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社会语境下《刘海砍樵》创作现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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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社会语境下《刘海砍樵》创作现状

消费社会语境下《刘海砍樵》创作现状

　　消费社会语境下的《刘海砍樵》因其讲述关于子对母孝、妻对夫忠的故事，与主旋律契合度高、解读空间大，备受编导喜爱，已成为大众文化视觉盛宴下湖湘文化传承的经典符号。

从动漫版《刘海砍樵》到旅游演绎版本的《天门狐仙》，从湖南花鼓戏第一剧的《刘海砍樵》到神话剧《海樵戏金蟾》，从春晚的刘海哥、胡大姐的桥段到最近由罗浩导演指导的大型青春偶像神话剧《刘海砍樵》等，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版本的《刘海砍樵》有一个共同特点：

密切结合消费社会语境下的流行元素创作、引导和满足大众的消费文化。

如，动漫版《刘海砍樵》一方面兼顾神话传说和武侠特点大胆创作，另一方面以幽默风趣的手法，将刘海塑造成一代神将之后，他具备勤劳、善良、孝顺、乐于助人的传统美德，敢于承担责任，克服重重困难追求自己的理想。

而配角金蟾则不再是完全的反面角色，而是在大是大非面前，还是能坚持正义，体现了一定的佛性。

《天门狐仙》更是在原故事情节中增加了“狐王选妃”、“仙山奇遇”、“月夜相思”、“背叛旋风”、“千年守望”五幕剧，演绎了一个“千年期待、万年守候”的爱情绝唱，情节生动感人。

大型青春偶像神话剧《刘海砍樵》对该传说进行全新演绎，以天地大爱为剧作高度，通过天上、人界、妖界三界中的人物成长和事件发展向观众展示古典美学对于大爱的精神阐述。

中国论文网/5/view-5811520.htm

　　一方面，文化精英者以脱窠臼的精神，旧剧换新颜的勇气，“不唯上，不唯书，只为实”的与时俱进的创作态度，造就了一幕幕文化经典，推动和建立旧传说也时尚的文化景观。

另一方面，创作者积极迎合了主流价值观，满足了大众对明星、对故事消费的需求。

但是，各种文化景观问题也层出不穷，如各种轻喜剧和娱乐片以及“性而上”和“星而上”，艺术文化的一部分由通俗化转为媚俗化或庸俗化，艺术欣赏转向纯粹的娱乐与消遣，等而下之的则追求感官的刺激与满足，设置一个又一个文化景观引导大众文化消费，培养大众的文化价值观，大众对各种“星”的仰慕或爱恋已成世风，自不待言，谁能制造流行，谁就能收获金钱和荣誉，掌控国民价值尺度与审美趣味，商业价值成为艺术的最高标准，市场成为艺术的评判人。

这就容易使文艺创作过程中选择标准、价值评判、感知方式受到影响，如剧情设计情境虚构和艺术假定性制作相结合创造的超真实审美幻觉，大众传媒迎合着大众心理，通过娱乐性的“狂欢文化”场面复制着大众文化兴趣、幻想和生活方式，使越来越多的大众参与到媒介制造的事件中，痴迷的观看。

鲍德里亚认为，电子媒介不仅影响和改变人对感知方式，而且直接改写媒介所传达的意义与现实，大众传媒的符号价值对当代人真实情感的遮蔽和对正常人类社会关系的扭曲。

大众渐渐脱离了过去部落化式的听故事、编故事传播方式，逐渐被完美的故事情节、狂轰乱炸似的发行所代替，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商品――消费关系中的一员，眼球经济就此诞生。

文化精英制作者利用当前的媒介传播结构，消费意识形态把控了传统文化经典的改编与创作，代表了当代文化创作的最新理论视野和研究方向，为精神生态危机埋下了隐患。

　　一、消费社会语境下大众对《刘海砍樵》创作的失语

　　文化盛宴具有意识形态属性，隐含了权力斗争与说教动机，大众往往会在无意识的文化欣赏中成为文化工业的买单者和被洗脑者，失去文化创作的话语权与反思的力量。

　　大众在消费社会语境下心理的变化。

惟上是从的文化氛围与权力精英的文化场域控制，使大众养成被领导、被代表的文化创作意识。

以《刘海砍樵》为例，大众首先在意识上自我“悬置”、“不在场”，潜意识地将大导演、大明星作为文化场域控制的最高执行者与操作者。

民众不知“作”、唯古是信、唯上是从、尊祖述，信圣人，合乎理，通于道，在家从父，出门从兄；在乡从老，在学从师；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而各种各样的“从”都是“唯上是从”的文化精神在民间的反映，《易纬・乾凿度》把它表述为“上者专制，下者顺从”，它形成一种奴性人格：

认命安分、崇拜权力、服从权威、恪守传统，迷失“自我”。

正是这种人格最终造成了个性被泯灭、民众不知作的社会后果。

也正是这种精神传统构成了华夏文明制度的、心理的、人格的创新障碍，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发展长期停滞的重要根源，所以精英掌握文化创作大权也是不足为奇的。

综上分析，大众首先在思想方面不自觉的向文化精英投降了，习惯“被代表”、习惯被操纵。

　　创作实践方面，未将文化创作看做应争之地，大部分沉浸在文化盛宴的享受中，如，喜欢窥视《刘海砍樵》剧组拍摄的最新动态，期待与想象影片的剧情设计。

通过对大众在消费社会语境下行为变异的社会学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大众沉浸在精英创作的文化氛围中，逐渐异化成为商品并被广告商竞相追逐。

权力精英在文化狂欢障眼法下不知不觉重新分配了文化的制作权和占有权，信息传播和技术的霸权，不仅引导了《刘海砍樵》的创作，而且决定了湖湘文化的发展现状。

在鲍德里亚看来，“新鲜空气权”意味着作为自然财富的新鲜空气的损失，意味着向商品地位的过渡，意味着不平等的社会再分配。

这种盲目拜物的逻辑就是消费的意识形态。

①同样，民间故事传说被大众媒介、编导改编，意味着大众创作的财富被权力阶层再分配，大众在消费社会语境下的文化创作资源的“被掠夺”。

　　现代性传媒和技术应用方面，精英与大众不断加剧的技术鸿沟也使得改编文本“知沟”也越来越大。

文化精英创作者通过科技手段制造一个个“拟像”的仿真文本，使大众沉浸在“超真实”的审美体验中，一方面是影视改编剧日益过剩，另一方面大众在文化创作方面话语权越来越少，权力阶层完美地完成了“从一种暴力结构向另一种非暴力结构转化：

它以丰盛和消费替代剥削和战争”②。

最终，“文化霸权”潜移默化地使大众认同，这也意味着消费主义的一元性正在排斥其它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

由大众媒体与世俗文化主导的世俗社会，大众“思想的齿轮处于技术性的停顿状态”，名人怎样享乐，我们就怎样享乐；名人对文学艺术怎样阅读怎样判断，我们就怎样阅读怎样判断；甚至名人对什么东西愤怒，我们就对什么东西“愤怒”。

这就使精英思想的立场至关重要，如在政治专制、思想禁锢的时代，他们大多沦为统治者的附庸；而在思想自由争鸣的时代，他们的独立性较大，有可能自觉地反映社会利益与民众呼声。

尤其在动荡时代，他们往往具有敏锐的政治嗅觉和远大的时代眼光，往往成为变革社会的启蒙家和指导师。

所以，一个有良知的文化精英者可能真正创作出启蒙大家思想的文艺作品，但假如碰到一个只懂迎合消费、流行等市场因素的创作者，大众的灾难将要来临，一个地方一个民族的文化灾难也将不远了。

　　二、对《刘海砍樵》文化创作生态危机的反思

　　当今出现的“生态批评”，或者又称为“生态诗学”（Ecopoetics），注重当代世界文化精神的生态平衡及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对诸多复杂的问题有新的透视角度，值得重视。

同样，对《刘海砍樵》文化创作生态系统的剖析，可以使民间文化改编的传播上升到文化哲学高度。

中国近年来出现的消费主义思潮和电视媒体膨胀的世俗化倾向，已经和正在深刻地改变着当代中国个体空间和大众场域。

鲍德里亚文化理论提醒我们对知识生产重新理解和认识，对其立场、前提、利益冲突、文化产业资本加以深切的反思。

保持民间文化传播的有效性和合法性，需要对各种文化符号资本在社会中的权力运作加以分析定位，并对一切文化特权加以质疑，必得成为我们思考的重要层面。

文艺作品的创作和传播在消费社会语境下需关注生命的本真意义，在传媒热衷于制造“追星”群体和消费“热点”之中，给当代精神失重的人们亮出了另一种价值尺度，并为人类走出消费社会消费主义的阴影，重建精神生态的平衡系统作出了前沿性的学术思考。

在我看来，衡量一部文学作品最好的尺度，就是看它在所谓的流行文化或者泡沫文化前的反思性深度，以及对历史的深切了解所达到的文化批评悟性。

只有庸俗的评论家，才会对一切新潮的东西低能地叫好，才会无原则地从事短期行为的平面性文化泡沫活动。

由此，我们明了这个精神生态已经失衡的世界和我们的思想平面化状态，以及重建价值平衡的可能性。

因为，在现代性的境遇中，思想者的魅力不在于怂恿价值平面化，而是追问深度模式是怎样消失的，而且质疑那些现代性的罪行怎样被新的技术乌托邦修辞成为“完美”的。

　　《刘海砍樵》文化生态创作的运转机制和存在问题都是需要审理的。

列维.斯特劳斯划分了两种文化：

吸收、吞食和掠夺的文化、“吃人肉的文化，及呕吐、排出、驱逐的文化”吸人血的文化，现代文化。

但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当代文化似乎在两种文化之间，在最深入的结合：

功能的结合、空间的结合、人的结合和最激进的排出，几乎是生活必需的排斥之间实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综合。

③文化创作过程中，大众既被吞食，又被吸收和完全排除。

高速发展社会下，大众所面临消费社会中的客体、符号以及符码的多层复杂关系所表现的精神生态危机。

说到底，消费社会需要商品来维持这个社会良性发展的假象，而真实的命运是政府和个人都是需要共同努力建设文化工程。

　　思想建设方面，辩证看待儒家的礼让文化，不能将其狭隘的定义为服从等级秩序，如等级低的人礼让等级高的人，造成的后果是缺乏对他人权利的承认，难以形成文化创作所应有的现代意识。

生态学家、诺贝尔奖评委、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拉斯・奥尔夫・彼昂在谈及中国诺贝尔奖空白时表示，“我很欣赏中国学者对长者教授的尊重，这一点在国外非常少见，但我鼓励学生敢于提出自己的观点。

在西方，学生有不同意见都是当场提出的。

”④彼昂教授说，中国人太过迷信权威，做了很多模仿性的研究，原创性的工作做得太少，这导致了国内研究一直得不到国际的认可，至今无人填补中国本土专家夺得诺贝尔奖的空白。

　　政策制定全民化、体制化，使用政治资本遏制消费社会中的文化霸权。

打造良好的创作环境，疏通创作管道与交流平台，因地制宜的制定文化创作的制度条例，从制度上保障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适时引导，用先进的文化培育人、塑造人，丰富人们的精神内涵，提升人们的精神素养，使人们拥有良好的精神面貌、振奋的精神状态和高尚的道德情操。

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积极性，人民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最深厚的力量源泉。

支持群众依法兴办各种门类的文化创作演出团体，引导群众在文化建设中自我表现、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依靠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推动文化繁荣发展政府应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载体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

文化政策选题方面，真正贴近民生，创作文本来源大众，反馈大众，使大众重温“地球村”似的文化交流与传播。

　　媒体方面，应关注百姓的原创文化，多走基层，发现民间文化的创意，传播民间文化的发展成果，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尽量减少舆论偏向精英文化的现象，百姓自己的文化也应当在媒体日程上占有相应的一席之地，这样对其他普通百姓会产生良好的示范效应。

　　总之，文化创作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更不是精英阶层完成的事情，这是一个民族共同努力、参与、互动的结果。

真正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大众精神文化建设格局。

大众文化创作的激情真正点燃，创意之火才能真正在湖南大地上点燃。

　　注释：

　　①②③[法]鲍德里亚著，王为民译：

《消费社会》，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4-45页、第42页、第39页。

　　④徐静：

《诺奖评委：

中国学者缺乏原创》，《广州日报》2010年5月19日。

　　（作者单位：

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洛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检验测试中心）

　　责任编辑马新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