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之春四十周年祭上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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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之春四十周年祭上篇
“布拉格之春”四十周年祭（上篇）
一
1968年8月20日晚11时，距捷克首都布拉格市中心仅6公里的鲁津机场，值班人员突然接收到一架刚刚飞临的苏联民航客机发出的信号：
由于机器故障，要求允许紧急降落。
机场人员准许了这一要求。
客机安全降落后，直接开到机场指挥塔附近。
值班人员惊讶地发现，从飞机上下来的不是被事故吓坏了的旅客，而是几十名挥动着手枪的突击队员。
机场指挥塔被占领了。
仅过了几分钟，装载着坦克的苏联安东诺夫式巨型运输机群的第一架，在突击队员的指挥下降落了。
这支空降坦克部队，在苏联驻捷大使馆小车的引导下，以35英里的最高时速冲进了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包围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驻地党中央大厦。
此时，已临近午夜，捷共中央主席团正在开会。
占领军冲进捷共党中央大厦，扣押了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捷共第一书记亚?
杜布切克，国民议会主席斯姆尔科夫斯基；政府总理切尔尼克也在政府所在地被捕。
8月21日早晨，当布拉格人走向街头时，这个城市已经掌握在外国军队手里。
这种情况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也同样发生，捷克斯洛伐克在没有任何反抗的情况下被全面占领了。
占领军是由苏联国防部副部长、陆军司令巴甫洛夫斯基将军指挥的华约部队的24个师。
它由5个国家的部队组成――16个苏联师，3个波兰师，两个东德师，两个匈牙利师，一个保加利亚师。
全世界的焦点都投向了捷克斯洛伐克，并得知苏联军队是为“布拉格之春”而来；于是，全世界都在追问，什么是“布拉格之春”？
捷克斯洛伐克人在1968年春天到底干了什么？
二
在东欧，几乎每一次动乱都是在斯大林式的统治松动时发生的：
1953年斯大林去世，有了东德的造反；1956年，斯大林被赫鲁晓夫批判，则有了波兰和匈牙利的动乱。
这很说明问题：
动乱和造反是针对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的！
只有捷克斯洛伐克是平静的、稳定的。
在那里，一个斯大林式的统治，在斯大林去世之后还能相安无事地继续了10多年：
布拉格有世界上最大的斯大林塑像，在赫拉德强尼城堡（总统府，历代波希米亚国王的王宫）仍然居住着捷克的斯大林――诺沃提尼。
这位兼任着总统的捷共第一书记，是斯大林的真正崇拜者。
他处处模仿斯大林：
给自己设计了一套和斯大林一样的元帅服，经常拿着一个斯大林式的大烟斗。
这位锁匠出身的总统能占据这样的高位，是靠他在50年代初的大清洗中的积极和狂热。
政治清洗是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和支柱。
就像斯大林以枪毙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开始，然后将政治恐怖遍及全国一样，东欧各国也是从党内最高层的清洗开始，以全国性的政治恐怖为最终目的。
捷克斯洛伐克从1950年开始政治清洗，到1952年12月3日以捷共总书记斯兰斯基、外交部长克列门蒂斯以及其他9名政府部长被绞死而达到高潮。
诺沃提尼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步是在这个时间迈出的：
他得到了被绞死的斯兰斯基留下的空缺――捷共总书记。
诺沃提尼才疏学浅，但他统治这个国家并不困难，在政治恐怖之后，他可以任意推行各种政策――正确的或是不正确的――而不用担心有人反对；再说，一个庞大而健全的官僚机构已经构建起来，要操纵这个机器只需要权力而不需要能力。
这个表面上安定的国家，没有游行示威，没有大规模的罢工，没有颠覆政权的反革命活动；所有的舆论工具都宣传着令人放心的内容――党和领袖的英明和取得的伟大成就。
可是在这种稳定和太平盛世的宣传声中，没有受到反对和监督的官僚政权的腐败和特权所造成的灾难却是巨大的。
极端的官僚政治和集权式经济管理，已经使诺沃提尼政权脱离了社会主义目标。
20年的极权统治之后，官僚的腐败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
围绕在诺沃提尼这位总书记周围的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信徒，而是权力的信徒。
在这个权力结构中心，起作用的不是能力和党性原则，而是取决于当权者在下面有多少亲信，在上层有多大的靠山。
这些人过着贵族式的腐化豪华生活，他们的月工资可以高到2.5万克朗，相当于全国平均工资的20倍。
而工资还不能说明问题，因为他们的几乎所有开销――香烟、食品、饮料、汽车、别墅、出国旅游都是由国家开销的。
非法的贪污腐败和合法的特权等级所造成的政权危机已经十分深刻，但对于政治感觉迟钝的诺沃提尼来说，算不了什么问题。
经济衰退才是诺沃提尼能感觉到的伤痛。
官僚主义国有化，使捷克这个在战前就是工业发达的国家每况愈下：
效率低下，技术落后。
1963年工业生产总值较上年下降3％，农业生产总值下降7.5％，生产性国民收入下降2％；同时，由于忽视农业、轻工业，造成消费品供应不足，并导致通货膨胀。
它的灾难性后果是农业生产水平低于战前，工人实际收入下降，人民普遍不满，工厂出现骚动。
在这种形势下，连最不愿意承认问题、最害怕破坏了政策稳定性的诺沃提尼也感到了头疼。
于是他采取了这样的策略：
抓紧权力，放开经济。
三
诺沃提尼要实行经济改革还有另一原因：
他是崇拜赫鲁晓夫的――就像他曾经崇拜过斯大林一样。
斯大林搞政治恐怖，他也搞政治恐怖；赫鲁晓夫搞平反，他也搞平反；赫鲁晓夫搞经济改革，他也不妨一试……
诺沃提尼的改革严格地限制在经济领域。
1964年，45岁的希克教授是被选中来拯救濒临崩溃的经济的主要人物。
这位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会主席是一位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经济学家。
在“布拉格之春”期间，他是改革的主要设计人之一，曾任改革派政府的副总理。
苏联出兵后，他流亡国外。
在既要进行经济改革，又不能对现有的政治体制有任何触动的两难处境中，经历了两年的犹豫、拖延，希克教授于1967年1月将自己起草并由主席团通过的“新经济模式纲领”正式实施。
在诺沃提尼时代，希克教授可以做到的，仅仅是扩大企业权限，更多地运用市场机制。
纲领的重点是“建立市场经济，自发调节供求关系而不是人为地去规定供需；对工业实行分散管理；对企业实行物质刺激”。
这些措施即便在当时来说，也无多少新意，赫鲁晓夫这么尝试过，而南斯拉夫一直就遵循着这样的经济方针。
除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层层阻挠，改革措施大多没能实施外，即使得以实行的部分也适得其反――扩大了的企业自主权，只是加大了国企领导人权力，而没能改变工人的处境、提高工人的主人翁地位和生产积极性；另外，有了自主权的企业片面追求利润，盲目生产，使一些获利多的产品大量积压，而某些人民需要的产品却因获利少而减少了；有的企业利用价格下放，趁机哄抬物价，牟取暴利。
工厂仍然是老样子：
“冷漠的工人不听领班工长，领班工长不理厂长，而厂长则用谎言来欺骗布拉格的部长们”。
几年的折腾和失败使捷克斯洛伐克人明白了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
改革设计不能交给官僚去执行，因为这些人关心的不是社会主义，不是社会利益，而是自己的权力和利益。
希克教授等人也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
“经济改革没有政治上的改革配合，就不能发挥作用！
”于是，希克教授等学者开始将注意力转到政治解决上，呼吁政治改革的迫切性。
这一切都发生在“布拉格之春”之前，可以说，“布拉格之春”不是因为保守和拒绝改革所产生，而是一场不彻底的、失败的改革所引发出来的更深刻的革命。
四
从1964年改革开始，捷克斯洛伐克人就焦急而又理智地关注着改革形势。
他们愿意将信任交给学者，让他们有时间精心设计，他们愿意将耐心给予官方，让政府有时间稳步实施。
这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成熟――1956年的匈牙利悲剧记忆犹新，他们不希望狂热、暴力、流血来干扰他们的目标。
捷克斯洛伐克人认真地了解希克教授的改革思想，也仔细地阅读科学院28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统计学家、历史学家和物理学家联合发表的关于改革的意见书《处在十字路口的文明》。
这份报告是在科学院哲学所拉多万?
利赫塔博士领导下，对捷克社会各方面的问题进行综合调查研究的结果。
学者们为确立新的目标而忙于改革设计。
作家们则带着人民的不满和焦虑去批判旧的政治体制。
1967年6月27日捷克斯洛伐克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召开，有400多名作家出席。
党的代表团也相当庞大，它由捷共中央主席团成员、负责宣传和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亨德利赫带领。
代表团成员包括了教育部长、文化部长和新闻部长。
加上强烈的政治情绪和政治性极强的会议议程，这次作家代表大会的政治影响不低于一次党代会。
率先发言的是党员作家昆德拉。
他选择了自由与专制、人道与非人道的题目。
昆德拉对坐在主席台上的文化官员说：
“当我们谈到自由的时候，有些人就会感到不舒服，他们会说：
任何自由都是有限度的。
当然，任何自由都要受到种种限制。
但是没有哪一个进步的时代曾经为自己的发展规定过限度……只有在我们这里则不同，把维护禁区看做是比冲破禁区更大的美德。
”
昆德拉还对斯大林主义的虚伪性和它的反人道实质作了深刻的思考。
他说，他不把法西斯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相提并论，前者并不存在道德问题，它没有人道主义的面具，我们很容易对它加以识别和反对。
但斯大林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继承者，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运动的继承者，它保留了这个运动的许多理论、观点和口号。
而实际上，“这样一个人道主义运动正在走向相反的歧途，正在摈弃人类的种种美德，正在把爱护人类改变成残害人民，把爱好真理改变为指责真理……”
正因为作家们能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人道主义原则给予肯定和呼唤，在后来的“布拉格之春”中，政治家才能勇敢地把人道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实现“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作为改革的目标。
接着，一位作家在大会上宣读了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上个月写给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信。
索尔仁尼琴的信主要是控诉审查制度的。
他说：
“审查制度像石头一样压在我国头上，迫使我们的作家服从那些不学无术的官吏的胡作非为……”
他也指责苏联作家协会说，“它自己就是最大的毁损者之一，它怯懦地将600名无辜的作家置之不顾，这些作家遭到迫害，被放逐、监禁、关进集中营，甚至死亡。
”
冲破的禁区越来越多了。
反专制主义，要人道精神；反审查制度，要文化、新闻自由的呼声成了这次大会的主旋律。
捷共代表团团长亨德利赫上台发表了一篇尖锐谴责的讲话，训斥这些越轨、造反的作家。
然后，团长愤怒地拂袖而去。
大会继续进行，并达到高潮――尤其是国家文学奖金获得者，41岁的党员作家卢?
瓦丘利克的大会发言。
瓦丘利克一开始就把政治恐怖和专制统治所造成的社会现实描绘出来，并痛心地宣称在这个社会里已经没有公民了。
他说：
“政府倒下去，公民就重新站起来。
反之，在政府长期站立的地方，公民就倒下去。
”
瓦丘利克认为，一些平庸无能的人能行使权力，并构成这个社会的权力中心。
他说，“得到信任的人是那些俯首帖耳的人，那些不会制造麻烦的人，只要当局不提问题，他们也不会提任何问题的那号人。
在选拔各级人才时，被选中的总是些庸才。
那些头脑复杂的人，特别是那些品德高尚，成绩卓著，因而成了衡量公共道德的标准的人则从舞台上消失了。
”
瓦丘利克尖锐地批判了现存制度对人和人的价值的冷漠：
“20年来，任何一个关心人的问题在我国都没有得到解决：
从满足人的基本需要起，如住房、教育、医疗卫生，一直到那些在当今世界不民主的制度下不可能得到满意的更高级的需求为止。
例如：
人在社会中的充分价值感，政治决定要服从道德伦理准则，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等。
”
瓦丘利克批评当局对自由的压制：
“只有在不需要谈论自由的地方，自由才真正存在。
人们谈论他们看到的现实，这使当局生气。
可是它不去改变客观现实，却想改变人的眼睛。
与此同时，我们正在失去唯一有价值的理想――一个自己管理自己的公民的理想。
“我站在这儿说话时，并没有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自由感，而这个自由感是每个公民都应该有的。
我倒是感到我正在胆怯地利用公民和当权者之间的某种休战状态，我感到我正在犯罪……统治集团本身、政府和政府成员，他们自己有公民权利的保证吗？
没有这种保障，就不能有任何创举，甚至连一个政策也创造不出来。
”
瓦丘利克是一位作家，他的力量在于他的背后有整个民族正在悄悄地诉说着同样的话题；同时，他也是一位共产党员，他的讲话只是一个共产党员对一个伪社会主义的批判。
瓦丘利克的深刻在于他具有马克思主义立场以及与马克思主义绝不矛盾的人道主义精神。
在这次发言的最后，瓦丘利克严肃地声明了这一立场：
“当我批评当局的时候，我并不是批评社会主义，因为我相信，在我国发生的事情并不是不可避免的。
我并不认为，当前的统治制度就等于社会主义（可是统治当局却总是这么说）；前者的命运并不等于后者的命运。
”
瓦丘利克因为这次大会发言而被开除出党。
这个决定是在3个月后召开的捷共中央九月全会上做出的。
在这次中央全会上，诺沃提尼对“传播对社会主义有害的、与共产党格格不入的意见和思想”实行全面反击。
这次中央全会取消了作家杨?
普洛哈磁卡党中央候补委员的资格，因为他在作协代表会议上发出誓言：
“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个作家，还有一个统治者，还有一个读者”就要为民主自由斗争到底。
和瓦丘利克同时被开除出党的还有作家克利马、利姆、姆尼亚奇科；作家昆德拉受到严重警告。
捷共中央还决定将作协机关报《文学报》划归文化部和新闻部直接领导，该报的19名编辑被开除；成立新的编辑部。
这次反动是全面的，连经济改革也要停下来――限制在报上讨论改革，不准希克教授再召集改革委员会会议，不准他公开讲话。
五
科学家、作家以及整个捷克斯洛伐克民族为呼唤春天已经有了那么多的思考、设计和艰难的斗争之后，政治家才出场，这似乎晚了一点。
但这并不重要，当人民的意志已经明确表达出来，当人民的力量已经被某一具体的目标团结和调动起来的时候，能代表这种意志的政治家是杰出的政治家，能顺应这股力量的政治势力会陡然壮大起来；同时，有了优秀政治家的加入，人民的力量会更加凝聚，目标会更加清晰，接近目标的希望会更加增大。
这种政治现象在1967年的捷克表现得十分明显。
首先站出来支持改革的政治家是杜布切克。
1967年，这位年仅46岁的斯洛伐克人，担任着斯洛伐克党的第一书记和捷共主席团成员。
他毕业于莫斯科党校，是一位职业政治家。
从个人气质上讲，他文静，在公众面前讲话时，常常用微笑来掩饰他的紧张和慌乱。
在个人品质上，杜布切克“不是权迷心窍的人，也不是想利用权力来谋求个人私利的人”。
对这一点，公众当然知之甚少，但人们都知道，杜布切克夫妇和3个孩子一直住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过着很简朴的生活：
他自己开车，并且常常到公共游泳池游泳、跳水，到体育馆和老百姓一起看冰球比赛……
在九月中央全会上，杜布切克对新的文化专制和镇压浪潮表示反对，他不同意开除作家们。
杜布切克的反对未能改变主席团的决议，但他以一个公开的、积极的反对者的面目出现在党的最高层。
九月全会后，杜布切克与诺沃提尼的关系严重恶化，诺沃提尼下令掐断他在布拉格办公处通往党中央的专线电话，甚至还派秘密警察对他进行盯梢。
10月底，党中央再次举行全会。
会上，诺沃提尼指名道姓地说杜布切克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说如果杜布切克对中央的民族政策提出异议，那么捷克和斯洛伐克的经济可以分开，斯洛伐克别再指望得到中央的帮助。
杜布切克没有退让。
他说要讨论经济分立，就必须先讨论政治分权；要分，就先从上面分起，从党政分起！
问题涉及到了整个政治体制，涉及到诺沃提尼集党、政大权于一身的这个最招人怨的敏感问题。
开始，斯洛伐克的官员站在杜布切克一边；当矛盾进一步激化，问题进一步扩大到党在人民中的威信以及政府机构的权力职能、政治体制的根本改革等一些更重大的问题时，一些捷克领导人也支持了杜布切克的立场：
要求党政分开，要求诺沃提尼辞去第一书记的职务。
诺沃提尼采取了拖延战术，他宣布因意见分歧太大，一时无法统一，全会暂时休会到12月继续召开。
改革派共产党人在等待12月的中央全会，诺沃提尼则寄希望于他的苏联老大哥。
全会休会后，诺沃提尼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50周年的庆祝活动，更主要的是去谋求莫斯科的支持。
然而，勃列日涅夫决定抛弃诺沃提尼，因为诺沃提尼把捷克斯洛伐克搞得一团糟，他看出来诺沃提尼的统治已经不能有效地控制这个国家了。
勃列日涅夫非常了解诺沃提尼的无能，并且不喜欢他。
这位总书记却不了解杜布切克是怎样一位政治家，不了解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已经兴起的改革浪潮具有什么样的性质。
当诺沃提尼失去了苏联支持这张王牌后，剩下的只有阴谋和暴力了。
1967年12月中旬，捷克斯洛伐克部队举行大规模的冬季演习。
这是诺沃提尼在演习对布拉格的军事包围。
他的计划是，一旦12月16日中央全会可能撤销他的职务，就把军队开进布拉格，逮捕以杜布切克为首的改革派。
对改革派领袖和进步人士的逮捕证已经准备好，只等负责保卫工作的党中央第八部部长马穆拉签字了――其中有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这样的政治家，也有瓦丘利克那样的作家、知识分子。
这些军事行动被军队的总政治部主任普尔赫利克中将察觉了，而这位将军又是倾向于改革的将领。
这个阴谋尚未实行便流产了。
1968年元月2日，捷共具有历史意义的全会继续召开。
此时，中央的派别斗争已经传到社会上，新闻和公众舆论开始对政治家施加压力――要求诺沃提尼下台。
被逼急了的诺沃提尼突然把自己装扮成改革和民主的捍卫者，同时准备牺牲他的亲信亨德利赫，让此人为他的错误政策承担责任。
诺沃提尼的挑选非常高明，亨德利赫是60年代诺沃提尼政策的主要制定人，也是这两年为诺沃提尼应付困难局面的关键人物。
亨德利赫长期主管着党的意识形态部门，对新闻、作家和整个文化界作过许多公开的、不得人心的干预，他一直为诺沃提尼政权充当恶人。
那是在全会期间的一次主席团会议上，诺沃提尼突然向亨德利赫发问：
“亨德利赫，你知道你女儿在干什么吗？
她向《证据》提供了材料！
”
《证据》是捷克斯洛伐克流亡分子在巴黎办的杂志。
几个月前，31岁的作家贝奈斯因为为《证据》提供材料而被判处7年徒刑。
在对贝奈斯的审讯中，发现了亨德利赫的女儿兹杰娜参与了此事。
兹杰娜确实将国内的材料秘密地送给了流亡分子办的这份杂志。
亨德利赫愤怒地顶了回去：
“安托宁，你休想把我变成另一个巴拉克，那是决不会得逞的！
”
巴拉克是原政治局委员、内务部长，因向诺沃提尼个人权威挑战，1962年竟被安上贪污罪、判处15年徒刑。
西方称这次判决“结束了捷共最高层中进步分子的第一次造反”。
亨德利赫的反戈打破了平衡，诺沃提尼的总理列纳尔特也跟着风向的转变而把票投到了杜布切克一边。
l月4日，主席团进行表决，诺沃提尼以4∶7的劣势，被迫交出了第一书记的职务。
1月5日，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诺沃提尼辞去第一书记并由杜布切克继任的消息。
诺沃提尼保留总统的职务。
六
在杜布切克周围，一些重新回到政治舞台上的改革派政治家和作家们敦促杜布切克拿出更大的勇气。
短短两个月的时间，杜布切克的政绩是值得称道的――
为防止改革受到来自外部的干扰，他对邻国进行了访问：
1月29日访问苏联；2月4日与匈牙利的卡达尔会晤；2月7日与波兰的哥穆尔卡会谈；撤消了九月全会对作家们的惩治，给瓦丘利克等3人恢复党籍，给昆德拉恢复名誉；《文学报》复刊，改名为《文学通讯》，这个刊物在整个“布拉格之春”期间成了政治改革运动的一面旗帜；让作家们在不受政府干预的条件下，召开了代表大会并民主选举了新的作协领导；为50年代大清洗中的政治冤案做出更彻底的平反……
杜布切克上任后，阅读了党的档案材料，当他详细地了解了20年来的迫害、暴行和血淋淋的冤案情况后，这位共产党的领袖失声痛哭了，他发誓决不让这样的悲剧在他的国家重演。
对日益活跃的民主气氛，杜布切克不但没有摆出最高统治者的架子给人民规定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不允许的，相反，他大胆地将民主与人民行使权力等同起来。
他说：
“民主不仅是一个人有权利、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是人民“对国家大事负有共同的责任并能共同做出决定。
”
在1月以后的几次公开场合，杜布切克还谈到“人的自我发挥”，谈到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和关于人的自由和解放的主张，谈到阶级斗争只是初期的手段，而绝非社会主义的目的。
杜布切克不仅谈论民主、人道，同时还在公众集会上对一些反民主、反人道的机构和个人进行了公开的、指名道姓的批评。
紧接着，这些被杜布切克批评过的捷共中央书记、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内务部长和总检察长被撤了职。
杜布切克利用他所得到的权力做了一些激动人心的事。
他面临的重大考验和选择是――对权力本身将如何处置，尤其是他将如何对待处于统治权力另一端的人民的民主权力。
1968年初，编辑部和播音室成了人民心目中的圣殿。
人民倾听着、阅读者、思考着，对民主改革表示了令人激动的热情和关注。
此时，在政治生活中得到崇拜的，已不再是那些占据着高位、操纵着官僚机器的人，而是那些与人民贴得最近，又能抓住听众注意力的人。
他们除了学者和作家们，还有党和国家的一些新领导如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姆林纳日也成为风云人物。
其中，斯姆尔科夫斯基是1968年最受群众爱戴的演说家和改革派首领。
斯姆尔科夫斯基57岁，斑白的头发使他像一位充满智慧的长者，修长的身躯蕴藏着巨大的激情。
他是50年代政治恐怖的受害者，坐过8年监狱，不久前平反出任农业部长，“布拉格之春”期间被任命为国民议会主席。
他是最坚定的改革家，是杜布切克最亲密的合作者，他把自己的改革思想坚持到苏联出兵之后。
斯姆尔科夫斯基最早是在报纸上撰写文章，呼吁“坚决纠正和克服对社会主义的歪曲”。
在政治生活中，他强调“必须恢复民主精神，必须创造一种自由交换意见和互相争鸣的气氛，让最有价值的先进思想战胜保守落后的思想”。
3月下旬，面带笑客、满怀激情的斯姆尔科夫斯基在布拉格市中心的“卢米尔纳大厅”向青年党员演讲时，只能容纳3000人的大厅，挤进了6000多人。
斯姆尔科夫斯基的演讲给青年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将他们的政治热情转化为对改革进程的思考。
一次进行了6个小时的会议，通过了一项提交国民议会的决议：
一、要求诺沃提尼离开总统府；二、正式取消新闻检查制度；三、实行迁居自由；四、实行有效的政治、经济改革；五、对一切事情都应向人民说真话；六、捷克斯洛伐克仍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七、与苏联建立平等的关系。
报纸、刊物、电台空前活跃，人民对改革空前关心，人民的意志迅速反映出未，并对政治家的活动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对这种政治现象是害怕而加以排斥，还是大胆顺应并组织引导这股力量去实现人民的目标？
刚上任的杜布切克就面临着这样的考验。
面对这股强大的、完全不为官方控制的民主浪潮，杜布切克说：
“让我们不要害怕这个浪潮，让我们从中学习吧！
党应该分析和领导这个浪潮。
”
杜布切克对民主力量的爱惜和重视，竟被当时和后来的一些人说成是优柔寡断、不能控制局面。
实际上，一个政治家不依靠专制权力实行领导，那是需要更大的魄力和政治天才的。
杜布切克是“布拉格之春”得以顺利诞生的助产士。
这是捷克人民的幸运，也是杜布切克的幸运。
在此之前，杜布切克并没有表现出他具有一个杰出领袖的品质――马克思的渊博深刻，列宁抓住历史时机的敏锐和勇气，拿破仑的意志；但因为他在人民爆发出智慧和力量的时刻，能大胆地投身到人民的行列，而不怕被人民的力量所淹没，他才成了20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
联系这一点，我们便不能接受个人在历史上无所作为的观点――正是有了杜布切克在1968年头几个月的勇气，姗姗来迟的春天终于降临到布拉格……（作者系省级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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