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政治传播学角度关于圆明园西洋楼的政治符号分析.docx
《以政治传播学角度关于圆明园西洋楼的政治符号分析.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以政治传播学角度关于圆明园西洋楼的政治符号分析.docx（1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以政治传播学角度关于圆明园西洋楼的政治符号分析
关于圆明园西洋楼职能和承载政治内涵变迁的调查研究
马维康
摘要：
圆明园作为清代最著名的皇家园林和中国近代屈辱历史的象征，随着其职能的转变，作为政治符号所承载的政治内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而园内西洋楼景区便是其代表。
从皇权与国力的物质表现，到今天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随着历史变迁，以西洋楼景区为载体的政治传播呈现出明显的两个分期。
本研究小组试图通过对两个历史阶段逐一分析，将所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探究政治传播经典范例的具体环节要素。
关键词：
圆明园政治符号西洋楼政治内涵职能
前言：
西洋楼景区位于圆明园遗址公园的北端，主要建筑包括谐奇趣、黄花阵、养雀笼、方外观、海晏堂、远瀛观、大水法、观水法、线法山、线法画等。
西洋楼景区中建筑、装饰、园林、喷泉（水法）四大要素有机组合，形成一个完整的西洋建筑群。
其主要建筑采用中西合璧样式，使用汉白玉作为主要建筑材料，屋顶则采用传统琉璃瓦铺面。
西洋楼最初的建造目的是为了满足清朝皇家的好奇心理和享乐需要，后来也兼具一定外交功能。
政治符号（PoliticalSymbol）是一种政治力量的工具，其构成乃系基于“社会流行信念，铸为群众向往之标志”，由此刺激群众情绪，使之发生输诚效忠之反应，实为直接左右群众信仰与行动，达成政治目的之有效工具。
西洋楼作为政治符号，其政治内涵因其功能变迁而发生明显变化，主要分为皇家园林时期和历史遗址公园时期两个阶段，其传播者、接收者、传播途径和效果也相应发生变化。
本研究小组采用查阅文献资料、实地调查走访、访谈等方法，试图系统对比分析两个不同阶段政治传播的各具体要素的区别。
正文：
一、圆明园西洋楼皇家园林时期的政治内涵
（一）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在清朝达到了顶峰
圆明园西洋楼的修建，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皇帝猎奇的心理和娱乐的需要，并没有特定的实用价值，其外交功能是附带的、后来才逐渐发展的。
作为西洋楼建筑群建设的提倡者和主要设计者，乾隆皇帝被耶稣会教士献上的西方绘画中的欧式喷泉吸引，陶醉于巴洛克风格具有动力和震撼的外观，迫切想要近距离观赏。
所以他大胆地决定在皇家园林内尝试修建一组西洋风格的建筑群，试图完整再现西洋喷泉（即水法）艺术。
圆明园西洋楼的修建，耗时长、难度大，花费更是难以统计。
兴建如此浩大的工程，就必须拥有统筹全国人力、物力、财力的绝对权力，当时也只有皇家才可以完成。
而修建的目的仅为满足皇帝对西方文化的喜爱以及他好大喜功、追求新鲜刺激的性格，从中可以鲜明反映出清代皇权的至高无上。
西洋楼的修建，得益于三位来华的传教士：
意大利人郎世宁、法国人蒋友仁和王志诚，他们为西洋楼的设计和修建穷尽毕生心血，为清皇室尽职尽责地完成了修建任务。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三名传教士来华的首要目的并不是为皇帝服务，而是在华传播天主教。
西方传教士服务于皇帝是为了获得皇帝的信任和许可，进而利用皇权传教，扩大天主教在华的势力范围和影响力。
这显然也是因为皇帝在中国政治体制中拥有最高权力、皇帝对一切事物均可过问所致。
（二）清朝康乾盛世时期强大的综合国力与大国地位
除皇权的支持外，康乾盛世时期强盛的国力、繁荣的经济、充实的国库收入都为西洋楼的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西洋楼的兴建，在宣扬清朝强大综合国力的同时，也是清廷努力维持其大国地位，维持传统“朝贡外交”和以此为纽带的国际关系的体现。
清朝皇帝对西方国家的认识长期停留在自汉朝以来的“番邦”、“蛮夷”阶段，这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兴建西洋楼，是向海外蛮夷宣扬中华物力、展现怀柔政策的重要手段。
当时中国很长一段时间社会稳定，没有大规模动乱，“摊丁入亩”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农业发展、人口增长，由此带动了城市、商业的繁荣。
当时中国的GDP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以绝对的物量优势傲世寰宇。
而与西洋诸国的对外贸易长期处于顺差的有利地位，以茶叶、生丝为主的出口使全世界八成的白银流入中国。
所有这些助长了乾隆皇帝好大喜功的心理，也为西洋楼的建造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例如，圆明园西洋楼基本建成后，为购得内部装修用的西洋建筑材料，乾隆曾多次催促当时负责“一口通商”的广州粤海关（即广州十三行）采办西洋奇异陈设，并强调“皆可不必惜费”。
（三）中西方以文化、经济为主要方式的外交
西洋楼的兴建，也反映出当时清廷与西洋诸国的外交，是以文化、经济为主要方式的，并没有建立直接的、正式的、现代意义的外交关系。
当时中西方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纽带就是西洋传教士，自“西方三贤”（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以来，传教士普遍采用服务皇帝的形式在华传教，在得到皇帝信任和支持后，他们以北京为中心，逐步建立完整的天主教系统，一点一滴地扩大在中国的影响力。
这些传教士往往身怀绝技，对当时西方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艺有较高的造诣，通过这些技艺博得皇帝的欢心，进而在中国传播当时绝大多数人都一无所知的基督教文化。
西洋楼建筑材料的采购，主要是通过“广州十三行”完成的。
作为当时中西方经济贸易的缩影，广州粤海关成为唯一官方认可的对外贸易机构，是当时中西贸易的一线亮光，也是闭关锁国政策体系的一部分。
自古以来朝贡贸易便是对外经济交流的主要手段，其目的不是为了盈利，仅仅是为了满足皇家对异域珍玩的好奇与喜爱，而通过十三行采购完成西洋楼建设，正是这种朝贡贸易的典型。
在西洋楼修建上乾隆获得过法王路易十六的协助，蒙其赠送凡尔赛宫的设计稿和装饰地毯。
但当时清朝与英法等欧洲国家并未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相互之间也缺乏充分了解，乾隆皇帝仍采用传统的“夷狄”眼光看待西欧诸国，将它们的科技和文艺视为“奇技淫巧”，从来没有大规模推广的想法。
西洋楼皇家园林时期的政治内涵上文已经做了初步探究，但当时作为皇室专用苑囿，任何外人一律不得入内，就更谈不上对外政治传播，其传播者、接收者、传播途径、传播效果就更无从谈起。
二、西洋楼遭受的劫难和其职能的变迁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八里桥一战后攻克北京，进入圆明园，在大肆抢掠破坏后，以清朝皇帝背信弃义、虐待俘虏为由，同时亦是为了销毁罪证、震慑清廷增加谈判筹码，于10月18日、19日纵火，大火三日不熄，波及范围极广。
西洋楼建筑群作为石材建筑，虽然内部陈设被洗劫一空，外部装饰被野蛮破坏，但建筑主体仍保留了下来，园林和水法设施也没有受到太大的破坏。
但之后经历的木劫、石劫、土劫等劫难，却使其彻底成为断壁残垣。
1988年6月29日，圆明园遗址基本修复完毕，作为遗址公园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正式对外售票开放。
作为近代外族入侵屈辱历史的象征，迫切需要为政治内涵寻找一个合适的载体。
但此时圆明园内传统中国土木建筑早已荡然无存，剩余的园林草木作为自然景观又无法表达出足够的人文内涵，所以西洋楼遗址就成为圆明园公园的新象征。
在皇家园林时期，西洋楼建筑群不过是圆明园很小的一部分，其异域风格与中国传统宫殿、楼阁、园林格格不入，更是作为一种异类被皇室观赏。
但因其建筑材料特殊，所以成为唯一保存下来的遗址实体。
西洋楼过去的辉煌、在中外交流中的地位，与中国文化传统中“吊古伤今”情怀相结合，成为新时期爱国主义政治传播的强大载体。
三、西洋楼政治遗址公园时期的政治符号及其传播
（一）该政治符号的历史文化传统：
“吊古伤今”情怀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凭吊古遗的历史文化传统，无数文人墨客或登临昔日宫殿废墟，或游历过去繁华古城，借景抒情，记叙感慨。
例如《诗经》中的名篇《黍离》，“彼黍离离，彼稷之苗。
行迈靡靡，中心摇摇。
”作者见昔日宫殿处如今稼穑繁茂，不胜感慨，写此诗抒发对西周灭亡的沉痛感伤之情。
又如感慨扬州城经历金人南征后今昔变化的《扬州慢》：
“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
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
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同类诗词数量很多，所表达的一般是感慨政权兴亡、变化沧海桑田，感叹世事难料，同时也表达反对战争、抵御外辱的思想感情。
此外，亦有大量描写古代帝王奢靡生活、残暴统治、华丽建筑的文章，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杜牧的《阿房宫赋》，痛斥统治阶级昏庸腐败，警示后人吸取教训，勿重蹈历史覆辙。
西洋楼历经多次劫难，如今仅存断壁残垣。
正如上文所言，政治符号的确立和传播，必须实现能指和所指的统一；而西洋楼遗迹过去的辉煌和现状，与上文“吊古伤今”情怀的载体具有相似性，这难免使人们将上述历史文化传统寄托于其上，使西洋楼遗址成为文化符号。
但另一方面，圆明园劫难的历史特殊性，又使得其政治文化内涵复杂化，文明冲突、民族耻辱、求新求变等新的要素借此体现了出来。
（二）西洋楼政治传播的传播者和接受者：
全民性和全球性
圆明园作为遗址公园，属于社会公共场所，社会大众对其接触较多；作为政治符号，在当下大力宣扬爱国主义和民族复兴的大背景下，西洋楼所承载的政治内容，得到了整个国家和民族全体认可。
一般来说，政治符号作为统治阶级实现其政治目标的手段，其传播内容必须得到民众的充分认可，才能达到鼓舞和动员的效果。
如今圆明园西洋楼的政治传播已经实现了全民共识，正处于意识强化和境外传播阶段。
其政治传播的主体早已超出了行政机构本身，全国各类媒体、教育和文艺工作者，乃至全体社会成员都已兼备了传播者和接收者的双重身份。
社会大众在政治传播的初期阶段还只是扮演接受者的角色，因为政治传播的发起需要强有力的传播媒介和社会公信力，这些硬件设备、资金、技术、影响力是普通民众难以拥有的。
但圆明园西洋楼的政治传播已经完成了初期阶段，情况就迥乎不同了。
作为一个爱国主义宣传基地，人们可以自主地去接触它，感受它所代表的一系列政治符号内容。
当然，在初次或前几次的接触过程中，社会大众依然是接受者的角色，但经过长时间的感知和思考，民众会对西洋楼代表的政治符号形成自己的认识，在加以整合后开始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这样社会大众也变成了政治传播过程中的传播者。
进入Web2.0时代后，借助博客、微博、微信、贴吧等自媒体以及无线上网工具，普通民众也拥有了随时随地自由发布任何信息的权利，他们将游览后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借助自媒体上传到互联网，再通过网络社区意见场和“沉默的螺旋”效应不断强化，其网络传播手段与圆明园的管理部门、政府部门官方的宣传活动相互配合，使得其政治内涵不断强化，
另外，西洋楼符号的政治传播近年来海外化趋势加强，借助于各类新闻事件的报道，其政治内涵逐渐被外国人所了解。
一般来说，政治符号只能存在于特定的社会文化氛围中，其政治内涵只能被特定的社会群体接受。
但目前一部分外国社会成员对其政治内涵中的爱国主义和民族因素也表现出一定的理解和接受。
这一方面是由于西洋楼在中西方外交中的特殊性，以及近年来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但另一方面这些人也有迎合中国民众心理以扩大在华影响力，以取得经济利益的考虑。
诸如在2013年法国皮诺先生家族向中方捐赠鼠首、兔首的新闻事件，且不论发起者的动机究竟如何，但至少其举措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和思考，反映出原本属于中国社会群体的政治符号的传播范围在逐渐扩大这一事实。
（三）西洋楼政治传播符号的具体内涵：
勿忘历史，发愤图强
西洋楼现在作为一处遗址公园，所传播的政治符号内涵，是让国民在不忘历史耻辱的基础上增强危机意识、改革意识，从而激励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促使其发愤图强、求新求变，共创“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不忘中国近代外敌入侵所遭受的耻辱。
作为遗址公园的西洋楼中破败的场景让国人牢记1860年英法联军和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对我国所犯下的累累暴行，不忘近代中国所受到的屈辱和民族的劫难。
当前中国社会成员尤其是青年人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化，对历史的熟悉度不断下降，对历史的解读角度更倾向于非主流。
在这种情况下，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统一，整合社会历史观念、推行主流价值观，以圆明园西洋楼为载体的政治宣传的作用日渐凸显。
2.不忘耻辱更应居安思危。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西洋楼遗址警示社会成员吸取清王朝闭关锁国、妄自尊大的历史教训，提高警惕，保家卫国。
当下我国虽处于和平时期，但却仍面临着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
国际方面，朝鲜半岛距中国咫尺之遥，形势错综复杂；与东邻日本在钓鱼岛主权争议上剑拔弩张；在美国推动下，我国南海领土争端愈演愈烈。
国内方面，台湾统一问题一直以来的悬而未决，以新疆暴力恐怖袭击为代表的国内分裂势力不断抬头。
所有这些都需要政府通过政治宣传凝聚共识、动员全社会力量，而西洋楼正是较好的宣传载体。
3.落后就要挨打。
西洋楼遗址警示民众应发愤图强，实现国强民富的政治目标。
当下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心任务仍是发展生产力。
只有在国力增强的基础上才可能切实地维护国家安全，才能在真正意义上避免民族耻辱的再现。
习近平总书记于十八大所提出的“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要求全国人民必须弘扬民族精神、凝聚全国力量，切实稳健地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
另外，当前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阻力不断加大，一是因为某些群体试图维护其固有利益，二是因为思维观念的陈旧落后。
西洋楼所反映的中西交流和民族屈辱的历史，无疑有利于推动国民思想的警醒和解放。
另一方面代表着民族耻辱的西洋楼遗址也时刻提醒着国人国力强盛的必要性。
（四）西洋楼政治传播的具体渠道和手段：
多样化、全方位
圆明园的政治传播无疑是中国政治传播领域的典范。
接下来简析一下圆明园的传播途径及手段。
1.首先从宏观角度分析一下圆明园的政治宣传体系。
圆明园的政治传播媒介形成了一个分工明确、相辅相成的严谨系统。
传播媒介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传递信息的工具和手段，如电话、计算机及其网络、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二是指从事信息的采集、选择、加工、制作和传输的组织或机构，如报社、电台和电视台等。
圆明园充分利用互联网新媒体的优势，建立了自己的官网、论坛，还注册了微博和微信的公共账号。
同时也与传统媒体保持良好关系，确保了自身在传统媒体领域的品牌形象并时刻做好危机公关的准备。
与此同时圆明园还成立了中国圆明园学会，这是由建筑、园林、历史、文物、考古、文学、艺术等多个领域的专家学者结成的全国性非盈利社会组织，扮演着政治传播中的策划者与智库的角色。
通过专题学术研究和宣传事件策划，使圆明园的政治宣传层次不断提高，逐渐科学化、合理化。
2.其次就是西洋楼景区的政治宣传途径。
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就是借助于遗址实体所进行的宣传。
作为遗址公园的一部分，西洋楼景区对全体社会成员开放，这与皇家园林时期对外封闭完全不同，保证了对全民政治传播的基础。
其重要性在圆明园的售票机制上也可以体现出来，西洋楼景区的参观权限需要在普通票上额外追加费用，但这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传播范围。
步入西洋楼风景区，游客可以通过宣传展牌了解当年此处的辉煌历史和所经历的历史浩劫，从而激发出民族自豪感和屈辱意识，在游览过程中无意识地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许多外地游客以旅游团的形式参观景区，导游结合现场环境的讲解可以起到比宣传文字更好的作用。
圆明园内还有专门的海外流失文物展览，免费对外开放，游客在观看文物复制品的过程中其历史责任感也油然而生。
此外，游客可以观看西洋楼原样模型，或在付费后观看使用3D技术重塑的西洋楼破坏前的壮丽景象，通过声、光、电的结合，使游客体会到圆明园破坏前后的巨大落差，由此达到潜移默化间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
此外，圆明园也与各中小学校、政府各级、各企事业单位密切联系，在公园广泛开展各类内容丰富、形式各样的主题活动。
如在“清明”、“五一”、“五四”、“六一”、“七一”、“十一”等节日，在圆明园西洋楼景区举行入党、入团、入队、入伍宣誓、重温入党誓词、成人礼、主题班会等活动，或在相关纪念日举办“学雷锋”、“祭先烈”、“党在我心中”等活动，将时代精神与历史氛围结合，结合西洋楼遗址宣扬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这类历史场景教育往往会收到事半功倍的宣传效果。
3.其次是以教科书为载体的教育途径，除政治传播外还有政治文化传承的作用。
例如，在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中就有一篇名为《圆明园的毁灭》的课文，文章简要介绍了圆明园的历史，重点突出描述了英法联军残暴、贪婪的侵略者形象。
老版初中近代史课本的封面选取了两幅图片，一幅是人民英雄纪念碑上“虎门销烟”的浮雕，另一幅就是圆明园西洋楼建筑遗址，课本主要内容为“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反抗”，西洋楼的代表性和典型性不言而喻。
在小学思想品德课本和初中、高中历史课本中都把“圆明园的焚毁”作为近代帝国主义侵略的象征加以重点讲解。
其具体政治传播手段为：
（1）在课本上同时展示西洋楼被毁前的繁华景象和惨遭浩劫后的断壁残垣的图片，通过对比突出英法联军的暴行，激发学生的爱国精神；
（2）选用一幅反映当时英法联军士兵疯狂抢掠、纵火的图画，一般是后人根据文献记载加以想象后绘制的，通过历史场景的再造和重塑，突出其野蛮、贪婪，强调其行为的侵略性和中国视角的历史屈辱性；
（3）一般要引用当时英法联军随军记者撰写的新闻报道，如小学课本引用法国《北方醒报》文章，初中课本引用英国《泰晤士报》。
记者作为事件亲历者，其通讯是圆明园劫难的第一手材料，显得更有说服力；而当时西方盛行的不厌其烦描写甚至夸大细节的报道方式，本意是为了满足受众的猎奇心理，在课本中则成为西方暴行的铁证。
（4）课本一般要引用法国文豪雨果的信件，除因为雨果在信中热情赞扬圆明园之壮美、猛烈批评英法联军暴行外，雨果作为法国人的身份更突出了他的良知以及对中国的同情。
（5）对历史事实进行选择，对英法联军的暴行详细介绍，对之后中国土匪、民众、军阀对圆明园的掠夺只字不提。
使用以上手段，凸显出英法联军暴行的残忍、卑劣不得人心，进一步警示国人牢记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勿忘国耻。
以教科书为载体，以教育为传播形式，使得圆明园的政治传播从小就渗透深入每个国人的心中。
4.针对西洋楼流失文物拍卖和回归的报道也是一种重要的政治传播形式。
流失文物媒体报道最多、传播影响力最大的是前几年的兔首鼠首拍卖事件。
当时《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新华网”、“新浪网”等主要媒体都对圆明园兽首铜像拍卖事件极为关注，大量媒体还进行了长期跟踪报道，消息、通讯和评论等新闻形式都有所采用。
此外，许多论坛、贴吧和博客等自媒体对其讨论也异常火爆。
显而易见，圆明园兽首拍卖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
不过，许多媒体的报道也存在值得商榷之处。
最明显的问题就是各大媒体普遍将兽首铜像视为“国宝”，并报道说这两件兽首铜像“总估价高达2亿元人民币”，有新闻炒作之嫌。
事实上，圆明园大水法中的十二生肖本身价值并不重大，其工本、工艺等并不特别，也就是喷水龙头而已。
相比现藏于北京大学的华表等圆明园文物，兽首工艺相对也比较粗糙，艺术价值并不高。
这里所说的估价，是指拍卖公司在对拍卖标的进行价值评估之后确定的可能达到的价格区间，而并非一定能够成交的实际价格。
这是媒体在对兽首铜像拍卖事件进行报道时出现的主要问题：
夸大了兽首铜像的实际价值，使公众产生先入为主的误解。
新闻媒体的报道，必须具有客观、理性、真实的基本原则，而上述报道显然有过度渲染和炒作之嫌，其目的则是为了吸引受众关注，调动起大众的爱国主义热情。
作为其结果和影响，媒体的报道明显提升了兽首回购的价格。
各大媒体对圆明园兽首铜像捐赠事件的广泛报道使其知名度进一步提升，“兽首铜像热”继续升温，兽首铜像更是身价倍增。
在更早些时候，中国保利集团高价购回虎首、牛首和猴首，澳门赌王何鸿燊高价购回马首，并将这些兽首铜像都无偿捐献给国家。
各大媒体普遍将中国保利集团、何鸿燊的举动视作义举、爱国之举，作为爱国榜样予以大力赞美和颂扬，显得有些煽情。
这几件圆明园兽首铜像也因此开始被人冠以“国宝”的称谓，并经过各大媒体的报道而广为人知。
而另一方面，各大媒体对当年英法联军的暴行以“旧闻新知”的方式不遗余力地揭露和批判，各种“更真实”、“更刺激”的历史回顾使人眼花缭乱。
对眼下法国佳士得公司的拍卖行为则冠以“二次掠夺”的罪名，一边倒地展开批判，使用漫画等形式对其形象加以扭曲和丑化，称其为“强盗的子孙”。
但实际上，目前圆明园海外流失文物绝大多数持有者都是以合法手段购得并拥有文物的，且与当年英法联军军人并无直接血缘关系，如此渲染，确实有失偏颇。
从某种意义上讲，圆明园兽首铜像的价格之所以能够从1985年的1500美元疯涨到2009年的1400万欧元，与媒体的广泛报道、公众的密切关注，以及由此激发的爱国热情是密不可分的。
虽然媒体对非法流失文物交易的报道确实引起了公众对流失文物回归问题的广泛关注，也有助于文物保护理念和文物法治观念的树立。
但就传播的实际效果而言，媒体的这类报道却在客观上造成了非法流失文物价格的大幅度攀升，西方某些文物公司趁机大发中国“爱国财”，这无疑大大增加了流失文物回归的难度。
5.影视也是重要的政治传播手段，而关于圆明园的影视作品也为数不少。
其中以电影《火烧圆明园》和数字科教记录片《圆明园》为代表。
《火烧圆明园》作为历史题材的电影，由李翰祥执导，拍摄于1983年。
其主要内容为两个方面：
一是以咸丰皇帝和慈禧的感情经历为线索还原咸丰皇帝的奢靡生活，二是真实再现1860年英法联军攻克北京后在圆明园的烧杀抢掠、纵火焚毁的暴行。
相对近年来拍摄的“清宫戏”、“穿越剧”，这部影片的历史真实性和还原度更高，相对也更严肃。
电影中对咸丰皇帝声色犬马的荒淫生活、英法联军的凶残贪婪进行了高度还原和重塑，刻画得生动逼真，由此表达出希望后人吸取咸丰皇帝的教训，发愤图强、励精图治；以及牢记英法联军暴行和历史屈辱，勿忘国耻的内涵，通过影视手段产生的政治传播效果要远远超过文字、图片。
但影片中缺乏对西洋楼的艺术再现。
制作与2006年的《圆明园》与《火烧圆明园》相比完全不同，作为使用3D技术的大型数字历史纪录片，它的主要内容是通过还原圆明园被毁前的繁荣景象，与今天园内一片断壁残垣相对比，以此表现出记录历史、反思历史的主题。
《圆明园》成功再现了举世珍宝“万园之园”的绚丽多姿，第一次全景式地讲述圆明园的历史和真实的皇家生活。
在电影中着重对西洋楼景区进行了介绍，向观众详细展现了西洋楼的主要建筑、建造初衷、设计人员、建造过程和最终效果，给人以身临其境的美感，观众通过今昔对比在不知不觉中时而感叹赞美，时而扼腕叹息，从而达到历史教育、爱国宣传的目的。
影片解说词文句优美，娓娓道来，具有很高的观赏性和艺术价值，将美学追求和爱国主义教育自然地结合在一起。
（五）政治传播的效果分析：
强化、传承、对外传播
圆明园西洋楼遗址作为一个政治符号，经过几十年潜移默化的政治传播，其政治内涵已经被全体社会成员所接受，形成一种社会共识。
现在几乎所有中国人只要一提起圆明园，进入大家脑海的一定是西洋楼景区远瀛观和大水法那一片断壁残垣的凄凉景象，紧接着就是它所代表的勿忘国耻、发愤图强、立志为实现民族复兴而努力奋斗的政治内涵。
形成社会共识会更利于进行政治传播和政治动员，从而达到操纵民众情绪、实现政治动员的目标。
基于圆明园西洋楼的政治传播，在达成社会共识后，已经进入了观念强化的阶段。
对于圆明园的破坏，以英法联军为代表的外国侵略者确实应负最主要责任，但此后中国民众的麻木不仁和小偷小摸、各类土匪地痞的明偷暗抢、军阀政客于光天化日下的掠夺，同样触目惊心。
对圆明园西洋楼遗址附加政治内涵、对历史加以选择性的讲述和强调，其结果是大众心理的一再强化，一般社会成员对符合其政治传播内涵的宣传报道习以为常，会觉得理所当然；而对与自身印象、传统观念有出入的报道则会采取选择性关注、选择性理解、选择性记忆的方式，或对其视而不见，或通过批驳和批评的方式加以否定，以维持自己已经形成的共识和对这段历史的基本认识。
在许多论坛和贴吧中，出于“意见场”和“沉默的螺旋”效应，与在圆明园相关问题上主流意见不合的声音很难有机会充分展现出来，即使表达出来后也会遭到大家“群起而攻之”，最终被迫保持沉默。
另外就是其宣传效果的传承性。
对于西洋楼遗址的政治传播，其主要受众之一就是青少年，尤其是未成年人，其中以小学生为重中之重。
在小学语文课本中的课文、思想品德中的历史部分，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