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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年我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主题分析

年至年我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主题分析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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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选取《新闻与传播》为研究对象,统计了2011年至2013年三年《新闻与传播》全文转载的新闻传播类论文共519篇,研究目的是通过将每年的论文研究领域、研究主题、作者和原文出处进行统计和分析,并作出年度对比,对三年来该刊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作出比较准确的统计,并对统计数据进行定性分析,勾勒新闻学与传播学整体研究情况;在此基础上,对研究主题进行统计和分析,显示新闻学与传播学内部研究热点和研究趋势的变化。

【关键词】新闻与传播;全文转载论文;研究领域;研究主题

一、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新闻与传播》是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辑出版的文摘类刊物,月刊。

该编辑部通过对全国主要新闻学、传播学专业期刊和学报进行精心筛选,选择已发表论文进行全文转载,是新闻传播学界的权威性刊物。

通过对该刊被全文转载论文的研究,能够比较全面地把握当前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总体情况和研究热点。

本文选取2011年至2013年被全文转载论文作为研究对象,其中2011年全年合计转载论文181篇,2012年175篇,2013年163篇(因出版时间关系,本文未统计第12期),三年合计519篇。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利用统计工具,将所有论文进行编码统计,在统计数据基础上进行定性分析。

具体研究方法是将所有论文根据其研究领域和研究主题二级编码,研究领域编码主要参考刘自雄对2012年新闻传播学论文的研究[1],将研究领域划分为14个类型,分别为中外新闻传播史、新闻理论、新闻业务、传媒经济、传播学、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舆论学、广播电视、网络传播、新媒体(不包括微博)、微博、广告学、新闻传播教育和其他。

首先需要说明,由于目前新闻传播学交叉研究和跨学科研究比较普遍,在研究领域编码过程中,实际存在着编码误差。

研究领域的14个类型之间也有交叉,但这样编码能够比较清晰地勾勒出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整体研究情况。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对研究主题进行统计和分析,显示新闻学与传播学内部研究热点和研究趋势的变化。

本文具体要解决三个问题:

一是显示当年被全文转载论文选题领域和研究主题;二是通过年度统计数据的对比,描述每年被转载论文选题领域和研究主题的变化;三是统计高比例被转载的论文作者和原文出处,以此形成一个观察当前学术期刊和研究者的小窗口。

二、2011年被全文转载论文研究范围和研究主题分析

《新闻与传播》2011年被全文转载论文(以下简称论文)181篇。

分布在中外新闻传播史、新闻理论、新闻业务、传媒经济、传播学、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舆论学、广播电视、网络传播、新媒体、微博、广告学、新闻传播教育等14个领域,布局如图1。

在这14个传播领域中,中外新闻传播史论文11篇,其中研究民国时期新闻史的占8篇,比重非常高,这和近年来史学研究的民国热有直接关系。

新闻理论论文39篇,研究主题涉及新闻理论研究的几乎所有领域,包括从建构论角度重新定义新闻为“现实权力关系新近变动的建构性呈现”[2]。

新闻传播法的研究论文共10篇,学者讨论了媒体传播权[3]、记者采访权、媒体防卫性权力在媒介审判中的异化[4]以及传媒法和诽谤案件改革等话题,显示了新闻法治的急迫性和复杂性,对于媒体性质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传媒公共性”问题上,对于媒体功能的讨论集中在媒体舆论监督和媒体能否促进民主的问题上。

有学者认为,我国应该建立政府、媒体和公众三方信息公开测评体系,改变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指数的“自我评价”[5]。

媒体与权力的研究主题包括泰国政府对本国媒体的控制[6],以及欧美学者对新媒体与权力关系的理论探讨。

新闻学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新闻业务领域的研究论文较多[7],但2011年被全文转载新闻业务领域的论文较少,只有9篇,其中有3位学者研究《世界新闻报》“窃听门”事件,这3篇论文比较趋同的特征是理性较强,探讨了新闻业与市场、新闻业与政府的关系[8];环境新闻研究论文2篇;如何治理媒介“乱象”的论文3篇。

新闻业务研究论文基本向新闻理论研究方向延伸,狭义的采写编评摄的新闻业务研究论文没有被转载。

2010年国务院发布了《推进三网融合的整体方案》,明确了国家政策导向,媒介融合和三网融合的讨论比较热烈。

经统计,2011年传媒经济论文18篇,其中传媒体制改革的论文7篇,媒介经营管理的论文11篇,都是在媒介融合和三网融合背景下展开的,其中写报业转型的论文有1篇。

本文把广电媒介经济的论文归类到广播电视领域,那么实际上传媒经济研究论文已接近30篇。

传播学论文16篇,总体反映了传播学研究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特点。

传播学研究不断突破经典传播学的理论范畴,提出了新的理论假设,引起西方传播学新的研究成果,如研究者提出大众传媒的“期望设置”功能[9],媒介正义论[10]、媒介尺度论[11]讨论了传播本土性和全球性之间的关系。

传播学基础研究6篇论文多是从传播学学科建制、传播学研究范式、传播学本土化等角度成文。

舆论学论文4篇,主要讨论了舆论引导体系构建、公民言论空间和谣言的社会学解读。

另外,研究“网络舆论”的论文有8篇,说明舆论学研究的重心已转向网络舆论。

本文将其归类到网络传播统计当中,包括网络舆情、网络舆论事件、网络舆论监督、网络舆论引导和网络谣言传播机制。

网络传播论文共21篇,研究主题除网络舆论外,还有网络治理、网络信息秩序、网络新闻评论、网络问政、网络水军、网络群体事件、网络公关、网络传播特征等主题。

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14篇,多是讨论中国国家形象传播问题;广播电视研究论文共26篇,研究广播的论文只有3篇;研究电视“公共性”或公共电视的4篇,其他多是研究广电体制改革、节目创新和收视率等问题。

新媒体研究(不包括微博)论文5篇,其中有3篇讨论新媒体新闻生产和产业格局,1篇反思“全媒体”,1篇提出数据库成为消费社会的“超级全景监狱”[12]。

微博研究论文4篇,主要从网络传播学出发讨论了微博的社会功能。

广告学论文11篇、新闻传播教育论文3篇,主要讨论新闻传播教育改革问题。

三、2012年被全文转载论文研究领域和研究主题分析

经统计,2012年被全文转载论文研究领域格局如图2,包括中外新闻传播史、新闻理论、新闻业务、传媒经济、传播学、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舆论学、广播电视、网络传播、新媒体、微博、广告学、新闻传播教育和其他。

2012年中外新闻史研究论文共12篇,研究主题比较分散,其中中国新闻史研究论文10篇,外国新闻史研究论文2篇,潘祥辉反驳苏联解体的“舆论失控说”[13],卢家银比较了第二国际到第三国际时期的新闻自由理念[14]。

中国新闻史研究包括孙中山新闻思想、晚清传媒公共性、林语堂新闻舆论改良观、五四时期湖南报刊考察等;黄旦提出中国近代报刊认知起源于“媒介就是知识”[15]。

另外,有学者考证了宋代谣言传播的政治风险控制[16];李彬和张垒回顾了新世纪十年新闻史,陈娟考证了中国农村报纸变迁。

新闻理论研究论文共27篇,研究主题分布在职业操守、国际新闻研究、新闻文化、另类媒体研究、媒介意识形态、市场新闻业、新闻娱乐化、新闻与民主、政府转型、新闻自由、媒体功能、新闻传播法等方面。

在新闻与民主研究上,学界继续了对迈克尔?

舒德森新闻民主思想的介绍。

不同研究者通过对李普曼和舒德森新闻与民主思想的对比[17]以及凯瑞和舒德森新闻与民主思想的对比[18],形成了学者之间的思想对话。

在政府转型研究中,童兵指出舆论监督推进的前提是政府政治改革[19],喻国明则从社会化媒体崛起背景出发谈到政治转型问题[20]。

新闻传播法论文共10篇,其中关于隐私权保护的论文就有5篇。

其他研究主题包括美国诽谤法介绍[21]、记者拒证权[22]、虚假新闻的法律责任和媒体公权利的研究。

新闻业务研究论文9篇,关于中国新闻奖和普利策新闻奖的研究论文有5篇,其他4篇研究主题分别是中国内参的独特机制[23]、“走转改”[24]和《新闻联播》的话语建构与新闻价值[25],新媒体时代新闻编辑的变化[26]。

传媒经济论文14篇,其中7篇论文探讨了纸媒转型问题,研究主题还包括传媒集团上市问题、传媒企业转制问题。

还有研究者提出,传统媒体要打破思想误区,不能停步于“融合”,而应该积极“转型”[27]。

陈映和董天策评析了西方媒介多元化政策的价值、制度与操作逻辑[28]。

广播电视论文共33篇,专门研究广播的论文4篇,广电媒体传媒经济研究论文10篇,讨论广电媒体“公共性”的论文6篇,研究具体节目或频道的业务论文4篇,研究电视节目评估体系的论文4篇,广播电视理论研究论文3篇,另有2篇论文讨论了“限娱令”对卫视的影响。

传播学研究论文17篇,研究主题包括传播学研究方法、传播学研究现状、媒介文化、媒介效果研究、媒体表现研究、新闻真实性、信息经济学、灾难传播、危机传播、媒介批评、政治传播、传播学基础研究等方面。

刘海龙认为,中国的媒介表现研究评估指标应该包括三个层次:

专业、多元和秩序[29]。

沈正赋从信息论的角度研究“新闻真实性”[30],潘祥辉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了传播失灵、政府失灵及市场失灵的三角关系[31]。

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论文14篇,其中讨论中国对外传播中政府形象构建、中国媒体“走出去”等研究主题的论文9篇,介绍英国和美国媒体对外传播的论文3篇,还有1篇分析了2010年全球媒体上中国形象的构建问题。

舆论学研究论文6篇,社会转型期舆论的形成与传播机制、舆论传播载体、舆论引导机制是主要舆论学论文的研究主题。

网络传播研究论文15篇。

和2011年有所不同的是,这一年以“网络舆论”为关键词的论文很少,网络舆论研究主题更加深入,研究角度也更加多元。

新媒体研究论文共计11篇,吴旭介绍了美国危机公关领域专家对于网络社交媒体环境下出现的“类危机”[32];彭兰指出社会化媒体、移动终端和数据是影响新闻生产的新技术因素[33];其他研究主题紧贴中国国情和新媒体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反映了学者对新媒体问题的密切关注。

微博研究论文共12篇。

有学者强调了微博空间里知识分子应参与公共话语的表达[34];周培源指出“微博无影灯”效应体现了微博舆论的“自净”功能,作者强调要对民间舆论场有信心,才能打通两个舆论场[35]。

2012年新闻教育论文共5篇,广告学方向没有被转载的论文。

最后,本文将薛可和左雨萌合写的论文《新媒体语境下非营利组织形象评估模型构建》一文单列为其他研究主题,主要想表明研究者将传播学研究方法应用于更广泛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从而使新闻传播学研究具有更大的社会影响。

四、2013年被全文转载论文研究领域和研究主题分析

2013年《新闻与传播》全文转载论文共163篇。

研究领域包括中外新闻传播史、新闻理论、新闻业务、传媒经济、传播学、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舆论学、广播电视、网络传播、新媒体、微博、广告学、新闻传播教育等,领域布局如图3。

中外新闻传播史研究领域,全文转载论文共9篇,其中研究美国新闻史的论文2篇;研究中国新闻史的论文7篇,其中研究民国史的论文4篇,另外3篇论文的研究主题是伪满时期日本对东北地区的新闻监管、抗战胜利后重庆《新华日报》和政治传播在古代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

新闻理论研究论文共19篇,报纸是否会死亡再次成为研究主题,雷启立认为传统报纸媒体的困境在于自身思想和文化的创造力不足,纸媒应该求变图新、坚持自己之所以为之的历史和承担[36]。

在媒体社会功能研究主题上,陈娜认为媒体表达应当承担多元利益制衡的使命[37]。

王维佳将中西方新闻业发展历史相对比,将新闻记者群体同历史与政治相连接,提出中国新闻业要重新认识其社会角色并创造新的新闻文化和实践[38]。

新闻传播法研究主题包括新闻自律与法律监督、舆论监督与法律公正、新闻自由与名誉权、中国新闻法治困境等话题。

2013年新闻业务研究论文8篇,纸媒如何留住读者、都市报如何提升竞争力和纸媒融合的论文有4篇,中国当代调查记者职业生涯研究论文1篇,关注“烂尾新闻”成因的论文1篇,“中新体”研究论文1篇,对国内社会冲突性议题采编流程进行分析的论文1篇。

传媒经济研究论文17篇,研究主题仍然集中在传媒体制改革和媒介融合转型问题,其中传媒体制改革的论文9篇,媒介融合和转型的论文5篇,讨论报纸“付费墙”的论文1篇,还有2篇分别是2012年传媒资本市场综述性论文和传媒业发展趋势的预测性文章。

广播电视研究论文共38篇,其中广播电视业务研究论文16篇,电视满意度研究论文2篇,收视率研究论文2篇,广电体制改革论文5篇,从媒介融合角度讨论广电业务改革的论文9篇,卫视格局和发展前景的研究论文2篇,电视文化的研究论文1篇,2012年欧洲广播业发展的综述性文章1篇。

传播学研究论文共9篇,其中张兵娟研究了《中国好声音》节目中的情感传播和媒介文化[39];齐爱军和洪浚浩从新闻专业主义、媒介间议程设置、传播政治经济学和多元公共领域四个视角对西方有关主流媒体研究的相关理论做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和评析[40]。

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研究论文共18篇,其中“国家形象”研究论文6篇,中国国际传播力和传播“软实力”的研究论文6篇,2012年国际传播研究综述论文1篇。

另外,胡泳构建了互联网传播效果研究的三个维度:

认知维度、态度维度和行为维度[41];关世杰通过五国“中国文化印象调查”数据,提出了共享价值观(sharedvalues)和共享性中华核心价值观(sharedChinesecorevalues)的概念[42];王异虹通过对德、美、英三国主流媒体报道的分析,指出中国应将科学传播作为对外传播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43];李良荣和刘畅从知识社会学角度分析了西方主流媒体对“阿拉伯之春”和“占领华尔街”社会运动的媒体构建,从而指出西方新闻生产的逻辑和内在规则[44]。

2013年舆论学研究论文4篇,网络传播研究论文8篇,其中网络舆论的研究论文2篇,网络法治问题的研究论文4篇,网络群体传播的研究论文1篇。

苏颍基于中国政治文明发展进程讨论了互联网公共讨论的多元共识[45];许莹分析了网络反向社会情绪的传导机制[46]。

新媒体研究论文24篇,其中论文题目中含“大数据”关键词的论文6篇,在这6篇论文中,关注大数据与传统新闻业关系的论文4篇。

总体来看,新媒体研究论文研究主题比较分散,涉及新媒体经济、新媒体法治、新闻专业主义、传播学、新媒体舆情、政府危机管理、新媒体谣言、数字传播业、移动大趋势等多个话题。

微博研究论文6篇,其中微博舆论研究的论文3篇,其余3篇涉及的研究主题有媒体微博、热点事件的微博传播机制和微博与微观政治。

广告学研究论文3篇,研究主题分别为广告摄影的法律及伦理问题研究、美国新媒体广告规制研究和中国媒介产业特征对广告业的影响。

五、2011年至2013年论文研究领域与研究主题对比分析

从数量对比来看,三年来新闻理论、狭义传播学和网络传播研究论文数量减少,新媒体研究论文逐年增多,微博研究论文呈现波动变化,广告学论文波动较大;广播电视研究持续增长,需要注意的是,在广播电视研究论文中,每年都有广电传媒改革、收视率和传媒经济的研究论文,一般在5至10篇左右,因此传媒经济研究论文一直保持着稳定增长的趋势,是三年来的研究重点之一。

从研究主题来看,新闻理论研究中新闻传播法研究一直是研究重点;新闻专业主义、新闻自由、公共新闻和公民新闻是一个持续性话题;多位学者在新闻与民主、新闻与权力、新闻与社会研究中不断吸收和反思当代西方新闻传播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对中国新闻媒体的性质、功能和定位进行思考。

政府信息公开、政治转型问题在新闻理论研究中也有所体现。

传播学研究论文持续性研究主题包括媒介批评、政治传播和风险传播(危机传播)。

在本文统计中,传播学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传播学理论研究活跃度高,不断有学者引入新的传播理论和推进旧理论的新发展。

网络传播论文持续性研究主题主要是网络舆论,以及网络舆论传播所引发的网络问政、网络反腐、网络治理、网络信息秩序、网络公关、网络把关、网络水军等话题。

三年来该主题研究逐渐从现象研究发展到规范研究和文化研究,如网络法治问题、网络表达多元共识和网络民粹主义的分析等。

新媒体领域研究主题总体比较分散,即使是大数据研究,也涉及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多个领域,宏观研究居多。

微博研究的波动变化同微博产品周期和政治因素相关。

这些变化反映了新媒体传播对新闻传播业以及整个社会系统产生了整体性影响,学界积极地捕捉到了这些变化,但微观研究、理论研究和预测性研究亟须深入。

2011年至2013年是中国“十二五”规划实施的前三年,《新闻与传播》全文转载论文基本反映了国家重大政策的调整和实施情况,如推进中国新闻法治进程、推进传媒体制改革、中国国家形象传播和加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竞争等重大选题呈现稳定增长的趋势,其研究深度不断推进,研究主题不断细化。

(段卉为黑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乔兰为中国传媒大学社会服务与发展办助理研究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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