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世纪之交中国文学的重要变革梁启超倡导文学革命述刘炎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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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世纪之交中国文学的重要变革梁启超倡导文学革命述刘炎生世纪之交中国文学的重要变革梁启超倡导文学革命述刘炎生19、20世纪之交中国文学的重要变革梁启超倡导文学革命评述刘炎生（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广东广州510631）摘要:
对梁启超倡导文学革命的理论主张、重要成就及深远影响，作了系统而深入的论述；对于学术界的某些偏见也阐明了不同的看法。
关键词:
“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曲界革命”中图分类号:
I2061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2-402X（2003）05-0008-06为了推动政治革新，促进国民觉醒，实现救国救民的目的，梁启超认为很有必要发挥文学的功用，于19、20世纪之交倡导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革命运动，导致我国文学发生了重要变革，对我国文学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一梁启超倡导文学革命，始于“诗界革命”。
早在1895年秋冬间，他和夏曾佑、谭嗣同在北京结为挚友，时常在一起谈论维新变法和诗歌革新问题，并着手写作新派诗。
到1899年，他便在夏威夷游记一文中公开提倡“诗界革命”。
而且，从1902年至1907年间，他在新民丛报上连载饮冰室诗话，以推动“诗界革命”的发展。
饮冰室诗话是“诗界革命”唯一的理论著作。
因而，他不仅是“诗界革命”的首倡者，而且是重要的理论家。
其理论主张，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强调“诗界革命”的必要性。
他说:
“余虽不能诗，然尝好论诗。
以为诗之境界，被几千年来鹦鹉名士（余尝戏名词章家为”鹦鹉名士，自觉过于尖刻）占尽矣。
虽有佳章佳句，一读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见者，是最可恨也。
”1（P1219）认为苏轼的某些诗虽然“真觉可爱”，但其意境毕竟“已成为旧世界”。
1（P1219）对于被宋人“至称为日月争光”的杜甫诗北征等，他也觉得“其精深盘郁雄伟博丽之气，尚未足也。
”2（P5297）而“号称古今第一长篇诗”的孔雀东南飞，他更是说“亦只儿女子语，于世运无影响也。
”2（P5297）至于当时的“诗词曲”，他则视为“陈设之古玩”2（P5333），“真可谓衰落已极”。
2（P5333）这些论断，不仅道出了有关传统诗作存在的局限性，而且指摘晚清诗歌已走向穷途末路。
事实也确实如此。
自清初以来，不少人崇尚宋诗，极力赞赏苏轼、黄庭坚的诗，形成“宋诗运动”。
后来又演变出“江西诗派”（专宗黄庭坚）和“同光体”（推崇“江西诗派”诗人）。
这些诗派的诗，虽然不无值得肯定的，但大都内容反动陈腐、庸俗消极，形式摹古，“以涩为贵，恶熟恶俗”，将诗歌创作引入死胡同。
因而，他愤然表示，“中国结习，薄今爱古，无论学问文章事业，皆以古人为不可几及。
余生平最恶闻此言。
”3（P92）并指出:
“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要件”2（P5333），“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然后可”，“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
”1（P1219）这些说法表明，他认识到了“诗界革命”是历史的必然，而且到了非革不可的时候了。
其二，主张革新诗歌内容。
梁启超说:
“欲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
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
”1（P1219）“过渡时代，必有革命。
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
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举革命之实矣”2（P5327）可见，他倡导诗界革命所着重的是革新诗歌的内容，使它具有新意境，新精神，新语句。
而要能做到这样，他认为必须学习西方诗歌。
他说:
“欧洲之意境、语句，甚繁富而又玮异，得之可以陵轹千古，涵盖一切。
”1（P1219）“惟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可乎”1（P1219），“必取泰西文豪之意境、之风格，熔铸之以入我诗，然后可为此道开一新天地。
”4（P5637）可是，对于西方的新名词新概念，他却持具体分析的态度。
即:
既赞赏将那些具有科学性的新名词新概念融入诗内，如共和、代表、自由、平权、团体、归纳、无机等；又反对滥用新名词新概念，以避免造成“堆积满纸新名词”而“无从索解”，如“喀私德”（Caste的译音，指印度分人为等级之制）、“巴力门”（Parlianment译音，英国议会之名）等便叫人难以理喻，不宜入诗。
这种“求新声于异帮”和不生搬硬套的态度，无疑是积极的正确的，对于我国诗歌创作冲破旧思想的束缚并具有新的思想内涵将大为有益。
而且，他所追求的新意境和新精神是多方面的，诸如崇高理想，爱国思想，御侮精神，尚武精神，不凡抱负，高尚人格，纯真情怀，雄伟气魄，进化论哲学思想，科学知识，新鲜事物和社会现实等。
其三，主张革新诗歌的某些艺术因素。
梁启超曾说:
“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
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
”2（P5327）此说法的内涵有两个层面。
一是针对戊戌变法以来某些维新人士（如夏曾佑）作诗喜欢滥用新名词而言的，指出他们“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
”2（P5327）即是说，并非真正的革新。
二是指传统的诗歌形式还可以运用，并有可能写出好诗。
能不能因此认为梁启超思想保守呢?
不能。
因为传统的诗歌形式确实可以表现新思想新内容。
这不仅为当时黄遵宪等人的诗所证明，而且更是被现代诗人的优秀旧体诗所印证。
至于他未能彻底冲破旧诗形式和创造出全新的诗体，则是由于时代条件尚未成熟的缘故，不宜简单地只看作他个人的思想局限。
而且，值得称许的是，他已提出了革新诗歌某些艺术因素的主张。
即:
一是提倡运用口语、俗语写诗。
二是提倡诗与音乐结合，并强调作为歌词的诗应写得更自然更通俗更易懂。
三是提倡写史诗，以抒写撼人心魄的“感慨”。
2（P5335、5393）为了推进“诗界革命”的发展，梁启超在其主编的清议报、新民丛报和新小说等刊物上登载了许多具有新意境、新精神和新语句的诗，涌现了黄遵宪、谭嗣同、康有为、严复、夏曾佑、蒋观云、丘逢甲等一批新派诗人。
而他自己也写了好些胸怀博大、踔厉风发和时代性很强的诗。
因而，“诗界革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成果丰硕，使暗淡的晚清诗坛闪现出亮丽。
而且，“诗界革命”对“五四”时期的新诗运动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正如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所指出的，这一“诗界革命”“在观念上对于民七的新诗运动”，“给予很大的影响”。
二在倡导“诗界革命”的同时，梁启超也致力于“文界革命”。
所谓“文界革命”，即散文革命。
这一主张，也是1899年在夏威夷游记一文中提出的。
梁启超之所以从事于“文界革命”，是因为深感中国的古文形式和语言过于刻板和艰涩，难以自由地表达思想感情，不能很好地反映愈来愈复杂的社会现实生活，不利于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思想启蒙。
因而，他曾猛烈地批判桐城派古文。
他说:
“启超夙不喜欢桐城派古文”3（P77），“以文而论，因袭矫揉，无所取材；以学而论，则奖空疏，阏创获，无益于社会”，并认为它还“立一定之准绳”，“皆有定规”，异常公式化，僵化之至，“安有不喷饭者耶！
”3（P62）梁启超之所以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桐城派，在于它是继八股文之后统治中国文坛的古文。
八股文，从明朝统治者规定为科举考试的专用文体开始，数百年来一直成为封建统治阶级钳制人们思想的工具，严重防碍了思想文化的发展。
经梁启超和康有为几次上书，光绪帝才下谕废除。
尽管慈禧太后执意恢复使用，但到1901年还是被废弃了。
此后，占统治地位的便是桐城派古文。
因而，梁启超极力主张将它抛弃，另辟一条新的为文之道。
“文界革命”的具体主张，体现在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
梁启超说:
“读德富稣峰所著将来之日本及国民丛书数种。
德富氏为日本三大新闻主笔之一，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余甚爱之。
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
”1（P1220）其中所说的“欧西文思”和“雄放隽快”，便是梁启超所要倡导的新型散文的内容与形式特点。
所谓“欧西文思”，即欧洲资产阶级民主和科学思想；所谓“雄放隽快”，即文风要气魄雄伟、热情奔放、隽永明快，具有鼓动性和感染力。
他还针对严复的译文过于“渊雅”，难以为一般学子和读者明白，认为必须改用“流利畅达之笔”。
可见，他所执着地追求的新型散文是趋向于“言文合一”的。
“文界革命”取得了怎样的成效呢?
梁启超执编时务报时，便开始努力冲破古文形式的束缚，创造了一种“报章体”。
在主编新民丛报期间，他更是创造了一种“新文体”。
这“新文体”，便可说是“文界革命”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什么是“新文体”呢?
他说:
“启超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致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
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
然其文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3（P77）这可谓道出了“新文体”的鲜明特色。
纵观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文章，”新文体”可说具有四大特征:
一是思想新颖，说理透彻，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新文体”之文之所以那样吸引人，极受欢迎，首先在于有独到的思想见解和丰富的政治内涵，而且直抒胸臆，爱憎强烈，富有鼓动性和启迪性。
二是感情真挚、炽热。
梁启超是一位激情澎湃的政论家，具有忧国忧民和救国救民的灼热情怀。
因而，他的文字充溢着热烈、奔放的感情和豪放的气度，确有“魔力”一般，感染力很强。
三是文笔雄健坚实，文彩斐然，自然洒脱。
梁启超的“新文体”之文，摆脱了骈文、八股文和桐城派文诸多形式主义的束缚，从自己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出发去构思和抒写，要写什么便写什么，想到哪里便写到哪里，无拘无束，一泻千里，一气呵成，才气横溢，文情并茂，清新流畅。
四是语言融合了多种因素，独具特色。
梁启超力求运用明白易懂的语言，甚至使用通俗的口语，使文章生气盎然和平易畅达。
而且常常杂入韵语、外国语法和西方近代科学知识的词汇，可谓中西结合、文白相间、雅俗相融。
“新文体”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形成了一代新文风，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正如黄遵宪指出的:
“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
”5（P274）又如郑振铎所说的:
“像那样不守家法，非桐城，亦非六朝，信笔取之而又舒卷自如，雄辩惊人的崭新的文笔，在当时的文坛上，耳目实为一新。
”6吴文祺更是认为，“至于雷鸣潮吼，恣肆淋漓，叱咤风云，震撼心魄，时或哀感曼鸣，长歌当哭，湘兰汉月，血沸神销，以饱带情感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竟或怒或冲冠，或热泪湿纸，此非阿谀，惟有梁启超之文如此耳！
”7类似这些赞语，表明梁启超所独创的“新文体”的确是出类拔萃的创新，为世人所瞩目和效法。
而且可以说，后来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白话文是在“新文体”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
三1902年，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提倡“小说界革命”。
此文集中体现了他有关小说革命的思想和理论，堪称为”小说界革命”的宣言书。
此外，他在变法通议论幼学（1896）、译印政治小说序（1898）、绍介新著新小说第1号（1902）等文中也有重要论述。
其基本主张是:
其一，认为小说在文学中是最重要的。
梁启超说:
“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其中又以“理想派小说”和“写实派小说”的效用最大。
“小说者，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也”，“其最受欢迎者，则必其可惊、可愕、可悲、可感，读之而生出无量噩梦，抹出无量眼泪者也”。
而它之所以能感染读者，在于具有四种“力”。
一是“熏”。
”如入烟中为其所烘，如近墨朱处而为其所染。
二是“浸”。
“入而与之俱化者也。
人之读一小说也，往往既终卷后数日或数旬而终不能然。
读红楼竟者必有余恋有余悲，读水浒竟者必有余快或余怒。
何也?
浸之力使然也。
”三是“刺”。
“能使人于一刹那顷，忽起异感而不能自制者也。
我本蔼然和也，乃读林冲雪天三限，武松飞云浦厄，何以忽然发指?
我本愉然乐也，乃读晴雯出大观园，黛玉死萧湘馆，何以忽然泪流?
我本肃然庄也，乃读实甫之琴心酬简，东圹之眼香访翠，何以忽然情动?
若是者，皆所谓刺激也。
”四是“提”。
”凡读小说者，必常若自化其身焉，入于书中，而为其书之主人翁。
夫既化其身以入书中矣，则当其读此书时，此身已非我有，截然去此界以入于彼界书中主人翁而华盛顿，则读者将化身为华盛顿；主人翁而拿破仑，则读者将化身为拿破仑；主人翁而释迦、孔子，则读者将化身为释迦、孔子，有断然也。
”8（P884-886）这些看法，虽尚未达到现代小说理论的科学性，但对小说的重要性及其艺术感染力却有充分的表述，表明他对小说的特性具有足够的感悟。
而且，他还进一步指出，正因为小说有这“四力”，便能产生影响人心的作用。
“用之于善，则可以福亿兆人”，“用之于恶，则可以毒万千载”。
8（P884-886）可见，他对好的小说和不好的小说会产生不同作用有明确的认识。
长期以来，小说被看作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末技小道”，未能在文学天地中得一正宗地位。
相比之下，梁启超可说是最先确认小说的重要地位及其作用的。
其二，认为小说必须革命。
梁启超对中国的传统小说，特别是明清以来的小说作了一番考察后，既肯定三国演义、水浒传和红楼梦等优秀小说，也看到许多思想内涵不好的小说严重毒害了人们的灵魂。
他说:
“吾中国群治腐败的总根源，可以识矣。
吾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何自来乎?
小说也。
吾中国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来乎?
小说也。
吾中国人江湖盗贼之思想何自来乎?
小说也。
吾中国人妖巫狐鬼之思想何自来乎?
小说也。
盖百数十种小说之力，直接间接毒人，如此其甚也。
（即有不好读小说者，而此等小说，既此遗传焉，其既入世也，又复受此感染焉，虽有贤智，亦不能自拔，故谓之间接。
）呜呼！
使长此而终古也，则吾国前途，尚可问耶，尚可问耶！
”可见，他对饱含毒素小说的危害性颇有认识，并深为忧虑。
因而，他便认为“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甚至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
”8（P884-886）这样的见解，可否简单地以“逻辑混乱”9（P58）和“唯心主义”10（P288）为由加以贬抑乃至否定呢?
即是说，它是否颠倒了政治与文学的主次关系呢?
我们不能刚从行文表面去论是非，而应理解其根本用意在于为了强调小说革命的必要性。
同时，更要看到其合理的内核，即启示和激励维新志士必须认识到在各种文学创作中，不良小说是毒害人们思想灵魂的“总根源”，必须致力于创作有益于政治变革和新民的小说。
此外，还须明了的是，他当时已懂得政治是起决定作用的。
他曾说:
“然政治上尚不得变不得革，又遑论其余哉！
”11（P961）从这一说法来看，他哪里会不懂得政治与文学的主次关系呢！
还有人认为，“梁启超所谓-一国兴必先兴一国之小说.的想法只是他对文学功利作用的幻觉，他浪漫主义地夸大了文学的功利作用，把文学提高到-新民.的高度，不是提高了文学的品位，而是抹杀了文学的审美属性。
”12这一论断，也很主观片面，无法令人信服。
其实，只要人们冷静地品味梁启超的有关论述，就会懂得他的良苦用心是要小说能起思想启蒙的作用。
这有什么可以非难的呢?
难道强调小说的启蒙功用就“抹杀了文学的审美属性”了吗?
哪里有这样的逻辑呢?
完全可以认为，梁启超有关小说革命的理由是无可厚非的，可以理解的。
其三，提倡写作政治小说。
他说:
“政治小说者，著者欲借以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也”，“政治小说之体，自泰西人之始也。
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以小说往往每一出书，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
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
英名士某君曰:
小说为国民之魂，岂不焉哉?
岂不焉哉！
”13（P172）可见，梁启超对政治小说情有独钟。
他是一位社会改革家，决定了他对政治小说特别器重。
即是说，他倡导政治小说是出于救国救民这一根本目的的。
那么，应怎样看待梁启超倡导政治小说呢?
他这一主张，是适应时代和社会现实需要的，有积极意义的。
不能以所谓“纯文学”、“纯艺术”或以当时这种小说的创作还不成熟为理由来否定它。
事实上，根本不存在什么“纯文学”、“纯艺术”，凡是被人们所珍视和酷爱的文学作品都是离不开“忧国伤时”，感叹人生，寄托情怀的。
至于这种小说在当时的确艺术上较为粗糙，但它需要有一个成熟的过程。
更重要的是，政治小说是小说艺术的重要品种之一，只要它反映的政治内蕴是进步的，又能跟艺术融合为一的话，就有其积极的价值取向。
这样的作品，在中外文学史上都不鲜见。
即使在现今时代里，有强烈的政治意识的小说不是大量存在着吗?
因而，对于梁启超率先在中国倡导政治小说之功，是必须予以充分肯定的。
梁启超在大力倡导政治小说时，也致力于创作和翻译这种小说。
他写的新中国未来记，便是我国第一部颇有影响的政治小说。
它通过描写爱国志士黄克强和李去病有关救国之道的不同看法等，“发表政见”，“商榷国计”。
体现了他1902年前后的政治思想，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腐败和衰弱，揭露了沙俄对中国的野蛮侵略，探讨了救国救民的道路，宣扬了建立“大中华民主国”的政治理想。
在艺术上，也有特点。
采用一人讲述和作者评论相结合的方法，以增强真实感；借鉴汉代桓宽盐铁论（政论文）写法，写了多次辩论，议论新颖，思想深邃，知识丰富，切合时势，感情浓郁，别具魅力；基本上用白话写作，第四回的叙写较具体，生动，有小说味。
可是，也有明显的缺陷，未能充分运用小说的艺术表现方法，显得单调乏味。
就像他自己所说的，“似说部非说部，似裨史非裨史，似论著非论著”。
14（P5609）他翻译的政治小说，则有佳人奇遇15（日柴四郎著）、十五小豪杰16（法焦士威尔汉，现译为凡尔纳著）、世界末日记17（法佛琳利安著）和俄皇宫中之人鬼18（法国前驻俄公使著）。
佳人奇遇表现了争取祖国独立富强和反对专制统治的政治理想。
十五小豪杰歌颂了冒险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并宣扬了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的进化论思想。
世界末日记描写地球毁灭的人类悲剧。
俄皇宫中之人鬼.则描写俄皇宫中闹鬼之事，有所影射。
在梁启超的大力倡导下，小说革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这首先体现在创办了不少小说刊物，形成了小说革新运动，产生了好些政治小说和具有社会意义的优秀小说，使我国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
1902年，梁启超创办了新小说杂志，成为“小说界革命”最重要的阵地。
在它的影响下，陆续出现了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新新小说、小说月报、小说时报、小说世界、小说图画报、新世界小说社报等。
较有影响的政治小说有自由结婚、狮子吼、黄绣球、红玫瑰、东欧女豪杰，反映社会现实的优秀小说有痛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九命奇冤、劫余灰、西晋演义、文明史、活地狱、老残游记、孽海花等。
由此一来，便根本改变了小说被视为消遣和娱乐的性质，使许多作家认识到小说应具有政治内涵和社会认识价值，促使晚清小说创作出现了繁荣景象。
正如吴趼人在月月小说发刊词中所说:
“吾咸于冰夫子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说出，提倡改良小说，不数年而吾国之新著新译小说，几于汗万牛，充万栋，犹复日不已，而未有穷期也。
”而且，小说在各种文体创作中成就最大，最受读者欢迎，称雄于晚清文坛。
同时，梁启超的小说革命理论，即强调小说对政治变革、社会进步和新民有重大作用，实际上是提出了小说必须为救国救民服务的主张。
这是全新的、激进的思想，对中国许多作家乃至文学的走向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譬如鲁迅就曾受到其影响。
正如周作人在关于鲁迅一文中指出的:
鲁迅在日本求学时，“清议报与新民丛报的确都读过也很受影响，但是,新小说的影响总是只有更大不会更小。
梁任公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当初读了的确很有影响，虽然对于小说的性质与种类后来意见稍稍改变，大抵由科学或政治的小说渐转到更纯粹的文艺作品上去了。
不过这只是不看重文学之直接的教训作用，本意还没有什么变更，即仍主张以文学来感化社会，振兴民族精神，用后来的熟语来说，可说是属于为人生的艺术这一派的。
”而且，鲁迅有关“欲救中国须从文学开始”的认识19（P501），就是跟梁启超所说的“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相一致的。
而鲁讯筹办新生杂志，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也是跟受到梁启超的影响分不开的。
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愈来愈有为改造国民性、改造社会现实和为革命服务的倾向，其源头自然也是梁启超的文学主张。
此外，梁启超的小说理论对于中国小说理论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在梁启超之前，中国没有小说理论文章，只以序跋、评点、笔记等形式谈论小说，而且把小说视为不入流的“末技小道”。
自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问世之后，便陆续出现了小说原理、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等一批小说理论文章。
这些论文，标志着中国小说理论进入了初步具有理论性和体系性的新阶段，并导致中国小说理论向着更具现代性方向发展。
四此外，梁启超也涉足于“曲界革命”，即戏剧革命。
其有关看法是:
其一，对某些中外名剧持赞赏态度。
譬如，对法国福禄特尔（伏尔泰）的剧作称之为“竟把一国的人，从睡梦中唤起来了。
”20（P5649）又如，对中国的桃花扇，赞赏它“寄无限感慨”，“富于厌世思想”，“而所言，尤亲切有味，切实动人，盖时代精神使然耳。
”并认为，它具有高度的艺术成就:
“但以结构之精严，文藻之壮丽，寄托之遥深论之，窃谓孔云亭之桃花扇，冠绝千古矣。
”21（P308）这表明他既重视剧作的思想应具有时代的感召力，又要求具有完美的艺术。
其二，认为戏剧颇能起到影响人心风俗和唤醒国民的作用。
他说:
今日中国也如同法国路易第十四时期相同，也可用戏剧把“一国之人，从睡梦中唤醒起来了。
”还赞赏但丁的作品起到了“振奋国民精神”的作用，使意大利“成了一个欧洲第一等完全自主的雄国了。
”22（P5650）其三，强调戏剧必须反映社会现实，把作者所看到的“事情”和心中的“道理”，编成像莎士比亚、弥尔顿那样气势磅礴的剧作。
其四，提倡写作政治剧。
这在梁启超写的三种传奇中有明显的体现。
劫灰梦传奇流露了他对甲午战争后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深沉忧虑；新罗马传奇表现了意大利烧炭党人玛志尼、加里波的等人反抗侵略和誓死救国的精神；侠情记传奇则赞扬了流亡南美后的加里波的仍具有勇敢、坚毅的英雄气概。
而且，这些传奇的唱词，洋溢着炽热的政治热情，融入了浓郁的诗意，颇为具有鼓动性和感染力。
这些戏剧观和剧作的根本精神，显然是跟梁启超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主张相一致的，富于革新意识，能起到促进戏剧界革命的作用。
正如阿英所说，梁启超一类的剧作“对于后来的戏曲改革运动，有很大的影响。
”23总之，梁启超堪称为19、20世纪之交我国文学革命的领导者和主将。
他倡导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曲界革命”，适应了时代和文学发展的需要，促使我国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发生了重要变化，有不少新的创造，形成了较为系统而科学的理论形态，出现了空前兴盛的创作局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而且，对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为我国文学从古典过渡到现代作出了重大贡献。
因而，钱玄同曾说:
“梁任公先生实为近来创造新文体之一人。
鄙意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及梁先生。
”24（P37）吴文祺更是认为，“新文学的胎，早孕育于戊戌变法以后，逐渐发展，逐渐生长，至-五四.时期而呱呱落地。
胡适之、陈独秀等不过是接生的医生罢了。
”25（P13）郭沫若也说过:
“文学革命滥觞时期的代表，我们当推数梁任公。
”26（P88）诚然，梁启超倡导文学革命也存在着局限性。
譬如，缺乏更充分地吸收西方的文学思潮。
对于文学的政治功能看得过重过大，对于艺术方法的多样化尚不甚了然，未能更多地冲破传统文学形式的束缚，创新还不够突出。
这主要是由于历史条件所制约造成的。
不能无视和低估他所作的历史性贡献，更不能以偏激的态度加以酷评。
否则，便是与历史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精神背道而驰的。
参考文献:
1夏威夷游记.梁启超全集（第二册）M.北京:
北京出版社，1999.2诗话.梁启超全集（第九册）M.北京:
北京出版社，1999.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东方出版社，1996.4新中国未来记（第四回总批）.梁启超全集（第十册）M.北京:
北京出版社，1999.5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6郑振铎.梁任公先生J.小说月报.1929，20卷第2号.7吴文祺.梁启超M.重庆:
重庆胜利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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