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庶吉士制度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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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庶吉士制度研究
清代庶吉士制度研究
邸永君
摘要：
考选庶吉士，亦称馆选，是明代创立的一项制度，清代承袭之并有所发展、更张。
它既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延伸与发展，又是明清翰林院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量史实表明，此项制度的实行，对于处在传统专制社会晚期的清代的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诸方面产生过重要影响。
但颇令人遗憾者，乃至今尚无人对其进行全面研究。
关于科举制度方面的论著也往往对此一带而过，多有忽略。
事实上，庶吉士制度是科举制度的极致，由它塑造出的庶吉士群体代表着明清官僚群的最高文化层次。
它集作养与登进于一体，是培养高级文官的重要措施，保证和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同时在明清古典文化大总结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既为卿相之摇篮，又是人文之渊薮”（朱汝珍语），足以说明其在政治和文化两方面所起的作用。
本文利用相当数量的史料对该制度的起源、发展，结局和作用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勾勒出了此制度的全貌，搞清了它的来龙去脉。
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以有助于对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有更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关键词：
庶吉士、留馆、翰林。
选用庶吉士，亦称馆选，是从明代开始实行的一项全新的制度，清定鼎北京后，继续予以实行，并有所发展、变化。
从顺治三年（1646）首行会试至光绪三十年最后一科的近260时间里，共计112科皆有馆选，康熙、乾隆时博学鸿（宏）词科亦选。
科举制度被废除后，考选庶吉士之法仍在进行，直至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被推推翻，此法才被废止。
可以说是与有清一代相始终。
它既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发展与延伸，也是明清翰林院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
大量史实表明，庶吉士制度对处于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清代的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诸方面产生过重要影响，但由于种种原因，至今尚无人对其进行全面的研究。
本文试图就现能搜集到的史料对该项制度做一些初步的研究、探讨，抛砖引玉，以求对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和翰林院制度有更全面的认识。
一、庶吉士制度的渊源与发展
庶吉士之制，始于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但萌芽于明初。
洪武三年（1370），明太祖正式下诏行科举。
从三年至五年，连试三科。
其目的是“务取经明行修、博古通今、名实相称者”，“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以官”。
①但通过实践检验，科举中试者的实际办事能力使明太祖大失所望：
“有司所取多后生年少，观其文词，若有所为，及试用之，能以所学措行事者甚寡。
”②于是罢洪武六年会试，诏举人赴京听选，又于其中擢年少俊异者入禁中文华堂进学，沈德符认为此乃庶吉士制度之滥觞。
③黄佐在其所撰《翰林记》中，对此事也进行了详尽记述，并称之为文华堂肄业。
“开文华堂于禁中，以为储才蓄德之所，乡贡举人至京师，诏免会试，择年少俊异者，俾肄业其中”；“诏词林名臣分教之”；“太祖听政之余，辄幸堂中，取其文，亲为评优劣，命光禄寺给酒馔，时赐白金鞍马，宏赐甚厚”。
④太祖当时或许未曾想到，这种尝试开创一项全新的制度，并影响了中国社会达五百余年。
所谓庶吉士，“庶常吉士”之简称也。
亦简称庶常。
庶者，众也；常者，祥也；最早见于《尚书·立政》，在总括文中所举各官后，以此形容在官者皆有德善人。
洪武十八年（1385年）恢复科举后，太祖令新科进士若干人观政于诸司、承敕监等衙门，取上述之意，冠以“庶吉士”之名。
将科举之成规与文华堂进学之新法结合在一起，此即进士之为庶吉士之始。
⑤初于六科及中书皆有，永乐二年（1404），始专隶于翰林院。
是年殿试后，以一甲三人直授翰林官，选二甲五十人为庶吉士，其余科进士分授科道或外任州县。
自是进士分为三等：
一等者直接进入翰林院；二等者为翰林院庶吉士，即取得翰林官的预备资格；三等者则委以他职。
对庶吉士，成祖“命学士解缙等选才资英敏者就学于文渊阁，司礼监供应文房用具，光禄寺给朝暮馔食，礼部给膏烛费用，工部择近第宅居之，且给校尉趋从，待遇甚厚”。
⑥成祖经常亲临召试，甚为器重，庶吉士以朝臣为师，以经史诗赋为课，学习三年，然后举行考试，称之为“散馆”，优都授予翰林官职，称为“留馆”，其余仍改派他职。
这可视为庶吉士制度的正式确立。
此后，该项制度不断发展，完善，从考选方法，授课内容，培养目标，未来去向等诸方面均在探求、摸索，至正德（1506-1521）时已经成熟。
自永乐时起至明末，考选庶吉士基本上是按部就班，只有几次例外：
“自嘉靖癸未至万历庚辰中间九科不选，神宗常命间科一选，崇祯甲戌，丁丑两科复不选，余悉遵例”。
⑦因此可以说，此制之实行几乎贯穿于整个明代。
太祖废丞相之制，成祖置内阁，内阁大学士多出自翰林，权势极重，有“票拟”之权。
⑧与宰相相类，因而对大学士资格有了严格的规定。
“自天顺后，开始非翰林不入内阁”。
通计有明一代入阁者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者十有其九，“翰林之盛前所未有”。
⑨翰林院几乎成了内阁的同义语，“嘉（靖）隆（庆）之前，文移关白犹称翰林院，以后则竟称内阁矣”。
⑩翰林之盛可见一斑。
同时，“非进士不入翰林”，除一甲之外，考选庶吉士是进士入翰林院的唯一途径。
因此，“庶士吉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
⑾倍受世人青睐与推崇。
因选取翰林例由皇帝钦点，故而民间把一甲三人直授翰林官与二三甲进士馆选庶吉士统称为“点翰林”。
明史称“翰林之盛，前代绝无也”。
⑿足以说明庶吉士制度对明代的影响之巨大。
努尔哈赤以武功兴起于东北大地，初期对汉族士人并未予以重视，往往掠之为奴。
皇太极即位后，出于政治上集权的需要，同时也为扩大统治基础，通过开科取士等渠道将没为奴仆的汉族士人拨出为民，给予出身，授予官职，如宁完我即以此渠道渐被重用，同时也招致不少汉族士人前来投效。
象范文程、马国柱、罗绣锦等即其中之佼佼者。
天聪三年（1929年），皇太极设文馆于盛京。
令士人入馆供职。
崇德元年（1636），又改文馆为内三院。
⒀扩其机构，增其职掌。
范文程等人参与机密，赞襄筹画，颇受重用。
皇太极也从实践中认识到汉族士人于自己大有用场。
清朝定鼎北京后，为稳定局势，巩固政权，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
一方面，对归顺清朝的汉族士人原有的科举出身予以承认，并将其中一部分人吸收进内三院。
如顺治三年初“以故明礼部右待郎钱谦益仍以原官管内翰林秘书院事；礼部尚书王铎仍以原官管内翰林弘文院事，编修刘正宗为内翰林国史院编修；庶吉士魏天赏为内翰林国史院庶吉士”。
⒁不久，又以故明进士王崇简、张丕吉、杜芳、周爰访、乔廷柱、岳映斗为内翰林国史院庶吉士。
⒂使庶吉士成为降清士人的晋身之阶。
同时意味着庶吉士成为清代的职设之一。
另一方面，从大学士范文程议，于顺治三年（1646年）开会试于北京，以范文程等充会试总裁官。
⒃自是全面承袭了明代的科举制度，殿试后，于内院复行考试，入选者用庶吉士。
⒄是为清代馆选之始，清代庶吉士制度于明代二百余年发展、完善的基础上起步，因而从各方面均显示出更为成熟的特点。
同时为适应各方面情况的变化，又与明代的庶吉士制度多有不同。
二、清代庶吉士制的具体内容
1、关于馆选方式与内容：
清初沿明制，馆选事宜名义上由皇帝主持，据《大清会典事例》卷1045记载，顺治年定，进士殿试毕即简选庶吉士，先由礼部移咨至院（内三院），题请日期，至期御驾便殿，御座前设案，陈朱笔砚，掌院学士豫以新科进士名单进程，第次引见，恭候钦选。
具体方法是先选而后试。
顺治三年（1646）丙戌科殿试后，“选择年貌一百余人，于内院复行考试。
如殿试例，题用奏疏、律诗各一，俱钦定，入选者为庶吉士”。
⒅据朱汝珍《词林辑略》统计，是年钦定梁清宽等四十六人为庶吉士。
顺治四年（1647年），六年（1649年）殿试后亦用此法进行馆选。
不同于明代诸帝（太祖、成祖除外），清代皇帝对此事极为重视，事必躬亲。
清世祖福临尤重庶吉士，历次馆选均经其手。
至康熙九年（1670年），圣祖命内院会同吏、礼二部选新进士六十人，试以文学，分为上、中、下三等，钦定27人为庶吉士。
⒆此时具体选择权已下放，而最后批准权仍在皇帝。
此间，新进士得奏请读书中秘，或称家世多任馆阁，或称边地素少词臣，间荷俞允。
⒇由此可见，顺康两朝之馆选为两法并行：
一为选而后试，皇帝钦定；一为自己申请，皇帝批准。
由于方法不一，又无具体标准，故弊端丛生，引起混乱。
雍正元年（1723年）十月，世宗命新进士先行考试，再带领引见。
考试用诗文、四六各体题目，或一篇或两三篇，或各体皆做，视其所能，悉听自便，视成绩馆选。
发朝考之滥觞，后悉遵如例。
但此时仍令王大臣以所知荐，参用亲试文艺，可以说仍是两法并行。
雍正五年（1727年），世宗“诏内阁会议简选庶常之法”，寻议“殿试后集诸进士保和殿考试”，“用论、诏、奏议、诗四题，是为朝考之始”。
（21）朝考第一名，谓之朝元。
乾隆元年（1736年），御史程盛修奏曰：
“翰林地居清要，欲得通才，务端始进。
自保举例行，广开请託之门，最便空疏之辈，宜亟停止”。
（22）高宗饬禁奔兢陋习，因废保举之例，而改为“既慎校文艺，朝考后复令王大臣集诸进士观其仪度，核其年齿，分为三等就材论选。
至乾隆三十年（1765年），停止王大臣拣选，命于引见时分甲第，按省份分班带领，并将上届某省用庶吉士名单呈览，引见后由皇帝钦定。
于名摺上丹圈者，便定为庶吉士，尖者以主事用，连点者以知县用，以后各省皆得有馆选之人。
（23）
清代馆选不同于明代的一大特点，是“分省拣选”。
此法始于顺治九年（1652年）。
是年“从给事中高辛允言，按直省下大小选庶吉士，直隶、江南、浙江各五人，江西、福建、湖广、山东、河南各四人，山西、陕西各二人，广东一人，汉军四人……”，（24）自是考选如例，惟汉军选否无常。
是年另榜选满洲进士，蒙古旗人亦得参选。
殿试后，分授一甲三人修撰、编修，又选满洲四人，蒙古二人共六人为庶吉士。
顺治十二年（1655年），又以同法馆选，庶吉士六人皆为满人。
《大清会典事例》卷1052亦记此事，但将汉军四人列入满榜庶吉士之例，是以同是旗人而言之；但事实上，满蒙进士别置一榜，而汉军则视为直省单位置于汉榜，两者相混，堪称一误。
自顺治十五年起，不再别置满洲榜，满蒙旗人与汉人一同会试，同赴馆选，满蒙庶吉士之名份遂废。
但每科皆有满蒙进士而得馆选者。
宗室、觉罗亦有得馆选者，觉罗而为庶吉士，始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之文昌，宗室而为庶吉士始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之思强。
至清季废科举止。
宗室，觉罗共有64人得馆选，其中宗室52人，觉罗12人，可算是爱新觉罗家族中之俊彦也。
清代庶吉士制度另一明显与明代不同之点，是馆选人数大大高于明代。
究其原因，除会试中式名额增加的因素外，翰林官外派地方，出路广阔，应是主要因素。
本文将专就这方面进行探讨，此处暂且不论。
就每科馆选而言，并无定额，因时而异。
主要取决于皇帝之圣裁。
从顺治三年（1646）至光绪三十（1904）年，清代共开会试112科。
馆选人数最多者为光绪十八年的99人，最少者为顺治十八年的10人，有清一代共考选庶吉士5742人，（其它途径所授庶吉士不计在内），平均每次51.27人。
（25）
关于考试内容，前后不一，多有变化。
初以论、诏、疏及试帖诗，乾隆辛未（1751）科则试赋一，状一，论、诗如初，至嘉庆丁丑，以拟古诏皆临时强记，非关学问，遂裁去，惟以论、诏、诗三者而已。
（26）
朝考阅卷，初仅分取与不取，取者即入选。
其试卷分别等第，自道光甲辰科始。
是年朝考卷分三等，庶吉士皆试而后选，自是馆选之法趋于完善，因清代会试与殿试间又有复试，馆选时亦须参考复试等第而定。
复试之制为清代首创，因与馆选有关故须简单述及。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科进士顺天解元查为仁以传递事觉而逸，圣祖疑新进士有代倩中试者，便亲试贡士于畅春园，黜五人，是为会试复试之始。
后屡有变化，至嘉庆初乃著为例。
贡士发榜数日后，即举行复试，地点向在乾清宫。
嘉庆六年（1801）改在保和殿，由皇帝主持。
题为四书文一，五言韵诗一，派阅卷大臣评定为一、二、三等，列等者准赴殿试。
（27）
馆选的具体录取方法如下：
以复试，殿试期考等第数之和并参考新进士所在省分之名额以决定取舍。
各等第中尤以朝考等第为重。
三试高列者当然录取，但由于分省简选，受名额限制，不能不有所伸缩。
因殿试，朝考卷用弥封之法，不知应考者之省分，阅卷者评文定等，各省水平不一，文风较高之省分自然多居前列。
如某省高列者多于名额，则取前列者额满为止。
但考四数者（即殿试二甲、覆试，朝考皆一等）必得馆选。
其余者如该省名额已满，则五数而不能入选（殿试二甲，覆试一等，朝考二等，合数为五）。
若该省进士考绩均差，无考四、五数之人，则虽考六、七数（殿试三甲、复试、朝考皆二等）亦可得之。
因此，四数之额即成机动，这也是馆选无定额的一大原因。
可见为了使馆选遍及各省，照顾到全国，使得入选标准很难划一。
（28）
一甲进士例授修撰、编修（一甲头名即状元授修撰，二名即榜眼、三名即探花均授编修），但仍须参加朝考，只是考卷另封呈进，随便置于一等之中，不由阅卷大臣拟定，以示对一甲进士之殊宠。
但也有几次例外，如乾隆己酉科朝考，高宗命一甲试卷与它卷一体弥封阅定，结果一甲头名胡长龄，名列第三，一甲二名汪廷珍，名仍第二，一甲三名刘凤浩，名列第五。
（29）
查第一档案馆所藏光绪戊戌科（1898）等第单，鼎甲三员亦与其它进士一体评定，一甲一名夏同龢，朝考列一等二十九名，一甲二名夏寿田，列朝考一等三名，一甲三名俞陆云，朝考列一等二十八名。
从以上两例可见，由于一甲皆三试而定（会试、复试、殿试），资质、文采当属上乘。
虽名次略有升降，但仍能体现出较强优势。
清代112科馆选从未出现一甲进士朝考落选而不得入翰林院者。
其录取标准，实难一言以蔽之。
除要求文章优等外，尚要观其仪度，核其年齿。
因进士多有极为年长者，已无培养前途，无须再入馆学习。
故年龄较小者多膺其选。
满蒙庶吉士尚要求年青貌秀，声音润朗。
（30）因这些人通满蒙语，入馆后学习汉文，将来多做翻译之用，在各项标准中，最过硬的标准当属书法即楷法，这是科举时代一大特点。
龚自珍在其《干禄新书序》中仇忿忿不平地写道：
“先殿试旬日为复试，遴楷法如之；殿试后五日，或六、七日为朝考，遴楷法如之；三试皆高列，乃授翰林官。
”龚自珍才华横溢，只因楷法较差，未入翰林，对此感触颇深，穷蹙之余，发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慨叹。
馆选的主要途径是朝考，但朝考并非馆选的唯一途径。
如顺治时为拉拢汉族士人，世祖钦赐前明进士七人为庶吉士。
（31）康熙时为争取汉族士人支持，平息敌对情绪，开博学鸿儒科，取高列者授馆职50人，其中包括庶吉士5人，乾隆时高宗效乃祖之法，开博学宏词科，选庶吉士5人，丁巳补博宏，又选庶吉士2人。
嘉庆六年（1801年），仁宗钦赐蔡行达为庶吉士。
十三年（1808年），又赐王服经为庶吉士。
（32）康熙、乾隆间以修书、校书，均有赐庶吉士之记载（见张廷玉《词林典故》）。
但从所赐庶吉士的出身看，皆为进士，极可能有朝考失败的经历，能再获馆选，可谓收之桑榆者也。
2、对庶吉士的管理及其待遇
清初设内三院，各官通三院以为升转。
（33）庶吉士亦分隶于内三院，（34）查《清实录》即可发现庶吉士所冠院名三院皆有，而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却云“国初庶常隶内宏文院”，（35）当为传讹之误。
顺治十四年（1657年），改内三院为内阁，别设翰林院。
康熙初又复旧制，九年（1670年）又复翰林院，自是庶吉士专隶于翰林院矣。
朝考合格得馆选者须入院接受教习，翰林院负责提供住所，书籍和其他设施，并派人充教习官。
顺治时“以学士或侍读教习之，自康熙九年（1670年）专设翰林院后，历科均以掌院学士领其事，内阁学士亦参用。
康熙三十二年（1693）命选讲，读以下官资深学优者数人，分司训课，曰小教习，六十年（1721），以礼部尚书陈元龙领教习事，厥后尚书、侍郎、阁学之不兼翰林院事者，并得为教习大臣、满、汉各一。
（36）简选之法是由吏部开列，皇帝钦定。
为了加强对庶吉士的管理，雍正十一年（1733），世宗命拨官房一所，在翰林院建置下特设庶常馆（亦称教习馆），颁内府经、史、诗文、工部供张什物，户部提供廪饩（即生活费），每人每月银四两五钱。
（37）清世宗在谈到建立庶常馆的目的时曾云：
“翰林教学庶吉士，所以造就人才，使之沉潜经籍，涵泳艺术，可以典制诰之文，鸣国家之盛也”。
（38）除此之外，又从翰林院编修，检讨内选提调二人，专门负责庶常馆的日常事务，至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重修庶常馆后，高宗亲笔题写了“芸馆培英”扁额，悬于正堂，以示褒扬、重视之意。
然而，庶吉士生活状况甚是清苦，且必然受到当时社会风气影响，交际应酬之事在所难免。
为得青睐以期日后发达，还要给教习馈送重礼。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圣祖对此事有所察觉，特谕翰林院：
“庶常等俱甚寒苦，自翰墨之外不应别有所取。
”三十九年（1700年）的又谕大学士等：
“观翰林及庶吉士内有极贫者，衣服乘骑皆不能备。
将此等查出，作何施恩，有益供职。
”（39）后议定，于廪饩之外再加俸银，由盐政（负责盐课之最高官员）关差（税关监督）每年助银一千四百四十两，按在馆人数分给，故每人无定额，（40）使庶吉士生活状况有所改善。
关于庶吉士的官品，《清文献通考》、《大清会典》、《会典事例》中均无记载，《清史稿·职官志》中亦未提及，只讲庶吉士为翰林官。
（41）官而无品，令人废解。
清人潘世恩《玉堂鸣盛集》序中讲道：
“庶吉士非官也，散馆乃授七品职”，做为当时深谙玉堂掌故之人，此当非妄语。
可能是从无品级角度言之。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十二记载，自乾隆二年（1737年）后，翰林院官员着官服皆可悬珠，而庶吉士未授职前，非有史馆等差使，不准悬珠，亦可作为庶吉士并非正式翰林官之佐证：
（按：
清代着官服有佩带串珠，共一百零八颗，以珊瑚、水晶、金珀、奇楠香等物制成，文官五品，武官四品以上方可佩带，但翰林、科道、侍卫等官，虽官品不及，仍特许佩带，以示恩宠，参见《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二八）。
3、对庶吉士的教习与考课
前已述及，清代对庶吉士的管理既有专门机构，又有专人负责。
但对庶吉士的具体学习情况记载很少能见到，笔者有幸在第一历史档案馆查到顺治时所定《庶吉士进学规条》，对庶吉士各项要求规定记述颇详。
可通过此件略窥当时情况，现将内容抄录于下：
内三院为作养人才事照得本科庶吉士：
尔等乃皇上面试钦选，可谓不世遭逢，若匪黾勉策励，何以仰答隆恩。
且奉有上谕，每遇双月必御试一次，学行进退，所关尤巨；惜阴敬业，谅有同心。
今将进学规条开列于后：
一、圣贤之道具在六经，旧例诸士入馆后，本经之外别治一经，必须熟读背诵。
与同经者讲究，务求实有心得。
俟一经既明，乃再治一经，期以三年五经皆遍，外加古文、唐诗、悉听馆师掣签背诵。
次则博观史传，考究古今得失，其它邪僻冗杂之疏，无益身心者切勿入目。
一、满洲学习汉字自有经史等书，诸士必专心听教，熟读背诵，解文义以求日进，又须明悉礼义，收敛心性，乃见进德修业工夫，其修满书诸士务细心审问，强记以期情熟，尤须朝夕学习满语，庶它日有裨翻译。
一、馆师奉简命教习，凡有训诲，满汉诸士必恭敬听受，批改诗文必遵奉省改，其有慢师自是，屡诲不悛者听馆师开送内院。
一、每日定以清晨入馆，申时乃散，毋得偷安，私寓隳志废业。
如过期不到馆中，及不候申时辄先出馆，或屡次托故给假不进馆者，听馆师记过登簿。
每月开名送览。
一、汉书诸士每月作课四篇，文二，诗二，满书诸士半之，愿全作者听。
务令馆师当面看作，即日交卷，呈馆师批改仍遵题准事理。
至次月初二日将批改原稿呈送内院验看，如有作课不完及草率完篇者，记过登簿，每月开名到院。
一、每月赴内院考试照例举行，大寒大暑暂免，汉书诸士考文一篇，诗一首，满书诸士考满字文一篇，或一文一诗，愿全作者听。
一、翰林以文章为职，古文诗赋俱当举法前代大家，务须典雅醇正，勿为险怪纤巧。
诸士如有……
可惜以下部分散佚，无从查找，但可分析出可能是对不守规条，自作主张者的处罚；
以该《规条》对比清代各学校《规条》可以看出，庶常馆与书院和学校十分相似，既有平时授课，又有定期考试，既须交作业，又要记考勤，既不能迟到，又不能早退恐比学校还要严格，而庶吉士与学生无异，只是身份较高，待遇较好而已。
从《规条》所定学习内容方面看，并非以往所认为的仅课以诗赋。
（42）而是对经史更为重视，只是要求更高，须能背诵而少笔答。
因而未留下考卷。
后人认为仅以诗赋为内容，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学习内容方面，清代与明代最大的不同点便是分派一部分庶吉士学习清书（即满文）。
顺治六年（1649年）奏准，于新进士内广选庶吉士，察其品行端方年力强壮者，俾肄习清书精熟，授以科道等官。
内而奏对，可省翻译之烦；既出而巡方，亦便与满洲镇抚诸臣语言相通，可收同寅协恭之效。
（43）是年，于四十名庶吉士中，拔其年青貌秀，声音润朗者二十员，学习清书，是为庶吉士分习清书之始。
自是每科皆分半数庶吉士习清书，这一举措于当时实有用场。
满人初入中原，多不通汉语，有事须带翻译，而清书庶吉士为加强满汉官员的联系起了重要的桥梁中介作用。
出于同样的目的，规定满蒙庶吉士学习汉书，因他们多已通清书，再习汉语，作用与清书庶吉士同，只是更受重用。
借此制度培养高级翻译人才，可谓一举两得，事半功倍。
然而，随着时光的推移，清统治者上至皇帝，下至文武官员，乃至普通旗民逐渐丢弃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融合于汉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以致清书庶吉士几无用武之地。
既使在馆时学习努力，成绩优良，“散馆之后，每至荒废”；“以三年之功，置之无用，殊为可惜”。
（44）这种现象的出现表明了康雍之际满族成员全面接受汉文化的真实情况。
从雍正元年（1723）起，奉世宗谕，减少清书庶吉士之额，是科只选五人习清书，至乾隆时每科亦不过数人，嘉庆十六年（1811）减为三人，自道光十八年（1838）则不再派习。
另一方面，清朝统治者十分警觉地注意到祖宗之文不可废，故重要文件，档案均用满文译件一份加以保存，且前期许多重要官文书，典籍、史书、实录等皆由满文所书，弥足珍贵。
为不致使满书绝迹，自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始，在翻译会试的基础上，考选翻译庶吉士，所选皆满蒙旗人，“每科翻译会试中式进士，吏部带领引见时，请旨简用庶吉士”。
（45）自是考选如例。
是年选广凤，桂丰、伍忠阿、勒尔精阿四人为翻译庶吉士。
（47）从道光二十七年（1847）至光绪三十年（1904），除六科未选，其余诸科先后共考选翻译庶吉士43人。
其中满洲30人，蒙古12人，另有一个未注明旗籍。
一甲进士虽已授职，但仍须与庶吉士一同受都。
只是待遇不同，在学习方面要求与其它庶吉士无异。
乾隆时特谕一甲进士必须认真学习，每二月皇帝必亲试一次。
（48）但期间如有事急需，即可调用，这种情况下则不需再参加受课。
时至清同光时期，中国社会处于急剧变化之中，数百年不变之陈旧内容实难再延续下去。
但统治者为保住既得利益，仍抱残守缺。
至同治初，仍“以濂洛关闽之书课庶常”。
（49）清末，清廷风雨飘摇，才不得不予以更张。
光绪二十八年（1902），改设庶吉士讲习馆，不再课诗赋词章，按月交经史、典制、政治、实务等笔记，不限题目，不拘题材，交掌院学士评阅。
并无奖惩，成为以自修方式为主，无人问津，表现出处于大变将临之际的知识界的茫然无措。
旋又改为进士馆，一切规则与京师大学堂无别。
一甲进士，庶吉士均需入馆学习，以代替以前之庶常馆。
学习内容极为广泛，宗旨是讲求实用之学，延请中外专门教学按堂授课。
在馆有临时考试学期考试，年终考试，半年为一学期，学足六学期则毕业考试，颇似当今之研究生教育。
庶吉士的教习已过渡到近现代方式。
只是不过几年，便划上句号而已。
4、庶吉士的散馆与去向
庶吉士在馆受课三年期满，由学院学士奏请定期散馆，即当今之毕业考试。
届时，由满汉教习学士引领庶吉士等，行三跪九叩之礼。
礼吏部官散卷，庶吉士等恭领钦命试题。
完卷后，吏部官员收卷呈进，钦定甲乙，引见后分别除授。
如遇恩科（即非会试年分而临时补加的会试）则散馆须提前。
其原则是上一批庶吉士散馆，新一批庶吉士入馆。
其考试内容，初为五言八韵或十韵诗及策论各一篇，不出论题则用时文。
雍正元年（1723年）用诗、赋、时文、论四题，可选其二，作三四篇者自便。
以两篇即可列高等。
雍正十三年（1735年）改为考试诗赋。
因长期考试诗赋，致使庶常为应付考试专以研讨声律，不求实学，因而至清中期以后此辈多不能适应急剧变化时社会需求。
咸丰二年（1852年），散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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