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密历史文化》课程内容第5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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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密历史文化》课程内容第5讲
第五讲高密三贤
一、春秋齐相晏婴
二、东汉经学大师郑玄
三、清代大学士刘墉
卷首语
山东省高密市历史悠久,人杰地灵,自秦时置县,历经2200多年的悠悠岁月,孕育了众多历史名人,齐相晏婴、汉代大经学家郑玄、清代体仁阁大学士、大书法家刘墉,被誉为"三贤"。
为展示历史名人的风采,山东省高密市先后在文化广场设置了“三贤”雕塑,建成了“三贤园”。
一、春秋齐相晏婴
晏婴(前?
-前500),字平仲,世称晏子,高密市李家营镇晏王庙村人。
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齐国名相。
齐灵公二十六年(前556年),其父晏弱死,继任齐卿,历仕灵公、庄公、景公三世。
主张诛不避贵,赏不遗贱,重视生产,提倡蚕桑,反对厚赋重刑。
晏婴为官,敢言直谏,为国为民。
他聪颖机敏,善于辞令。
出使楚国,以机智与巧言避免被辱,维护齐国尊严的故事,脍炙人口。
他崇尚俭朴,身居要职,居室简陋。
景公数次要为他建造豪华住宅,均被他婉言谢绝。
晏婴去世后,孔子曾赞扬说:
"救民百姓而不夸,行补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
"传世《晏子春秋》实系后人依托并采缀晏子言行而成。
晏婴的外交风范
早在晏婴以前的政治家管仲就十分重视发挥外交活动的作用,把国家财政中的三分之二的款项用来搞外交活动,并且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果,这种外交活动的思想被晏婴继承和发扬下来,但晏婴重视外交活动的目的同管仲完全不一样,管仲进行外交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更加扩大齐国的势力和影响,而晏婴则不同,晏婴虽“历之君,皆暗主也”,加之国内有乱臣作乱,齐国的势力已相当薄弱,政治上外强中干,经济上国库空虚,军事上虽为大国,但也大不如前。
因而,为了维护齐国的既得利益,为了维护桓公、管仲留下来的霸主之业。
晏婴一方面通过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措施来加强齐国的势力。
另一方面,则力图通过外交活动达到壮齐国国威的目的。
在晏婴的从政生涯中,外交活动占十分重要的地位。
以灵活、务实、不辱诸候,以礼相待的外交政策为出发点,赢得了诸候国的敬重。
其中,晏婴使楚就是最好的典范。
公元前521年(齐景公27年),齐景公为了和楚国通好,派晏婴出使楚国。
出使那天,晏婴仍旧平常着装,坐平日乘坐之车辆,向楚国出发了。
一进入楚国境界,边界守官立即派人前往郢城报知楚王。
楚王得知后,会聚文武群臣说:
“晏平仲身长不满九尺,可是他名闻诸候。
现在楚国强盛了,我想把他羞辱一番,方显出楚国的威风,不知众卿有什么妙计?
”几位正直的大臣劝道:
“齐国也是个大国,晏婴在诸候中颇有名气,捉弄他反而有损国体,还是以礼相待为好。
”
太宰遽启疆走到灵王身边,附耳低言几句,灵王连称:
“此计甚妙!
”遽启疆命士兵在东城门的旁边另开一个小门,这门恰好六尺高。
遽启疆听说晏婴已到京城近郊,急忙把守门的军将叫来,嘱咐说:
“君王有令,齐国使者到达东门时,将城门关闭,让他从新开的小门进来。
”
晏婴来到了东门下,只见城门紧闭,就停下车子,命令前去叫门。
守门军士见是晏婴身着黑色布衣,坐着一辆旧车,全没了大国使者的气度,说:
“晏相国的身体,走这个小门就可以了,何必开大门呢?
”晏婴在车上对守门军士说:
“这分明是狗洞,出使狗国的人,才从狗门而入,今天我出使的是人国,应当走人门。
”守门军士忙把晏婴的话飞报楚王。
楚王听了,懊恼地对遽启疆说:
“原本想戏弄他一下,却反受他羞辱了!
”马上下令,敞开大门,请晏婴入城。
晏婴入宫谒见楚王。
楚王瞥了他一眼,傲慢无礼地说:
“难道齐国没有人了吗?
”晏婴一听,知道楚王又在藐视齐国了,不慌不忙地说:
“齐国的首都临淄虽说不大,只有三百闾人家,可是每个人只要一抬袖子,就能遮住太阳;每个人只须挥一把汗水,就像下了场大雨;一路上,人们肩膀拥着肩膀,脚尖顶着脚跟,怎么会没有人呢?
”楚王问:
“既然如此,怎么单选中你作为使者呢?
”晏婴答道:
“齐国任命使者有条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贤能的出使贤明的国家,才能差些的人出使一般水平的国家,长相魁悟之人出使大国、强国;五短身材的人出使小国、弱国。
我晏婴水平最低、个子又很矮小,是个最没有出息的小角色,所以就派往贵国了。
”楚王听罢张口结舌。
但楚王又不死心,他又想出了别的方式。
宴会上,侍从先献上一盆楚国名产合欢桔,楚王捡起一枚递给了晏婴、晏婴连皮吃下。
楚王拍手大笑不止说:
“齐国人大概没有见过桔子吧,怎么不剥了皮就吃?
”晏婴说:
“圣人说过,君王赐食瓜果,不剖不削,这是一种敬意。
大王赏给外臣的名桔,我敢扒皮食用吗?
”楚王听了,不禁肃然起敬,请晏婴入坐,二人对饮。
这时一个囚犯被押至殿前,楚王故意叫住武士问道:
“绑着的是什么人?
”武士说:
“齐国人。
”楚王又问:
“犯了什么罪?
”武士说:
“盗窃罪。
”楚王装作不解地望了晏婴一眼说:
“这儿时常捉住齐国的盗贼,难道齐国人是善于偷盗吗?
”晏婴听后说:
“我听说桔子生在淮南,方为桔子,又大又甜,移植到淮北,就叫枳实了,果子又小又酸。
变了种了。
桔子和枳实样子相似,果实味道却迥异不同。
为什么会这样呢?
水土不同的缘故吧!
如今百姓在齐国没有做盗贼的。
到了楚国却又偷又盗起来,该不是楚国的水土使人变得善于偷盗吧?
大王您说,这异地做贼的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呢?
”楚王听罢无言以对,对晏婴说:
“我本想侮辱侮辱你,反而遭到你的侮辱,今天算是我自作自受了。
齐国有这样能干的相国,是不会受别国欺负的。
楚国愿意和齐国通好结盟。
”晏婴回国时,楚王送了一份厚礼,又派远墨、伍举等大臣送到东门外。
从此,许多年齐楚两国相安无事。
晏婴在其三十多年的外交活动中,不论是出使,还是对待来使者,都使其外交思想付诸实施,并卓有成效,以外交而身显诸候,一些诸候中把晏婴当成圣人或礼的化身而尊崇之。
其中,“尊重主权和维护独立”成为纵横家外交思想的重要来源,有的已成为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今天也不失其重要价值。
晏婴(前?
——前500年),字平仲,世称晏子,高密市李家营镇晏王庙村人。
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齐国名相。
他为国为民,敢言直谏,聪颖机敏,善于辞令,晏子使楚的故事脍炙人口。
他身居要职,崇尚简朴。
孔子赞曰:
“救民百姓而不夸,行补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
”
二、东汉经学大师郑玄
郑玄(127--200),字康成,高密市双羊镇郑公村人。
东汉大司农,著名经学家、教育家。
他遍注儒家经典,以毕生精力整理古代文化遗产,使经学进入了一个“小统一时代”。
郑玄自幼聪颖,13岁即诵"五经",21岁便博览群书,精通历算、图纬。
家贫寒,发奋读书。
先入太学学今文《易》和公羊学,又从张恭祖学《古文尚书》、《周礼》、《左传》等,后西入函谷关,师从古文经学大师马融。
游学归里后,聚徒讲学,弟子众至数百千人。
马融叹息:
"郑玄东去,吾道东矣!
"
建宁二年(169年),因党锢之祸而受株连。
被禁锢十几年间,他潜心注释经书,以古文经为宗,兼采众家之长,综合古今,遍注群经,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形成令学者为之叹服的"郑学",时称郑玄为"经神"。
他对儒家经典的注释,长期被封建统治者作为官方教材,收入九经、十三经注疏中,对于儒家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的流传作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
郑玄在整理古代历史文献上颇有建树。
他通晓《九章算术》和《天文历法》,因而他的注释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今通行本《十三经注疏》中《毛诗》、《三礼》注,即采用郑注。
另注《周易》、《论语》、《尚书》和纬书。
郑玄一生著作甚丰,著有《中侯》、《乾象历》、《六艺论》、《毛诗谱》等,在数学、物理学、天文学、语言学的领域里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一、家世与童年
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省高密县)人。
生于东汉顺帝永建二年(127年),卒于东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年)。
郑玄的家世本来比较显赫。
其远祖名叫郑国,字子徒,是孔子的弟子,其后世封为朐(qu渠)山侯。
郑玄的八世祖郑崇,字子游。
为高密大族,西汉哀帝时官至尚书仆射,《汉书》中有传。
郑崇为人刚直不阿,很受哀帝的信任和重用,常与宦官、幸臣董贤等作斗争,后来佞臣诬陷,惨死狱中。
到了郑玄出生时,郑氏家族已经败落了,他的祖父郑明、父亲郑谨,都没有出仕,只在乡间务农,家中生活也比较贫寒。
郑玄自幼天资聪颖,又性喜读书,勤奋好学。
他从小学习书数之学,到八九岁时就精通加减乘除的算术,不但一般的大人比不过他,即便是读书人,不专门学习书数者也赶不上他。
到了十二三岁,他就能诵读和讲述《诗》、《书》、《易》、《礼记》、《春秋》这儒家“五经”了。
同时,他还喜欢钻研天文学,并掌握了“占候”、“风角”、“隐术”等一些以气象、风向的变化而推测吉凶的方术。
郑玄自少年时就一心向学,确立了学习经学的志向,终日沉湎于书卷中,孜孜以求。
他不尚虚荣,天性务实,有一件小事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十一二岁的时候,他曾随母亲到外祖家做客,当时客人很多,在座的十多位客人都衣着华美,打扮得焕然一新,一个个言语清爽,夸夸其谈,显得很有地位和派头。
唯独郑玄默默地坐在一旁,似乎身份和才学都赶不上人家。
其母见状,感到面上无光,便暗地督促他出头露面,显露点才华,表现点阔绰和神气。
郑玄却不以为然,说这些庸俗的场面“非我所志,不在所愿也”(引文见《太平广记》卷215引《玄别传》)。
郑玄16岁的时候,不但精通儒家经典,详熟古代典制,而且通晓谶纬方术之学,又能写得一手好文章,在当地声名远播,被大家称为神童。
当时朝廷的统治者相信灾异、符瑞之说,把各种自然灾害视为上天对人类的惩罚和警告;而把自然界罕见的一些现象,如禾生双穗、珍禽异兽出现等,看作上天对人们的奖励和对“政治清明”的赞赏。
为了证明统治者的行为符合天意,朝廷便鼓励地方官府将“符瑞”逐级上报,借以神化和歌颂封建统治,麻痹人民。
但当时的吏治已经坏透了,州、县官吏大都是白囗,写文章也难以象个样子。
这一年民间有人献瑞,不同的两棵秧长到一起结了一个瓜,称为“嘉瓜”;一枝禾稻结了两个稻穗,谓之“嘉禾”。
县里要讨好上级,就将“符瑞”的情况写成公文并加上颂辞上报,无奈官吏鄙陋无文,写的东西实在拿不出手,只好请神童郑玄来改写。
郑玄写好了公文,又写两篇颂辞,倍受县吏的赏识。
郡守认为郑玄是少有的奇才,不愧神童之名,后来亲自为他主持了冠礼(男子20岁时为表示成年而举行的加冠典礼)。
郑玄对术数之学的研究也很有心得,成名很早。
据《玄别传》记载,郑玄17岁时,有一天正在家读书,忽见刮起了大风,他根据自己掌握的一些方术来推算,预测到某日、某时、某地将要发生火灾。
于是,他立即到县府去报告,让政府早做准备。
到了某日某时,某地果然发生了火灾,但由于早有准备,并没酿成大害。
这件事不胫而走,郑玄又被当地视为“异人”。
二、不乐为史折节向学
伴随着知识和学问的增长,郑玄步入了青年时代。
他虽然立志于潜心钻研经学,并已具有了一定的经学造诣,但由于家境贫寒,生活困苦,已没有条件继续专门攻读了,父母兄弟迫于生计问题,也都不允许他再不事产业而长年读书了。
在18岁那年,他不得不出仕,充任乡啬夫之职。
汉代地方政府实行郡、县二级制,县以下设乡、亭、里、什、伍等,一般是五户为伍,十户为什,百户为里,十里一亭,十亭一乡。
乡啬夫是乡一级地方小吏,掌管诉讼和税收等事。
对于自己主管的工作,郑玄勤勤恳恳,十分认真,抚恤孤苦,甚得乡里的好评,不久便晋级而成为乡佐,大约相当于副乡长的职位。
虽然上司器重,乡亲拥护,但郑玄却不安于乡吏的工作,不愿为吏以谋生,而一心向往研究学术。
因此,他在做乡吏的同时,还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刻苦学习,每逢休假日也不回家,而到学校中向先生请教各种学术问题。
他的父亲对此极为反对,并一再督责和训斥他。
但父、兄的反对也改变不了他的志向,他仍坚持不懈地努力学习,到21岁时,已经博览群书,具有了深厚的经学功底,并精于历数图纬之学,兼精算术,成了一位满腹才学的年轻学者了。
当时有一位名士名叫杜密,和大胆反对宦官的“天下名士”李膺齐名,并称为“李杜”。
杜密升任太山太守、北海相,到高密县巡视时见到郑玄,认为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就把他升调到郡里为吏录,使他得到学习和深造的机会。
从此,郑玄便结束了他的乡吏生涯。
到了北海郡不久,郑玄又辞去吏职,入太学授业。
他的老师名叫第五元先(第五是复姓),是当时京兆平陵(今陕西长安)的大姓,曾任兖州刺史,是一位很有学问的经学博士。
郑玄从师第五元先,先后学了《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等,俱达到了通晓的程度。
其中《京氏易》是西汉京房写的,《公羊春秋》是战国公羊高传述、西汉初成书的,这两部书都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
《三统历》是西汉刘歆写的历法,《九章算术》则传说是西周周公著的,这两部书都属历数之学的重要著述。
此后10年左右,皆为郑玄折节求学的时代。
他师事第五元先后,又从东郡张恭祖学习了《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等书,其中除《礼记》和《韩诗》外,均为古文经学的重要典籍。
郑玄向第五元先和张恭祖学习了今古文经学两大学派的重要经籍后,尚不以此为满足,又从陈球受业,学习了《律令》。
在此期间,他还以明经学、表节操为目的,游学于幽、并、兖、豫各地(相当于今山东、河北、河南一带),遍访名儒,转益多师,虚心向他们学习,共同探讨学术问题。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辞劳苦,孜孜求道,郑玄的青年时代,就是这样匆忙而充实地过去了。
到了而立之年后,郑玄已经成了一名有着较深造诣的经学家。
他的学问在山东(指的山以东,今河南、河北、山东一带)已经可以说首屈一指、无出其右者了。
三、壮年去国游学关西
郑玄虽然已经学富五车,但他自己却毫不满足,学无止境,越学反越觉得知识不够用。
当他感到关东(指函谷关以东)学者已经无人再可请教了的时候,便通过友人卢植的关系,离开故国,千里迢迢西入关中,拜扶风马融为师,以求进一步深造。
这一年,郑玄是33岁。
马融是扶风茂陵(今属陕西兴平)人,为当时全国最著名的经学大师,学问十分渊博。
他遍注儒家经典,使古文经学达到了成熟的境地。
他的门徒上千,长年追随在身边的就有四百余人,其中优秀者亦达50人以上。
其为人比较骄贵和讲究,虽然门徒众多,但他只亲自面授少数高材生,其余学生则由这些高材生转相授业。
郑玄投学门下后,三年不为马融所看重,甚至一直没能见到他的面,只能听其高足弟子们的讲授。
但郑玄并未因此而放松学习,仍旧日夜寻究诵习,毫无怠倦。
有一次,马融和他的一些高足弟子在一起演算浑天(古代一种天文学)问题,遇到了疑难而不能自解。
有人说郑玄精于数学,于是就把他召去相见。
郑它当场很快就圆满地解决了问题,使马融与在场的弟子们都惊服不已,马融对卢植说:
“我和你都不如他呀!
”自此以后,马融对郑玄十分看重,郑玄便把平时学习中发现而未解决的疑难问题一一向马融求教,对于篇籍的奥旨寻微探幽,无不精研,终得百尺竿头再进一步。
郑玄在马融门下学习了7年,因父母老迈需要归养,就向马融告辞回山东故里。
马融此时已经感到郑玄是个了不起的人才,甚至会超过自己,他深有感慨地对弟子们说:
“郑生今去,吾道东矣!
”意思是说,由他承传的儒家学术思想,一定会由于郑玄的传播而在关东发扬光大。
四、党锢之祸与隐修经业
从马融那里学成回乡后,郑玄已经40多岁了,这时他已成为全国著名的精通今古文经学的大师了,于百家之学无所不通。
于是远近有数百上千人投到他的门下,拜他为师,听他讲学。
当时他家里还很贫穷,便“客耕东莱”,一面种田维持生计,一面教授门徒。
东莱在今山东即墨县东南不其城南山下,环境十分优美,山上有古井不竭,井边生有一种细而长的草,和薤一样一尺多长,很有韧性,时人称之为书带草,又叫康成书带。
郑玄与弟子们隐居于此,过着清贫而安谧的生活。
本来,像郑玄这样学问好名声大的经师,是会被推荐或征召入朝为官的,他本人也未尝不是这样打算的。
但谁知正在此时,却发生了“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是东汉后期统治阶级内部宦官、外戚两派长期斗争的产物。
外戚当权,即杀戮和罢免一大批宦官,而提拔重用他们的同党;反之,宦官掌权,则大杀外戚集团,罢免和压制外党。
桓帝时,一批比较正直的士家豪族和“名士”出身的封建官僚,联合3万多大学生,一起反对宦官集团。
宦官则控制了桓帝,捏造罪状进行反击,桓帝下令逮捕了李膺、陈实、杜密等200余人,并对逃亡者悬赏追捕。
这就是发生于延熹九年(166年)的第一次“党锢之祸”。
后来,由于外戚集团的支持,桓帝下令开赦李膺等200人。
不久,外戚与党人联合起来计议诛杀宦官,泄秘后反被宦官先发制人,阴谋陷害,将李膺、杜密等200余人一并下狱处死。
之后,又在全国各地陆续逮捕“党人”。
灵帝建宁元年(168年),下诏各州郡查究党人,凡“党人”及其门生、故吏、父子、兄弟现居官位者,一概免职禁锢,这就是所谓第二次党锢之祸。
所谓“党锢”,也就是视为党人而予以禁锢,绝其仕进之路,永远不许为官。
郑玄曾为杜密故吏,又曾受杜密的赏识与提携,所以也被视为党人,于建宁四年(171年)和同郡孙嵩等40余人俱被禁锢。
这一年,郑玄才45岁。
郑玄被禁锢后,绝了仕进之路,使杜门不出,隐修经业,集中全部精力来进行遍注群经的工作。
郑学的主要成就,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汉代经学有今古文之分。
秦始皇焚书后,汉代有一些老儒生凭记忆背诵出来一些经文,用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即今文)记录并整理出来,叫做“今文经”。
西汉成、哀之世,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秘书,发现了一部用古籀文字书写的《春秋左氏传》,再加上由孔壁所得的《逸礼》、《古文尚书》,和当时尚未立于学官的《毛诗》,便成了古文经的主要经典。
研习今文经的,叫今文学派,修读古文经的,叫古文学派。
今古文经不仅经文有所不同,更重要的是其解说和观点差异甚大。
两派各按自己的观点注经立说和收徒讲学,渐成水火不相容之势,发展到相互指责、论辩,相攻如仇。
后来,古文经也被立于学官,取得了合法的地位,两派的斗争更加经常和激烈了。
到东汉时,今古文经并行,古文学派的影响迅速扩大。
郑玄进入经学界,正是处于今古文学派激烈斗争的形势之下。
今古文经学派的相互攻击,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进步意义,虽然两派都各自有一些长处。
经学讲究“师法”和“家法”:
严守经师之说毫不走样,叫做师法;同一经师的不同学生又各自为家,故师法之下又讲家法,在遵从师法的前提下才能成一家之言。
所以,师法是追溯渊源的,家法是对师说的引伸与发展。
如此“疏不破注”,叠床架屋,致使一经就有数家,一家又有若干说,各讲各的一套,谬误百出,使后学者不知所从。
繁琐、支离、教条,成了经学的突出弊病。
郑玄起初从第五元先学习《京氏易》、《公羊春秋》,是属于今文经学派的。
后来他又跟张恭祖学习《周官》、《左氏春秋》、《古文尚书》,这是属于古文经学派的。
可见他并不专守一师之说,尊一家之言,而是博学多师,兼收并蓄。
他在马融门下受业多年,而马融乃是古文经学大师,总的看,他是倾向于古文经学一边的。
但是,郑玄并不遵守当时经学中师法、家法那一套,他以自己渊博的学识遍注古文经,注中并不专用古文经学家的释义,同时也采用了许多个文经学家的解释。
即以古文为主,兼采今文,择善而从。
在受禁锢的14年中,郑玄遍注群经。
郑注出现以后,原来各守门户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便逐渐不再为人们所信了。
他在当时不仅集古文经学之大成,而且使古文今文融为一炉,独创了一个新的学派——郑学。
人们转而崇尚郑学,使之逐渐成为“天下所宗”的儒学。
例如,郑玄所注的古文经学费氏《易》流行,而今文经的施、孟、梁邱三家《易》便废止了;郑注《古文尚书》流传,而今文经的欧阳、大小夏侯三家《尚书》便散失了;郑玄笺注了古文经的《毛诗》,而今文经的齐、鲁、韩三家的《诗》也就不显了。
郑学的出现,使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变化,它使经学进入了一个“统一时代”(皮锡瑞语,见《经学历史》)。
本期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
当时有位著名的今文经学大师名叫何休,他用17年的时间写成了《公羊春秋解诂》一书,对《公羊》一书的内容多所发明。
从他的《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三文中可见,他认为《春秋》三传中只有《公羊》义理深远,象墨子的城防一样无懈可击。
而《左氏》与《谷梁》二传则存在严重的缺点,根本不值得研究。
郑玄乃针对他的观点,著《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以驳斥之。
他认为三传各有其优缺点,《公羊》并非十全十美。
何休读了郑玄的文章,也带着叹服的口气说:
“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意思是说郑玄能从他的文章中找出矛盾,用他自相矛盾的说法来驳倒他的立论。
由于郑玄对何休的批驳十分有力,使经师和学者们十分惊服。
据说当时京师之人称何休为“学海”,而称郑玄为“经神”,郑的声望远超过何。
当时求学者不远千里投到郑玄门下者甚众,他的徒党通于天下。
总之,郑玄从45岁被禁锢,到了58岁(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才蒙赦令,前后长达14年。
在此期间,他打破了经学的家法,注释与著书“几百余万言”,创立了郑学,在中国经学发展史上做出了无与伦比的突出贡献。
五、守节不仕与隐居授徒
黄巾农民大起义爆发后,东汉王朝为了平息地主阶级内部的纷争,以一致镇压农民起义,乃大赦党人,这时郑玄已58岁了,才获得自由。
郑玄曾先后游学十几年,走遍了各地,连大经师马融都自叹不如,成了全国著名的经学大师。
他著述丰赡,又弟子众多,在当时是有相当大声望的。
解除党禁后,朝廷当政者对郑玄的大名已早有所闻,于是争相聘请他人朝担任要职。
但郑玄求名而不求官,羞与外戚闭寺为伍,绝不愿涉足仕途,乃屡拒征辟,一心一意从事著书讲学的学术工作。
灵帝中平二年(185年),执掌朝廷权柄的外戚大将军何进为了笼络人心,首先征辟郑玄人朝为官。
州郡官吏胁迫起行,郑玄不得已,只好入朝去见何进。
何进为表示礼贤下士,对郑玄礼敬有加,设几、杖之礼以待之。
郑玄为保其名士节操,拒不穿朝眼,只穿普通儒者的便服与何进相见。
仅隔了一夜,未等授予官职就逃走了。
灵帝中平四年(187年),三司府曾先后两次征辟郑玄,但他都借故婉言谢绝了。
第二年,郑玄与荀爽、申屠蟠、襄楷、韩融、陈纪等14人并被征为博士,他因父丧而未去。
后将军袁隗表举郑玄为侍中,他仍以居丧为理由而拒绝出仕。
中平六年(189年),灵帝死,少帝刘辩继位,不久董卓废少帝而立献帝,迁都于长安。
这时,公卿们又举郑玄为赵王乾之相,但因战乱道路不通,仍没有受召。
郑玄屡拒征辟,其间除避乱于徐州外,大抵是在家乡隐居,聚徒讲学,专心经术,著书立说。
他的弟子遍于天下,多有人自远方而投至门下,如河内赵商、崔琰、公孙方、王基、国渊、郗虑等即为其间著名者。
他的学生常常超过千人,为一时之盛。
献帝建安二年(197年),袁绍为大将军,兼督冀、青、幽、并四州,为北中国最大的割据势力。
一次他大宴宾客,郑玄应邀出席,在席上对一些所谓“豪俊”的提问进行了一一的答对,语惊四座,使宾客无不折服。
袁绍乃举郑玄为茂才,并表请郑玄为左中郎将,但郑玄却毫不为之所动,一一予以婉拒。
献帝建安三年(198年),献帝征郑玄为大司农,这是位列九卿的高官,给安车一乘,所过郡县长吏送迎。
郑玄在家拜受后,便乘安车至许昌,但马上又借口有病,请求告老还乡。
他虽然并未到任就职,但已经拜受此命,故世人称他为郑司农。
总的看,郑玄解禁后被州辟、举贤良方正、茂才等共有14次,皆拒不受。
公车征左中郎、博士、赵相、侍中、大司农,也都没有就职。
有汉末黑暗的社会情况下,郑玄有意保持其名士的清节,不肯与他所鄙视的那些外戚、宦官及唯名利是图的假名士们为伍,而一心在学术上发挥自己的才智。
以布衣而雄视世人,不愧为真名士。
六、颠沛流离的晚年生活
郑玄不受征召,最初是领着学生们隐居在不其城南山里,进行注经和讲学活动。
由于黄巾起义,天下大乱,后来终至粮食断绝,无法维持下去了,只好与学生们痛哭一场,分手各奔前程了。
献帝初平二年(191年),黄巾军攻占青州,郑玄在高密也待不下去了,便逃到徐州避乱。
徐州牧陶谦曾大破黄巾