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宋史》司马光传二.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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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宋史》司马光传二

白话《宋史》司马光传二

司马光常常担心由于历代史籍浩繁,皇帝不能全部阅览,于是写了《通志》八卷呈献英宗。

英宗很高兴,命令在秘阁设置机构,续修这部书。

到这时,神宗给此书命名为《资治通鉴》,并亲自给此书写了《序》,让司马光每天进读。

诏令录选颍王府直省官四人为..门祗候,司马光说:

“国初草创之时,国运还艰难,所以皇帝登位初期,必须用左右故旧之人作为亲信称作随龙,这不是一般的制度。

..门祗候对文臣来说是馆阁职务,怎能让执劳役供使用的人担任呢?

”西戎部将嵬名山打算以横山部众,捉住谅祚来降服,诏令边臣招纳横山部众。

司马光上疏极论,认为:

“嵬名山部众,未必能够制服谅祚。

即使侥幸取胜,灭掉了一个谅祚,又生出一个谅祚,有什么好处;如果不能取胜,嵬名山一定会带领部众归附于我,不知怎么对待他们。

我恐朝廷不单失信于谅祚,又将会失信于嵬名山。

如果嵬名山余部还很多,返归北地不能,而进入南方又不被接纳,穷途末路无处可归,必定将会突然占据边城来求活命。

陛下难道没有听说侯景叛乱的事例吗?

”神宗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派遣将领种谔出兵迎接嵬名山,取得绥州,耗费钱财六十万,西边用兵,大概就从这里开始。

百官给神宗上尊号,司马光正当轮值答谢诏书,说:

“先帝亲郊祭祀,不接受尊号。

先帝晚年有人进献建议,认为国家与契丹往来通信,契丹有尊号而我独独没有,于是决定在非常之时奉册行事。

过去匈奴冒顿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没有听说汉文帝也加以大名尊号。

”神宗非常高兴,亲手起草诏书夸奖司马光,让他好好写答谢辞,以示中外。

执政大臣以河朔地区遭受旱灾,国家财用不足,请求神宗南郊时不要赏赐黄金丝帛。

诏命学士讨论,司马光与王皀、王安石同时进见,司马光说“:

救灾节用,应当从贵人近臣开始,陛下可以听取这个意见。

”王安石说“:

常衮辞去官职俸禄,当时认为常自知无能,应当辞去职位但不应当辞去俸禄。

况且国家财用不足,并非当世急务,国用之所以不足,是由于没有得到善于理财的人的缘故。

”司马光说“:

善于理财的人,不过是苛征于民而已。

”王安石说:

“不是这样,善于理财的人,不加重赋税而使国家财用充足。

”司马光说:

“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天地之间所生出来的财货百物,不是在老百姓手里,就在官府那里,要是想方设法掠夺民财,它的危害就比加重赋税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大概是桑羊欺骗汉武帝的话,太史公把它写入史书足以见其不明而已。

”二人争议不休。

神宗说“:

我的意见与司马光相同,但暂且以不予允准回答他。

”适逢王安石起草诏书,援引常衮事例责问两府,两府不敢争辩。

王安石执政,颁行新法,司马光上书陈述新法的好处和害处。

司马光在迩英殿进读,读到曹参代替萧何的事时,神宗说“:

汉代永远遵守萧何的成法不变,可以吗?

”司马光回答说:

“不仅汉代,假使三代之君永远遵守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的制度,即使到今天存在仍然可以。

汉武帝对汉高帝的约束之法多有改动,于是盗贼满天下;汉元帝改变孝宣帝的政治,汉朝于是衰落。

这样说来,祖宗的制度是不能改变的。

”吕惠卿说:

“先王制度,有一年一变的‘,正月天气开始暖和,在宫廷外门颁布法令’就是这样;有五年一变的,皇帝巡行境内考察制度就是这样;有三十年一变的‘,刑罚世轻世重’就是这样。

司马光所说的不正确,他的意思是讽喻朝廷。

”神宗询问司马光,司马光说:

“在宫廷外门颁布法令,是颁布旧法。

诸侯变易礼乐,天子一旦察觉就要诛杀他,这不是自我变化;刑法新建之国使用轻典,混乱之国使用重典,这就是世轻世重,不是改变。

况且治理天下就比如治理住宅,坏了就加以修整,不是严重毁坏就不重新建造。

公卿侍从百官都在这里,希望陛下问问他们。

三司使执掌天下财政,没有才能的可罢黜,不能让执政大臣侵占其事。

现在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是为什么呢?

宰相以道义辅佐皇帝,是用什么例子?

如果引用例子,那么就是胥吏了。

现在设立看详中书条例司,是为什么呢?

”吕惠卿不能回答,就用其他的话诋毁司马光。

神宗说:

“互相辩论是非,何必到这种地步。

”司马光说:

“平民百姓出息借钱,尚且能够蚕食下户贫民,何况有县官督责的威仪呢!

”吕惠卿说:

“青苗之法,愿意借取就贷给他,不愿意的并不强求。

”司马光说“:

愚昧之民只知道借债的好处,不知道还债的害处,不单县官不强求,就是富有的百姓借贷也不强求。

以前太宗平定河东,建立和籴法,当时一斗米十文钱,百姓喜欢同官府贸易。

此后物价贵了而和籴没有解除,于是成为河东永久之患。

我恐怕他日的青苗法,也还是这样。

”神宗说:

“坐守仓库买进粮食怎么样?

”在座的众臣都起身,司马光说“:

不方便。

”吕惠卿说“:

买米百万石,那么可节省东南之地的漕运费用,可用这些钱供给京师。

”司马光说“:

东南地区发生钱荒而谷米散乱,如今不和籴粮米而取漕运钱,弃其有余,取其所无,农商都会受到伤害!

”侍讲吴申站起来说“:

司马光的话,是深切中肯之论。

”一天,司马光被留下来对策,神宗说“:

现在天下喧扰纷乱,正是孙叔敖所说的‘国家有此,众人所恶’那种情况。

”司马光说“:

对。

陛下应当论断新法的是与非。

现在制置三司条例司所做的,只有王安石、韩绛、吕惠卿认为是正确的,陛下难道能够单是与这三个人共治天下吗?

”神宗想任用司马光,去询问王安石。

王安石说“:

司马光表面上借托向上直谏的名义,实际上内怀结附百姓之心。

他所说的全是危害政治的事情,所相好的都是危害政治的人,而陛下打算把他置于左右重臣的位子上,让他参与国家大事,这是成败盛衰的关键。

司马光的才能怎能危害政治,但是一旦身处高位,那么持不同意见的人会倚以为重巴结他。

韩信打着汉的旗帜,赵军恐惧丧胆,现在任用司马光,这是给反对者树立旗帜。

”王安石因为韩琦上疏陈论,在家休息请求退位。

神宗就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司马光辞谢说:

“陛下所以任用我,是由于看到我狂妄刚直,希望对国家有所补益。

如果仅仅是用禄位荣耀其身,而不采纳他的言论,这是用天官私待其身,我不是这样的人。

如果我仅仅以禄位自我荣耀,而不能挽救百姓的忧患,这是盗窃名器来自私其身。

陛下果真能够废除制置三司条例司,追还提举官,不颁行青苗、助役等法,即使不任用我,那么我受到的赏赐已是很多了。

现在说青苗法害处的人,不过是说使者骚扰动摇州县,成为今天的祸患而已。

但我所忧虑的,是在十年以后,不是今天。

百姓的贫富,是由于勤劳、懒惰不同而造成的,懒惰的人常常贫困,所以必须向他人借贷。

现在官府出钱借贷给百姓而敛取利息,富裕的人不愿意领取,而使者以多散发作为功劳,一切强迫抑配。

而且又担心贷钱的人逃避负债,必定令穷人、富人相互担保,贫穷的人不能偿还,就会流散到四方;富人不能离去,必定督促使他人代还数家的负债。

春算秋计,转移不定日益严重,穷人既尽,富人也陷于贫困。

十年以后,百姓将没有生存的地方了。

又全部散发了常平钱谷,专门实行青苗法,他日如果想恢复常平仓,将有什么所取呢?

富室既然没有了,常平仓已经废除了,加之用兵打仗,接着而来的是饥馑灾荒,百姓中羸弱的必然听任其死于沟壑,强壮的必然相聚而成为盗贼,这是此事的必然发展趋势。

”司马光上章极谏至七八次,神宗派人对他说:

“枢密院,是执掌军事的,百官各有职守,不应当言及其他事情。

”司马光回答说:

“我没有受任此职,那么还是侍从官。

对国家大事没有什么不可以说的。

”王安石出来处理政事,司马光才得以请求,于是请求去职。

司马光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

宣抚使下令分义勇戍守边地,挑选诸军中骁悍勇猛的兵士,招募街市中品行恶劣的少年作为骑兵;抽调民力制作干粮,全部修筑城池高台,使得关辅一带骚扰混乱。

司马光极谏说:

“公私困乏,不可举事,而且京兆一路都是内郡,修缮城治不是急务。

宣抚使的命令,都不敢从命,如果缺乏财物以供军用,我当然要负责任。

”由于这样京兆一路独得免乱。

改任许州知州,朝廷催促司马光入京觐见,他没有前往;请求判西京御史台回洛阳,从这以后绝口不论国事。

但是言诏下达后,司马光读之感动流泪,想要沉默却不忍心,就再次陈述六事。

又写信责备宰相吴充,事见《吴充传》。

蔡天申任察访使,妄自作威作福,河南尹、转运史像对待上司一样侍奉他;他曾朝拜应天院神御殿,官府单独为他设置一个班次等级,表示不敢与他抗衡。

司马光回头对御史台胥吏说“:

领蔡寺丞回到他自己的班次上。

”胥吏马上领蔡天申站在监竹木务官富赞善的后面。

蔡天申为难沮丧,当天就走了。

元丰五年(1082),司马光忽然得了语言迟钝的病,怀疑将要死去,预先写好遗表放在卧室内,倘若情势急迫,就把它交给关系好的人上呈。

颁行新官制,神宗指着御史大夫这一官职说“:

非司马光不可。

”又打算用他做东宫太子的老师。

蔡确说“:

国事刚定,希望稍稍迟一些时间。

”《资治通鉴》没有完成,神宗对此事非常重视,认为该书胜过荀悦《汉纪》,多次催促司马光完篇,并赐给颍王府旧书二千四百卷。

等书写成,司马光加官资政殿学士。

司马光一共在洛阳住了十五年,天下认为他是真宰相,老百姓都号称他为司马相公,连妇女小孩也知道他是司马君实。

神宗逝世,司马光赴朝临丧,卫士望见他,都用手放在额头上说:

“这是司马相公。

”所到之处,百姓阻遏道路聚首围观,以至于马不得行进,百姓说“:

您不要返归洛阳,留下来辅助天子,救救百姓吧。

”哲宗年幼,太皇太后临政,派遣使者问司马光什么事应该先行,司马光说:

“广开言路。

”诏令张榜于朝堂广求直言。

但大臣有不高兴的,筹划了六句话说:

“诸如心怀奸诈;超越职责范围;或者扇摇鼓动机密的军国大事;或者迎合已经实行的法令;对上想凭侥幸升迁官职;对下想迷惑世俗。

像这几种,罚无赦。

”太后又命出示给司马光看,司马光说:

“这不是求谏,而是拒绝上谏。

这样为人臣者只有不说话,否则一说话就列入这六事的范围了。

”就详细论述这种情况,改诏实行,于是上书奏事的人数以千计。

起用司马光为陈州知州,经过朝廷,留任门下侍郎。

苏轼从登州被召回朝,沿路上的人相聚高呼说“:

委托您感谢司马相公,让他不要离开朝廷,深加自爱以救我们。

”当时天下百姓,引颈拭目盼望刷新政治,但持论者还认为:

“三年不要改变父皇的所作所为”,只是粗略地革除琐碎细小的事情,稍稍堵塞人言。

司马光说“:

先帝之法,好的即使是百世也不能改变。

像王安石、吕惠卿所制定的制度,成为天下祸害,改变它就像救焚救溺一样急迫。

况且太皇太后以母亲的身份改变儿子的法令制度,这不是儿子改变父亲的法令制度。

”这样大家的意见才定下来。

于是废除保甲团教,不再设置保马;废除市易法,把所储藏的物资都卖掉,不取息钱,免除所欠的钱物;京东铁钱及茶盐之法,都恢复其原有的制度。

有人对司马光说“:

熙宁、元丰旧臣,多是奸佞小人,他日有人用父子之义离间皇上,那么灾祸就发生了。

”司马光正色说:

“上天如果保佑宗庙社稷,肯定没有这样的事发生。

”于是天下人放心了,说:

“这是先帝的本意。

”元..元年(1086),司马光再次得病,诏命他朝会时行再拜礼时,不舞蹈。

当时青苗、免役、将官之法还存在,而西戎之议没有决定。

司马光叹气说“:

这四患不除,我死不瞑目。

”他写信给吕公著说:

“我把身子托付给医药,把家事托付给儿子,只有国事未有所托,今天把它交给您。

”于是论免役法的五大害处,请求径直降下诏书废除它。

使诸将之兵都隶属各州县,军政事务委托太守、县令一起处理。

废除提举常平司,把所管事务归于转运使、提点刑狱管理。

边地之计以与西戎讲和为好。

说监司多为新进的年轻人务必会苛刻急于求成,令在郡守中选择举荐近臣,而在通判一级中荐举转运判官。

又建议立十科荐士办法。

这些都被朝廷接受。

司马光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免朝觐,准许乘坐轿子,三天到省中一次。

司马光不敢承受,说:

“不见君主,不能够办公治事。

”诏令他的儿子司马康扶他入朝应对而说“:

不行拜礼。

”于是废除青苗钱,恢复平常粜籴法。

两宫虚位听任司马光去做。

辽、西夏派使者来,必定询问司马光的身体起居情况,辽、西夏国君敕命其边吏说:

“中国用司马为宰相,你们不要轻易制造事端,轻开边隙。

”司马光自见言听计从,打算以身殉国,于是亲自处理各种事务,不舍昼夜。

宾客见他身体虚弱,列举诸葛亮食少事烦的例子作为劝戒,司马光说:

“人的生与死,是命中注定的。

”工作更加努力。

病情危急,他已失去知觉,谆谆不倦像梦中呓语,但都是有关朝廷、天下的事情。

这年九月司马光去世,终年六十八岁。

太皇太后听到这一消息非常哀痛,与哲宗立即亲临吊唁,明堂礼成都不予庆贺,赠太师、温国公。

赠以一品礼服,赠送七千银子、绢帮办丧事。

诏令户部侍郎赵瞻、内侍省押班冯宗道护送灵柩,归葬陕州。

谥号为文正,赐碑为《忠清粹德》。

京师人民罢市前往吊祭,卖衣祭奠,在里巷间相聚号哭护送灵车。

及到下葬时,哭者就像痛哭自己的亲人一样。

岭南封州父老乡亲,也相率备办祭祀,都城中以及四方各地都绘其像以祀,吃饭时必须祝祷。

司马光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安居有法度,任事有礼仪。

在洛阳时,每次前往夏县扫墓,一定去看问他的哥哥司马旦,司马旦年近八十,司马光像事奉严父般事奉他,像保护婴儿般保护他。

司马光从小到老,讲话从不乱言,他自己说“:

我没有过人之处,只是平生所做的,从没有不能对人说的事情。

”诚心出于自然,于是天下人敬仰信服他,陕州、洛阳之间都为他的道德所感化,有什么事做得不好,就说“:

司马君实会不知道吗?

”司马光对物质淡泊无所喜好,而对学问无所不精通,只是不喜好释、老之学,他说:

“释、老的微言大义不能超出儒学,它们荒诞不经我不相信。

”司马光在洛阳有田三百亩,妻子死时,卖掉田产来办丧事,他一直到死都是粗衣薄食。

绍圣初年,御史周秩首论司马光诬蔑诽谤先帝,于是全部废除他们实行的法令。

章..、蔡卞奏请掘坟斫棺,哲宗不同意,于是命令削除他的赠官谥号,推倒所树立的石碑。

但章..觉得不解恨,于是追贬司马光为清远军节度副史,又贬为崖州司户参军。

徽宗即位,复贬为太子太保。

蔡京专权擅政,又降为正义大夫。

蔡京撰写《奸党碑》,令各州郡都刻石成碑。

长安石工安民承担刻字任务,他推辞说:

“我是愚蠢之人,本不知道立碑的用意。

只是像司马相公这样的人,海内称赞他为人正直,现在说他奸邪,我是不忍心刻字。

”长安府官吏大怒,打算加之以罪,安民哭着说:

“徭役我不敢推辞,求求不要刻安民二字于石碑之末,恐怕得罪于后世。

”听见此话的人感到惭愧。

靖康元年(1126),恢复司马光的赠官谥号。

建炎中,配飨哲宗庙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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