌。

李氏朝鲜终于赢得卫国战争的最后胜利。

三、战国争霸与日本的再统一

【社会变革与发展】

14世纪以后，日本的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许多变化，在不断活跃的商品货币关系、频仍的战乱和广大农民的反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