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大势与庄子生平.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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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大势与庄子生平
战国大势与庄子生平
弁言：
战国纪年，错讹无穷
研究战国诸子思想，必先了解诸子生活的战国时代，必先了解诸子生平和思想源流，以及论敌生平和思想源流。
由于秦灭六国之后，尽焚六国史书，因此司马迁著《史记》时，战国史仅有依据《秦纪》的秦国纪年基本无误，六国纪年只能据《秦纪》推断。
除了周室纪年、楚国纪年也基本无误外，其余五国纪年错讹无穷。
这一窘况本该于西晋太康年间汲冢出土魏国编年史《竹书纪年》后迎刃而解，可惜此书又于两宋间亡佚。
尽管亡佚前唐人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已依据《竹书纪年》对《史记》的战国纪年稍加厘正，但一来厘正很不完备，二来《竹书纪年》止于“今王（魏襄王）二十年”（前299），因此战国史至今一团乱麻。
虽经诸多学者殚精竭虑考订勘误，但至今颇多异说，往往连主流意见也未得其正。
比如《辞海》所附《战国纪年表》综合了学界的主流意见，参考吸收了陈梦家《六国纪年》、钱穆《先秦诸子系年》、方诗铭《中国历史纪年表》等，但《辞海》1979版与1999版所附《战国纪年表》却不同，后者有时纠正了前者之错，有时却将原本不错者改错，有时两者相同而皆错，有时两者相异而皆错。
战国纪年的错讹，使系于战国纪年的诸子生平也扑朔迷离，进而导致诸子思想的研究也陷入困境。
许多庄学家（研究其他诸子者亦然）都用错误的纪年证明其臆测，由于年代错讹，因果颠倒，其所阐释的庄学义理离庄学奥义甚远。
我为了研究《庄子》而研究战国史和诸子学二十多年，对任何疑难都不敢回避，稍欠把握就不敢动笔。
在充分吸收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理顺了战国时代十九国的纪年，尤其是理顺了不属“战国七雄”但研究《庄子》无法回避的宋国史和中山国史。
我考定的许多纪年，与主流观点相异。
在阐释庄学奥义之前，必先了解庄子生平及天下大势。
只有先明庄子生平及天下大势，才能领悟庄子为何要这么写，究竟在说什么。
一、庄子宋人，宋王暴君
公元前369年（下略“公元”二字），宋辟公（前380-前340在位）十二年，庄周生于宋国蒙城，今安徽蒙城。
前340年，庄子三十岁，宋辟公卒，谥桓侯。
其子剔成（前340-前338在位）继位。
前338年，庄子三十二岁，宋君剔成之弟逐兄篡位，剔成奔齐，无谥。
剔成之弟名偃。
钱穆先生业已考定无误，宋君偃在位长达五十二年（前337～前286），《史记·宋世家》误为四十七年（前332～前286），《史记·六国年表》误为四十三年（前328～前286）。
前328年，庄子四十二岁，宋君偃继齐、魏之后，成为第三个称王的战国诸侯。
称王前在位十年，称王后在位四十二年，死后谥康王。
宋康王是中华历史屈指可数的暴君，《吕氏春秋·淫辞》记录了他的凶暴：
宋王谓其相唐鞅曰：
“寡人所杀戮者众矣，而群臣愈不畏，其故何也？
”唐鞅对曰：
“王之所罪，尽不善者也；罪不善，善者故为不畏。
王欲群臣之畏也，不若无辨善与不善而时罪之，若此则群臣畏矣。
”居无何，宋君杀唐鞅。
前286年，齐湣王灭宋。
宋康王出奔魏，卒于魏之温城（《史记·魏世家》魏昭王十年）。
齐之灭宋，得魏、楚出兵相助，故魏、楚得以瓜分宋地。
庄子于宋灭之年去世，死后故邑蒙城归楚，因此后世有异说，误传庄子为楚人。
从三十二岁到八十四岁去世，庄子在宋康王暴政阴影之下生活了五十二年。
宋康王是宋国史唯一之王。
《庄子》中的“宋王”（庄子生前不可能知道宋王谥康，为隐晦其旨又不可能称名），乃至一切古籍所称“宋君偃”、“宋王偃”、“宋偃王”、“宋康王”、“宋王”，指的都是这个暴君。
研究庄学，不能不了解宋康王。
庄子著书，既要避免生前己身被宋康王诛杀以及己书被宋康王剿灭，又要预防身后其书被后世暴君剿灭，因此庄子的表达不得不极其隐晦。
二、宋君称王，战国第三
宋康王是第三个称王的战国诸侯，仅次于齐、魏两雄，而早于秦、赵、韩、燕四雄。
马陵之战后魏惠王任用主张与齐和解的宋人惠施为相，并于前335年继齐之后称王，翌年（前334）改元。
魏惠王与齐威王在齐地徐州会盟，互相承认称王事实，史称“徐州相王”。
周天子的象征性权威，至此已荡然无存。
宋君偃称王之年（前328），秦惠王（前337～前311在位）任用魏人张仪为相，四年后（前325）称王，翌年（前324）更元。
秦惠王称王后二年（前323），曾与张仪在秦国争事秦惠王失利的韩人公孙衍（字犀首，以字行。
时人称“犀首”，如称“仲尼”而不名），游说魏惠王建立中原诸侯“合纵”联盟，与齐、秦两强抗衡，得到魏相惠施赞成。
魏惠王遂主持了韩、赵、燕、中山四国称王。
魏与四国相互承认称王事实，史称“五国相王”。
因此《史记·鲁世家》说：
“景公二十九年（前323）卒，子叔立，是为平公。
是时六国皆称王。
”
前353年齐率先在中原称王时，庄子十七岁；前323六国皆称王之年，庄子四十七岁。
三十年中，庄子亲眼目睹了“王天下”彻底崩溃的全过程，身处“礼崩乐坏”的乱世。
庄子的母邦，摊到了极其凶暴又在位甚久的宋康王；庄子本人，抽到了毕生与其共始终的下下签。
所以庄子说：
“方今之时，仅免刑焉。
”（《庄子·人间世》）
三、中山称王，灭于赵国
战国诸侯称王，有两国不在“战国七雄”之列：
中山与宋。
因此汉人刘向编定《战国策》时，除了为“战国七雄”各列专章，另有《中山策》、《宋卫策》两章。
中山为魏之别封。
魏文侯（前445～前396在位）以中山人乐羊为将，前408年至前406年，伐灭古之中山国。
但中山与魏国南部本土中隔赵国，无法并入版图，魏文侯遂封幼子魏挚于中山，成为魏的北部殖民地。
中山史唯一之王，其名未详，为魏挚（魏文侯之子、魏武侯之弟）之子、魏惠王堂弟。
战国后期的道家魏牟（前320-前240），是中山王之子，魏挚之孙、魏文侯曾孙、魏惠王堂侄、魏襄王族弟，《庄子·杂篇·让王》称其为“中山公子牟”，又因中山曾一度称王而称其为“万乘之公子”（“千乘”指诸侯，“万乘”指王）。
《汉书·艺文志》列《公子牟》四篇于道家，久佚。
魏牟是庄子学派重要人物，《荀子·非十二子》攻击六组十二位诸子，魏牟与今已不详学说的它嚣同列第一组。
中山被灭前，魏牟崇信公孙龙的名学（见《列子·仲尼》）；中山被灭后，魏牟因亡国丧家而转为庄学信徒。
赵灭中山之年（前296），庄子六十八岁。
比庄子小四十九岁的魏牟，很可能在失国后成了庄子的晚年弟子。
研究庄学，不能不了解魏牟，也不能不了解与魏牟关系密切的名家集大成者公孙龙。
《列子·仲尼》记载了中山公子魏牟在失国前对赵人公孙龙的崇信。
而《庄子·外篇·秋水》记载了前中山公子魏牟在失国后对赵人公孙龙的猛烈诋毁。
《秋水》是有助于理解《齐物论》的“外杂篇”中的重要篇什，很可能为魏牟所撰。
四、宋国称王，灭于齐国
前481年田齐篡姜齐，在格于“王天下”旧格局的中原，因名不正言不顺而遭到中原诸侯鄙视。
直到齐威王（前357-前320在位）取代强魏，成为战国中期中原最强国，才令诸侯不得不仰视。
痛恨“乱臣贼子”的大儒孟子、荀子都先后游齐，成为稷下学宫的客卿。
孟子任“列大夫”，荀子三为“祭酒”。
但庄子终生未履齐地，痛诋田齐为窃国“大盗”。
宋康王东败齐，南败楚，西败魏军，拓地三百里，久与齐、魏、楚为敌。
齐国伐宋，魏、楚出兵相助。
秦国坐山观虎斗，希望中原最强的齐国，因伐宋而师劳国疲。
前286年齐灭宋。
战国中期，诸侯纷纷僭称“王”号，导致了四大结果：
一、非诸侯的封君或卿相，在战国中后期也水涨船高地僭称“公”。
二、不愿与诸侯平起平坐的秦昭王和齐湣王，于前288年在秦相魏冉（楚人，秦昭王母宣太后之弟）力主之下，一度僭称“西帝”、“东帝”，月余即迫于列国压力，各自撤销“帝”号。
这一年庄子八十二岁，亲见以前仅用于天神的“帝”号被人间君主僭用。
这对理解“内七篇”最后一篇《应帝王》以及最后的“混沌”寓言中“南海之帝”、“北海之帝”、“中央之帝”的奥义，极其重要。
三、诸侯称“王”后，逐鹿中原的血腥战争更趋白热化。
交战双方人数合计常近百万，死伤常达数万乃至数十万。
这对理解“内七篇”尤其是《德充符》中充满刑余、肢残之人，极其重要。
四、曾经称王的东周诸侯共计十一国：
楚、吴、越、齐、魏、宋、秦、赵、韩、燕、中山。
越灭吴，楚灭越，赵灭中山，齐灭宋。
六国称王百余年后的前221年，秦灭曾经称“王”的剩余六国而一统天下，未曾称“王”的卫国，直到前209年才灭。
秦王嬴政既不满足于像商、周那样称“王”，也不满足于曾被秦昭王、齐湣王用过的“帝”号，因而号曰“皇帝”，开启了漫长的中华帝国史。
庄子对专制制度的惊人预见和超前批判，也因而长期有效。
五、宋王篡位，庄子弃职
宋康王逐兄篡位之年（前338），庄子三十二岁。
此前，庄子一度在其本邑蒙城，短暂担任漆园吏。
这是庄子近距离了解专制制度运作方式及其悖道本质的重要经历。
有一天庄子在雕陵的栗园里游玩，看见一只异鹊从南方飞来，翼展七尺，眼大一寸，翅膀扫过庄周额头，停息在栗树林里。
庄子说：
“这是什么鸟啊？
翅膀很长却不能飞远，眼睛很大却视力不佳。
”提起衣角快步跟过去，手持弹弓留意其举动。
看见一只蝉，正躲在树叶下纳凉而忘了真身。
一头螳螂在树叶遮蔽下正伺机捕蝉，由于将有所得而忘了真形。
而那只异鹊正准备捕杀螳螂，因为将获其利而忘了真性。
庄子惊叹说：
“唉！
万物原本互相牵累，每一物类都会招致更强物类的捕杀。
”于是扔掉弹弓转身就跑，结果招来了怀疑庄子偷摘栗子的守园人追赶斥骂。
庄子回到家里，三天心情不好。
弟子蔺且问：
“夫子为何这几天心情很不好？
”
庄子说：
“我只知守护肉身，反而忘了真身。
我习惯了在浊水中认知肉身，在清泉中看到真身反而感到迷惑。
况且我早已听老师说过：
‘沉溺俗世之中，就会盲从俗世命令。
’如今我在雕陵游玩就忘了真身，那只异鹊的翅膀扫过我的额头令我惊醒。
我在栗林里游玩又忘了真性，栗林守园人怀疑我偷窃而侮辱了我，因此我心情不好。
”
这一庄子轶事，载于《庄子·外篇·山木》。
故事中的“异鹊”，似为《逍遥游》大鹏之原型。
据此概括的成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把“异鹊”改为“黄雀”，使异鹊与大鹏的关系隐而不显。
故事中还有唯一确知的庄子弟子——蔺且。
《山木》当为蔺且所撰，故自书其名，与庄子在“内七篇”中自书其名相同。
这是古人著书的署名方式。
《外篇·山木》的“材与不材”故事，与《内篇·人间世》主旨吻合。
因此这一故事很可能为蔺且亲见亲闻，并非寓言。
庄子一方面有感于“物固相累，二类相召”，另一方面适逢母邦发生宋康王逐兄篡位的宫廷政变，因此不愿再依附专制庙堂。
他在《人间世》中写道：
“漆可用，故割之。
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这显然与他曾供职漆园有关。
因不愿像漆树那样听任宰割，庄子遂弃漆园之职。
据“外杂篇”，庄子娶过妻，生过子，其妻先他而死，子嗣无考。
庄子弃职以后，曾经西游魏，东游鲁，南游楚，北游赵。
广泛的游历见闻，使他对天下专制制度有了无人能及的深刻认识。
庄子居于陋巷，傲立江湖；编织草鞋，钓鱼授徒。
这是只知钻营庙堂、逢迎君主的其他诸子不可能做到的。
没有一部先秦子书，如此广泛涉及鸟兽虫鱼；没有一位先秦巨子，如此谙熟洞悉百工技艺。
这更是只知钻营庙堂、逢迎君主的其他诸子不可能具备的。
因此司马迁在《史记》中赞扬他“于学无所不窥”。
六、寓言讽世，痛诋专制
庄子在宋康王篡位后辞去漆园吏，安贫乐道，滑稽放言；寓言讽世，痛诋专制。
从庄门弟子后学在“外杂篇”中记录的庄子言论来看，庄子撰“内七篇”时尽管极其慎言，但生活中却极其敢言。
《杂篇·列御寇》记录了庄子对宋康王的评论。
有人游说宋康王，得到十乘马车的赏赐，以此向庄子炫耀。
庄子说：
“河边有人家贫，靠编织苇席为生。
儿子潜入深潭，采得千金宝珠。
其父对儿子说：
‘拿石头把珍珠砸了。
那千金宝珠，必定是在九重深渊，而且含在黑龙嘴里。
你能采到宝珠，必定恰逢黑龙打瞌睡。
假使黑龙醒着，你怎能侥幸得手？
’如今宋国的水深火热，不是九重深渊可比；宋王的凶猛暴虐，也非黑龙可比。
你能得到车子，必定恰逢宋王打瞌睡。
假使宋王醒着，你就粉身碎骨了。
”
或许有人会想：
庄子生不逢时，母邦君主恰巧是暴君。
倘若宋君是儒家赞扬的仁义明君，恐怕庄子也会出仕吧？
然而战国时代的无数士人都“有奶便是娘”地游仕异国，庄子却没有“楚材晋用”地游仕异国。
《杂篇·列御寇》的一则故事，足以证明庄子轻视功名、粪土富贵，与当世君主是“明君”还是暴君无关。
宋国有个人叫曹商，宋康王派他出使秦国。
他去时，从宋康王这里得到几乘马车。
到秦国后博得了秦王欢心，加赐他一百乘马车。
返回宋国后，曹商见到庄子，说：
“住在偏远狭窄的巷子，窘困地编织草鞋，脖子枯槁如树枝，耳朵蜡黄像死人，曹商我不擅长。
见一次万乘大国的君主，跟随的马车就变成一百乘，曹商我很擅长。
”庄子说：
“秦王得了痔疮请医生，能挤破痔疮消除脓肿的，赏车一乘。
肯用舌头舔痔疮让他杀痒舒服的，赏车五乘。
治疗的方式越下贱，赏赐的马车越多。
你大概为秦王舔了痔疮吧？
为何赏的车子竟有这么多？
去你的吧！
”
庄子对专制制度采取强硬不合作态度，既不出仕母邦，也不游仕异国。
同时对取富贵于母邦专制君主或异国专制君主者，都予以猛烈批判和无畏嘲笑。
庄子认为，无论母邦、异国，当时的整个天下都是专制制度，既不能为专制君王服务，更不能对专制制度屈服。
生活中的庄子，敢于无所顾忌地批判宋国庙堂为“九重之渊”，无所畏惧地抨击宋康王“猛过骊龙”，因此庄子在“内七篇”中隐晦批判专制制度，绝不是出于胆怯。
“内七篇”如此隐晦，一是为了其身免遭宋康王诛杀，二是为了其书免遭当世的宋康王和后世的“宋康王”剿灭——使其崇尚自由、批判专制的不朽思想传之久远。
七、终身不仕，以快吾志
与庄子同国同时声名最高的宋人，是生卒年都先于庄子十岁左右的墨徒兼辩者惠施，以宋人出任魏相，辅佐一代霸主魏惠王。
庄子弃职后不久，便西游魏都大梁，往访同国大贤惠施。
惠施或许早已听说母邦宋国出了一位奇人庄周，其左右又说：
“庄子来大梁，恐怕是欲谋魏国相位。
”
惠施担心起来，派人在大梁城里搜捕庄子三天三夜。
庄子到大梁后，似乎没急着去见惠施，而是四处游历，做社会调查，听说惠施正在搜捕他，就直接去见他，又即兴开讲寓言：
“南方有一只鸟，名叫鹓雏，你听说过吗？
鹓雏从南海飞到北海，不是梧桐树就不停，不是竹子的果实就不吃，不是甘甜的泉水就不喝。
有只猫头鹰得到一只腐烂的死老鼠，正好鹓雏从它头上飞过，就仰头向天大喊一声：
吓！
莫非你也想用你的魏国相位来吓我吗？
”
魏惠王也已听说庄子大名，主动约见庄子，结果庄子把魏惠王和惠施都骂了进去，面斥为“昏上乱相”。
庄子是否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呢？
《外篇·秋水》、《杂篇·列御寇》、《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了庄子辞楚王聘相的史实，综述如下。
楚威王听说了庄子大名，派两位大夫去聘他为相。
庄子不在家，正在濮水岸边钓鱼。
大夫找到庄子钓鱼处，说：
“吾王想请先生为相。
”
庄子手持钓竿，头也不回说：
“听说楚有神龟，已经死了三千年。
楚王把神龟的骸骨精心保存，供在庙堂之上。
这头神龟，究竟愿意死了留下骸骨而被当作宝贝呢？
还是宁愿活着摇着尾巴在泥滩上爬呢？
”
两位大夫说：
“宁愿活着摇着尾巴在泥滩上爬。
”
庄子说：
“你们有没有看见祭祀用的活牛？
养了几年后，就被披上五彩绣衣，宰杀献祭。
到那时，想要做一头普通的牛也不可能了。
你们走吧，不要污辱我。
我宁愿做活的神龟，摇着尾巴在泥滩上爬。
我宁愿在污泥中快活游戏，也不想被君主约束。
我决意终身不仕，以快吾志。
”
濮水在蒙城附近，一称沙水。
《水经·淮水注》：
“濮水即沙水之兼称。
”沙水流经今安徽涡阳、蒙城一带——涡阳是蒙城旧名。
今另有涡阳。
《外篇·秋水》、《杂篇·列御寇》没提楚王是谁。
《史记》明言“楚威王”，还提到“游戏”一词，为古籍之中首见，或许也为庄子首创。
此词不见于郭象版“外杂篇”，或为郭象所删。
《秋水》只说“神龟”，没说“牺牛”。
《列御寇》和《史记》只说“牺牛”，没说“神龟”。
楚威王熊商，前339年至前329年在位，正当庄子三十岁至四十岁之间。
庄子辞相之时，年仅三十余岁。
以一介布衣而辞强楚之相，庄子遂名闻天下。
蔺且、詹何、魏牟等弟子后学，遂慕其风而广之。
八、晚年挚友，大知惠施
惠施长庄子十一岁。
未及庄子成年，惠施已离开母邦宋国游仕魏国。
宋人惠施担任魏相长达十八年（前340～前322），堵塞了魏国士人的仕途，于是魏人张仪游仕秦国，于前328年担任秦相，并于前325年辅佐秦惠王成功称王。
前322年，张仪为了秦国利益，向秦惠王请缨出使魏国，游说魏惠王联秦攻齐。
魏惠王刚刚于去年（前323）“五国相王”中组建抗齐联盟，今又得秦相张仪许诺强秦助魏攻齐，遂将反对张仪之主张的惠施罢相，转拜张仪为相。
在魏国与张仪冲突失利的惠施，如同在楚国与张仪冲突失利的屈原。
惠施罢相后，离魏至楚。
由于惠施是兼相秦魏、权倾天下的张仪之政敌，楚怀王不愿得罪张仪，更不愿进而得罪秦惠王、魏惠王，于是对惠施赠以车马，把他送归母邦宋国。
惠施由楚归宋途中，庄子正在宋泽孟诸钓鱼。
庄子看见惠施从车百乘，就把多钓的鱼也扔进湖里，以此表示对依附庙堂以谋取多余之财的惠施之不屑。
庄子时年四十七岁。
此前多年，庄子曾往魏都大梁拜访惠施，结果大失所望。
当时庄、施初识，尚未订交。
宋康王对担任魏相的本国大贤惠施也曾十分仰慕，但现在惠施已老，兼已失势，况且墨徒惠施主张偃兵，不对宋康王胃口。
因此罢相归宋的惠施，并未得到宋康王重用。
惠施在母邦没机会重新出仕，雌伏了三年，其间与庄子日夕盘桓，既是针锋相对的论敌，又是惺惺相惜的挚友。
惠施归宋三年后的前319年，魏惠王卒。
业已六十二岁的惠施立刻离宋赴魏，图谋复相。
继位的魏襄王果然不信任张仪，罢了张仪相位，但也没让惠施复相，而拜田需为相。
惠施继续流连大梁，逐渐淡出政治而转向学术。
大约前305年左右，惠施提出“历物十事”等辩题，招致天下辩士群集大梁与之进行大辩论，其中就有年仅二十岁的公孙龙。
公孙龙与桓团等辩者前辈在辩论中提出“二十一事”等新辩题，合力击败了惠施。
惠施在政治失败之后，继以学术失败，再次返归母邦宋国，与庄子日夕盘桓，终老于宋。
惠施在漫长的宦海生涯中获得了罕有其比的丰富庙堂见闻，在其晚年与庄子日夕盘桓、频频斗嘴的过程中，也成为庄子深入了解天下专制制度不可或缺的间接经验。
惠施八十一岁去世时，庄子已七十岁。
惠施葬于宋，庄子曾过惠施之墓，对弟子感叹：
“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与言之矣。
”惠施死后，庄子还有十四年寿命。
在这十四年中，庄子完成了千锤百炼、打磨一生的最终思想，就是不朽的“内七篇”。
九、隐攻公孙，暗讽孟轲
惠施是“内七篇”唯一明确提及的同时代思想巨子，也是“内七篇”中与庄子直接对话的唯一人物。
不少学者认为，“内七篇”就是专为辩驳惠施名学而撰，但这无疑限制了“内七篇”的普遍意义。
除此之外，《齐物论》还隐晦提及另一位名家巨子公孙龙的独家辩题“指非指”、“（白）马非马”。
《大宗师》的道家人物“孟子反”，则隐晦嘲笑了与庄子同时代的大儒孟子，尽管“内七篇”和“外杂篇”均未提及孟子。
隐名不提思想对手，是诸子惯技。
比如赵人荀况，在其著作《荀子》中多处激烈诋毁名家之学，但说来说去都是“惠施邓析”，从来不提名家巨子公孙龙。
邓析（前545-前501）是与孔子同时代的春秋末期郑国人，惠施生年（前300）晚于邓析卒年（前501）整整两百年，荀况却将惠施列名邓析之前，何故？
因为“邓析”是“公孙龙”的代词，而公孙龙晚于惠施。
公孙龙（前325～前250）长荀况（前313～前238）十余岁，因与由政治转向学术、提出“历物十事”等辩题的惠施在魏都大梁进行大辩论而少年成名，成为取代惠施、名震天下的当时第一辩者。
荀况与公孙龙同国同时，不可能不知公孙龙。
因此《荀子》中的“惠施邓析”，实为“惠施公孙”。
荀况为何要用代词？
因为长期担任赵相的平原君赵胜（前308～前252）服膺名家之学，服膺公孙龙并供养他长达半个世纪，导致大儒荀况在本国难以得到重用，只能时而东游齐国稷下，时而西游秦国，闲得无聊又授徒韩非、李斯，最后在楚相春申君黄歇那里谋得兰陵县令之职，很快又被撤职。
荀况不愿断绝母邦仕途，因而不愿得罪本国权相平原君，所以不敢明攻公孙龙，而用“邓析”做代词。
这一代词，导致邓析被误认为名家始祖，后人还据此伪造出一部《邓析子》。
有学者认为《邓析子》原有，后亡佚，再伪造。
也有学者认为，前后两部《邓析子》均属伪造。
《齐物论》隐攻公孙龙，仅提辩题，未及其名，是因为庄子已明攻名家巨子惠施。
作为前辈，庄子不愿再明攻比自己小四十四岁的名家新进公孙龙。
《大宗师》暗讽孟子，用“孟子反”来反“孟子”，是因为“内七篇”已明攻孔子，兼及儒门圣王尧舜，对儒学评价甚低的庄子，不屑再提同时代大儒孟子。
孟子是子思的再传弟子，子思之师则是曾参。
庄子似乎对曾参印象不错，尽管“内七篇”仅提及孔子的早期弟子颜回、子贡，没提及晚年弟子包括曾参。
然而曾参字子舆，《大宗师》的另一道家人物就叫“子舆”。
孟子仰慕师祖曾参，也字子舆。
《大宗师》的“子舆”显然暗指曾参，而非暗指孟子。
很可能为魏牟所撰的《杂篇·让王》，赞扬了曾参的“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
十、公子魏牟，失国改宗
撰写“外杂篇”的庄门弟子后学蔺且、詹何、魏牟等人，慕效其师文风，也没有明攻大儒孟子和荀子，而是猛攻孔子，兼及尧舜，但在总论先秦学术源流的《杂篇·天下》中，孔、孟、荀均未提及。
“外杂篇”的撰者还慕效其师文风，明攻惠施，但把乃师仅提辩题、未及其名的公孙龙亮了出来。
《杂篇·徐无鬼》提到“儒、墨、杨、秉四，与夫子（指惠施）为五”。
公孙龙字子秉，“秉”即指公孙龙。
《杂篇·天下》则明确提到公孙龙：
“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
”
最有意味的是庄门高弟所撰《外篇·秋水》。
此篇堪称“外杂篇”中最受重视的篇什，因为最为难懂的《齐物论》必须参考此篇才能摸到一点头绪，所以诸多选本和译本，若在“外杂篇”中仅选一篇，必为《秋水》。
《秋水》的结尾，是中山公子牟对公孙龙的无情嘲笑。
中山为魏之别封，前296年为赵所灭。
中山为赵所灭之前的约前305年，惠施在大梁与天下辩者论辩，年仅二十岁的公孙龙恭逢其盛，在论辩中击败惠施而一举成名天下知。
“不恤国事”的中山公子魏牟（前320-前240），遂成仅仅长其五岁的赵人公孙龙（前325-前250）信徒。
《列子·仲尼》记载了魏牟与乐正子舆的争论。
乐正子舆攻击公孙龙“行无师，学无友，佞给而不中，漫衍而无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与桓团等肆之。
”
魏牟则为公孙龙辩护，对乐正子舆说：
“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晓。
”
然而中山为赵所灭后，前中山公子魏牟性情大变，转而迁怒于自己一度崇信的赵人公孙龙。
魏牟失国后流落天下，“身处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向庄子本人或庄门弟子詹何求学问道。
魏牟还曾西游秦国，做过出任秦相、主张“远交近攻”的魏人范雎（前267～前255任秦相，封应侯）的门客。
前256年邯郸围解后，当时在秦的魏牟，预知范雎因掣肘白起导致秦围邯郸失败，即将失去秦昭王信任，于是辞别范雎，行前忠告范雎：
“夫贵不与富期，而富至；富不与粱肉期，而粱肉至；粱肉不与骄奢期，而骄奢至；骄奢不与死亡期，而死亡至。
”（见《战国策·赵策三》）。
稍后齐人蔡泽游秦，也规劝范雎急流勇退，于是范雎主动向秦昭王辞去相位，免除了后患（见《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魏牟随后转往赵国见平原君，并见到了平原君供养了近半个世纪的著名门客、魏牟年轻时的偶像公孙龙。
但此时的魏牟已非当年崇拜公孙龙的“万乘之公子”，亡国丧家后业已转为庄学信徒，于是对公孙龙大加嘲讽，斥其为“用管窥天，用锥指地”的井底之蛙，赞扬“内七篇”是“极妙之言”，说公孙龙“欲观于庄子之言，是犹使蚊负山”。
十一、庄子著书，支离其言
除了郭象的增删篡改和系统曲注对理解“内七篇”造成重大障碍以外，阅读《庄子》的另一大障碍是：
庄子故意写得极其隐晦，无比难懂。
庄子死后，一位弟子（极有可能是蔺且）为“内七篇”撰序一篇，就是《杂篇·寓言》，其中提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蔓衍，所以穷年”。
又为“内七篇”撰跋一篇，就是《杂篇·天下》，其中提到“以卮言为蔓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
并且点题曰：
“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
”奥义是：
庄学是专制天敌，一旦直言，专制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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