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政治参与影响因素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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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政治参与影响因素研究

公民政治参与影响因素研究

【摘要】公民政治参与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体现，但由于受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的制约，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活动无论在深度与广度上都还很不够，总体发展水平较低。

为此，笔者从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创新、信息公开和培育公民主体意识等方面提出完善措施。

【关键词】公民政治参与影响因素主体意识

公民政治参与是人民群众享有民主权利的重要体现，它是现代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是民主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

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之一。

因此，对现实发展中的中国政治而言，公民的政治参与更具有特殊的意义。

拓宽中国民众政治参与渠道，提高政治参与质量，是中国政治现代化建设中所须致力追求的目标。

《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

“加强城乡基层政权机关和群众性自治组织建设，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引导人民群众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也指出：

“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

”②这表明如何着眼于本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这一宏伟目标，依据现有社会经济历史条件，在党的领导下整体性地“扩大”公民的有序的政治参与，是我国政治领域要把握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公民政治参与的含义

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是政治学理论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国内外学者给予了种种解释。

马克思主义对政治参与的界定有两个基本方面：

其一，政治参与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之机管理国家事务，实现政治权力和人民民主的必要途径；其二，政治参与是普通公民对于政治事务的参与。

③

为此，本文将政治参与（PoliticalParticipation）定义为：

社会公众为了争取实现和维护自己的利益，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加政治生活，利用投票选举、自治管理、协商对话、信访和舆论等诸种手段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行规则、运行方式和政策过程的政治行为。

政治参与的主体是相对于政治统治集团而言的社会公众，它既包括相对于职业政治者而言的普通公民，也包括非权力机构的社会群众团体和社会组织；④政治参与的客体是整个国家政治生活，包括政治政策、政治执行和政治监督三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方面。

政治参与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并且在发展历程中不断拓展和深化自己的含义。

30年代，政治参与较多的与选民的投票行为和政治组织的竞选活动相联系；60年代以后，随着行为主义的勃兴，社会因素成为研究者的的关注点，政治参与扩展到整个社会领域；70年代以后公民文化研究成为政治参与一个重要内容。

民主政治是近代政治发展最重要的目标与成果之一，就其基本内涵而言，民主政治就是民治政治，即由人民来决定政府的形式，管理国家的事物，规定政治方式。

换言之，人民在政治权力的产生、运行、归宿等全过程中占有首要的和最终的决定作用；权力是全体人民的意志，归全体人民所共有。

但直接民主的实现至少需要两个最基本的条件：

第一，群体的规模不大；第二，所需处理的共同事物较为单一，而且不是经常出现或临时突发的。

因而，就目前而言，直接民主是困难的、不现实的。

人民要行使自己的主权，只有以间接民主的形式，通过自己的代表组成代议组织来进行。

尽管“代议制集中了社会各部分和整体利益所必需的知识，它使政府处于成熟状态”，但它并非是“最佳”选择。

因为历史经验昭示：

政治体系一旦形成，并独立运转，就会形成特殊利益，会产生扩展权力的“天然”冲动和倾向，导致权力的异化和腐败。

因此，公民政治参与，最大的政治功能和价值在于通过影响政府的行政和决策，使国家政治体系的运作避免或减少对“公意”（generalwill）的可能的偏离。

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同样有着公民政治参与诉求的内在逻辑。

在本质上，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正是以容纳比西方政体更为广泛的公民政治参与为其基础的。

因此，广泛的公民政治参与，应该成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重要表征。

二、对影响我国公民政治参与因素的分析

政治参与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有许多种因素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对政治参与产生影响。

李普赛特认为，公民的政治参与主要受到四种社会因素的影响：

（1）公民对政治关心的程度；

（2）公民获取信息的范围；（3）团体压力的特点；（4）在选举中是否遇到交叉压力。

阿尔蒙德和维巴认为，政治参与受一国的公民政治文化影响，“民主国家为普通人提供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公民参与决策过程的机会，而极权主义的国家提供个普通人的则是参与臣民的角色”。

③而马克思主义认为，影响公民政治参与的是切实的物质利益。

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人们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有层次不同、对象各异的需要，当这种需要导致比较强烈、持久的目的时，就表现为利益。

在各种不同的利益中，经济利益具有根本性质。

各种形式的政治参与活动——招摇过市的竞选，讨价还价的院外活动，愤怒的罢工和游行——都不过是一定的阶级或其他社会集团谋求利益的过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形成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政治参与的全新格局。

但是，二十多年改革不可能彻底改变我国政治参与总体水平较低的状况，诸多因素仍影响着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进行，本文宏观社会因素和微观个人因素方面来考察影响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因素。

（一）宏观社会因素分析

1、经济因素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认为：

在一切社会发展的因素中，经济因素是整个社会生活和所有社会意识形态的决定力量和最终源泉。

社会经济现代性的加强和政治参与的扩大是并肩前进的：

一个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政治参与的水平也越高，自主参与的比例也越高。

我国目前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发达，科技水平低。

一方面，国家无法为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提供充裕的物质条件。

另一方面，我国目前受交通、通讯等条件的限制，许多地处偏僻的地区仍处于半封闭状态，这些地区的群众无法获知参加公共事务的足够信息，因而无法对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的讨论，使公众政治参与的深度和广度受到影响。

2、政治因素的影响

首先，我国二元政治体制影响着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

公民政治参与的一个前提就是共同社会的形成，共同讨论问题的人们必须相互了解，形成共同的利益基础上的共知与共识。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自给自足的农业为主要特征的传统社会与以现代大工业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社会并存，形成了中国社会的二元体制。

二元体制下的社会，带有鲜明的身份社会的特征，把公民分成两个利益集团，即“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阻碍了共同社会的形成。

另一方面，二元体制下户籍制度的限制了公民的迁徙自由。

迁徙自由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一项基本人权，是公民应当享有的一项基本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世界人权宣言》第13条规定：

“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亦规定，“合法处在一国领土内的每一个人在该领土内有权享受迁徙自由和选择住所的自由”。

①迁徙自由有利于培养公民的独立和自治意识，有助于塑造具有独立人格和个人理念的“自由公民”形象，对于提高一个民族的整体素质和建构人格独立的公民社会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从另一个角度讲，迁徙自由也是广大公民抵制强权和专横的别具一格的民意表达方式。

形象地讲，亦即用“脚”投票。

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基于完全自愿和理性选择的自由迁徙行为，往往可以发展成为民意表达的有效方式，通过间接地对政府当局施加无形的压力，有助于形成尊重人权、尊重民意的良性局面。

其次，法律和制度层面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政治参与体制制度化水平低，配套性差。

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

“所谓制度，是指稳定的、受到尊重的和不断重现的行为模式。

……它具有适应性、复杂性、自治性、一致性的几方面的特征”。

②在现代民主制国家，公民的政治参与是靠一整套健全的制度来实现的。

而目前我国向人民代表大会这样高制度化的组织不多。

以政协为例，政协活动所依据的仅仅是《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暂行规定》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这类团体章程和政策性文件。

这些章程文件并不具备法律效力，在贯彻执行中也就不那么有力。

在社会监督和民意表达方面，制度化程度一般来说更低。

这些方面的制度，往往只是建立在经济和习惯的基础之上，带有相当的偶然性和随意性，政治参与的体制化水平低，造成公民政治参与的无规则性。

人们很难长期有效地使用某一参与渠道，久而久之，导致对整个政治参与体制信任度下降。

另外，政治参与体制的配套性不强。

虽说中国政治参与体制从种类上说比较齐全，但落实到某一具体制度，却往往只有原则上的规定，而缺乏切实有效的实现措施。

这就使一些参与体制只停留在空泛的原则上，而难以被贯彻执行。

最后，我国社团组织结构、性质单一的制约。

在中国现有数以万计的组织和团体，属于政治制度内部的有人大、政协、党组织、青年团、妇联、工会，它们分枝细密,数目繁多，遍布中国每一个行政层级；属于政治制度外部的有各种学会、协会、大众传播媒体等，这些组织和团体都与公众密切地打交道。

应该说，它们在公民政治参与过程中起到表达、协调、综合公众意愿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是这些团体并没有像西方利益集团那样充分发挥其功用，主要是因为“它们既代表一部分群众向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表达意见，又常常反过来协助党和政府做自己代表的那部分群众的工作，而不是简简单单地施加‘压力’”。

③组织本身兼有表达和执行两种功能。

从理论上看，一个组织具有输入和输出两种功能是非常完美的，组织不仅表达和综合人民的意愿，以助于政府形成合民意性的政策，同时通过政策执行，发现人民对政策的看法，再反馈给决策者，形成政策制订与执行良性循环。

但因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所致，,理论上的圆满变成幻想。

“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

解放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又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

”因此,它们更多的是被内化为党组织和政府机关的“附属物”,行政化、机关化倾向比较严重，亲和力不够，社会公众对其依赖感不强,团体表达功能更加微弱。

3、文化因素的影响

首先，政治文化有三种类型：

参与型（participant）、臣属型（subject）和地区型（parochial）。

在“参与型”政治文化中，公民对政治非常关心，并有较高的“政治能力”。

比“参与型”政治文化稍低一些的是“臣属型”政治文化。

这个文化中的人们关注政治，但是一般以被动的方式卷入政治，习惯于把自己视为驯服的客体而非参与者。

更低一层的是“地区型”政治文化，这种文化中的人们，从来没有感到自己是一个国家的公民，他们只认同身边的事物。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进行了分野与汇流，形成了以儒家政治思想为主线的政治文化传统，在深层次上成为封建政治伦理纲常。

它在中国民众心理积淀成了“权威崇拜”、“清官思想”等复杂的以小农意识为主体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思想。

在一个社会里，人们对权威越是崇拜，对清官越是向往，“人们的政治自主意识和独立人格就越发萎缩，其权威人格就愈牢固，最终作了君主政治的驯服良民”。

③在一项调查中，我国公民对社区和单位事务表示“非常关注，并经常提出意见”的仅占12.2%，“比较留心，但一般不说”的占21.9%，“只做自己的本职工作，其他不想多管”的占38.5%，“对社区和单位事务毫无兴趣”的占9.7%。

④因此，我国政治文化从总体上说，还处于“臣属性”层次，公民主体意识不强，基层自治能力薄弱。

其次，市民社会（civilsociety）发育不良。

市民社会以市场经济为其经济基础，它是有别于国家又独立与国家的公共管理空间。

市民社会的存在使公民可以影响国家，又免受国家的侵害。

良好的政治参与的一个社会条件，是有比较成熟的市民社会的存在。

说到底，市民社会的最大功能，就在于能减少政治运作中的非理性因素，并降低政治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