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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的语文现代化理论与实践
周有光的语文现代化理论与实践-汉语言文学
周有光的语文现代化理论与实践
赵贤德
摘 要：
周有光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语文现代化从理论到实践进行了探索：
汉语拼音方案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有利于汉语、汉文化走向世界；汉字改革的理论与探索，首创了现代汉字学学科；中文信息处理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有利于中文信息化和语文现代化。
周有光为中国语文现代化作出了杰出贡献。
关键词：
周有光语文现代化
周有光先生现已109岁高龄。
他本是经济学教授，1955年被派往新成立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因为要服从分配，就此改行。
20世纪20年代初期，周有光先生业余写过几篇有关语文的文章，提出一些新观点；30年代，周有光业余参加拉丁化运动，写过一些有关改进拉丁化的文章：
这就是周有光被派往文改会工作的原因。
周有光认为，二次大战后，新独立的一百多个国家，都有语文建设问题，有的需要规定国家共同语，有的需要设计国家通用文字；文明古国也要更新语文。
例如日本战后实行语文平民化，印度制定国家共同语和邦用共同语。
国外兴起一门新的学问，叫作“语言计划”，这跟中国的“文字改革”名异而实同。
“文字改革”包括语言问题，“语言计划”包括文字问题。
文字改革或语言计划，又称“语文现代化”。
周有光先生对语文现代化作了精确的概述，语文现代化是一个过程，具体包括：
1.语言的共同化；2.文体的口语化；3.文字的简便化；4.注音的字母化；5.中文的电脑化；6.术语的国际化。
几十年来，周有光先生一直在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征途中苦苦探索和追求，为中国语文现代化呕心沥血，主要领导或参与领导了几项重大的语文现代化工作。
我们认为，周有光对语文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汉语拼音方案的理论与实践
解放初期，中国政府以扫除文盲作为建设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
要实现文化普及，必须进行文字改革。
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提出三项文字改革的任务：
1.简化汉字；2.推广普通话；3.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
[1]具体怎么操作呢？
文字改革委员会下设两个研究室，第一个是拼音化研究室，周有光担任主任，招牌为“第一研究室”，因为拼音化之外还有别的事情要做；第二研究室是汉字简化研究室，主任是曹伯韩。
周有光对汉语拼音方案进行了长期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摸索，主要工作如下：
（一）提出普及普通话的两项标准
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把国语改称为“普通话”，将“普通话”定义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会后成立了“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周有光是委员之一。
周有光提出了普及普通话的两项标准：
1.全国学校以普通话为校园语；2.全国公共活动以普通话为交际媒介。
当时这个标准的提出是富有前瞻性的。
（二）为字母形式的选择提供理论准备
起初，“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下称“文改会”）在字母形式的选择上遇到了困难。
1918年公布的“注音字母”（后改称“注音符号”）不便于国际交流；1928年公布的“国语罗马字”拼写太烦琐，难以推广。
“文改会”决定研究制订更加适用的汉语拼音方案，为此专门成立“拼音方案委员会”，共有15人。
其主要工作都是由周有光负责的研究室承担的，而草案的制定者只有叶籁士、陆志韦、周有光，周有光是主持这个研究室的，所以很多事情都是周有光做的[2]（P113）。
当时的拼音方案委员会详细研究了方案的原则和技术问题，包括：
1.字母形式问题。
究竟是采用民族形式还是国际形式，在当时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因为委员会中有一股强大的势力支持民族形式。
2.语音标准问题。
究竟是像老国音那样执行人为标准，还是像新国音那样执行自然标准，普通话如何吸收方言等问题。
3.音节拼写法问题。
究竟是采取双拼形式，还是采用音素化形式，如何进行字母标调，或者是否标调等。
4.字母的具体安排问题。
比如声母“基、欺、希”的安排；舌尖前后元音的安排；双字母的减少；新字母的取舍等。
这些在当时都是非常实际的技术问题。
（三）提出“三原则”与“三不是”
在字母形式选择的问题上，当时争论很激烈，周有光力主采用拉丁字母形式。
为了说服拼音方案委员会成员，周有光写了一本小书《字母的故事》，将十分复杂的问题用高度精炼的语言表述出来，明确提出了“汉语拼音三原则”：
1.拉丁化；2.音素化；3.口语化。
即语音是根据规范的口语普通话，音节采用双拼或三拼，用音素（音位）化的四拼，字母用国际通用的拉丁字母。
并从反面阐明汉语拼音方案有“三不是”：
1.不是汉字拼音方案，而是汉语拼音方案；2.不是方言拼音方案，而是普通话拼音方案；3.不是文言拼音方案，而是白话拼音方案。
周有光将这些观点写成文章，发表在香港《语文杂志》和其他刊物上，具有较大影响。
正是当年有一批周有光这样力主采用拉丁字母的知识分子的坚持，才有了今天方便使用的汉语拼音字母。
（四）推动汉语拼音方案走向世界
汉语拼音方案经过三年的反复研究方才完成。
当时从原则问题到技术问题，都经过十分慎重的考虑。
在1958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公布实施。
1982年，汉语拼音方案得到“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成为书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7098）。
周有光说，汉语字母的创造是一个长期的演进过程：
从现成汉字（三十六字母）到变异汉字（注音字母），从民族形式（注音字母）到国际形式（国语罗马字），从外国方案（威妥玛方案）到本国方案（国语罗马字），从内外不同（国内用注音符号，国外用国语罗马字）到内外一致（国内国外都用汉语拼音），从国家标准（1958年国家公布拼音方案）到国际标准（1982年ISO通过拼音方案为国际标准）。
现在全世界学汉语的人都在用汉语拼音，汉语走向世界非用汉语拼音不可。
外国人要学习汉语，首先要学会使用汉语拼音。
汉语拼音将汉民族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功莫大焉！
（五）主持制订《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
“汉语拼音方案”是以音节为单位的拼写法规则，没有规定分词连写法。
方案公布之后，周有光先生进一步研究以语词为单位的“正词法”。
正词法的基本内容主要是：
分词连写法、外来词拼写法、同音词分化法、文言成分处理法、略语表示法和缩略法、标调法、大写字母用法、标点用法和移行法等八个方面内容。
经过多年的推敲，形成《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在1988年公布。
为配合正词法，周有光先生从50年代开始主编《汉语拼音词汇》，经过两次修订再版，1989年又出版“重编本”。
《汉语拼音词汇》的特点是，正文以语词为单位，采用纯字母排列法，使同音词都排列在一起，现在已经成为中文电脑的词库基础。
目前，拼音输入法的很多技术问题都是坚持了《正词法》的结果。
（六）推动汉语拼音进教材、进辞书和进电脑
汉语拼音从1958年秋季起，已经成为中国大陆小学的必修课，中文辞书（例如《现代汉语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等）都用拼音字母注音和排列正文，电脑输入中文的新技术采用“从拼音到汉字”的自动变换法。
我国语文政策规定，拼音是为辅助汉字设计的，可以做汉字不便做和不能做的各种工作，但并非取代汉字的正式文字。
“拼音”不是“拼音文字”。
所谓“拼音化”有广狭二义：
狭义指作为正式文字，广义指任何的拼音应用，包括给汉字注音，拼写普通话，在电脑上应用等等。
广义的“拼音化”已经广泛推行。
周有光说：
“汉语拼音方案花了三年工夫，现在应该说是成功了，全世界都在用这个方案。
”[2]（P115）“这件事情应当说很复杂，搞了三年才成功。
人家跟我开玩笑说：
‘你们几个字母搞了三年。
’现在想来，花了三年功夫很值得，把所有的问题都彻底解决了，一点也不马虎，今天人们提出的任何问题，都是过去研究过的。
”[3]（P241）今天计算机进入千家万户，中国本土手机达到近十亿部，汉语拼音作用更加凸显。
由此可以更加肯定地说：
《汉语拼音方案》是一座现代化的文化桥梁，它一方面方便人民大众走向文化，另一方面方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3]（P241）
二、现代汉字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一）界定文字改革的含义
关于什么是文字改革，周有光认为，语文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跟随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
社会长期停滞，语文也就停滞不前；社会急剧变化，语文也急剧变化。
秦并六国，发生“书同文”变革；辛亥革命，发生白话文和国语运动；在西欧，文艺复兴之后各国创制民族语文；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掀起文字改革。
语文变化，可以是无意识的，可以是有意识的。
有意识和有计划的变化，称之为文字改革。
[4]（P5）也就是说，文字改革要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有意识有计划地进行，否则很难成功。
（二）解释文字改革的动力
对文字改革的动力，周有光先生用极其简短的语言进行了归纳总结。
他说，文字改革运动有三个方面：
1.群众的文改运动（主张有的激进、有的稳健，有的成熟、有的幼稚）；2.学者的文改研究（钻研较深，主张不一，重理论而轻实用）；3.政府的文改政策（各个时期有统一的规定）。
辛亥革命以来，文字改革逐步前进，但是没有长远规划，缺少理论指导。
这里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出周有光对语文现代化过程中发生的事情非常善于用最精炼的语言进行概括和浓缩。
（三）推动汉字改革进课堂
由于周有光在汉字改革方面的突出成就，所以在1958年秋季周有光被北京大学中文系王力教授邀去开讲一门“汉字改革”课程。
周有光借此机会把清末以来文改运动的历史经验整理一番，从中归纳出一些原则，希望使文字改革成为一门可以言之成理的系统知识。
周有光的这一努力在当时是一种新的尝试，引起了广泛关注。
后来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又邀请周有光再次开课。
周有光将讲稿整理成《汉字改革概论》一书，这本书后来多次再版，并且翻译到国外，影响较大。
（四）文字学和语言学相结合
文字改革对语言学和文字学提出许多新问题。
文字改革一定会涉及到语言问题。
例如，关于国家共同语：
共同语的词汇基础和语音标准问题；异读词的读音规范化问题；词与非词的界限问题；语词的结构问题等。
关于汉字：
汉字和语词的使用频率问题；汉字的分层应用问题；同音字和同音词问题；简化和繁化问题；声旁的有效表音功能问题；现代汉字的部件分解问题等。
此类新问题的提出，扩大了语言学和文字学的研究范围，使文字改革从感性知识向理性知识前进。
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将语言学和文字学联系起来，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因为将语言学和文字学分开来进行研究恐怕无法进行文字改革。
周有光对这两个方面都有研究，所以他很自然地就将语言学和文字学联系起来。
他的专著《汉字改革概论》是“文改运动”跟文字学、语言学相结合的第一本书[2]（P116）。
而与周有光同时代的语言文字学家们要么只精通语言学，要么只精通文字学，而能够将语言学和文字学很好地结合起来的，周有光算是最佳人选。
比如关于同音词问题，周有光先生认为同音词是语言问题，不是文字问题。
在文字上分化同音词，汉字可以做到，拼音也可以做到，但是这只能使“同音词”变为“异形词”，不能使“同音词”变为“异音词”。
同音词依旧是同音词。
周有光提出，同音词有“四不是”：
1.不能单独成词的同音汉字不是同音词；2.异调同音不是同音词；3.文言古语同音不是现代汉语的同音词；4.语词和词组同音不是同音词。
除去“四不是”，同音词的数量就没有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多了。
语言有分化同音词的能力；在传声技术时代，这一能力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上世纪50年代把“炎症”和“癌症”的读音分化，把“初版”改为“第一版”，同“出版”相区别，这是成功的例子。
在“异读词”的审音工作中，区分了更多的混淆不清的同音词。
关于形声字的表音功能问题，周有光在分析《新华字典》和若干报刊文章之后，发现现代汉字（约7000字）中“声旁的有效表音率为39%”，如果要区别声调，有效表音率不到五分之一。
周有光写了论文《现代汉字中声旁的表音功能问题》（1978）和一本小书《汉字声旁读音便查》（1979），说明“秀才识字读半边”根本靠不住。
古人造字，只求声旁读音近似，不求读音准确。
读音的历史演变，使声旁大都失去了表音功能。
声旁表音只有“近似性”，这是中外古典文字的共同现象。
在大约7000个现代汉字中，有基本声旁545个（不同字典数目略异），其他是滋生声旁。
在现代汉字中，能独立成词的“词字”占三分之一，不能独立成词的“词素字”占三分之二。
“词字”数量有相对稳定性。
这些数据有多方面的实际作用，但是还要进一步研究核实。
在比较多种现代汉字的使用频率之后，周有光提出了“汉字效用递减率”：
最高频1000字的覆盖率大约是90%，每增加1400字覆盖率只提高大约十分之一。
这个规律给减少汉字的字量研究提供了统计依据。
周有光将语言学和文字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为汉字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持。
（五）首创现代汉字学学科
中国传统汉字学研究的形音义的历史演变，实际是“历史汉字学”，是用来看古书的，跟当前生活完全没有关系，这是很不正常的。
为了当前应用的需要，周有光提出要从历史汉字学中分出一个分支，叫作“现代汉字学”，研究现代汉字的现状和应用问题。
1980年周有光发表论文《现代汉字学发凡》。
不久，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开设了“现代汉字学”课程，并且编写出版了几种现代汉字学的专著。
其实，现代汉字学的研究在民国初年就萌芽了。
当时提倡：
废除反切，用字母注音；简化汉字；改进查字法；用统计方法研究小学用字问题。
周有光在《现代汉字学序言》（1993）中说：
现代汉字学是“播种于清末，萌芽于五四，含苞于战后，嫩黄新绿渐见于今日”。
周有光之所以提出现代汉字学，主要是因为他在美国生活过，认为美国的特别之处就在于每一件东西都跟当时的生活结合起来。
这一点跟中国不一样，中国的许多东西是为古代服务的，不是为现代服务的，这是中国的传统。
周有光就是要将现代文字改革变成一门学问。
汉字简化从1956年的《汉字简化方案》（515字）类推，成为1964年的《简化字总表》（2235字）。
在7000个现代汉字中，三分之一是简化字，三分之二是没有改动的传承字。
根据小学教师的经验，简化的好处是”好教、好认、好写”。
简化字的清晰性在电视上极为明显。
王羲之的书法中有三分之一是简化字，简化无损于书法。
但是简化的好处不宜夸大。
学习汉字的困难主要在字数太多。
我们要尽量减少汉字字数，日本汉字就控制在1945个字，我们要向日本学习。
汉字有一个很大的弊端“出生不上户口，死了不销户”，再加上各种繁体字、异体字等，造成汉字总量究竟有多少几乎没有人搞得清楚。
这些都是现代汉字学学科要研究的东西。
三、中文信息处理的理论与实践
（一）界定中文信息处理的含义
周有光先生认为，中文信息处理，就主要功能来说，就是在电脑或打字机上，输入和输出汉字文件（文章、书信、资料等），对文件加工、贮存、检索和打印；跟激光排印机联系，进行排字和印刷；跟远距离的电脑和电子打字机联系，进行文件的传输。
[4]（P405）
（二）分析汉字输入的三个阶段
周有光认为，输入汉字的技术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1.整字输入法；2.拆字编码输入法；3.拼音输入法。
整字输入法是最初阶段的汉字输入法，现在不用了。
在中国设计出笔画和部件的编码输入法的时候，许多人欣喜若狂，为汉字庆贺！
形成“万码奔腾”的局面，这种情况并不是好事，因为真正的好的输入法一种就足够了。
周有光非常看好第三种输入法，即拼音变换输入法，这种方法是输入拼音，以语词（包括词组、成语和语段）为单位，自动变换成汉字，叫作“拼音/汉字变换法”，简称拼音输入法。
目前在中国大陆很有市场，广大的手机用户、电脑用户，一般都使用拼音输入法。
（三）探索汉语汉字输入法的内在规律
周有光先生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设计了一种“拼音加部首”的音形编码，发表在《电报拼音化》一书中。
后来逐渐转向研究无编码的“拼音/汉字”自动变换法，发表了几篇论文，其中一篇是《汉语的内在规律和汉字的内在规律：
中文输入法的两种基本原则》，其核心内容就是输入拼音、输出汉字。
周有光认为汉语的内在规律可以用来改进中文输入法。
1.语词规律：
汉语是以词为表意单位的，大多数的词是双音节和多音节，还有词组、成语、语段、固定名称等等，可以作为输入单位，应尽量避免以单个汉字作为输入单位，实行“以词定字”。
2.频度规律：
按照语词的出现频度，实行“高频先见”。
如果这不是当时的需要，可以选择出需要的词或字，使电脑记好，实行“用过提前”。
只需选择一次，无需选择第二次。
3.语境规律：
常用而又易混的单音节虚词，例如量词，可以利用上下文的“语境”原理，设计智能化的软件，自动调整。
4.声韵规律：
利用声韵两分法及其搭配关系，可以把全部声母和韵母安排在26个字母键盘上，实行音节双打（双打全拼），提高效率。
诸如此类的汉语内在规律是中文电脑智能化的依据。
在今天，这些认识已经成为许多人的常识。
在拼音变换的中文电脑上，输入规范的白话文，只有大约百分之三需要进行同音选择。
周有光说，拼音变换对学过拼音的小学生来说，不需要另外学习。
这是普及中文电脑的一个关键性的步骤。
（四）提出科技术语和译名的现实问题
科技术语和译名问题是文字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把这方面的工作交给单独的机构来负责，所以不列入文字改革工作的项目中。
用字母文字的国家在引进新术语的时候，毫无例外都采用原样介入的方法。
这就是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一般称为“术语国际化”。
日本原来跟中国一样，采用“意译、单音节化、创造新汉字”的翻译方法，后来改为利用片假名直接音译外来术语。
中国现在的方法是“意译为主、音译为辅”。
意译的好处是容易为群众所理解，但是缺点很明显。
“一名之立，旬月踟躇”“一名之定，十年难期”。
在时间上难于追赶先进，也不利于阅读国外科技文献。
周有光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法，叫作“术语双语言”。
对一般群众采用意译，这是较少的常用术语。
对专业工作者采用术语国际化，方便追赶科技的迅猛发展。
周有光发表《文化传播和术语翻译》等论文，说明“术语双语言”的必要性。
（五）提出全球化时代的双语言思想
今天，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如果不能参与国际竞争，就有落后和失败的危险。
要想参与国际竞争，在语言上需要学习事实上的国际共同语——英语。
我国原来实际上推行“方言或民族语和普通话”的双语言，现在需要再加上“普通话和英语”的双语言，否则中国人无法走出中国并参加国际活动。
“改革开放”需要两个“双语言”，这是时代的需要和发展的需要。
周有光发表了《双语言时代》，说明这个时代的语言需要。
全球化已经不是少数人的梦想，而是真的向我们走来了。
（六）展望“语文现代化”的国际大趋势
“文字改革”或者“语言计划”这些说法，有时容易造成误解。
周有光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就改说“语文现代化”。
有人说，“语文怎么也能现代化？
”其实，“语文现代化”这个说法在国际上早已通行。
例如：
1967年在马来西亚举行“亚洲语文现代化”国际学术会议，到会的有亚、欧、美等许多国家的学者，这时候中国还没有开放对外学术交流，所以中国没有人参加。
1983年在夏威夷举行“华语社区语文现代化和语言计划”国际学术会议，简称“华语现代化”国际会议，中国大陆参加者有周有光等六人，台湾参加者有五人，此外有各国的学者。
语文现代化不是中国特有的工作，而是一种世界性的工作。
这一点要使国内更多人知道，以利于中国语文的改革开放。
关于中文信息处理的现代化的问题，周有光曾经语重心长地说：
我们在失去了一个大众化的打字机时代以后，不能再失去一个大众化的语词处理机时代[5]。
真正消灭差距，追回失去了的时代，出路很有可能就在于采用“拼音转变法”。
事实证明，周先生关于“拼音转变法”的研究完全正确，充分显示了科学研究的预见性和巨大的社会效益。
在今天，除了专业录入员使用编码输入外，绝大多数人使用中文电脑时用的都是拼音转变法。
周有光先生的意见使我们少走了弯路，加快了进入中文信息处理的新时代。
（本文是江苏理工学院基础和应用基础课题“周有光先生对中国语文现代化的贡献”[课题编号：
KYY12047]的阶段性成果；是常州市历史文化名城建设软件工程项目“常州人对中国语文现代化的贡献”[项目编号：
14]的阶段性成果。
）
参考文献：
[1]周恩来.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N].人民日报，1958-01-01.
[2]李怀宇.周有光百岁口述[M].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3]陈光中.走读周有光[M].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
[4]周有光.周有光文集[M].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
[5]王珺，杜永道.周有光：
105岁的语文工作者[N].中国教育报，2012-04-23.
（赵贤德江苏常州江苏理工学院中文系21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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