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课 辽宋夏金元的经济与社会.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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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课辽宋夏金元的经济与社会

第11课

辽宋夏金元的经济与社会

【课标目标】认识辽宋夏金元在经济与社会等方面的新变化。

【新课导入】

宋时的经济比唐朝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

据推算，宋朝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直为世界最高水平。

北宋咸平三年（1000年）中国GDP总量为265.5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2.7%，人均GDP为450美元，超过当时西欧的400美元。

 后世虽认为宋朝“积贫积弱”，但宋朝民间的富庶与社会经济的繁荣实远超盛唐。

可以说，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工商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

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1、农业发展的表现

①宋代一年两熟的稻麦复种制在南方已经相当普及，有些地方还可以一年三熟。

材料1：

水稻原产于亚洲热带地区，五代及宋代初期，香巴王国（今越南北部）的占城稻被广泛引入长江流域，它一年可有两熟，甚至三熟，而且产量比一年一熟的小麦要高一倍，从而引发了一场“粮食革命”。

据《宋代经济史》作者漆侠的计算，宋代垦田面积达到了7.2亿亩，南方水稻亩产约353市斤，北方小麦亩产约178市斤，无论是面积还是亩产都远远超过前代。

自水稻被广泛引进之后，适合种植的江南地区终于确立了经济中心的地位，“苏湖熟，天下足”这一谚语就诞生于这一时期。

——吴晓波著:

《浩荡两千年》P136

材料2：

汉代每个劳动力年产粮食4320斤，唐代4806斤，宋代6231斤，比唐代提高30%。

——《中国大通史･宋卷》

②宋代一些地区出现了固定种植某种经济作物的农户。

③宋朝开始种植棉花，元朝南方植棉逐渐普遍。

边疆地区获得进一步开发。

2、手工业发展的表现

①制瓷业：

宋朝出现了以五大名窑为代表、风格各异的众多特色瓷器。

元朝烧出了新型彩绘瓷器青花瓷和釉里红。

宋元时期，瓷器大量出口海外，继丝绸之后成为中华文明新的物质象征。

②矿冶业：

煤的开采量很大，宋代首都东京的居民普遍使用煤作燃料。

燃料的改进大大提高了金属冶炼的产量和质量。

材料1：

宋人庄绰《鸡肋编》里的一条记载：

“昔汴都数百万家，尽仰石炭，无一家然薪者。

”北宋诗人苏轼写过一首有序的《石炭》诗，描述当时煤的使用情况：

“彭城（今江苏徐州。

）旧无石炭。

元丰元年十二月，始遣人访获于州之西南白土镇之北。

以冶铁作兵，犀利胜常云。

”

材料2：

宋代冶金业较唐朝有大发展。

北宋仁宗皇年间（１０４９年至１０５４年），全国年产铁３６４０吨、铜２５５０吨、锡１６５吨、金１５０００两、银２１９０００两。

徐州是当时的冶铁中心，有36个冶炼基地，总计有5000~6000名工人。

信州铅山等地的铜、铅矿，“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开采，每年的产量达数千万斤。

诏州的铜铅矿区也有超过10万人常年从事开采业。

据经济史学者哈特韦尔的计算，在1080年前后，中国的铁产量可能超过了700年后欧洲除了俄国以外地区的总产量。

另外，罗伯特·浩特威尔的研究也表明，在11~12世纪，中国的煤铁产量甚至比工业革命前夕的英国还要多。

——据吴晓波著:

《浩荡两千年》等书

③印刷业：

是宋朝新兴的手工业，有力地推动了文化的普及，带动了造纸业的发展。

活动设计：

中国宋代城市是否普遍使用煤炭？

这一争论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

材料1：

宋人庄绰《鸡肋编》里的一条记载：

“昔汴都数百万家，尽仰石炭，无一家然薪者。

”日本知名史家宫崎市定正是根据这条记载和其它史料，证明宋代“煤之普遍使用”。

《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的作者也说：

北宋“全国各主要城市的居民也基本用煤作燃料。

当时西方都是用木头劈柴生火做饭取暖。

中国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各大城市都没有达到城市全部用煤的水平。

”

材料2：

史家严耕望指出宋代普遍使用煤：

“这项概括性的结论，诚然很动听，显得光辉有魄力；一般学人也多风从其说，以为定论。

但仔细看来，不无问题。

”严氏列举出八条反证，证明庄绰的记述“过分夸张”，“其实北宋汴京的燃料恐怕仍以薪柴为主,至少薪柴与石炭参半。

”并告诫后学：

“不要忽视反面证据。

”

材料3：

著名宋史研究者王曾瑜指出“自北宋开国至宋英宗时的百馀年间，开封的燃料大体上使用柴和木炭。

然而自宋神宗以后的近六十年间，开封燃料构成确实有很大变化，石炭的使用渐趋突出，最后占据开封燃料的主体，甚至可以供应外地。

”同时又指出：

“南方煤炭资源不足”，“在宋人记载中已反映得相当清楚。

”在宋代的四川等广大南方地区，包括其主要城市在内，居民只怕远远未做到“基本用煤作燃料”。

二、商业和城市的繁荣

活动设计：

阅读下列材料，体会中国古代商业的历史地位怎么样。

材料1：

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虽然长期以自然经济为主，自给性的农业生产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但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加上自然资源分布的不均衡、生产技术的限制等，个体生产者很难真正做到自给自足。

——陈明光：

略谈中国古代商业史的几个问题

材料2：

小农精耕细作，单位产量高，投入劳力及资本大，这种农业经济必须依仗非农生产及市场交换为其挹注。

农产品经由市场网络集散交易，在世界各地并不少见，然而以规模及深度言，世界别处，直到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以前，罕有可与中国市场网络相比拟者。

——许倬云著：

《汉代农业》江苏人民出版社

资料3：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

两千余年来，国家机器对商业的控制、干扰及盘剥，是阻碍工商文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政府如何在经济活动中端正自己的立场与角色，工商业者如何与政府平等相处，迄今是一个危险的，甚至仍然带有某种禁忌性的话题。

——吴晓波《企业史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1、商业的繁荣

（1）表现：

①面向大众的基层市场蓬勃涌现,各民族间经济往来频繁，榷场贸易活跃。

②商品流通规模的扩大，导致货币需求量剧增，纸币出现。

③海外贸易非常繁荣，外贸税收成为宋元两朝国库的重要财源。

材料：

对外贸易对宋朝经济的影响，主要集中于宁波、泉州以及广州等港口周边的沿海地区。

然而对外贸易的规模实际上不可小觑。

郝若贝估计，在1100年时，海上贸易为宋朝贡献了1.7%的GDP。

与之相对照的是，在18世纪晚期，国际贸易在全欧洲GDP中的比重约为4%，而对于英格兰、荷兰和葡萄牙等对外贸易导向型国家而言，国际贸易在GDP中的比重大约为10%。

如果说土地商业化体现的是市场对农业经济影响的日益深化，那么，海外贸易则帮助中国的商业实现了对外扩张，两者相得益彰。

——万志英著《剑桥中国经济史》P233

④城市人口数量增长,市民阶层初步形成。

活动设计：

阅读下列材料，指出中国古代商人的社会地位。

材料1：

11—13世纪期间,在政治社会或生活诸领域中没有一处不表现出较先前时代的深刻变化。

在上层精英和民众集团之间，一个极不相同又极其活跃的阶层出现了，并开始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这个阶层就是商人。

这股新兴的势力慢慢地削弱了中国社会的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在宋代时期尤其是在13世纪，透出了中国的近代曙光。

——谢和耐：

《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

材料2：

布罗代尔在《世界史纲》中就很简捷地说：

“中国社会，政府的权力太大了，使富有的非统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

他们对任意征收的恐惧始终挥之不去。

”费正清在研究中也给出了类似的答案：

“绅士家庭最好的保障并不仅仅在于依靠占有土地，而是依靠土地所有权和官吏特权的联合。

家庭财产并不是一种保障。

”而中国历史学者王亚南、傅衣凌早在20世纪40年代也断定：

“秦汉以后的历代中国商人都把钻营附庸政治权力作为自己存身和发财的门径。

”前些年，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王毅在《中国皇权制度研究》中给出同样的结论：

“托庇于官僚政治之下，是制度环境对于中国商人生存出路的根本性规定。

”

——吴晓波《企业史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2）原因：

①国家统一、社会稳定。

②农业、手工业的高度发展。

③政府放松了对商业的限制。

④交通系统的发展。

⑤货币的大量发行，纸币的发行使用。

材料：

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远非前朝可比。

为了促进流通，宋政府取消了汉唐以来的很多禁令，比较重要的有四条：

其一，商品与铺号不再集中于政府指定的官市，居民区与商业区可以混杂，不必分开，居民被允许自由地向街开店，这使得流传千年的坊市制度成了历史；其二，取消了宵禁制度，百姓可以在夜间出游、做生意：

其三，取消了对集市的行政性限制，大量非法的“草市”、“墟”终于得到政策上的认可；其四，放松了价格管制，任由市场波动决定。

我们可以认定，近1000年来中国商业流通的运营模式在此基本定型。

——吴晓波著:

《浩荡两千年》P138

2、城市繁荣的表现

①北宋东京和南宋临安人口多时均超出百万，市场活跃，交易频繁，娱乐活动丰富多彩。

解说：

据考，唐朝天宝年间（公元742-756年），也就是玄宗李隆基在位的时候，京师长安有60多万人，东都洛阳有30多万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宋朝的城市，在盛唐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大步。

北宋汴京的人口达到140万，南宋临安的人口更是达到250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全世界，超过200万人口的大都市，这都是第一次出现。

临安比1000年前庞大的罗马城，又大了一倍左右。

同时期，欧洲的城市相对较小，当时崛起的名城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等，也就是不到十万人的规模，与汴京、临安不在一个重量级上。

直到工业革命以后，地球上才再次出现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

材料1：

汴京是当时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它的面积约34平方公里，比唐长安城要小，但是人口总数却达到140万左右，密度之高非常惊人。

城内有8万多名各类工匠以及2万多家商店，每日车水马龙，挥汗成雨。

流传至今的名画一一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以生动而细致的笔触定格了当时的繁荣景象。

——吴晓波著:

《浩荡两千年》P138

材料2：

我国古代不仅城市的规模大，古代中国的总体城市化水平也很高。

早在战国时期，城市化率就达到了惊人的15%的水平。

唐朝天宝年间，城市总人口达到1100万人，全国总人口约为5300万，城市化率达到20.8%。

宋朝的城市化率，则达到了22%的水平。

明清以后，城市化的势头减缓，城市化率反而下降了。

——赵冈著：

《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

材料3：

（宋太祖）曰：

“五代之际，生灵凋丧。

朕躬览庶政，万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赐，致此繁盛，乃知理乱在人。

”蒙正避席曰：

“乘舆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

臣尝见都城外不数里，饥寒而死者甚众，不必尽然。

愿陛下视近以及远，苍生之幸矣。

”上变色不言。

——摘自《宋史·吕蒙正传》

②临安到元朝改称杭州，仍被外国旅行家称为“世界最富丽名贵之城”。

元大都是当时北方最大的经济中心和商品集散地。

三、经济重心的南移

1、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原因

①社会：

北方长期战乱，南方相对安定，为南方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

②人口：

北方大量劳动人民为了躲避战乱而南迁，充实了南方的劳动力，并带去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

③政治：

政治中心的南移或者东移，加快了南方的开发。

地理：

南方自然条件好，适合农业发展，而且对外贸易条件比北方优越。

2、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

东晋南朝

江南的开发使南北经济差距缩小、趋向平衡。

隋唐五代

自唐朝中叶以来，南方的经济实力渐渐超过北方。

两宋时期

经济重心南移最终完成。

元朝

南北经济差距继续扩大，全国大部分人口和税收集中在江南。

明清时期

南方经济中心的地位得到巩固和发展。

3、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

①文化：

经济重心的南移，带动了南方文化教育的进步。

材料：

自唐至明清，状元籍贯地理分布具有明显自北向南逐渐推移的趋势。

唐宋两代来自北方的状元共68名，占全国总额的61％，北方籍状元占明显优势。

元明清三代状元籍贯的地理分布与前代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一时期全国共有状元194名，其中来自北方的仅26名，占全国总额的13.4％；南方状元则有168名，占86.6％，南方籍贯状元在数额上形成了绝对优势。

②社会：

促使北方人民进一步南迁，使我国各民族更好地融合在了一起。

四、社会的变化——“唐宋变革”、“宋元变局”

材料：

今天大多数的历史学家都相信，大约在11世纪发生了一场“唐宋变革”：

中国历史从中世纪的黄昏转入近代的拂晓时刻。

“唐宋变革”并不是断裂式的突变。

不管宋代与唐代之间看起来有多么大的差异，宋代的近代性同样是前代文明冲积的结果。

——吴钩《宋：

现代的拂晓时辰》

1、表现：

（1）宋代士族阶层彻底衰落，家族门第观念淡化。

解说：

隋唐时期，士族阶层在政治上已经衰落，但重视家族背景的门第观念仍然十分流行。

到宋朝，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改变。

当时科举制度比唐朝更为完善，不仅原则上面向全社会开放，而且更加强调公平竞争。

大批出身于平民家庭的士人进入政坛，官居高位，给政治增添了活力。

人们的婚姻择偶，也以当下政治、经济地位为重，而不再关心祖先名望。

时人将这些变化概括为“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尚阀阅”。

（2）宋朝贱民阶层的数量显著减少，人身束缚放松。

解说：

宋以前，社会上长期存在人身不完全自由，并且受到歧视的贱民阶层。

到宋朝，他们的数量显著减少。

前代的家内服役大都用世袭奴婢承担，宋朝更多地来自雇佣。

宋朝无地农民通常与地主签订契约，租种土地，也较少受到契约关系以外的人身束缚。

（3）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在宋朝有比较明显的松驰。

解说：

朝廷对土地买卖、典当基本不加干预，仅办理法律手续，缴纳交易税即可。

“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成为普遍现象。

对于百姓迁移住所、更换职业，以及日常生活标准，官府的限制也比前代更为松弛。

2、原因：

科举制的冲击、政府政策的调整、社会经济的发展、思想观念的转变。

【本课小结】本课的重点内容有宋元时期商业繁荣的原因、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原因、过程和影响、宋代社会变化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