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六义的理解.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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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六义的理解

一、诗经六义的理解

（一）《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入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

所谓《诗经》中的“六义”，即是指“风、雅、颂”三种诗歌形式与“赋、比、兴”三种表现手法。

（二）风、雅、颂、赋、比、兴。

其中风、雅、颂是按不同的音乐分的。

郑樵云：

“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

”（具见《通志序》）《风》包括15部分，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间乐歌，称作“十五国风”共160篇。

《雅》分为《小雅》（74篇）和《大雅》（31篇），是宫廷乐歌，共105篇。

《颂》包括《周颂》（31篇），《鲁颂》（4篇），和《商颂》（5篇），是宗庙用于祭祀的乐歌和舞歌，共40篇。

（1）风是带有地方色彩的音乐，包括十五“国风”，即十五个地方的民间歌谣。

“国风”保存了大量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具有浓厚的民歌特色。

这部分诗歌的内容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特色，其语言朴素、鲜明，富于形象性，形式上多是四言成句，隔句用韵，富有节奏感和音乐感。

同时多处出现章节的复叠，有一唱三叹的艺术美感，是《诗经》的精华部分。

（2）“雅”是“王畿”之乐，这个地区周人称之为“夏”，“雅”和“夏”古代通用。

雅又有“正”的意思，当时把王畿之乐看作是正声——典范的音乐。

周代人把正声叫做雅乐，朱熹《诗集传》曰：

“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

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说又有正变之别。

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飨之乐也；正大雅，朝会之乐，受釐陈戒之辞也。

辞气不同，音节亦异。

故而大小雅之异乃在於其内容。

”　

　（3）“颂”是宗庙祭祀的乐歌和史诗，内容多是歌颂祖先的功业的。

《毛诗序》说：

“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这是颂的含义和用途。

王国维说：

“颂之声较风、雅为缓。

”（《说周颂》）这是其音乐的特点。

　（4）“赋”按朱熹《诗集传》中的说法，“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

就是说，赋是直铺陈叙述。

是最基本的表现手法。

如“死生契阔，与子成说。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即是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

　（5）“比”，用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

《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

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诗经》中用“比”的佳例。

　（6）“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

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

“兴”字的本义是“起”，因此又多称为“起兴”，对于诗歌中渲染气氛、创造意境起着重要的作用。

《诗经》中的“兴”，有的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

有的“兴”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

如《桃夭》一诗，开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出了春天桃花开放时的美丽氛围，可以说是写实之笔，但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说这是在烘托结婚时的热烈气氛。

（三）风、雅、颂与赋、比、兴被统称为《诗经》的“六义”，成为《诗经》最具代表性的六个特点。

“风雅”和“比兴”更成为《诗经》中所体现出来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代称。

二、孟子的文学理论主张

（一）孟子是儒门亚圣，他的思想是上承孔子、下启荀子的先秦儒学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他的“仁政思想”和“性善论”等对后世东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孟子的思想集中反映在《孟子》一书中。

（二）文学理论主张

1、“知言”“养气”说

引自“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这是孟子的著名学说。

“知言”是指辨别言辞的能力，他能判断譬言、淫言、邪言、遁言四种不正当言辞的错误实质之所在。

所谓“养气”是指人的一种道德修养功夫，孟子所说的“养吾浩然之气”是要有一种正气凛然的精神状态，他需要长期坚持正义活动，长期进行艰苦的道德修养，才能达到至大至刚。

它表现出了孟子关于人格修养的理想境界。

虽然孟子的“养气”说不是直接谈论文艺问题的，同时也没有交代“养气”与“知言”二者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从他的话里面可以体会到“知言”的能力，是深深扎根于“养气”之中的。

人们的道德修养和思想认识提高了，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了，辨别言辞实质的能力也就自然而染地提高了，同时浩然之气越充沛，言辞也就越理直气壮。

因此有“知言”“养气”说就必然发展为“立言”“养气”说，也就是说要写出好文章。

就必须首先在道德修养上下工夫。

后代的文学理论批评都是从这里角度来理解“言”和“气”道德修养和文学创作的关系的。

2、“以意逆志”说

孟子在文学理论上的贡献主要是提出了“以意逆志”说的批评方法。

这方法影响很大。

他说：

“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我们认为，这里的“文”指文字或文采；“辞”指言辞、辞句；“志”是指作者的思想意图。

孟子在这里要求读诗或解说诗的人，不要拘泥于文学作品中的个别字句的表面意义，而应当根据全篇去分析作品的思想内容，去体会作者的创作意图。

孟子这段话对如何正确理解文学作品的内容提出了比较好的理解，并且也用这种方法对《诗经·小雅·北山》一诗的主题的理解也是完全正确的。

孟子认为，拘泥于作品的个别字句，把作品解得太死、太实，反而不能抓住作品的真正含义。

他主张要在对全篇作品正确理解的基础上，去分析作者的写作意图。

3、知人论世说

孟子的“知人论世”说就是对要了解的作者的文学作品，就要求也要对作者的生平思想和写作作品的时代背景有一定的认识。

孟子这段话本来是讲交朋友，而不是讲文学批评的。

但是他在谈交朋友的过程中，涉及到了“颂诗阅读”和“知人论世”的关系问题，也就涉及到了文学批评的方法问题了。

孟子关于“小弁”和《凯风》两首诗的讨论，就是运用了这种知人论世的方法。

他能够根据两首诗的不同背景对两首诗做出不同分析，其结论是正确的。

所以知人论世的方法如果运用得好，确实是文艺批评中的一个好办法，能够联系作品的时代和作家的思想来比较科学地分析文学作品的内容和意义。

孟子对“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是分别谈的，但是这两个学说实际上有着密切的联系。

要“以意逆志”就必须要“知人论世，要知人论世”又要“以意逆志”，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这两个学说结合应用，才能够正确分析文学的价值和意义。

三、刘勰关于才和学关系的论述

才与学刘勰认为是作家个性形成的四要素之二。

（一）才

一般认为，才即才能，作家天生的禀赋。

这一理解并不全面也不够深入在刘勰看来才是一个作家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而且才能是天生的所以不仅十分珍贵而且会各有不同（“才难然乎,性各异禀”）:

既有高下之分（“才有庸俊”）又有迟缓之别（“人之禀才,迟速异分”）因此刘勰非常重视”才”在创作中的作用。

在事类篇中他以“姜桂”与“文章”类比指出才对作家创作的决定性作用。

他还将才与学对比指出了才的盟主地位，“是以属意立文，心与笔谋，才为盟主，学为辅佐。

”但刘勰的才仅指文学方面的才。

他也认为文学才能是天生的，但也认为才是可通过后天的训练得到增加或发展，他一重要观点就是“酌理以富才”，指出博闻强记，积极思考对增加才能的重要作用，“将赡才力，物在博见”。

又主张“因性以练才”，强调在练才时要依照本性，否则“习与性乖，则勤苦而罕效；性为习误，则劳而鲜成”这样刘勰的才，就不仅仅是一种先天的禀赋，还是一种可通过后天的学习得到开掘和发展的。

较之曹丕的文以气为主思想无疑是一大进步。

（二）学

所谓学乃学习之意。

然刘勰的学非泛泛而学而有必学、选学之分。

在刘勰看来儒家经典著作是必学的，所以他视五经为“群言之祖”、“极文章之骨髓者”。

又说“若征圣立言，则文其庶矣”。

对圣人之言推崇备至。

此外刘勰还认为在技巧上要有风和骨。

刘勰还认为在必学之外还要据自己的天资性情学习即所谓的选学。

在《正纬篇》中他说纬书“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所以对于纬书也不宜一概排斥而要有选择地学习，另外还要“所谓摹体以练习，因性以练才”。

因此在选择学的对象问题上刘勰主张要十分慎重特别是在初学之际“学慎始习”。

在学习态度上刘勰认为应该有恒心。

（三）二者之间的关系

首先，才、气，是性情所铸，属于先天的禀赋。

学、习，是陶染所凝属于后天的素养。

前者是不可改变的，后者可通过努力得到增加和发展的。

其次，才、气与学、习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即使才气横溢者也要“因性以练才”，否则“性姿淑而无成”，学习与才气之间应该是“性习相资”，不可偏废，如果对这两者抱偏颇的态度便会“才学偏狭，虽美少功”。

再次在先天的才气里，才与气也有区别。

《文心雕龙》里的才主要是作家分析和理解事物的能力所以才常常和理联系在一起，而文心雕龙中气常常和风联系着，风又和情联系着因此风表现于文章中是有气势。

最后在后天的学习里，学有浅深学常常以学问的高深呈现于作品中因此与才联系密切有才学之称，“而习有雅郑”。

习指作品表现出来的面目，因此常常与气连用，有习气风气之称。

刘勰已经不像曹丕那样一味强调才气的决定作用而是认识到了学习的重要意义但是在他看来天生的才气仍然是第一位的，后天的努力是第二位的。

后者不能根本改变前者这一观点其实不乏科学性。

四、黄庭坚绳墨（法度）说

在诗歌创作的源泉问题上，黄庭坚认为诗是人的感情的表现，“诗者人之情性也”（《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

此亦古代诗话中的常见之论，但他作了新的发挥，回避了现实生活的内容，强调熟读古书，追摹古人，把书本作为创作的源泉，认为“词意高胜，要从学问来”，又谓：

“若欲作楚词，追配古人，直须熟读楚词，观古人用意曲折处，讲学之后，然后下笔。

”他还认为诗有“未至”者，都是由于“探经术未深”。

黄庭坚极其推崇杜甫，认为杜诗之伟大仅在其学识渊博，无视杜甫从现实生活中吸取创作营养的一面。

他所欣赏的也只是“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答洪驹父书第二首》），因此他不谈杜诗中积极的思想内容，而单纯追求它的艺术技巧。

他所极力肯定的也只是杜甫到夔州以后所写的那些律法精严的作品。

这不但说明了他未能真正领会杜诗的伟大价值，而且也导致了他以流为源的诗论主张的错误。

然而他主张继承和学习古代优秀诗人的遗产，以提高艺术表现技巧，又有其合理的一面。

为了矫正和反对西昆体华艳柔靡之风，黄庭坚反对庸俗，排除淫艳，力图另觅新路。

但他又认为“人才有限，诗意无穷，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能尽也”（《冷斋夜话》）。

于是他沉醉于艺术技巧的探求，高谈句律，旁出法度，深究诗病，多用奇文硬语、险韵拗律，甚至“宁律不谐而不使句弱；宁字不工，不使语俗”，并把东坡提出的“以故为新，以俗为雅”的论诗主张，加以改铸和夸大，作为创作的基本纲领。

黄诗风格奇峭，别成一家，但毕竟“终在古人后”，这完全是由他忽略内容偏于形式所使然。

当然，他也不是完全不要内容，他尝谓：

“凡作文章，皆须有宗有趣”，又谓诗“当以理为主，理安而词顺”（《与王观复书第一首》）。

这里的“理”，既指写文章之法度规则，也含有社会道德规范、规律的内容；至于“宗”、“趣”，就是指作品的主题和思想旨趣。

他讲究技巧，却并不以雕琢工夫为最高成就，赞扬杜甫“无意于文”而“意已至”（《大雅堂记》），杜诗“不烦绳削而自合”（《与王观复书第一首》）；论谢灵运、庾信之作，则病其伤于雕琢。

由此可见，黄庭坚的诗歌理论与创作实践和江西诗派及其末流的形式主义倾向，还是有所区别的。

在诗歌创作方面的不同表现，就是黄庭坚多潜心钻研杜诗句法音律，也常常示人以学习心得。

黄庭坚从杜甫的作品中总结出许多具体的技巧经验，运用到创作中去，并作为体验后的理论形成法度，将神秘的创作过程经验化、技巧化、具体化，去点拨提携后进。

黄庭坚最讲求诗歌的“句法”，他的“句法”不仅包括句子的结构，而且指运用语言的法则。

对杜甫本人的诗歌，黄庭坚更偏爱其晚年作品，特别是夔州以后的诗篇。

在漂泊生涯中，黄庭坚极为推崇杜诗几乎是“随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句律的精细以及由此带来的老境美。

由上可知，绍圣以来黄庭坚所追求的是杜甫晚年“不烦绳削而自合”的诗法和诗境。

“绳削”，指诗文法度，而“自合”则谓“能出于规矩之外”。

所谓“无意于文”、所谓“句律精深”而“变态百出”，说的都是这一意思。

五、《诗大序》的文学思想

（1）《毛诗大序》对诗歌的抒情性质的认识

　　首先，明确提出了“情志统一”说。

早在先秦时代就有“诗言志”的说法，《毛诗大序》继承先秦典籍，特别是《乐记》的观点，说：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提出了“情志统一”说，强调诗歌是抒情的，明确指出了诗歌通过抒情来言志的特点，虽然它在情志关系上更重视“志”。

　　其次，《毛诗大序》又说诗歌创作要“发乎情，止乎礼义”，要求诗歌的抒情必须要符合礼义的要求，不能违反，对诗歌的抒情作用提出了限制和规范。

总体上说来，这就没有脱离儒家“诗教”传统观念的保守性，限制了诗歌抒情理论的健康发展，仍然容易使诗歌成为礼义说教的工具。

（2）关于文学和社会现实关系以及文学对社会现实生活的作用的论述

　　《毛诗大序》认为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有两个方面：

　　首先，文学艺术（包括诗歌）是现实政治、社会生活的反映。

文章中说：

“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

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

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这就是说，社会政治状况不同，所产生的音乐（诗歌也是一样）便有不同的情感内容和风格特点，那么，反过来，从这不同的音乐（诗歌也是一样）就可以了解当时的政治好坏和治乱得失。

又如，它还提出“变风”、“变雅”说，认为这是“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的衰败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生活在文学艺术（当然同样包括诗歌）上的反映，对文学和现实的关系作了明确的论述。

　　其次，《毛诗大序》很重视文学对于社会、政治的教化功用和诗歌的谏劝讽喻作用。

这就为诗歌的谏劝讽喻作用提供了理论根据。

　　总之，《毛诗大序》认为文学特别是诗歌有教育的作用，同时肯定了诗歌的讽刺批评的作用，这就为现实主义的作家开辟了广阔的创作道路，对我国古代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影响。

（3）《毛诗大序》所具有的民本思想倾向

　　《毛诗大序》是典型的儒家诗论观，先秦孔子、孟子等儒家大师，在接触到文学的作用时，常常表现出民本倾向。

《论语》肯定了诗“可以观”、“可以怨”，就是说诗可以观察社会政治和道德风尚的状况，可以怨悱讽刺上政，对统治者进行谏劝。

这就表现了孔子对社会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关心，是一种民本思想的体现。

《毛诗大序》在论述诗歌的基本特征时，肯定了诗歌是以人的情志为出发点，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结果，认为诗歌是人们抒情言志的体现。

另外，《毛诗大序》注重诗歌反映、批判现实，关注民生的政治社会功用，认为统治者可以“以风化下”；下层人民可以“以风刺上”，并且要“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

可以说，《毛诗大序》继承和发展了先秦儒家关注现实、关注民生的带有民本倾向的文艺观。

（4）《毛诗大序》的诗“六义”说

《毛诗大序》提到“诗有六义”的说法：

“诗有六义焉：

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文论选读课的主教材《中国历代文论精选》的“题解”没有对“风”、“赋”、“比”、“兴”、“雅”、“颂”作全面解释，但后面的注释说：

“风，指风教臣民百姓，并且可以表达臣民心声，讥刺上政。

”“赋，用作动词，指铺叙直说。

”“比，比喻。

”“兴，起的意思。

兼有发端和比喻的双重作用。

”“雅是正的意思。

”“颂，周王朝和鲁、宋二国祭祀时用以赞神的歌舞。

”教材“题解”只是笼统地说：

“它（按，指《毛诗大序》）在解释风、雅的意义时，接触到了文艺创作的概括性与典型性的特征，所谓‘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者，是说诗歌创作以具体的个别来表现一般的特点。

”也就是说，它对风、雅的解释符合现代文艺理论中以个别表现一般的观点。

六、汉代文人对屈原的争论

1.贾谊对屈原的评价

汉代最早评价屈原当属汉文帝时代的贾谊。

他对屈原的评价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的《吊屈原》。

贾谊称颂屈原为贤良方正。

屈原所处的社会是黑白颠倒的，没有才能的政治庸人身居显贵的地位，擅长阿谀奉承的无耻之徒飞黄腾达。

他十分同情屈原的遭遇但并不认同屈原“遭世罔极兮乃殒厥身”。

他从道家观点出发认为统治者如果昏庸不纳忠言就应该与他决绝，可以学凤凰“缥缥其高逝”，学神龙“沕渊潜以自珍”、“远浊世而自藏”，也可以“历九州而相其君”不必直谏而死。

贾谊不理解屈原那种“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定不移的处世态度。

总之贾谊认为屈原是不明智的贤人。

2.刘安对屈原的评价

根据《汉书·淮南王安传》的记载刘安曾受武帝之命作《离骚传》。

刘安从道家人生的处世态度出发赞美屈原“其志洁”、“其行廉”。

在那个朝秦暮楚的时代干谒诸侯以谋取卿相之尊施展政治抱负已成为时尚。

这一社会风尚并无可非议但千古艰难唯一死屈原，“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与楚国共存亡这一行为使得他的完整人格得到高度强化值得称赞。

刘安公然称赞屈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这是对屈原的一个至高无上的评价而汉武帝并没有表示否定使刘安遭受灾祸，这样一来屈原的地位就基本确定了。

汉代把《诗经》尊为经书既然刘安认为《离骚》兼有《国凤》、《小雅》之长，那就意味着在刘安心中《离骚》是“经”。

这与汉代经学的发展《诗经》被奉为经典的影响力是相关的。

3.司马迁对屈原的评价

司马迁对屈原的评价主要见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司马迁认为屈原既熟悉内政又擅长外交。

尤其难得的是屈原对当时的政治形势认识极为清醒。

认为“秦虎狼之国不可信”。

对屈原自沉汨罗的认识上，司马迁的态度有一个转变的过程。

起初他也对屈原自沉汨罗这一行为极其不理解。

后来读《鵩鸟赋》司马迁认识到要把生死等同看待不要患得患失，不要因为客观遭遇的不同就改变初衷。

这表明司马迁认为屈原自沉正是坚持理想不改变初衷的一个体现。

4.扬雄对屈原的评价

扬雄对屈原的评价主要见于《反离骚》。

《汉书·扬雄传》全文收录了《反离骚》。

《汉书·扬雄传》云“又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

扬雄认可屈原文学才华极高，并对其悲惨的生活遭遇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夫圣哲之不遭兮固时命之所有。

”他认为屈原是“圣哲”遭受了不幸的命运。

然而在自沉问题上他从“明哲保身”、“全身远害”的人生哲学出发应“不得时则龙蛇。

”象孔子那样去“周迈天下”而不该“弃由、聃之遗则跖彭咸之所遗”以死谏君。

而屈原是在楚国的郢都被攻破时投江的。

此时楚国的衰亡已无法逆转。

在这个时候死亡是没有意义的。

因此扬雄认为屈原自沉是极其不合理的。

5.班固对屈原的评价

班固对屈原的评价主要见于《离骚序》、《离骚赞序》和《汉书》。

他从文学家的立场出发认可屈原的文学才华，也从史学家的立场出发肯定屈原是贤臣。

一方面他秉承着司马迁的“实录”精神“不虚美不隐恶”。

另一方面班固认为当时群小和楚王的昏庸是客观的存在。

屈原投江是因为他在溷浊与高洁之间选择了高洁。

他从经学家的立场出发认为屈原“露才扬己怨刺其上”、“非明智之器”。

他认为屈原作为臣子应当对楚怀王应该恪守身为臣子的礼仪而不应该去批判君主的罪恶。

“怨恶椒兰”则体现了班固反对屈原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

班固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力图将文艺纳入为封建阶级服务的轨道上来。

这体现了班固思想上的历史局限性。

再者他认为屈原因不被容纳才“忿怼投江”。

他认同了扬雄的观点认为屈原之死是因为他没有“明哲保身”、“全身远害”，这完全曲解了屈原。

屈原宁可忍受极其巨大的痛苦以自己宝贵的生命来殉他的“美政”理想殉国难。

这是因为屈原为强烈的爱国主义责任感所驱遣。

6.王逸对屈原的评价

王逸对屈原的评价主要见于《楚辞章句序》。

王逸处在政治混乱、君主无道的东汉后期。

王逸从维护封建统治者的长远利益的立场出发为了匡救时政，他从儒家思想中的“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的角度出发力图使屈原成为封建帝王所需要的忠臣，肯定屈原投江是“绝世之行”，认为屈原投江是效仿“彭咸水死”而自沉的做法。

王逸借屈原的“怨主刺上”来发表对于时政的见解把屈原个人的命运用“愤懑”之情来注释曲解了屈原的思想。

王逸认为屈原忠君爱国、品格高洁，屈原的怨主刺上是在忠君的前提下展开的。

他认为屈原以死相谏的观点与扬雄相似。

在秦兵攻破郢都的时候屈原感到国家覆灭、他对楚王的幻想完全破灭的情况下无可奈何的投汨罗江而死。

这也是改革派与保守派长期斗争的残酷结果。

从这个意义上讲屈原投江是为了泄愤。

王逸从经学家的立场出发依经而辨有着历史的局限性。

他基本上继承了刘安、司马迁二人的观点对班固、扬雄指责屈原进行了辩护。

他一方面对《诗经》以来“怨主刺上”的传统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另一方面认为屈原的怨刺并非如班固所说是“露才扬己”而是“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

总之他认定屈原是忠臣。

小结综上所述由于经学的发展《诗经》被推崇为典范形成了汉代文学批评依经立论的特色以儒家经典为标准来评价、解释作家作品以合于经典者为优不合者为劣。

汉代文人公认“屈原是忠贤之臣”。

但在屈原对生死去就所持态度这一问题上在屈原为人的问题上存在着一些不同评价。

西汉人出于对屈原的崇敬或身世遭际的同感去评价，而东汉人则更多地以经学的眼光去审视屈原依经立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班固具有经学家、史学家、文学家这样三重身份而他由于这三个身份从三个不同的立场出发去评价屈原，在评价屈原时得出了截然相反的两个结论。

班固是《楚辞》研究史上第一个开始从不同角度对屈原加以评价的人。

七、《文心雕龙-物色篇》的理解。

《物色》篇共分为四个自然段，论述了文学创作与自然景物关系的两大重要方面：

自然景物对思想情志的影响；以自然景物为抒情对象的文学创作方法。

《物色》讲情景的关系，提出“情以物迁，辞以情发”。

外界景物影响人的感情，由感情发为文辞，说明外界景物对于创作的关系。

情和景既是密切结合着。

所以要“既随物艺婉转”，“亦与心而徘徊”。

一方面要贴切地描绘景物情状，一方面也要表达出作者对景物的感情，达到“情貌无遗”。

第一自然段开门见山，“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接着，由简入繁，展开论述，“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

“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华秀其清气，物色相召，人谁获安？

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盂夏，郁陶之心凝。

”人心思灵慧如美玉，气质清秀如荷花，对寒暑交替、草木荣枯有着更为细致的体悟：

春天愉悦舒畅，夏天烦闷郁结，秋天登高怀远，冬天严肃深沉。

那么，自然景物变化为什么会引起对应的心理体验呢？

《明诗》篇云:

“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又曰“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提出“感物吟志”说,来描述诗人的创作动机是由于内在情感与外物的相互作用,强调诗人是由于外物刺激而引起内有情感的起伏变化而写诗吟咏性情的。

第二，三自然段承接上文，谈了文学创作的方法问题。

“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

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

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诗人在感情的驱使下，自觉进入了创作构思过程，沉思默想、细心琢磨，直至物我同一、物我两忘，笔下的抒情对象于是有了人的特点，或是牵愁带恨，或是谈笑风生，“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出日之容，‘漉々，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嗖々，学草虫之韵”，这里的“灼灼”、“依依”、“杲杲”、“漉々”、“喈喈”、"嗖々”皆非简单描写，而是含情传意。

正是因为经过了悉心推敲，才有了对事物主要特征的精准把握，“‘皎日，嗜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

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

虽复思经千载，将何易夺”。

同时，由于事物形貌多样，如果出于表意清晰的考虑而创造必要的词汇，这本身无可厚非，“及《离騷》代兴，触类而长，物貌难尽，故重沓舒状，于是“嵯峨”之类聚，葳蕤之群积矣”。

但如果刻意雕琢辞令，就有因辞害意的可能，犯了写作之大忌，“及长卿之徒，诡势瑰声，模山范水，字必鱼贯，所谓诗人丽则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